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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8年以来，作为国家开发银行的掌门人，陈元的名字与开发性金融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开拓者和先行者。
2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后称国开行)在上海主办“财政、金融管理与开发性金融论坛”，就“共同促进建设健康财政、健康金融”主题进行高层研讨。
2月15日，国开行与安徽省政府在北京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未来5年内开行将向安徽省提供总额120亿元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性贷款，贯彻中央“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
在2006年春节长假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所举办的这些频繁的重大活动中，一个身影马不停蹄地闪现其间一一这就是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陈元。
低调如父
搜索关于陈元受访的个人信息或人物专访，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他公开发表的专文和与自己工作直接相关的访谈，即使如此，也是从2002年国家开发银行的发展态势彻底扭转后才陆续出现。
而陈元在媒体上较长时间的公开亮相，一次是2004年4月．受邀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畅谈开发性金融和国开行实践经验；一次是2005年3月，新华社邀请陈元到新华网做关于“中国金融科学发展之路”的在线访谈；另一次是2005年6月，陈元的父亲——众所周知的杰出国家领导人陈云诞辰100周年时，受邀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与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的小妹陈伟兰一起缅怀他们的父亲。
陈元为人的低调可见一斑。而这种个性与他的父亲几乎如出一辙。
陈家原姓廖，陈云原名廖陈云，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而隐姓，陈元自然也就随父更姓。陈元的母亲于若木对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透露：女儿的名字为她所取，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有人根据《易经》的易理分析，陈元的名字表明：他“谦恭做事，外德人和，大事成就，一门兴隆”。
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肖伟俐的纪实作品《家风》一书中，描写陈云一家的《国计已推肝胆许 家财不为子孙谋》这一章节提到：陈云和于若木夫妇育有五子，分别是大女儿陈伟力、大儿子陈元、二女儿陈伟华、小女儿陈伟兰和小儿子陈方。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的职业也各有特点，有教师。有干部、也有企业家。虽然工作岗位和性质不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谦和而好学。在党内，陈云及家人行事低调、不事浮华的作风，一直受人称道，这与陈云严肃的学风、严谨的家风密不可分。
1995年，陈云逝世后不久，叶永烈为出版《陈云全传》采集有关资料时发现，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五号人物”，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二号人物”，曾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此前在海外，关于他的传记竟然一本也没有，而在国内就连介绍他生平的文章也极少。
“他的身世，当时除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上登载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之撰写的一千多字的小传外，鲜为人知。”叶永烈很是感慨。据说，经过陈云审阅的《陈云画册》直到8年后他90岁生日时才得以出版；而未经他审阅就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他无意中听说后便强令停播。陈云办事稳健，非常谦逊。陈云写过这样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毫无疑问，在父亲40岁时才出生的长子陈元，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自然受到不少的耳濡目染，陈元低调谦和、好学务实的做派不能不说是父亲言传身教出来的。
走自己的路
当初陈云同志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陈元走上金融的从业道路，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可能与他父亲的引导有关。但陈元透露说，这并非是他父亲包办的，而是个人的选择。“我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工作当中做出的决定给予评价，然后对你做得好的给予鼓励，有时候对你提醒一两句，所以我们家几个人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都不是父母制定的、包办的。”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时直言不讳。
不过，他并不否认受了父亲的诸多影响，“应该这么说，就是我父亲以及其他第一代领导人，他们是在一个历史舞台的中间来做这些历史上的重大的事情的，我们是在侧面，从家庭的角度，能近距离看到很多的细节和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就能多受一些教育。”
小妹陈伟兰回忆说：“有一次，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父亲在江西，陈元在湖南，陈元写了一封信回来，说，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怎么写得不对，什么观点不对，我父亲在上头画的横的、竖的，后来我就说，陈元还是挺努力学习的，观点挺鲜明的。父亲说就是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磨炼磨炼，看他能不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
陈元对于遭受父亲的批评，更是“已经都比较习惯了”。他说，“大一点比如说我看书，年轻人浮躁，有时候浮想联翩，写一串感想，到他那儿一般来说是要碰钉子的，因为你未必是从实际出发，你这些想法很多是不现实的，不是实际当中的问题，不是你想的，特别是看了一些理论的书。原著这当中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这与他父亲陈云的座右铭“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一切都为他日后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知难而上
从陈元的家风和他本人的作风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的人。陈元对自己的低调，对国开行改革与对开发性金融的“高调”，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以说，陈元出任国开行行长的8年，几乎就是将国开行从单纯的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成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8年。甚至还可以说，近年来开发性金融的理念得到社会各界上上下下的认同，与陈元带领国开行的成功实践和大力普及是分不开的。
1998年3月，他从干了1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职，调到国开行出任行长的时候，国开行的不良贷款是32．6％。但他没有抱怨，没有退缩，而是知难而上。2004年，当他面对CCTV《对话》的众多观众，回顾起当年接到调任通知的心情时说：“我当时从精神准备来说确实不足。那会儿的账本情况就不太好，不太理想，我看到时非常着急。”从监管高层到被监管对象，更何况面临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他还是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以后连续几年，国开行对外的声音都很少，但真正的改革动作从他上任那天起就已开始。 真正引起国内业界关注的，最早还是来自于境外的评价。2003～2004年连续两年，香港权威财经杂志《亚洲金融》将国开行评为“亚洲最赚钱银行”。国开行还被《国际金融》杂志评为亚洲最盈利的银行之一。2004年，《华尔街日报》以少有的对国内银行的肯定态度，以《从放贷机器到明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向借款人说“不”》为标题对国开行199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进行大幅报道。
而这所有的美誉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支撑：陈元到国开行任职8年来，开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连年“双降”。从2002年开始，开行不良贷款率逐步进入稳定期，处于2％以下的低位运行状态，与国际一流银行进入稳定期后的特征一致。
在2004年3月国开行成立十周年之际，陈元豪情寄语：“十年来，开行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等领域累计发放贷款1．6万亿元。常言道，千年树木，回望十年，木已成林。”
改变规则的调整大师
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发生困难时，总是把陈云“请”出来，由他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所以，陈云有了“调整大师”之誉。而陈元或许不经意间继承了父亲的这一“传家宝”。他无疑成了国开行的“调整大师”，将国开行从单纯政策性银行发展成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陈元说：“从政策性银行到开发性金融机构，意味着开行已经不是靠补贴了。我们有自己的市场业绩和市场活力。”一位海外投行业界人士这样评价陈元：“他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他将一个死气沉沉．官僚的政策性银行改造成了一个敏捷而有远见的金融机构。”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经济，要想在金融领域跟上国外的发展，必须改变落后的市场和原来落后的规则。所有金融银行成功的发达国家，很多的经验是源于他们制度的强盛和金融的强盛，最后才会使国家强盛，这是我坚信的一个客观规律，我是想借助于开发银行的机构和组织，借助着这个杠杆撬动这个整个过程。我所要求的只有一点，就是按照金融规则办事。我给你巨额的资金，希望换回一个市场化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但对开行有利、对政府有利、对企业有利、对全社会都有利。”陈元话语的背后，有一种对开发性金融所特有的市场建设作用的推崇和厚望。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认为，这些年看到国开行的所作所为，觉得陈元非常大刀阔斧。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原首席代表布鲁斯·莫利曾在2004年不无诙谐地说：“陈元看上去和10年前一样，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心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让我很嫉妒。”言下之意就是，陈元敢于破旧图新。
也有人不无幽默地把陈元的角色形容为“走钢丝”，钢丝的两头，一头是政策，一头是市场。陈元本人则这样阐发他的开发性金融理念：“虽然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国家的，但是也要遵循市场规则。开发性金融是我们以融资为载体，推进制度建设的途径。我们要通过融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更要通过融资，促进整个市场、制度建设的发展。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从小开始照“镜子”
实际上，这个“良好的开端”来得并不容易。陈元说：“在国开行这些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贯穿‘照镜子’的方法。国外的先进经验犹如一面镜子。”
陈元透露：“1998年我们开始信贷改革时行内外有很多看法，很多人认为政策性银行就应该有不良贷款。后来我们请国际咨询公司进行外部咨询、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有人又认为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不能接受美国的意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策性银行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从财政融资的观念和方式中转型，内部的思想也是极不统一，阻力非常大。经过咨询后，我们设立了‘防火墙’，严格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审贷分离，初步解决了新增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
此外，国开行把信贷规则制度化，编写出《信贷管理手册》，咨询国际上几个大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树立市场业绩、风险控制的目标。陈元说“我们广泛借鉴国际同业的经验，搞融资民主，投票制，电子路演。这当中我们独创发明了融资民主。同时，我们聘请普华等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对我行财务进行审计，改进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国开行的每一步都是克服各种思想阻力、‘照镜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在国开行内部，流传着陈元的这么一句话：“在贷款上，我只有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开行的信贷集体审批制和融资民主制。也正是这种内部机制创新，使过去的人情贷款和潜在不良贷款得以杜绝。
“开发性金融的典型代表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机构和当前开行所使用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我们树立了清晰、明确和完整的目标。我还要强调，不要盲目照搬国外经验。西方银行的原理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最后的实际操作还得靠我们自己。”
国开行网站上的一份文案这样描述他们的行长：1998年以来，陈元行长领导国开行把国际先进的金融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结合起来，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树立国家信用与市场业绩相统一的办行宗旨，确立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的运作思路，瞄准国际标准，锐意改革，开发性金融得到蓬勃发展。
陈元爱照“镜子”的国际视角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参考消息》可以说是他最早的国际启蒙老师。陈元回忆说：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我就非常好奇，去看父亲时看到办公室有报纸，其中有《参考消息》。“特别爱看，看了以后就开始想这里头是个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怎么理解，慢慢的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记得文革期间，在江西南昌，看到我父亲在《参考消息》上划出一些杠，或者标题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让我注意看。特别让我记忆很深的就是，他给我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叫沃尔克，这个人后来我认识了，现在也是我们银行的顾问，他就说，这个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美国的总统，经济上的总统，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我并没有理解很多更深的东西，但是这个使我觉得很重要，所以以后对这些问题我更加关注。从那个时候金融上的事情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引起我的兴趣。”
致力于富国富民
如今，业内对于国开行的开发性金融普遍的理解就是，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国家信用，通过融资推动信用建设、制度建设、市场建设，从而实现政府目标和国家战略。这样，告别政策性银行的所谓亏损、补贴的误区，使之真正回归到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以国家战略为目标，不唯商业化是瞻但又遵循市场规律的“政策性”银行本位，继而发展到开发性金融层次。
而国开行重点支持的领域，尽管仍主要还是“两基一支”，但更重要的 是围绕着国家战略决策和政府规划目标，说通俗一点，就是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富国富民而又非简单地需要财政拨款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那些前期需要大规模融资而后期可以吸引市场资源，同时又符合上述条件的项目，尤其是国开行鼎力支持的对象。
截至2005年底，国开行各项贷款余额达16，866亿元人民币；当期和累计本息回收率分别为100．02％和99．23％，连续二十四个季度(6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不良贷款率仅为0．87％，不良率和不良额再次实现“双降”；风险准备金对不良资产的覆盖率达到222％。这再次验证着开发性金融的魅力和效力，也继续验证着陈元坚持的改革和创新的正确。
国开行也更多地从“富国的国计”安排，走向“富民的民生”，“亲民”的形象使百姓对国开行感到不再遥远。2005年，国开行累计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户12413个，创造就业岗位33．9万个。在河南、山西、青海等地发放助学贷款7．18亿元，支持了15．7万贫困大学生。发放应急贷款9．59亿元，为应对禽流感。吉化爆炸、九江地震等突发事件提供支持。而且，目前国开行的微贷款项目已经在内蒙古包头市和浙江省台州市两个试点地区启动。
2005年11月，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后称上合组织银联体)在于莫斯科正式成立，在各国领导人的见证下，陈元代表中方在协议上签字，并随后当选为首任主席。此间有评论指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当选为银联体首任主席，标志着中国在通过开发性金融对周边国家发挥作用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有利于中国企业实施的国际合作业务，有利于中国政府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广泛合作。
作为上合组织银联体的倡议发起方，国开行行长陈元早在三年前就提出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成立银联体，在合作方式上以金融合作取代过去的财政和捐赠的方式．共同实现各国政府的发展目标。而出任上合组织银联体首任主席，可以说，为我国更好地实现开发性金融在国际区域间合作的战略构建一条便捷的通道。
2005年12月，陈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做开发性金融市场建设的先行者》，再次阐述了开发性金融的政府目标、制度建设和市场法则之间的关系。陈元与国开行的不解之缘，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要为中国的开发性金融实践提供一个成功的样本和参照。
(见习记者李静对此文亦有贡献)
2月9日，国家开发银行(后称国开行)在上海主办“财政、金融管理与开发性金融论坛”，就“共同促进建设健康财政、健康金融”主题进行高层研讨。
2月15日，国开行与安徽省政府在北京签署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未来5年内开行将向安徽省提供总额120亿元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性贷款，贯彻中央“中部崛起”发展战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
在2006年春节长假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作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所举办的这些频繁的重大活动中，一个身影马不停蹄地闪现其间一一这就是国家开发银行的行长陈元。
低调如父
搜索关于陈元受访的个人信息或人物专访，几乎没有。大部分都是他公开发表的专文和与自己工作直接相关的访谈，即使如此，也是从2002年国家开发银行的发展态势彻底扭转后才陆续出现。
而陈元在媒体上较长时间的公开亮相，一次是2004年4月．受邀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畅谈开发性金融和国开行实践经验；一次是2005年3月，新华社邀请陈元到新华网做关于“中国金融科学发展之路”的在线访谈；另一次是2005年6月，陈元的父亲——众所周知的杰出国家领导人陈云诞辰100周年时，受邀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与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的小妹陈伟兰一起缅怀他们的父亲。
陈元为人的低调可见一斑。而这种个性与他的父亲几乎如出一辙。
陈家原姓廖，陈云原名廖陈云，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而隐姓，陈元自然也就随父更姓。陈元的母亲于若木对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透露：女儿的名字为她所取，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有人根据《易经》的易理分析，陈元的名字表明：他“谦恭做事，外德人和，大事成就，一门兴隆”。
在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肖伟俐的纪实作品《家风》一书中，描写陈云一家的《国计已推肝胆许 家财不为子孙谋》这一章节提到：陈云和于若木夫妇育有五子，分别是大女儿陈伟力、大儿子陈元、二女儿陈伟华、小女儿陈伟兰和小儿子陈方。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的职业也各有特点，有教师。有干部、也有企业家。虽然工作岗位和性质不同，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谦和而好学。在党内，陈云及家人行事低调、不事浮华的作风，一直受人称道，这与陈云严肃的学风、严谨的家风密不可分。
1995年，陈云逝世后不久，叶永烈为出版《陈云全传》采集有关资料时发现，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五号人物”，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第二号人物”，曾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此前在海外，关于他的传记竟然一本也没有，而在国内就连介绍他生平的文章也极少。
“他的身世，当时除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上登载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之撰写的一千多字的小传外，鲜为人知。”叶永烈很是感慨。据说，经过陈云审阅的《陈云画册》直到8年后他90岁生日时才得以出版；而未经他审阅就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他无意中听说后便强令停播。陈云办事稳健，非常谦逊。陈云写过这样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
毫无疑问，在父亲40岁时才出生的长子陈元，从小就在父亲身边长大，自然受到不少的耳濡目染，陈元低调谦和、好学务实的做派不能不说是父亲言传身教出来的。
走自己的路
当初陈云同志在中央主管经济工作，陈元走上金融的从业道路，不少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可能与他父亲的引导有关。但陈元透露说，这并非是他父亲包办的，而是个人的选择。“我父亲从不代替我们做任何决定，但他会对你工作当中做出的决定给予评价，然后对你做得好的给予鼓励，有时候对你提醒一两句，所以我们家几个人各自有自己不同的发展，都不是父母制定的、包办的。”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时直言不讳。
不过，他并不否认受了父亲的诸多影响，“应该这么说，就是我父亲以及其他第一代领导人，他们是在一个历史舞台的中间来做这些历史上的重大的事情的，我们是在侧面，从家庭的角度，能近距离看到很多的细节和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就能多受一些教育。”
小妹陈伟兰回忆说：“有一次，还是文化大革命中间，父亲在江西，陈元在湖南，陈元写了一封信回来，说，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怎么写得不对，什么观点不对，我父亲在上头画的横的、竖的，后来我就说，陈元还是挺努力学习的，观点挺鲜明的。父亲说就是要敲打敲打他，让他磨炼磨炼，看他能不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
陈元对于遭受父亲的批评，更是“已经都比较习惯了”。他说，“大一点比如说我看书，年轻人浮躁，有时候浮想联翩，写一串感想，到他那儿一般来说是要碰钉子的，因为你未必是从实际出发，你这些想法很多是不现实的，不是实际当中的问题，不是你想的，特别是看了一些理论的书。原著这当中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这与他父亲陈云的座右铭“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可以说是“异曲同工”。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有两个原则：一是读好书；二是做好人。陈元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阶段自学哲学，通读《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一切都为他日后顺利考入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知难而上
从陈元的家风和他本人的作风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先做后说的人。陈元对自己的低调，对国开行改革与对开发性金融的“高调”，可以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以说，陈元出任国开行行长的8年，几乎就是将国开行从单纯的政策性银行改革发展成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8年。甚至还可以说，近年来开发性金融的理念得到社会各界上上下下的认同，与陈元带领国开行的成功实践和大力普及是分不开的。
1998年3月，他从干了1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一职，调到国开行出任行长的时候，国开行的不良贷款是32．6％。但他没有抱怨，没有退缩，而是知难而上。2004年，当他面对CCTV《对话》的众多观众，回顾起当年接到调任通知的心情时说：“我当时从精神准备来说确实不足。那会儿的账本情况就不太好，不太理想，我看到时非常着急。”从监管高层到被监管对象，更何况面临堆积如山的不良贷款的历史包袱，他还是感到了不小的压力。以后连续几年，国开行对外的声音都很少，但真正的改革动作从他上任那天起就已开始。 真正引起国内业界关注的，最早还是来自于境外的评价。2003～2004年连续两年，香港权威财经杂志《亚洲金融》将国开行评为“亚洲最赚钱银行”。国开行还被《国际金融》杂志评为亚洲最盈利的银行之一。2004年，《华尔街日报》以少有的对国内银行的肯定态度，以《从放贷机器到明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向借款人说“不”》为标题对国开行1998年以来取得的成绩进行大幅报道。
而这所有的美誉都基于这样的事实支撑：陈元到国开行任职8年来，开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连年“双降”。从2002年开始，开行不良贷款率逐步进入稳定期，处于2％以下的低位运行状态，与国际一流银行进入稳定期后的特征一致。
在2004年3月国开行成立十周年之际，陈元豪情寄语：“十年来，开行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等领域累计发放贷款1．6万亿元。常言道，千年树木，回望十年，木已成林。”
改变规则的调整大师
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发生困难时，总是把陈云“请”出来，由他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所以，陈云有了“调整大师”之誉。而陈元或许不经意间继承了父亲的这一“传家宝”。他无疑成了国开行的“调整大师”，将国开行从单纯政策性银行发展成为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陈元说：“从政策性银行到开发性金融机构，意味着开行已经不是靠补贴了。我们有自己的市场业绩和市场活力。”一位海外投行业界人士这样评价陈元：“他做了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他将一个死气沉沉．官僚的政策性银行改造成了一个敏捷而有远见的金融机构。”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现代化经济，要想在金融领域跟上国外的发展，必须改变落后的市场和原来落后的规则。所有金融银行成功的发达国家，很多的经验是源于他们制度的强盛和金融的强盛，最后才会使国家强盛，这是我坚信的一个客观规律，我是想借助于开发银行的机构和组织，借助着这个杠杆撬动这个整个过程。我所要求的只有一点，就是按照金融规则办事。我给你巨额的资金，希望换回一个市场化的规则，这个规则不但对开行有利、对政府有利、对企业有利、对全社会都有利。”陈元话语的背后，有一种对开发性金融所特有的市场建设作用的推崇和厚望。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认为，这些年看到国开行的所作所为，觉得陈元非常大刀阔斧。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原首席代表布鲁斯·莫利曾在2004年不无诙谐地说：“陈元看上去和10年前一样，仍然保持着年轻人的心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让我很嫉妒。”言下之意就是，陈元敢于破旧图新。
也有人不无幽默地把陈元的角色形容为“走钢丝”，钢丝的两头，一头是政策，一头是市场。陈元本人则这样阐发他的开发性金融理念：“虽然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国家的，但是也要遵循市场规则。开发性金融是我们以融资为载体，推进制度建设的途径。我们要通过融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更要通过融资，促进整个市场、制度建设的发展。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从小开始照“镜子”
实际上，这个“良好的开端”来得并不容易。陈元说：“在国开行这些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我们始终贯穿‘照镜子’的方法。国外的先进经验犹如一面镜子。”
陈元透露：“1998年我们开始信贷改革时行内外有很多看法，很多人认为政策性银行就应该有不良贷款。后来我们请国际咨询公司进行外部咨询、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有人又认为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不能接受美国的意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策性银行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从财政融资的观念和方式中转型，内部的思想也是极不统一，阻力非常大。经过咨询后，我们设立了‘防火墙’，严格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审贷分离，初步解决了新增贷款的风险控制问题。”
此外，国开行把信贷规则制度化，编写出《信贷管理手册》，咨询国际上几个大的投资银行、商业银行，树立市场业绩、风险控制的目标。陈元说“我们广泛借鉴国际同业的经验，搞融资民主，投票制，电子路演。这当中我们独创发明了融资民主。同时，我们聘请普华等国内外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对我行财务进行审计，改进治理结构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国开行的每一步都是克服各种思想阻力、‘照镜子’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在国开行内部，流传着陈元的这么一句话：“在贷款上，我只有否决权，没有审批权”。实际上指的就是国开行的信贷集体审批制和融资民主制。也正是这种内部机制创新，使过去的人情贷款和潜在不良贷款得以杜绝。
“开发性金融的典型代表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些机构和当前开行所使用的方法基本是一样的，我们树立了清晰、明确和完整的目标。我还要强调，不要盲目照搬国外经验。西方银行的原理要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最后的实际操作还得靠我们自己。”
国开行网站上的一份文案这样描述他们的行长：1998年以来，陈元行长领导国开行把国际先进的金融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结合起来，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树立国家信用与市场业绩相统一的办行宗旨，确立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的运作思路，瞄准国际标准，锐意改革，开发性金融得到蓬勃发展。
陈元爱照“镜子”的国际视角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参考消息》可以说是他最早的国际启蒙老师。陈元回忆说：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我就非常好奇，去看父亲时看到办公室有报纸，其中有《参考消息》。“特别爱看，看了以后就开始想这里头是个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怎么理解，慢慢的就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记得文革期间，在江西南昌，看到我父亲在《参考消息》上划出一些杠，或者标题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让我注意看。特别让我记忆很深的就是，他给我讲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当时叫沃尔克，这个人后来我认识了，现在也是我们银行的顾问，他就说，这个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美国的总统，经济上的总统，这个对我印象很深，我并没有理解很多更深的东西，但是这个使我觉得很重要，所以以后对这些问题我更加关注。从那个时候金融上的事情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引起我的兴趣。”
致力于富国富民
如今，业内对于国开行的开发性金融普遍的理解就是，充分运用国家赋予的国家信用，通过融资推动信用建设、制度建设、市场建设，从而实现政府目标和国家战略。这样，告别政策性银行的所谓亏损、补贴的误区，使之真正回归到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以国家战略为目标，不唯商业化是瞻但又遵循市场规律的“政策性”银行本位，继而发展到开发性金融层次。
而国开行重点支持的领域，尽管仍主要还是“两基一支”，但更重要的 是围绕着国家战略决策和政府规划目标，说通俗一点，就是涉及到国计民生和富国富民而又非简单地需要财政拨款的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那些前期需要大规模融资而后期可以吸引市场资源，同时又符合上述条件的项目，尤其是国开行鼎力支持的对象。
截至2005年底，国开行各项贷款余额达16，866亿元人民币；当期和累计本息回收率分别为100．02％和99．23％，连续二十四个季度(6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不良贷款率仅为0．87％，不良率和不良额再次实现“双降”；风险准备金对不良资产的覆盖率达到222％。这再次验证着开发性金融的魅力和效力，也继续验证着陈元坚持的改革和创新的正确。
国开行也更多地从“富国的国计”安排，走向“富民的民生”，“亲民”的形象使百姓对国开行感到不再遥远。2005年，国开行累计支持中小企业和农户12413个，创造就业岗位33．9万个。在河南、山西、青海等地发放助学贷款7．18亿元，支持了15．7万贫困大学生。发放应急贷款9．59亿元，为应对禽流感。吉化爆炸、九江地震等突发事件提供支持。而且，目前国开行的微贷款项目已经在内蒙古包头市和浙江省台州市两个试点地区启动。
2005年11月，一个新型的国际金融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后称上合组织银联体)在于莫斯科正式成立，在各国领导人的见证下，陈元代表中方在协议上签字，并随后当选为首任主席。此间有评论指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当选为银联体首任主席，标志着中国在通过开发性金融对周边国家发挥作用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有利于中国企业实施的国际合作业务，有利于中国政府与上合组织各成员国之间的广泛合作。
作为上合组织银联体的倡议发起方，国开行行长陈元早在三年前就提出要在上合组织框架下成立银联体，在合作方式上以金融合作取代过去的财政和捐赠的方式．共同实现各国政府的发展目标。而出任上合组织银联体首任主席，可以说，为我国更好地实现开发性金融在国际区域间合作的战略构建一条便捷的通道。
2005年12月，陈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做开发性金融市场建设的先行者》，再次阐述了开发性金融的政府目标、制度建设和市场法则之间的关系。陈元与国开行的不解之缘，似乎注定要成为中国开发性金融的开拓者和先行者，要为中国的开发性金融实践提供一个成功的样本和参照。
(见习记者李静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