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者与报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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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1日,阿桑奇在律师的陪同下,走进了《卫报》编辑阿兰·鲁斯布雷奇的办公室。因为咳嗽数周的关系,他的身体看起来极为虚弱,但脸上仍然挂着怒气。此行的目的很简单,阿桑奇希望《卫报》停止对其三个月前提供的文件记录进行报道,否则他将把这家将近两百年历史的报纸告上法庭。
  原本是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最后却差点闹得公堂相见,这其间发生了什么?
  《卫报》并非维基解密的唯一合作媒体。此前,阿桑奇将美军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作战记录的前两部分,公布给了《纽约时报》以及德国的《明镜周刊》,电视媒体也有参与,包括美国的CNN、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以及英国的第四频道等。而对于第三部分的美国外交电报记录,则有五家印刷媒体参与合作。
  在这些媒体之中,《卫报》始终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这家英国老牌报纸,最先提出与维基解密合作的想法,并与其达成相关协议。这桩报纸与网站的合作可能算不上一桩完美的“婚姻”,但是却就此影响了主流媒体与“告密者”之间的关系。
  《卫报》与维基解密的组合,既相吸也相斥,二者都是极富野心的组织,但是就消息报道的方法来说,则迥然不同。历史悠久的前者秉承经典的新闻报道标准,而新兴的后者则将“(新闻)透明度”作为唯一真理,将事实一股脑公之于众,不作分类和处理,让受众自己选择有用的素材。
  两者合作伊始,彼此并非知己知彼。对于《卫报》这样的传统媒体来说,阿桑奇以及他的维基解密好似“致命诱惑”一般,无法忽视但也充满危险;对于阿桑奇来说,这些由来已久的新闻媒介历来不过是被政权利用的工具,可信度不高。即使双方互有偏见,但合作成果却是非同凡响。从范围、深度以及准确性角度来看,二者合作出的产物,是近几十年来最富影响力的新闻爆料。在维基解密提供的机密文件基础上,《卫报》将其处理成合乎规范的优秀新闻报道,造成巨大的舆论影响,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于社会、政权的既有想法。
  
  跨国报道团队的形成
  
  57岁的阿兰·鲁斯布雷奇为人安静低调,凌乱着装的外表下掩藏着惊人的新闻报道能力。作为编辑,鲁斯布雷奇每天早晨十点都会召集十人左右的报道团队,将前一天的新闻进行归总分析,并对当天要发生的事件进行预估。和其他报纸较为不同的是,编辑团队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这个会议,以示民主。
  他所供职的《卫报》是英国最著名的媒体之一,曾有无数次颇具影响力的报道。但这些累累战果,仍旧抵不上其与维基解密合作之后取得的成就。二者的合作,可以追溯到2010年6月。当时,《卫报》深度调查记者尼克·戴维斯从自家的报纸上,读到有关美军一等兵布兰德·曼宁被捕的报道,美国军方认为他在2009年11月19日和2010年春天向维基解密提供了巴格达事件视频、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演示文稿以及多达15万份的秘密外交电报。报道虽小,但却引起了戴维斯的注意,他决定去会会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
  阿桑奇早年做过电脑黑客,常年居无定所,生物钟黑白颠倒,他唯一信赖的朋友是自己的笔记本电脑。非营利性媒体“调查报道局”的编辑伊恩·奥夫顿曾与其共过事。据奥夫顿所说,阿桑奇常年只穿两套衣服,黑色西服用来参加新闻发布会,平常则身着灰色套衫以及皮夹克。“他是那种看上去并不贪婪的人。”奥夫顿说。
  在曼宁被捕之前,阿桑奇已经通过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一段美军于2007年屠杀阿富汗民众的视频。他一直抱怨自己的维基解密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并想借着这段“杀人视频”改变这一窘况。
  彼时,《卫报》记者戴维斯为了找到阿桑奇,打探了各种渠道,最后终于得到线索说,阿桑奇正准备赶往布鲁塞尔参加由欧洲议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恰巧,《卫报》驻布鲁塞尔编辑伊恩·特雷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得知阿桑奇正寻求公开一份长达两百万页的机密档案。戴维斯迅速赶往布鲁塞尔与特雷诺会和,两人第二天便敲开阿桑奇入住的酒店房间,与其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会谈。
  戴维斯记得自己对阿桑奇说:“我所知的都是些公开情报,你手里掌握的才是真正的机密。”而阿桑奇则慢吞吞地用他的男中音回答说:“我这里有过去七年间美军对阿富汗战争的详细记录。”戴维斯大喜,而阿桑奇接下来的话又让这种惊喜变成十足的狂欢:他还拥有自2003年3月以来美军对伊战争的全部记录,以及另外两份关于外交电报和关塔那摩囚犯信息的文件。
  戴维斯建议阿桑奇不要像以往那样将这些资料一股脑放在网站上,而是将它们公布给《纽约时报》这样的大媒体,以寻求更大的影响力。而根据英美法律,政府无权对媒体作出阻碍。
  双方设想在《卫报》的办公室建立一个相关的研究基地,他们还约法三章,不在电话中讨论任何关于这个计划的细节,阿桑奇则会在两天之内通过电邮的方式,传送给戴维斯一个仅存一两个小时的网站。通过该网站,戴维斯可以看到维基解密关于阿富汗的全部数据库资料。
  鲁斯布雷奇随即联系了《纽约时报》执行主编比尔·凯勒,向其发出进行报道的邀请。凯勒之后发现,这是一桩不错的生意,材料真实而有趣,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只要在维基解密准备好公布文件之时,即可对外进行报道。
  阿桑奇之后又联系了德国媒体的记者,来自美英德三国的报道团队,由此肩并肩合作起来,一个专业的信息披露团队正式形成。鲁斯布雷奇说,阿桑奇当时可能已经意识到,多国媒体的参与可以避免单一国家对消息的封锁。
  
  分歧与博弈
  
  而随着合作的深入,传统媒体与阿桑奇之间的分歧开始显现。对于这些名声显赫的报纸来说,事实信息必须进行再加工和编辑,在海量数据面前,他们必须决定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双方在有关阿富汗的文件上争吵得最凶,据一名前维基解密志愿者说,关于是否应该对阿富汗平民信息进行编辑的问题上,两方出现了严重分歧。
  最后,报纸编辑们达成共识,决定于2010年7月25日开始刊发相关新闻,而阿桑奇也同意将第二部分关于伊拉克的文件交予这几个新闻组织。与此同时,阿桑奇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伦敦,并经常和《卫报》的新闻团队共餐。维基解密内部的同事们渐渐发现,他的性格变得急躁和专横起来。
  2010年7月24日,就在新闻刊发的头一天,戴维斯忽然接到英国第四频道的电话,说他们也从阿桑奇手里拿到了全部阿富汗的数据库资料。戴维斯大怒,而阿桑奇则谎称,原本的协议中提到过他会将信息透露给电视媒体。自那个下午,戴维斯与阿桑奇再也没有说过话。
  阿富汗战争的记录最终在三家平面媒体以及英国第四频道上得到公布,其中包括阿富汗平民惨死在西方国家军队手中的细节,以及特种部队为专门对付塔利班首领所设立的秘密“黑暗小队”。相对于媒体,维基解密网站进行的资料公布中,暴露了一些相关个人的信息,使他们的个人安全受到了威胁。维基解密也为此受到一些国际组织(比如大赦国际以及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批评。
  在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刊发一周后,阿桑奇又决定将非营利性组织“调查报道局”拉入整个协作关系中,并要求《卫报》延缓报道,好给其他新加入的成员准备时间。《卫报》答应可以延时六个星期,但是要求阿桑奇将第三批文件交给他们。根据《卫报》的说法,阿桑奇当时的回应是:“你们今晚就可以拿到第三批文件,但是需要编辑们立下字据,在我未许可之前不要对其中任何的内容进行报道。”之后,阿桑奇如愿拿到了字据。
  但是随着延期行将结束,阿桑奇仍然没有任何松口的迹象,《卫报》渐渐失去了耐心和信心。而同时,阿桑奇变得更加古怪起来,并且开始与美国CBS以及公共广播公司讨论合作计划。这之后的2010年8月,阿桑奇来到瑞典,并犯下所谓的“强奸以及不当性行为罪”;紧接着,是一系列的狗血剧情。
  2010年10月,当《卫报》正为公布伊拉克战争记录作准备时,一位名叫西斯·布鲁克的人从前维基解密雇员的手中得到第三批资料的副本,在确定另一个同样的信息源之后,《卫报》将布鲁克招致麾下,通过这个方法很巧妙地跳过阿桑奇与其定下的协议。该报同时将此信息源分享给《纽约时报》以及《镜报》,三家传媒决定于去年11月8日将所得资料进行报道。
  也正是在此时,阿桑奇带着自己的律师现身,走进了《卫报》编辑阿兰·鲁斯布雷奇的办公室威胁起诉。双方对峙多时,最后艰难达成共识:《卫报》同意对报道再次进行推延,阿桑奇则将法国的《世界报》以及西班牙的《国家报》拉入合作联盟之内。
  
  媒体业的凯旋之战
  
  阿桑奇以及《卫报》之间的协议,是主流媒体与泄密网站合作的第一例。基于阿桑奇目前和《卫报》之间看似友好实则分崩离析的僵持关系,这样的协作模式未来会否大范围发展,仍留待疑问。
  如世界上大多数传统媒体一样,《卫报》也在新时代遇上了经营困难的问题,传统的新闻模式不再盈利,他们不得不开发新的收入增长点。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卫报》凭借自己旗下的网站,渐渐杀出一条血路。在保证提供免费新闻的基础上,《卫报》自身的网站成功帮助这个年代已久的报纸赢得了更多的世界声誉,从而获得了新生。而作为一家独大型的新闻出版类网站,维基解密也有着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内部管理不力,对外保密能力存疑,网站技术问题频频,资金链短缺……在过去的几个月内,维基解密几经起伏。
  这种情况下,维基解密与《卫报》之间的合作,在不断挑战政治体制的同时,也是一场媒体业的凯旋之战。与此同时,《卫报》和维基解密又是现代新闻传播极端相反的两个例子:《卫报》视自己为事实与大众之间的重要一环,在事实搜集的基础上,还要表现出新闻人的专业素养以及信息判断能力。对于他们来说,此种体系的存在至关重要,同时也需小心打理;而阿桑奇及其所代表的维基解密,则是硬币的另一面。在阿桑奇的逻辑里,事实与大众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介入物,理想的新闻报道仅仅是事实的载体,没有解释,没有思考,完全中立。
  两者可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合作。对于《卫报》来说,在利用自身记者资源的同时,也开始逐渐放开对外来网络消息源的接受程度。但是合作可能仅止于此,从两者的合作过程可以看出,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兴的泄密网站,双方并没有也不太可能在对待新闻素材这一基本态度上达成一致。两者之间的冲突正如这个文明社会本身一样,既拥有依存体制而存在的个体,也有鄙视一切体制化事物的个体。而究其新闻传播这一层面来说,此二者之间既势均力敌,同时也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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