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人的世界眼光几乎跟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同命运。天下文明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制受困于西方及其民族国家体系，闭关锁国、全面开放、崇洋媚外、中体西用……这种封锁或自闭、开放或媚外，几乎构成了我们的两极。面对西方或域外文明，我们中国的自处和相处之道经历了曲折和反复，这个坎坷而不得不自强新生的道路是奇异的，又是屈辱的、险恶的。师生、敌友、异端、战略伙伴关系……这样的非常情绪影响了我们安身立命的状态。
　　直到今天，我国的社会思潮动荡仍跟对外关系有关。在反对外人妖魔化我们时，我们敏感的神经也难以健全平易。看着年轻一代人激进的民族主义宣言，作为过来人，我们有着一言难尽的感慨。
　　回忆我一生的世界眼光是有趣的。在冷战时代，我们是封闭的，我们一方面不得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一方面宣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时自顾不暇，谈外谈洋色变；我们自卑又自大，但为什么我们一穷二白呢?朋友在哪里呢?准在妨碍我们发展呢?……从国家到个人，我们都离世界文明主流相去甚远。
　　3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度过了短缺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个人也不再是计划体制下的灰色人，而是跟国际社会近乎同步的文明的受益者。这一经验只是中外文明交往的一个小小案例，却也雄辩地说明开放成全的可能性，而敌意、紧张等等则败坏了文明。事实上，洋务运动、北洋时代、国民政府主政的黄金十年……凡是中国快速发展的时期，都是开放的。
　　我们富强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繁荣起来的价值观何在?我们服务于世界和人类文明的关键在哪里?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尚未得以解答，我们社会反而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弱者情绪里。我们对外尚未知人论世、平等相待，就再度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有阴谋了，以为他们失落失态，以为他们也有如余英时教授说的“嫉羡交织”之心了。
　　因此，看到余世存编著的《非常道Ⅱ：20世纪中国视野中的世界话语》，我是认可并赞同的。从孙中山以降的政治家。，到顾准、钱钟书这样的学问家，都明白开放心智的通感，都明白开放行为带来的文明福祉。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些话说得多好啊。
　　梁启超说过，中国有着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文明阶段。我们现在处在第三阶段的入口处，我们理应对国际社会的人物故事如数家珍，他们跟中国的历史一道构成了我们的文明财富，熟悉、了解他们，将有益于我们自身，有益于文明的健康发展。当今的世界文明也处于一体化进程的“深水区”，其状态仿佛我国的春秋时代，《非常道Ⅱ：20世纪中国视野中的世界话语》是个性的展示，是每个人的“一家之言”；又是新的“国语”，它指向新的国家文明和个人文明。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