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利的“首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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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利而不失亲和,关照而不失独特,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有张有弛有条有理”,有人这样评价骆新主持的新闻评论节目。从新闻评论员到人物访谈记者,从时事辩论节目主持人到相亲交友节目主持人,骆新的职业内容,少不了“事”“理”“辩”,现在还多了一个“情”。
  骆新是个谦虚的人。尽管由他担纲评论的《东方夜新闻》曾获“首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首届上海市媒体优秀品牌”“上海广播电视奖十佳栏目”,同时,他担任总策划和主持人的《走近他们》,还获得过“上海广播电视奖一等奖”“上海五一新闻奖一等奖”等,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名成功的主持人,而更愿意人们看重他“首席记者”的职业角色——习惯站着做新闻的新闻节目主持人。2011年6月10日,在新闻访谈、评论和时事辩论节目之外,他又接棒主持了婚恋节目《百里挑一》,该节目在骆新接话筒后第一期就取得了超高收视率,但骆新将此归结为“运气比较好”。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骆新深沉又随和。他语速极快,对每个问题都应对流畅,每句回答都包含极大信息量。特别是在在阐述看法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将情形加以界定,也会稍加分析。
  这同他长期任新闻评论员、访谈节目主持人的经历密不可分。
  
  做记者,是捡来的运气
  骆新说,自己喜欢记者这份职业,能干上这一行是“捡”来的运气。
  今年44岁的骆新,出生于北京。年幼时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杭州的祖父母家,“南北方语言的巨大差异,不仅没让我的语言天赋有所增加,反而严重退化了——经常听不懂大人在说什么,自己又不敢说话,唯恐遭人耻笑,久而久之,就成了严重的口吃。”
  既然天生不掌握“话语权”,骆新干脆离群索居,躲在家里拼命看书。其新闻评论“习性”,大概肇始于此。初中时,骆新的文字功底逐渐显现,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豆腐块”。1984年,《北京青年报》复刊,在北京所有的中学里招“学生记者”。在班主任的鼓励下,骆新报了名,并成为了学通社第一届“业余学生记者”兼“崇文区分社社长”,后担任了学通社第三任社长。那一届学通社后来产生了很多北京“名人”,包括作家安顿、主持人许戈辉、知名法制电视记者徐滔和投资人王冉等。
  虽然在中央戏剧学院念的是戏剧文学系,1990年就参与《正大综艺》的录制,但1992年大学毕业时,骆新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在北京市旅游局。三年后,骆新来到中央电视台做电视,最开始是《半边天·周末版》的编导,之后调到《当代工人》栏目。
  2003年,随着东方卫视的开播,骆新成为一名“新上海人”,担任东方卫视创意总监、记者、新闻评论员。在担任东方卫视早新闻《看东方》节目的新闻评论员时,骆新主持了早间读报栏目。此后,骆新还担纲了东方卫视晚新闻的新闻评论员,比如《骆新观察》和《新观察》等。
  与此同时,骆新还做了大量的访谈和专题节目。其中由他主持采访的新闻访谈《范徐丽泰:女主席之路》获得第十八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五年时间,骆新先后采访了近300人。“所以我现在更愿意称自己是首席记者,我做主持并没有太多优势。”
  
  交锋的前提是交流
  从2010年开始,骆新担纲《东方直播室》主持人。一档长达80分钟的节目,每期都会有一二十个新闻当事人或评论人不断上场。为确保各方能自然表达意见,相互不受影响,一般情况下,骆新在录制节目前不会与嘉宾沟通,尽量保证客观公正。
  有着丰富的编导经验和访谈、评论经验的骆新,对他从事过的不同职业角色有自己的见解:做记者,要收一点儿,是旁观者,要保持记者的冷静,客观地记录,同时要努力接触各方意见,兼听则明;做评论需要犀利独到;作为辩论型节目主持人,更多的作用是把控流程,提供思路,并引导话题。
  虽然也有人评价骆新做主持人还不够“坏”,没能做到像毒蛇一样“狠准稳”,直击当事人要害。但骆新明确表示:“我也不想‘坏’,电视毕竟是公共平台,个人兴趣并不代表公众兴趣,个人立场也不代表公众立场。我要尊重新闻事件当事人,不能预设立场,很多处在风口浪尖的嘉宾也是弱势的一方。”骆新说。
  产生这样的想法,来自于骆新对于社会的观察:“我在基层及企业工作过,我知道民生之多艰。在现有环境下,我希望能够稍微拓展一方言论自由的空间,在节目中让有恶意的人放弃恶站到善的一边。同时,我认为即使是辩论,也要尽力保证交锋、交流和交融。”
  
   有价值观的传播才是真正的传播
  再过三个月,骆新接手的《百里挑一》节目将满一周年。一年来,新闻评论员出身的骆新在这档东方卫视的招牌婚恋节目中,以沉稳睿智的主持风格、短平快的语言特色赢得了观众认可——节目收视不但固定在了全国卫视同时段前三名,还衍生出了一档新节目——《谁能百里挑一》。
  但在最早接到这个主持任务的时候,骆新心里谈不上惊喜。在他看来,要跟一群比自己至少小20岁的男女青年一起做一档娱乐节目,离自己太远了。
  但他深知,顺应时世很重要。在《百里挑一》和《谁能百里挑一》里,骆新给自己定了几个原则:一是逗老百姓高兴;二是无论节目有多少娱乐范儿,也要保持自己的基本风格不变;三是不喧宾夺主,做女主持人和现场男女青年的绿叶。
  骆新给新节目带去了沉稳睿智的新风,新节目也给骆新带来了新的思考和收获。骆新清楚地看到,自己主持的相亲交友节目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我带进了社会价值和社会观点”。
  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去年年底举办的2011年度 “名、优、新播音员主持人”评选活动中,骆新获得了“名”主持人的称号。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骆新说,“我一贯主张,传播要有效。传播无效,等于无聊。但传播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吸引眼球。我坚信,拥有价值观的传播,才是最有价值的传播。”这也许是解读洛新的最好注脚。
  
  对话骆新
  好记者相当于媒体的“政治家”
  《综艺》:在主持《东方直播室》过程中,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新闻事件有哪些?
  骆新:2011年6月13日播出的《高速公路拦车救狗,谁之过?》。因为这期节目,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几乎与我反目成仇——他觉得我替吃狗肉的人说话了。其实我要表达的是:道德是一种“自律”,法律是一种“他律”。对于吃狗肉的人来说,要提高自己的道德门槛,对于爱狗者而言,则以法律而不是道德做为行动底线。用过激的道德义愤、无视文化与现实环境的一味强调“保护”,势必造成“势如水火”的对抗局面,反倒不利于动物保护的推广。而在“吃狗肉”问题上,生产、加工、食用等一系列环节又凸显许多法制的薄弱环节,亟待改善。
  我对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召开的中外记者见面上的发言深有感触:“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
  
  《综艺》:最初知道要主持《百里挑一》时是怎么考虑的?
  骆新:当时心里肯定不习惯,觉得离自己的生活环境很远。但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而且我给自己找到了比较清楚的定位——不管节目有多少娱乐范儿,要保持自己的基本风格不变,在单位时间内提供有效的社会信息和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实际主持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要了解不同地域人的心态,了解年轻人的生活喜好——试着了解他们看的动画片、听的音乐。现在我好歹算跟得上时代(笑)。
  《综艺》:在实际主持过程中,《东方直播室》与《百里挑一》《谁能百里挑一》有什么不同的体验?
  骆新:两者都比较接地气,也并不高端:一个是社会价值观的秀,一个是当今青年男女的情爱秀。区别是前者相对冷静鲜明,更注重表达的自由,是猛烈情绪的彰显,我作为主持人就像辩论会的主席,我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双方充分表达的基础上的,节目着力揭示的是灰色地带;后者则是色彩缤纷的,目的是把青年男女的暧昧勾勒地更加清晰一些,氛围更轻松一些。
  
  《综艺》:你怎么定义一个优秀的记者、主持人?
  骆新:首先,人格是健康的。好的记者、主持人相当于媒体的‘政治家’,不是政客。他们有大局观,能让无力者在万分沮丧的时候有力量,在大笑时不至于狂妄。有温度又冷静客观,而这种温度不是体现在语言上的。
  在中国电视界,我并不认为主持人是最重要的。在现有体制下,主持人不可能是灵魂,他一定需要配合和支持。电视行业强调的是团队合作精神,越大型的节目越需要合作,合作和努力是主持人品格的体现。
  
  《综艺》:怎么定义自己的“品格”?
  骆新:我的品格体现了东方卫视的某些品格——比较富有人文关怀;同时又具有上海特有的精细化操作特点,不能完全拍脑门,要有效沟通。
  
  《综艺》:从主持经历角度,有人将你与孟非做比较,你自己怎么看?
  骆新:孟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我们俩是好朋友。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还专门把他从南京请来看我录节目。我认为孟非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拿捏的功力比我强。我们的共通点都是在相亲类节目中带进了社会价值和社会观点。
  
  《综艺》:业余时间,你的爱好是什么?
  骆新:我会做大量的阅读,以社会科学类为主。我读书凭感觉,阅读速度很快。另外我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人,我会思考很多人不太愿意考虑的问题,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做很多“无用功”。
  
  《综艺》:最近有无新的节目计划?
  骆新:准备参与一档经济节目《头脑风暴》。到时候,就跨越了财经界、新闻界和情感界三界(笑)。
  
  骆新
  曾担任过《正大综艺》《半边天》《当代工人》《影视同期声》等栏目的编导、主编、主持人。2003年至今供职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现任东方卫视首席记者、新闻评论员。长期担任《东方夜新闻》《深度105》等新闻栏目的评论员、主持人,多次参与策划并主持东方卫视各类重大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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