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天放学，吉林省榆树市第二实验小学（以下简称“榆树二小”）五年级学生唐小英都是先出教室，再进老师办的课后班。这已是第三个年头。
2014年，教育部联合5部委发文，禁止课堂内容课外补、学校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生有偿补课等行为。
同一年，榆树市教育局就在职老师有偿补课开展专项治理。2015年3月，榆树市教育局局长在全市中小学校长会议上表示，要重点纠正教师违规办班补课、非法招收住宿生等为师不德问题。
参加课后班的不止唐小英一人。通常，学生由教室列队而出，在校门外排成新的队列，准备再次走进校园外的“教室”。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榆树市市区内的第四小学（以下简称“四小”）、培英小学、实验小学、榆树二小、第七小学等均出现这样的景象——放学的学生分散成数支小队，待人数齐整，由一两位时常戴着口罩的成年人领着，走向学校旁或明或暗的课后班。
不止在榆树市，课后班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是教育部门年年喊打的目标。2013年，教育部祭出“解聘”狠招——对于在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课堂内容课外补，向所教学生收取补课费的，要依据教师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然而，课后班依然疯狂。
“几乎每个老师都在办班”
“接送班”“长托班”“辅导班”……名目繁多的课后班挂牌营业，遍布学校四周。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社会力量所办课后辅导班约有70多个。这只是官方数字，更多课后班甚至连招牌都不敢挂。
课后班分两类，即在职老师办班和社会力量办班。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校门口的小队伍中通常包含这两种，分辨要领在于，社会力量办班的学生由于来自不同年级，学生个子高矮不一，由于各个年级放学早晚不同，多是分批接送，学生数量因此不集中；而老师办班的学生队伍由于多是来自同一班，其身高较为统一，数量较集中，一队有二三十人。
在培英小学和榆树二小，南方周末记者各随机采访了10多位家长，除了少数不清楚，其他家长均证实老师办班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有家长直言，课后班已是公开的秘密。
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距离学校不足百米，约8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坐着50多个跟她一样来补习的学生。这种课后班由老师操办，主要是照顾学生下午放学后做作业。
据第七小学附近多位居民介绍，一位王姓老师在学校东侧租了两间民房办起了长托班，有约30个第七小学学生。民房离学校仅一路之隔，进屋银色门常常处于关闭状态。院内有一墙隔开男女学生两个生活空间，屋内摆着10来个上下铺。一妇女说，要进长托班，得缴2 000元。这种长托班，除了辅导学习，还安排寄宿。经该小学多名学生证实，这个长托班为王老师所办。
5年前，榆树市实验高中有3名教师因办班被查处；如今，这一现象并未根治，多位实验高中学生称，“依旧有老师在办班”。一高二学生说，老师办班大多是在周六日补课，8节课300元。和他一同补课的仍有20个同学。
榆树二小多位家长说，“可能除了校长，几乎每位老师都在办班”。第四小学旁一位社会辅导班机构负责人说，“四小50多个班，大概有六七十名教师在参与”。不过，此说未获证实。
老师办班多隐身于民居。在培英小学旁的新东方家园，有居民抱怨课后班的孩子太吵闹，小区楼道墙上被乱写乱画。
在招揽生源时，多数办班老师采取暗示的方法，家长也能心领神会。“现在学校老师多是跟班走，一跟就是3年或6年，得罪不起。”培英小学一家长说，起初她家孩子没补课，有段时间回家抱怨老师总不提问他，也不表扬他。“孩子上学需要鼓励，你一鼓励，他劲头才足。”后来该家长找老师报了班，孩子在课上屡获表扬。
部分老师的开班方式更为直白。榆树二小一家长曾接到教师的劝补电话，“你孩子成绩不行，来我班补习补习就好了。不补习还学什么习？”
培英小学一知情老师证实，2013年，该校两位教师因办班争抢生源而大打出手。
2010年，时任榆树市教育局局长李申利曾斥责，“个别教师课后办班，课上内容课外讲，更有甚者，威胁或变相威胁，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穿小鞋’”的现象，认为这是“把育人的义务当作敛财的权力”。
老师“提成”，社会班补缺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曾考虑过价格更为低廉的社会力量办的班。权衡后，还是去了老师那里。在周兰看来，调座位、评优秀、选班干部，甚至课上提问和批改作业都是老师的“权力来源”。“现在老师办班，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周兰说。
相比社会办班，老师办的课后班有天然优势，家长对老师的班也更有信任感。
要求化名的社会力量办班者赵仁说，在老师办班日益隐蔽的情况下，虽然孩子因老师辅导而获得进步的成效并不明显，但家长依然心甘情愿。
赵的课后班离四小仅一街之隔，开班7年，如今班里的人数有42人，为历史最高。这份成绩源于与老师合作。对老师介绍过来的学生，赵会给一定提成，但他不愿透露具体金额。
同属社会力量办班的李丽在榆树二小附近开了个课后班，她不得不与老师“合作”。除了支付正常的房屋水电费用，李丽还有笔额外支出——按照每生每月40元给老师提成，这笔钱类似于“保护费”，“保护”自己的生源不被办班的老师挖走。
2012年的一天，李丽发现学生来了不久便转走。经打听，得知去了老师所办的课后班。说起此，李丽无奈又气愤，“老师只要说一句‘你家孩子最近学习状态不好，给你推荐家靠谱的补习班’，一般的家长便会把孩子转走。”
现居长春的刘云，2012年曾在榆树市开办一家外语培训班，坚持两年多还是关了门。他说，关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给老师的提成稀释了利润。
也有机构至今惨淡经营。李同是榆树市榆西大街上一家培训机构的管理人员，他所在的机构处在榆树二小附近。这家开张于2014年的培训机构，有一栋可用于课后班的四层楼房，但到目前，入住学生数为零，唯一在用的床铺是他自己睡。李同猜测，造成如今窘境，是生源被老师抢走了。 5倍工资的课外收入
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科长王玉春坦承，老师办班的一个强大动因是利益驱动。
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14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教育行业篇内容，“中国课外辅导市场规模已达到惊人的6 502亿元人民币”。
榆树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老师说，“学校有位老师，办班前月工资两千多，还有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办班两年，不仅还清了房贷，还买了辆20多万元的车。”
以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为例，住宿生每学期2 000元，接送生每人每月500元。班上有22名住宿生和30名接送生，该老师一年课外收入约23万元。而他一年的工资收入，还不到办班收入的五分之一。
高收入的另一面，是经济上的低成本投入。自2008年开始办班的赵仁说，“办班不难，租间民房雇两人，每人月工资1000多元，一人负责接送，一人负责辅导。”按照榆树的租房行情，租一间90平方米的房子年租金1万元左右。
榆树实验高中有3名老师办班，把28个学生塞进了10平方米的房间里，补习10天收费约25万元。不过，这3名老师后被教育主管部门处分。
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2012-2014年共查处教师乱办班、非法招收住宿生案件16起，对违纪老师处以“交流到农村学校”（17人）、“行政警告”（16人）、“行政记过”（15人）、“辞退”（2人）等。
该教育局一工作人员介绍，近些年该局一直没有放弃纠正老师课后班问题。虽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倡举报，但学生家长对此心有顾忌。
不止一位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言语谨慎。“怕影响自家孩子上学。”一位家长说，他曾看到长春市有家长因举报老师办班而被查出来的新闻报道，最终，那位举报人的孩子因受不了学校的“青眼有加”而被迫转学。对于家长的顾虑，榆树市教育局承诺会严格保密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教育局禁补课却遭围攻
通常，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查处老师办班，但现实中，查处情况并不理想。
史岩是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的一员。他指着手上的伤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次检查过程中，一名高中学生抡起一把椅子向他砸了过来，正好砸到了他的手。对于教育部门的正常查处工作，该学生很生气，“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学习？”这件事也让当地教育局有关人士对课后班有了新的认识——教师办班补课有其强烈的社会需求。
榆树市实验中学高二学生李树便是教师补课的支持者。除了周日，他也参加了寒假补课。他家并不富裕，父母月工资加起来共4 000元，一家人挤住在平房里，为了他上学，至今还没购置新房。在李树看来，高考是鱼跃龙门的好机会，而补课是前期必要的投资。
和李树拥有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史岩记得2014年上千高三家长围堵教育局。事情的起因是，榆树市教育局从当年开始禁止高三补课，而在此之前，高三并不在禁止之列。在长春及周边省市仍有地方可以补课时，家长们质问：“为什么我们补不了？”史岩回忆道，“那天（教育局）楼里站满了人，连去卫生间都困难。”
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之下，老师办班变成一件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这种需求随年级的增加而愈发强烈。
对于考试压力相对较小的小学来讲，老师办班也给家长提供了便利。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说，“课后班被你们曝光后，以后孩子放学去哪儿？”周兰和很多学生家长一样，因工作，无暇及时接孩子，于是，把孩子留在老师办的课后班里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一位全职妈妈也称，要不然，一天的时间都耗在孩子身上了。
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里22个住宿生多来自农村。该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张树林说，榆树是产粮大县，农民多出去打工，据统计，2014年榆树劳务输出约40万人。每年留守儿童约10万人次，这些孩子需要人来监管。于是，课后班、长托班顺势疯长。
猫鼠游戏何时停
王玉春认同老师办班有其社会需求，但在办的过程中，一味发展班的人数就变了味。
2011年以前，教师办班多是以周六日补课、假期补习的方式呈现。这一状况在2009年尤为突出。黑班和黑车、黑彩一并被列入“三黑”，写进当年榆树市市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到2011年，新的苗头蹿了出来，当地教育局将打击的重点放在违规招收长托生。可在查办过程中，教育部门因没有执法权，常陷入入门难的尴尬。“有时到了门口，进不去，只能搬个板凳，在门口等着。”王玉春说。
到了2015年，老师办班的现象越发隐蔽，打击的重点转移到“在职教师介绍生源”上。为了取得更好的打击效果，当地教育局准备联合公安、工商等多部门治理社会上违规办班的现象。该工作方案已于两个月前确定下来，拟2015年7月开始执行。
“到时想把这股风气完全打掉。”榆树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李晓禹说。
在采访过程中，南方周末记者听到多人多次提到“榆树城市小”的说法。赵仁担心，在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整治老师办班的行动效果会大打折扣。
除“堵”之外，张树林亦建议“疏”。如今，当地教育局已经开展的疏理措施包括开通校车和建立寄宿制初中。张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农村学生的稳定，侧面帮助解决老师办班的暗流。但打击之余，如何满足老师办班背后的社会需求，将是今后工作必须考虑的重点。
（应受访者要求，唐小英、周兰、赵仁、李丽、刘云、李同、李树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王 剑 喻 琰 /文）
2014年，教育部联合5部委发文，禁止课堂内容课外补、学校组织参与有偿补课、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生有偿补课等行为。
同一年，榆树市教育局就在职老师有偿补课开展专项治理。2015年3月，榆树市教育局局长在全市中小学校长会议上表示，要重点纠正教师违规办班补课、非法招收住宿生等为师不德问题。
参加课后班的不止唐小英一人。通常，学生由教室列队而出，在校门外排成新的队列，准备再次走进校园外的“教室”。
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榆树市市区内的第四小学（以下简称“四小”）、培英小学、实验小学、榆树二小、第七小学等均出现这样的景象——放学的学生分散成数支小队，待人数齐整，由一两位时常戴着口罩的成年人领着，走向学校旁或明或暗的课后班。
不止在榆树市，课后班在全国各地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是教育部门年年喊打的目标。2013年，教育部祭出“解聘”狠招——对于在课堂上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课堂内容课外补，向所教学生收取补课费的，要依据教师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然而，课后班依然疯狂。
“几乎每个老师都在办班”
“接送班”“长托班”“辅导班”……名目繁多的课后班挂牌营业，遍布学校四周。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社会力量所办课后辅导班约有70多个。这只是官方数字，更多课后班甚至连招牌都不敢挂。
课后班分两类，即在职老师办班和社会力量办班。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校门口的小队伍中通常包含这两种，分辨要领在于，社会力量办班的学生由于来自不同年级，学生个子高矮不一，由于各个年级放学早晚不同，多是分批接送，学生数量因此不集中；而老师办班的学生队伍由于多是来自同一班，其身高较为统一，数量较集中，一队有二三十人。
在培英小学和榆树二小，南方周末记者各随机采访了10多位家长，除了少数不清楚，其他家长均证实老师办班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有家长直言，课后班已是公开的秘密。
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距离学校不足百米，约80平方米大小的房间坐着50多个跟她一样来补习的学生。这种课后班由老师操办，主要是照顾学生下午放学后做作业。
据第七小学附近多位居民介绍，一位王姓老师在学校东侧租了两间民房办起了长托班，有约30个第七小学学生。民房离学校仅一路之隔，进屋银色门常常处于关闭状态。院内有一墙隔开男女学生两个生活空间，屋内摆着10来个上下铺。一妇女说，要进长托班，得缴2 000元。这种长托班，除了辅导学习，还安排寄宿。经该小学多名学生证实，这个长托班为王老师所办。
5年前，榆树市实验高中有3名教师因办班被查处；如今，这一现象并未根治，多位实验高中学生称，“依旧有老师在办班”。一高二学生说，老师办班大多是在周六日补课，8节课300元。和他一同补课的仍有20个同学。
榆树二小多位家长说，“可能除了校长，几乎每位老师都在办班”。第四小学旁一位社会辅导班机构负责人说，“四小50多个班，大概有六七十名教师在参与”。不过，此说未获证实。
老师办班多隐身于民居。在培英小学旁的新东方家园，有居民抱怨课后班的孩子太吵闹，小区楼道墙上被乱写乱画。
在招揽生源时，多数办班老师采取暗示的方法，家长也能心领神会。“现在学校老师多是跟班走，一跟就是3年或6年，得罪不起。”培英小学一家长说，起初她家孩子没补课，有段时间回家抱怨老师总不提问他，也不表扬他。“孩子上学需要鼓励，你一鼓励，他劲头才足。”后来该家长找老师报了班，孩子在课上屡获表扬。
部分老师的开班方式更为直白。榆树二小一家长曾接到教师的劝补电话，“你孩子成绩不行，来我班补习补习就好了。不补习还学什么习？”
培英小学一知情老师证实，2013年，该校两位教师因办班争抢生源而大打出手。
2010年，时任榆树市教育局局长李申利曾斥责，“个别教师课后办班，课上内容课外讲，更有甚者，威胁或变相威胁，暗示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外班，不参加就给脸色看，给‘穿小鞋’”的现象，认为这是“把育人的义务当作敛财的权力”。
老师“提成”，社会班补缺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曾考虑过价格更为低廉的社会力量办的班。权衡后，还是去了老师那里。在周兰看来，调座位、评优秀、选班干部，甚至课上提问和批改作业都是老师的“权力来源”。“现在老师办班，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周兰说。
相比社会办班，老师办的课后班有天然优势，家长对老师的班也更有信任感。
要求化名的社会力量办班者赵仁说，在老师办班日益隐蔽的情况下，虽然孩子因老师辅导而获得进步的成效并不明显，但家长依然心甘情愿。
赵的课后班离四小仅一街之隔，开班7年，如今班里的人数有42人，为历史最高。这份成绩源于与老师合作。对老师介绍过来的学生，赵会给一定提成，但他不愿透露具体金额。
同属社会力量办班的李丽在榆树二小附近开了个课后班，她不得不与老师“合作”。除了支付正常的房屋水电费用，李丽还有笔额外支出——按照每生每月40元给老师提成，这笔钱类似于“保护费”，“保护”自己的生源不被办班的老师挖走。
2012年的一天，李丽发现学生来了不久便转走。经打听，得知去了老师所办的课后班。说起此，李丽无奈又气愤，“老师只要说一句‘你家孩子最近学习状态不好，给你推荐家靠谱的补习班’，一般的家长便会把孩子转走。”
现居长春的刘云，2012年曾在榆树市开办一家外语培训班，坚持两年多还是关了门。他说，关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给老师的提成稀释了利润。
也有机构至今惨淡经营。李同是榆树市榆西大街上一家培训机构的管理人员，他所在的机构处在榆树二小附近。这家开张于2014年的培训机构，有一栋可用于课后班的四层楼房，但到目前，入住学生数为零，唯一在用的床铺是他自己睡。李同猜测，造成如今窘境，是生源被老师抢走了。 5倍工资的课外收入
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科长王玉春坦承，老师办班的一个强大动因是利益驱动。
根据新东方发布的《2014中国基础教育白皮书》教育行业篇内容，“中国课外辅导市场规模已达到惊人的6 502亿元人民币”。
榆树市一位不愿具名的小学老师说，“学校有位老师，办班前月工资两千多，还有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办班两年，不仅还清了房贷，还买了辆20多万元的车。”
以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为例，住宿生每学期2 000元，接送生每人每月500元。班上有22名住宿生和30名接送生，该老师一年课外收入约23万元。而他一年的工资收入，还不到办班收入的五分之一。
高收入的另一面，是经济上的低成本投入。自2008年开始办班的赵仁说，“办班不难，租间民房雇两人，每人月工资1000多元，一人负责接送，一人负责辅导。”按照榆树的租房行情，租一间90平方米的房子年租金1万元左右。
榆树实验高中有3名老师办班，把28个学生塞进了10平方米的房间里，补习10天收费约25万元。不过，这3名老师后被教育主管部门处分。
据榆树市教育局统计，2012-2014年共查处教师乱办班、非法招收住宿生案件16起，对违纪老师处以“交流到农村学校”（17人）、“行政警告”（16人）、“行政记过”（15人）、“辞退”（2人）等。
该教育局一工作人员介绍，近些年该局一直没有放弃纠正老师课后班问题。虽然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提倡举报，但学生家长对此心有顾忌。
不止一位家长在接受采访时言语谨慎。“怕影响自家孩子上学。”一位家长说，他曾看到长春市有家长因举报老师办班而被查出来的新闻报道，最终，那位举报人的孩子因受不了学校的“青眼有加”而被迫转学。对于家长的顾虑，榆树市教育局承诺会严格保密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教育局禁补课却遭围攻
通常，教育纪检监察部门负责查处老师办班，但现实中，查处情况并不理想。
史岩是榆树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科的一员。他指着手上的伤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一次检查过程中，一名高中学生抡起一把椅子向他砸了过来，正好砸到了他的手。对于教育部门的正常查处工作，该学生很生气，“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学习？”这件事也让当地教育局有关人士对课后班有了新的认识——教师办班补课有其强烈的社会需求。
榆树市实验中学高二学生李树便是教师补课的支持者。除了周日，他也参加了寒假补课。他家并不富裕，父母月工资加起来共4 000元，一家人挤住在平房里，为了他上学，至今还没购置新房。在李树看来，高考是鱼跃龙门的好机会，而补课是前期必要的投资。
和李树拥有同样想法的不在少数。史岩记得2014年上千高三家长围堵教育局。事情的起因是，榆树市教育局从当年开始禁止高三补课，而在此之前，高三并不在禁止之列。在长春及周边省市仍有地方可以补课时，家长们质问：“为什么我们补不了？”史岩回忆道，“那天（教育局）楼里站满了人，连去卫生间都困难。”
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之下，老师办班变成一件双方“你情我愿”的事情。这种需求随年级的增加而愈发强烈。
对于考试压力相对较小的小学来讲，老师办班也给家长提供了便利。
唐小英的母亲周兰说，“课后班被你们曝光后，以后孩子放学去哪儿？”周兰和很多学生家长一样，因工作，无暇及时接孩子，于是，把孩子留在老师办的课后班里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一位全职妈妈也称，要不然，一天的时间都耗在孩子身上了。
唐小英所在的课后班里22个住宿生多来自农村。该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科长张树林说，榆树是产粮大县，农民多出去打工，据统计，2014年榆树劳务输出约40万人。每年留守儿童约10万人次，这些孩子需要人来监管。于是，课后班、长托班顺势疯长。
猫鼠游戏何时停
王玉春认同老师办班有其社会需求，但在办的过程中，一味发展班的人数就变了味。
2011年以前，教师办班多是以周六日补课、假期补习的方式呈现。这一状况在2009年尤为突出。黑班和黑车、黑彩一并被列入“三黑”，写进当年榆树市市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到2011年，新的苗头蹿了出来，当地教育局将打击的重点放在违规招收长托生。可在查办过程中，教育部门因没有执法权，常陷入入门难的尴尬。“有时到了门口，进不去，只能搬个板凳，在门口等着。”王玉春说。
到了2015年，老师办班的现象越发隐蔽，打击的重点转移到“在职教师介绍生源”上。为了取得更好的打击效果，当地教育局准备联合公安、工商等多部门治理社会上违规办班的现象。该工作方案已于两个月前确定下来，拟2015年7月开始执行。
“到时想把这股风气完全打掉。”榆树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李晓禹说。
在采访过程中，南方周末记者听到多人多次提到“榆树城市小”的说法。赵仁担心，在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整治老师办班的行动效果会大打折扣。
除“堵”之外，张树林亦建议“疏”。如今，当地教育局已经开展的疏理措施包括开通校车和建立寄宿制初中。张认为，这有助于维持农村学生的稳定，侧面帮助解决老师办班的暗流。但打击之余，如何满足老师办班背后的社会需求，将是今后工作必须考虑的重点。
（应受访者要求，唐小英、周兰、赵仁、李丽、刘云、李同、李树为化名）
（来源：《南方周末》 王 剑 喻 琰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