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册极为珍贵且鲜为人知的刊物。它创刊之际正值侵华日军进行残酷的“五月大扫荡”，负责编辑此刊的工作人员全部牺牲在敌人的炮火之中。以至数十年来很少有史料提及。笔者两年前在长治古玩市场幸运地收集到这册《调查研究》创刊号，通过对大量党史资料的综合考证，方知其当时的大概情况。
　　１９４１年三四月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为《农村调查》一书写了序言和跋，在文中响亮地重申了他在１９３０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他还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做一些社会调查。是年８月，中共中央便公布了关于开展调查研究之决定，一时间调研之风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兴起。
　　驻守在华北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兼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德怀，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抽调十余名工作经验丰富、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在北方局组建了“调查研究室”，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并将原北方局政权委员会秘书张衡宇调任为调研室秘书(实际负责人，进北方局前曾在冀西任专员和《抗战生活》杂志编委)。
　　为将调研工作引向深入，北方局宣传部长张友清遵照彭德怀的意见，于１９４２年元旦在华北《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是一九四二年的一大任务》的指导性文章。１２９师政委邓小平也于元月中旬召开的“太行文化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希望每个文化工作者，要作一个村的调查工作，来丰富作品的内容”(见１９４２年１月１８日华北《新华日报》)。为在华北敌后根据地推广交流调研工作经验，安排指导调研工作任务，彭德怀又建议出版一份有关调研方面的刊物。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１９４２年５月１日，北方局调查研究室编印创刊了《调查研究》杂志，该室秘书张衡宇负责总编工作。
　　该刊３２开，６８个页码，封面“调查研究”四个流畅的行草大字，由彭德怀亲笔题写。首篇文章是彭德怀撰写的发刊词，题目是《对症下药》。文中回顾总结了华北根据地自抗战以来存在的经验与教训，阐述了搞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彭德怀还回忆了他于１９２８年在江西宁冈县首次见到毛泽东时，就听他讲到“不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谈话情景。
　　北方局有关部门及负责人也为创刊号撰写了调研文章，有张友清为杂志创刊起草的《几点希望》，有青委(青年运动委员会)的《青年工作调查研究提纲》，有公素(即赵攻守，宣传发行科长)的《敌寇在华北所施行的经济统制》；思远(即郑思远，交通科副科长)的《敌占区谁们发了财?》。张衡宇有两篇文章：一、《略论调查工作》，提出在调研工作中应注意的方式方法；二、《妇女与婚姻》，文中列举大量妇女在婚姻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谈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看法。
　　不幸的是，这么一本充满时代气息的红色刊物刚一面世，便遭遇日军“五月大扫荡”，调研室人员全部遇难。尤其令人可歌可泣的是张衡宇。在突围行动中，为帮助一位身负重伤的警卫员脱险，他不顾个人安危，背着伤员爬山涉水，以致延误了时间，牺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同年７月７日，太行区负责人李雪峰在《新华日报》上，还发表了《纪念左权、柯云、张衡宇诸同志》的悼念文章。
　　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根据地形势稍加稳定，彭德怀便着手恢复调研室，经与北方局党校杨献珍校长协商，决定将该室设在党校，由杨负责。随后又将赵攻守、王春、赵树理等调入调研室工作。由于人手少、稿源缺等原因，《调查研究》终究没能复刊，这册创刊号便又成为终刊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