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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评价吴蕴瑞的体育理论论著“濯去旧见，以来新意”，即便今天再读，也依然能感受到他在体育理论研究中穿越岁月的眼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撰写了《运动学》《田径运动》《体育建筑与设备》《体育教学法》《体育原理》（合著）等体育学科著作，以科学方式打开体育大门，将体育视作一种特别的教育手段，并将这种方式从“小众”推广至整个社会，让体育成为人们自我提升、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他因此获得了很多赞誉：“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体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里有一条評价：“他这些著作在当时曾被体育学科普遍采用为教科书，在我国体育界有很大影响。”这个在史册留名的“他”，就是体育教育家吴蕴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撰写了《运动学》《田径运动》《体育建筑与设备》《体育教学法》等体育学科著作，并合作出版了《体育原理》，这些著作将科学的视野带入当时重实践轻理论的体育界，“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体育在我国古代“盛衰不定，漫无系统”，普及度并不高。儒学素来重文轻武，道家崇尚葆精惜气，对体育的误解古已有之。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也曾遭遇一个个误区：体育只是四肢的活动，农忙体操便可得之？还是举力造出几个竞赛传奇，便是体育？
【学术档案】 吴蕴瑞（1892—1976），体育教育家。江苏江阴人。1918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专修科。后任教于该校和东南大学等。1925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体育。1927年回国，任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中央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南京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上海体育学院院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体操协会主席，上海市体委副主任。著有《运动学》、《体育原理》（与袁敦礼合著）、《体育教学法》和《田径运动》等。
混沌之际，吴蕴瑞以科学方式打开体育大门，将体育视作一种特别的教育手段，并将这种方式从“小众”推广至整个社会，让体育成为人们自我提升、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他因此获得了很多赞誉：“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体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这些赞誉放在他身上并不夸张：在近60年的教研生涯里，他将学术触角延伸到体育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运动力学、运动解剖学、体育原理以及体育建筑与设备方面——他的学术履历上最常见的两个字便是：“第一”。
吴蕴瑞生于江苏江阴，父亲是私塾老师，读书求学是自然而然的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深陷内忧外患，仁人志士在各个领域内寻求救国良器，成长于此间的吴蕴瑞也选择了一条相同的路。青少年时期的吴蕴瑞甚至有些单薄瘦小，偏偏就读的江苏师范学堂体育活动较多，受学风浸染，吴蕴瑞爱上体育，也为他之后“从体育一端着力救国”埋下伏笔。后面的路说来也巧，1916年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特设二年制体育专修科，这在当年高教界是首创，第一批招生23人，吴蕴瑞便在其中。体育专修科主任麦克乐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有名的外籍体育专家，也是吴蕴瑞的第一位学术导师。专科毕业后，吴蕴瑞便开启了近60年的体育教育人生。“教然后知不足”，此后他一直持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因此一次次走到体育理论创新的最前沿。
→ 吴蕴瑞代表作一览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1925年，吴蕴瑞争取到第一个，在当年也是唯一一个体育专业官费留学生的名额，赴美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修习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当时，美国体育理论界权威威廉士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了一个体育原理研究班，学员都经过严格选拔，读完芝大后，吴蕴瑞成为这个研究班的一员。这个亚洲青年颇受威廉士赏识，美国举办“体育与健康教育之关系”学术研讨会，威廉士破例带了他作为助手。1927年10月，应东北大学邀请，结束美国学业正在德国进修的吴蕴瑞提前回国，重新走到讲台上，主讲“人体机动学”“场地建筑与设备”及体操。
受尚武救国风气影响，从日本传入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曾长期是国内体育思想的主流，在其影响下，学校实施兵操近20年之久。1915年前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主义体育陆续进入中国，尤其是自然体育思想的推广，松动了军国民体育思想的主导地位，然而如何认识、发展体育，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
1930年代，中国体育界发生了一场“土洋体育之争”。有人提出，欧美日本流行的运动竞赛，是有闲的国民的游戏且有害身体。拿到中国后，这些“洋”方式不能奏效，所以以武术、养生为主的“土体育”加上练兵操、多劳动最适合国情。吴蕴瑞看到后，便站出来为“体育”正名：竞赛损害健康缺乏科学统计依据，而且“凡主张偏重竞赛运动者，大都为少数不明体育之徒耳”。“在他看来，虽然国难当头，但参加体育锻炼可以恢复人的精力，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社会越发达，闲暇越多，是自然之理，通过运动可以消磨余暇，达到‘休养精神’之功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上海体育学院教授舒盛芳认为，吴先生看到了体育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与他在美国留学并亲身感受到美国工业社会的发达不无关系。“他后来明确提出，发展国民体育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着手：适应个性发展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可以看出，他不是简单比对‘土体育’‘洋体育’谁优谁劣，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体育的发展问题。”留学的经历让吴蕴瑞学到了国外的先进体育理论，但这些理论如何用于国内他有着自己的判断：“不能因其国粹而提倡之，亦不能因其舶来而鄙弃之，当以其是否合乎生理心理及个人社会之需要而定其取舍之方针。”如舒盛芳所说，吴先生的这一提法对于中国体育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怎样正确地认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土洋体育之争’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民族极力捍卫自己民族的生存和独立意识的氛围中开始的，吴蕴瑞先生为中国体育发展前途计，能第一个站出来理论，足见其个人的胆量和开放态度。他从世界体育发展的趋势中理性地思考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在今天看来，不愧为对中国体育发展的一种正确引导。”
吳蕴瑞曾说：“体育主旨不在于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藉此养成团体合作精神，体育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培养人为目的。”
体育是什么？按当时流行的说法，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但在吴蕴瑞看来，体育是教育的一种手段，着眼的不仅仅是“强健之身体”；“合作之精神”也“须于体育训练中得之”。因此他认为，体育，更重要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只不过这种教育方式有些特别，不是读书写字，而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和适应环境为工具——“体育之意义，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在《体育原理》一书中，吴蕴瑞将体育的目标归结为三方面，第一是机体之充分发达；第二是各种技能与能力之培成；第三是品格与人格之陶冶——最终指向的都是育人。在吴蕴瑞看来，缺失了体育的教育，并不完整，而要实现对一个人的完整教育，普及体育不可少。
1927年，吴蕴瑞任教中央大学体育系时，就试图通过课程设置，实现体育普及。他曾经翻译介绍过弗斯脱氏的体能测验方法，并把其中的体能分级方法运用到具体教学中，当时体育系为非体育科和非运动班学生开设了普通体育课程，每周必修两三个小时，吴蕴瑞依学生的体能分为三级编班上课，其教材涵盖各种体操、球类和田径等，因材施教地锻炼学生。目的“并非仅仅为学校争一时之荣誉”，而是帮助学生“养成运动之习惯、良好之消遣、健全之身心、愉快之精神、展用其所学，担负国家建设之责任”。1929年，吴蕴瑞在《普及体育之意见》一文中明确提出体育普及化思想，发表在当年的《体育季刊》第二期。在文中，吴蕴瑞提出，参与体育者的层面要广，要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他提倡人人参与体育活动，从小培养运动兴趣，养成运动习惯，同时也探索改良运动教材，用活泼有趣的运动代替索然无味的体操。吴蕴瑞曾先后担任三本体育刊物的负责人，撰写文章累计十万余字，以此大力推广体育理念，传播体育思想。有后来人评价，吴蕴瑞所阐述的普及体育思想与1995年国家制定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是留美归来，倡导的也是自然主义体育，但吴蕴瑞并不迷信欧美体育。当时的西方体育过度倡导运动训练、比赛成绩，极端的“选手制”一度盛行，吴蕴瑞却唱起“反调”，认为从西方传入我国的近代体育注重运动赛会，但开运动会纯系一种手段、并非目的，他力揭弊端：选手教育只是造就少数技能优越的选手，而于一般身体衰弱需要体育训练的学生，反被少数人剥夺了机会。这样畸形发展的选手制，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决无存在的理由。
1932年，吴蕴瑞参与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的起草，吴蕴瑞“体育普及”的思想也从纸上落到了实地。值得一提的是，吴蕴瑞提倡体育普及，特别强调不得忽视女子体育，在他看来，美德等国家体育兴盛的原因在于男女体育并重，男女体育平均发展才能复兴民族的体格。
1930年，吴蕴瑞的体育理论专著《运动学》出版，60年后《中华体育之最》在提到这本书时给出这样的评价：“不仅在当时体育落后的中国视为首创，亦远远超过同期国外其他运动学著作。”
哪怕是今天翻开《运动学》，都觉得它与一般认识中的体育用书不太一样——里面是大段的力学公式、定律，以及描述发力与角度关系的图解——倒很像是一本物理书。
这也不难理解。吴蕴瑞的学生刘汉明曾在纪念文章提到《运动学》的写作始末：“余尝聆吴师言，其著《运动学》一书也，曾专向理学院物理系听课四年，复结合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在运动场上，细心观察各种运动动作，深入思维，每有所得，即援笔记之，经长年积累，反复验证，始写成此书。”那是1922年，吴蕴瑞30岁，他那时就意识到了体育与科学理论之间的重要联系——“应用力学之于运动，犹工程学之于建筑，土壤及肥料学之于耕稼，其重要可知。”
留学美国期间，吴蕴瑞发现美国体育源于欧洲，便决心追本溯源，到英、法、德等国收集运动力学的资料，但并没有找到相关学术著作。只有在考察法国陆军体育专门学校时，遇到一位有相同见解的体育老师，吴蕴瑞特地请当时在法国攻读数理的严济慈作翻译，共同探讨运动力学问题。回国后，吴蕴瑞便提出“体育学术化”的主张，在《运动学》的序里更是冀望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解决体育上的科学之问——《运动学》一书成稿后，吴蕴瑞便邀请了同校的物理学教师胡刚和物理系学生倪志超校阅。
吴蕴瑞身体力行，以学术开道，课程奠基，将体育学术教研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之上。他任教中央大学体育系后，规定体育科与其他本科专业一样，学期四年，开设生物学、生理学、应用解剖学、体育原理、急救术等必修课程，还特意将物理一科列为体育科必修科目，在当时的各校体育系中“只此一家”，这样的课程设置也为后来高等体育教育课程设置提供了模板。
当时的体育是以解剖学为出发点，盛行的是“心身关系二元说”。吴蕴瑞曾慨叹“在今日思想及科学，均已打破此种见解，而体育尚在其阻碍之下，不能摆脱，诚可悲哀矣”。在他的体育教育思想中，“身心一元论”是思想核心。但“身心一元论”绝非一个形而上的理论，它有着扎实的科学基础——“每群肌肉必有神经系统管理之，做大肌肉之活动时，凡脊脑、延脑、小脑、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及大脑皮质部之司运动区，莫不参加活动，常练习之神经系统是上举各部分（脊脑、延脑、小脑、基底神经节、大脑皮质部）与肌肉同时发达……故专谋肌肉发达，不顾神经系统者，大不通也，神经系统之各部分与其他各区域，均有神经纤维使之互相联络”——这段满是生命科学专业术语的文字，就出现在1933年吴蕴瑞所写的《体育原理》相关章节里。“人们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初。吴蕴瑞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脑科学和神经肌肉学说方面的知识与原理，对体育教育思想和方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当年人们只重视身体的肢体体育的情况下，首次从脑功能和肌肉神经系统的角度来阐述体育锻炼的功能和价值”，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徐本力说，从脑科学的角度对体育之功效及由此引发的体育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而吴先生早在70多年前就开始从脑神经功能的角度指出了体育对于发展脑神经功能的积极作用，实属难得。
1952年，吴蕴瑞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在南京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科的基础上，筹建华东体育学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吴蕴瑞白手起家，从抓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的编写开始，到引进高水平的师资，重视学科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戴炳炎曾供职上海体育学院期刊社，在校史里他看到了吴蕴瑞在上海体育学院成长发展路上留下的足迹：当学校从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旧址搬到清源环路，吴蕴瑞同绿化工人们商量，建荷花池，造六角亭，在绿瓦大楼前，用小冬青栽培成“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字样，“他常说，校园环境整洁、优雅，学生才能有好心情去读书、训练”。他特别重视培养教师和师资队伍建设，“多次论述‘体育教师应为人格导师，青年模范’，要有仁爱之心。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成立后，他陆续派青年教师去参加研究班，听苏联专家讲学。在‘派出去’的同时‘请进来’，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等就是那时请来的。”
而即便是一院之长，吴蕴瑞更常出现的地方是学校的操场。戴炳炎记得几位学院老教授说起过吴先生的故事，那几位老教授都是吴蕴瑞的学生。黄良友记得，吴先生在讲解下肢运动时，用奔马跑动时的趴地动作启发大家思考，训练时反复体验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足部各关节的活动，短跑时想象奔马的形态，理解短跑的特点，理论上懂了，短跑成绩也提高了。陶心铭则记得另一段课堂插曲：一次体操课练习单杠屈伸上，很多同学都上不去。当时吴蕴瑞在一旁看课，对学生说：体操光靠力气不行，你们的动作不符合力学原理，所以老是上不去。接着，他在单杠前讲了力点、支点的原理，边讲边做，动作轻松而漂亮，令同学们惊叹不已：“这么大年纪还做得这么轻松、这么好！”“在教学训练中，吴先生不只是讲怎么练，更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这么练，目的是讓学生明白体育训练中原理的重要性。”戴炳炎说。
学校的老师曾将吴蕴瑞的体育教育思想总结为16个字：“身心一统，德技相长，文理兼修，服务社会”。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身心一统、兼蓄竞攀”8个字已成为师生们引以为傲的校训。
（摘自1月23日《文汇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撰写了《运动学》《田径运动》《体育建筑与设备》《体育教学法》《体育原理》（合著）等体育学科著作，以科学方式打开体育大门，将体育视作一种特别的教育手段，并将这种方式从“小众”推广至整个社会，让体育成为人们自我提升、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他因此获得了很多赞誉：“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体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里有一条評价：“他这些著作在当时曾被体育学科普遍采用为教科书，在我国体育界有很大影响。”这个在史册留名的“他”，就是体育教育家吴蕴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先后撰写了《运动学》《田径运动》《体育建筑与设备》《体育教学法》等体育学科著作，并合作出版了《体育原理》，这些著作将科学的视野带入当时重实践轻理论的体育界，“濯去旧见，以来新意”。
体育在我国古代“盛衰不定，漫无系统”，普及度并不高。儒学素来重文轻武，道家崇尚葆精惜气，对体育的误解古已有之。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也曾遭遇一个个误区：体育只是四肢的活动，农忙体操便可得之？还是举力造出几个竞赛传奇，便是体育？
混沌之际，吴蕴瑞以科学方式打开体育大门，将体育视作一种特别的教育手段，并将这种方式从“小众”推广至整个社会，让体育成为人们自我提升、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他因此获得了很多赞誉：“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体育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这些赞誉放在他身上并不夸张：在近60年的教研生涯里，他将学术触角延伸到体育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运动力学、运动解剖学、体育原理以及体育建筑与设备方面——他的学术履历上最常见的两个字便是：“第一”。
从世界体育发展趋势中思考中国体育发展方向
吴蕴瑞生于江苏江阴，父亲是私塾老师，读书求学是自然而然的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深陷内忧外患，仁人志士在各个领域内寻求救国良器，成长于此间的吴蕴瑞也选择了一条相同的路。青少年时期的吴蕴瑞甚至有些单薄瘦小，偏偏就读的江苏师范学堂体育活动较多，受学风浸染，吴蕴瑞爱上体育，也为他之后“从体育一端着力救国”埋下伏笔。后面的路说来也巧，1916年初，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特设二年制体育专修科，这在当年高教界是首创，第一批招生23人，吴蕴瑞便在其中。体育专修科主任麦克乐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有名的外籍体育专家，也是吴蕴瑞的第一位学术导师。专科毕业后，吴蕴瑞便开启了近60年的体育教育人生。“教然后知不足”，此后他一直持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因此一次次走到体育理论创新的最前沿。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1925年，吴蕴瑞争取到第一个，在当年也是唯一一个体育专业官费留学生的名额，赴美于芝加哥大学医学院修习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当时，美国体育理论界权威威廉士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了一个体育原理研究班，学员都经过严格选拔，读完芝大后，吴蕴瑞成为这个研究班的一员。这个亚洲青年颇受威廉士赏识，美国举办“体育与健康教育之关系”学术研讨会，威廉士破例带了他作为助手。1927年10月，应东北大学邀请，结束美国学业正在德国进修的吴蕴瑞提前回国，重新走到讲台上，主讲“人体机动学”“场地建筑与设备”及体操。
受尚武救国风气影响，从日本传入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曾长期是国内体育思想的主流，在其影响下，学校实施兵操近20年之久。1915年前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主义体育陆续进入中国，尤其是自然体育思想的推广，松动了军国民体育思想的主导地位，然而如何认识、发展体育，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
1930年代，中国体育界发生了一场“土洋体育之争”。有人提出，欧美日本流行的运动竞赛，是有闲的国民的游戏且有害身体。拿到中国后，这些“洋”方式不能奏效，所以以武术、养生为主的“土体育”加上练兵操、多劳动最适合国情。吴蕴瑞看到后，便站出来为“体育”正名：竞赛损害健康缺乏科学统计依据，而且“凡主张偏重竞赛运动者，大都为少数不明体育之徒耳”。“在他看来，虽然国难当头，但参加体育锻炼可以恢复人的精力，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社会越发达，闲暇越多，是自然之理，通过运动可以消磨余暇，达到‘休养精神’之功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上海体育学院教授舒盛芳认为，吴先生看到了体育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与他在美国留学并亲身感受到美国工业社会的发达不无关系。“他后来明确提出，发展国民体育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着手：适应个性发展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可以看出，他不是简单比对‘土体育’‘洋体育’谁优谁劣，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体育的发展问题。”留学的经历让吴蕴瑞学到了国外的先进体育理论，但这些理论如何用于国内他有着自己的判断：“不能因其国粹而提倡之，亦不能因其舶来而鄙弃之，当以其是否合乎生理心理及个人社会之需要而定其取舍之方针。”如舒盛芳所说，吴先生的这一提法对于中国体育的整体发展，尤其是怎样正确地认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土洋体育之争’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民族极力捍卫自己民族的生存和独立意识的氛围中开始的，吴蕴瑞先生为中国体育发展前途计，能第一个站出来理论，足见其个人的胆量和开放态度。他从世界体育发展的趋势中理性地思考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在今天看来，不愧为对中国体育发展的一种正确引导。”
要实现对一个人的完整教育，普及体育不可少
吳蕴瑞曾说：“体育主旨不在于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藉此养成团体合作精神，体育运动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培养人为目的。”
体育是什么？按当时流行的说法，体育就是身体的教育。但在吴蕴瑞看来，体育是教育的一种手段，着眼的不仅仅是“强健之身体”；“合作之精神”也“须于体育训练中得之”。因此他认为，体育，更重要的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只不过这种教育方式有些特别，不是读书写字，而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和适应环境为工具——“体育之意义，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在《体育原理》一书中，吴蕴瑞将体育的目标归结为三方面，第一是机体之充分发达；第二是各种技能与能力之培成；第三是品格与人格之陶冶——最终指向的都是育人。在吴蕴瑞看来，缺失了体育的教育，并不完整，而要实现对一个人的完整教育，普及体育不可少。
1927年，吴蕴瑞任教中央大学体育系时，就试图通过课程设置，实现体育普及。他曾经翻译介绍过弗斯脱氏的体能测验方法，并把其中的体能分级方法运用到具体教学中，当时体育系为非体育科和非运动班学生开设了普通体育课程，每周必修两三个小时，吴蕴瑞依学生的体能分为三级编班上课，其教材涵盖各种体操、球类和田径等，因材施教地锻炼学生。目的“并非仅仅为学校争一时之荣誉”，而是帮助学生“养成运动之习惯、良好之消遣、健全之身心、愉快之精神、展用其所学，担负国家建设之责任”。1929年，吴蕴瑞在《普及体育之意见》一文中明确提出体育普及化思想，发表在当年的《体育季刊》第二期。在文中，吴蕴瑞提出，参与体育者的层面要广，要普及到社会各阶层。他提倡人人参与体育活动，从小培养运动兴趣，养成运动习惯，同时也探索改良运动教材，用活泼有趣的运动代替索然无味的体操。吴蕴瑞曾先后担任三本体育刊物的负责人，撰写文章累计十万余字，以此大力推广体育理念，传播体育思想。有后来人评价，吴蕴瑞所阐述的普及体育思想与1995年国家制定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是留美归来，倡导的也是自然主义体育，但吴蕴瑞并不迷信欧美体育。当时的西方体育过度倡导运动训练、比赛成绩，极端的“选手制”一度盛行，吴蕴瑞却唱起“反调”，认为从西方传入我国的近代体育注重运动赛会，但开运动会纯系一种手段、并非目的，他力揭弊端：选手教育只是造就少数技能优越的选手，而于一般身体衰弱需要体育训练的学生，反被少数人剥夺了机会。这样畸形发展的选手制，在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决无存在的理由。
1932年，吴蕴瑞参与了《国民体育实施方案》的起草，吴蕴瑞“体育普及”的思想也从纸上落到了实地。值得一提的是，吴蕴瑞提倡体育普及，特别强调不得忽视女子体育，在他看来，美德等国家体育兴盛的原因在于男女体育并重，男女体育平均发展才能复兴民族的体格。
首倡体育学术化，以科学构建体育理论
1930年，吴蕴瑞的体育理论专著《运动学》出版，60年后《中华体育之最》在提到这本书时给出这样的评价：“不仅在当时体育落后的中国视为首创，亦远远超过同期国外其他运动学著作。”
哪怕是今天翻开《运动学》，都觉得它与一般认识中的体育用书不太一样——里面是大段的力学公式、定律，以及描述发力与角度关系的图解——倒很像是一本物理书。
这也不难理解。吴蕴瑞的学生刘汉明曾在纪念文章提到《运动学》的写作始末：“余尝聆吴师言，其著《运动学》一书也，曾专向理学院物理系听课四年，复结合人体解剖学的知识，在运动场上，细心观察各种运动动作，深入思维，每有所得，即援笔记之，经长年积累，反复验证，始写成此书。”那是1922年，吴蕴瑞30岁，他那时就意识到了体育与科学理论之间的重要联系——“应用力学之于运动，犹工程学之于建筑，土壤及肥料学之于耕稼，其重要可知。”
留学美国期间，吴蕴瑞发现美国体育源于欧洲，便决心追本溯源，到英、法、德等国收集运动力学的资料，但并没有找到相关学术著作。只有在考察法国陆军体育专门学校时，遇到一位有相同见解的体育老师，吴蕴瑞特地请当时在法国攻读数理的严济慈作翻译，共同探讨运动力学问题。回国后，吴蕴瑞便提出“体育学术化”的主张，在《运动学》的序里更是冀望科学家与体育家携手，解决体育上的科学之问——《运动学》一书成稿后，吴蕴瑞便邀请了同校的物理学教师胡刚和物理系学生倪志超校阅。
吴蕴瑞身体力行，以学术开道，课程奠基，将体育学术教研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之上。他任教中央大学体育系后，规定体育科与其他本科专业一样，学期四年，开设生物学、生理学、应用解剖学、体育原理、急救术等必修课程，还特意将物理一科列为体育科必修科目，在当时的各校体育系中“只此一家”，这样的课程设置也为后来高等体育教育课程设置提供了模板。
当时的体育是以解剖学为出发点，盛行的是“心身关系二元说”。吴蕴瑞曾慨叹“在今日思想及科学，均已打破此种见解，而体育尚在其阻碍之下，不能摆脱，诚可悲哀矣”。在他的体育教育思想中，“身心一元论”是思想核心。但“身心一元论”绝非一个形而上的理论，它有着扎实的科学基础——“每群肌肉必有神经系统管理之，做大肌肉之活动时，凡脊脑、延脑、小脑、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及大脑皮质部之司运动区，莫不参加活动，常练习之神经系统是上举各部分（脊脑、延脑、小脑、基底神经节、大脑皮质部）与肌肉同时发达……故专谋肌肉发达，不顾神经系统者，大不通也，神经系统之各部分与其他各区域，均有神经纤维使之互相联络”——这段满是生命科学专业术语的文字，就出现在1933年吴蕴瑞所写的《体育原理》相关章节里。“人们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深入研究始于20世纪初。吴蕴瑞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运用脑科学和神经肌肉学说方面的知识与原理，对体育教育思想和方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当年人们只重视身体的肢体体育的情况下，首次从脑功能和肌肉神经系统的角度来阐述体育锻炼的功能和价值”，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徐本力说，从脑科学的角度对体育之功效及由此引发的体育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而吴先生早在70多年前就开始从脑神经功能的角度指出了体育对于发展脑神经功能的积极作用，实属难得。
新中国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的第一任院长
1952年，吴蕴瑞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在南京大学体育系、华东师范大学体育系和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科的基础上，筹建华东体育学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学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吴蕴瑞白手起家，从抓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制订、教材的编写开始，到引进高水平的师资，重视学科建设、提高办学水平，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戴炳炎曾供职上海体育学院期刊社，在校史里他看到了吴蕴瑞在上海体育学院成长发展路上留下的足迹：当学校从万航渡路的圣约翰大学旧址搬到清源环路，吴蕴瑞同绿化工人们商量，建荷花池，造六角亭，在绿瓦大楼前，用小冬青栽培成“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字样，“他常说，校园环境整洁、优雅，学生才能有好心情去读书、训练”。他特别重视培养教师和师资队伍建设，“多次论述‘体育教师应为人格导师，青年模范’，要有仁爱之心。1953年中央体育学院（今北京体育大学）成立后，他陆续派青年教师去参加研究班，听苏联专家讲学。在‘派出去’的同时‘请进来’，苏联体育理论专家凯里舍夫等就是那时请来的。”
而即便是一院之长，吴蕴瑞更常出现的地方是学校的操场。戴炳炎记得几位学院老教授说起过吴先生的故事，那几位老教授都是吴蕴瑞的学生。黄良友记得，吴先生在讲解下肢运动时，用奔马跑动时的趴地动作启发大家思考，训练时反复体验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以及足部各关节的活动，短跑时想象奔马的形态，理解短跑的特点，理论上懂了，短跑成绩也提高了。陶心铭则记得另一段课堂插曲：一次体操课练习单杠屈伸上，很多同学都上不去。当时吴蕴瑞在一旁看课，对学生说：体操光靠力气不行，你们的动作不符合力学原理，所以老是上不去。接着，他在单杠前讲了力点、支点的原理，边讲边做，动作轻松而漂亮，令同学们惊叹不已：“这么大年纪还做得这么轻松、这么好！”“在教学训练中，吴先生不只是讲怎么练，更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这么练，目的是讓学生明白体育训练中原理的重要性。”戴炳炎说。
学校的老师曾将吴蕴瑞的体育教育思想总结为16个字：“身心一统，德技相长，文理兼修，服务社会”。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身心一统、兼蓄竞攀”8个字已成为师生们引以为傲的校训。
（摘自1月23日《文汇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