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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今年8月16日报道，旅美华人画家钱培琛卷入一宗涉案金额高达8000万美元的假画案。法庭文件指出，钱培琛在过去15年中伪造了至少63幅包括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罗伯特·马瑟韦尔（Robert Motherwell）等抽象表现艺术大师在内的假画，这些以假乱真的作品经由专业画廊和经纪人的推荐被收藏家们高价买下，总金额高达8000万美元。
事实上此案早在2011年就已引起媒体关注并多次报道，随着多位受害者一桩一桩的起诉，假画案的全貌逐渐被补完。
FBI的调查透露，这些伪作都源自一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女画商格拉菲拉·罗萨莱斯（Glafira Rosales），她将其中一些伪作介绍到两名曼哈顿艺术经纪人朱利安·韦斯曼（Julian Weissman）和安·佛利德曼（Ann Freedman）手中，再高价销售给其他买家。
但此案的关键一环——假画的作者，却一直没被提及，直到最近才终于查明是一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现年已73岁的华人画家。已在中国销声匿迹多年的钱培琛，以一种他绝不乐见的方式登上了众多国际和中文媒体的头条。
利益链条：都是著录惹的祸
一份2011年2月1日在纽约南区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件已在网上公开，披露了假画案的一角，受害者之一是一家设立在爱尔兰的Killala艺术公司，该公司起诉非营利基金会Dedalus Foundation对一幅他们购买的罗伯特·马瑟韦尔作品作出了虚假的鉴定承诺，同时起诉出售此画给他们的经纪人Julian Weissman破坏了交易契约。
被告之一Dedalus基金会由已故艺术家罗伯特·马瑟韦尔生前设立，是鉴定马瑟韦尔作品的权威机构，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销售马瑟韦尔的存画及代理所有马瑟韦尔作品的版权。另一被告Julian Weissman现年70岁，是资深艺术经纪人，他在1980年代曾任纽约Knoedler Gallery副总监，1997年他自己在华尔街开设了画廊，马瑟韦尔在世时，Weissman曾代理他的作品。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01年，法国艺术经纪人马克·白龙杜（Marc Blondeau）在瑞士结识了Julian Weissman。Blondeau曾在巴黎、纽约、洛杉矶的国际拍卖行工作了20年，1987年他辞去了苏富比法国主席的职位，开始从事私下销售，2000年他到日内瓦开设了画廊，并作为爱尔兰Killala公司的代理人为其购买艺术品。他的重要客户还包括时尚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和法国富豪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ot）等。
Blondeau认识Weissman之后的十年间，他代表Killala公司通过Weissman购买了多件作品，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他们会通常在纽约拍卖会期间碰面。
2006年11月，Weissman告知Mr.Blondeau他手里有一件马瑟韦尔作于1953年的油画《Spanish Elegy》，约在当年11月15日，Blondeau来到Weissman的画廊看了作品，Weissman说虽然他不能透露这位瑞士卖家的名字，但这幅画是卖家的父母在1959年直接从艺术家本人处购买的。Blondeau表态除非Dedalus基金会证明这件作品的真实性，否则他不会购买，Blondeau同时也表明他有可能代表Killala公司转售此画，因为他知道有藏家在找类似这样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小作品。
为了达成交易，Weissman开始联系Dedalus基金会。2007年1月，Dedalus基金会的现任董事长Jack Flam和执行总监Morgan Spangle来到Weissman的画廊对作品进行了评估，但并没有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彻底和科学的检查。之后Weissman就收到了Dedalus基金会发来的Jack Flam亲笔签名的邮件，写明这件作品被基金会认为是真品，但邮件上同时附注这仅仅只是初步观点，如果有新的发现，基金会将修改观点。
Weissman给Blondeau看了这封邮件后，Blondeau表示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明，他要求得到Dedalus基金会将在未来出版的全集画册（Catalogue raisonné）中刊登这件作品的书面保证。
无论对学者、经纪人还是拍卖行，艺术家全集画册中的著录都代表着对作品的权威认可。同年2月15日，Dedalus基金会又给Weissman寄来了Morgan Spangle签名的邮件，他在信中保证《Spanish Elegy》这件作品会出现在基金会的全集画册中。在这封邮件发出后5天，Blondeau代表Killala公司从Weissman画廊以65万美元购买了这件作品。Dedalus基金会确认很清楚在发出这两封邮件前，买卖双方都指望着靠他们的确认信来完成交易。
两年后的2009年2月17日，Weissman收到了Dedalus基金会寄来的新邮件，邮件里写着根据新信息，基金会撤销了之前对作品所作的判断，并决定不会在基金会的全集画册中刊登此作，邮件中没有具体描述让基金会改变判断的“新信息”。Weissman随即转发了这封邮件给Blondeau，Blondeau知道《Spanish Elegy》被排除在全集画册的出版之外，意味着这件作品将变得一文不值，无法再被出售。
Dedalus基金会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作品的评估提供任何细节和说明，也没有对两年后突然更改判断提供任何解释。2009到2010年，Killala公司一直试图联系Weissman和Dedalus基金会解决作品的鉴定问题，无果后，Killala公司于2011年将Weissman和Dedalus基金会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画款，以及真作在此期间的增值，官司打了大半年，2011年10月Killala公司获得了原购画款65万美元的赔偿，而此案中不太光彩的Dedalus 基金会，竟然也通过对Weissman提起交叉诉讼而获得了20万美元的赔偿。Dedalus基金会认为是因为Weissman对作品来源的误导才让他们作出了错误判断，而Weissman则一直坚称他从来不知道这位所谓瑞士卖家的来历和名字。最后，赔偿一部分由Weissman支付，一部分则由真正给Weissman供货的Glafira Rosales提供。 2011年3月23日，《华尔街日报》针对这起诉讼案发布了一篇名为《面纱之后：对艺术品鉴定的疑问》的新闻调查，质疑艺术家基金会拥有了对作品的鉴定权，就等于拥有了影响艺术市场的强大能力，但却对作品的鉴定没有建立任何规范标准。这篇报道还披露Dedalus基金曾解雇一位名叫Joan Banach的前雇员，原因是该雇员试图纠正基金会主席鉴定作品所下的错误判断。
2011年12月，另一受害者浮出水面。英国GLG对冲基金联合创始人、比利时籍的皮埃尔·拉格朗日（Pierre Lagrange）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控告纽约老牌画廊克诺德勒画廊（Knoedler Gallery）及其前总监Ann Freedman向其出售波洛克的假画。
Ann Freedman在1971年成为一名画廊接待，后加入Knoedler Gallery并担任画廊总监长达32年，2009年因假画案离任。她被指控从90年代中期起向藏家出售至少20张大师的伪作，2010年她在纽约上东区开设了自己的画廊FreedmanArt。
Lagrange在2007年通过中间人在该画廊以1700万美元买了署名波洛克的画《无题1950》，2010年他试图将这件作品送到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但均遭拒绝，因为这件作品没有著录在波洛克的权威画册中。Lagrange之后向Knoedler Gallery提供了一份专家的评估报告，证明作品是假画。
促成交易的两个中间人一共从中抽走10%的佣金，一个是纽约经纪人Jaime Frankfurt，一个是英国经纪人Tim Taylor。Jaime Frankfurt声称在看到此画时，Ann Freedman说波洛克的全集画册会进行增补，而她正好认识一个即将接管波洛克基金会（The Pollock-Krasner Foundation）的人，暗示这件作品可能会被增补刊登。Tim Taylor也证实在伦敦的一次会面中，Ann Freedman也说过同样的话。而Ann Freedman承认她曾经游说基金会出版增补的全集画册，但她从来没有保证这件作品一定会在增补的全集画册中刊登。事实上，该基金会早在1995年就停止了波洛克的作品鉴定。Frankfurt只需打个电话就能查清楚，但由于已经和Ann Freedman合作多年，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
Lagrange是全球前十之列的对冲基金经理，尽管要花1700万美元，但他显然没有像Killala艺术公司对著录的要求那么计较。Freedman只提供了一张列有12个看过这件作品的学者的名字的文件，并称他们都对这件作品赞誉有加，就完成了交易，事后证实12个人中的11人都毫不知情。
在Lagrange对Knoedler Gallery及总监Ann Freedman提起诉讼前一天，Knoedler Gallery这家已有165年历史的画廊由于面临多起假画案指控而关门大吉。一年之后的2012年10月，这起诉讼结案，但并没有对外公布详情。
这是8000万美元假画案中被曝光最多的两起诉讼，均因为作品没有权威画册的出版著录，而在再次销售时失去商业价值。当案件完全曝光，才发现原来所谓的私密来源、神秘卖家根本不存在，上家原来也是经纪人，而假画的买家也不是真正的收藏家，其实也都还有下家。一层一层的利益链条都只是为了脱手，让交易者顾不上对作品来源寻根问底。
2012年5月《名利场》的一篇报道里记者问Ann Freedman为什么要交易没有来源的作品？她只是回答：“我不清楚来源，不意味着没有来源。” 而Julian Weissman在向另外的受害者出售其他马瑟韦尔伪作时，还说过作品来自科威特公主云云。
案发后，一名纽约收藏家直言太可怕了，出售这些来源不明的作品的，都是收藏家所熟悉的并交易了多年的人，而受害者之一Blondeau认为现在的艺术市场面临很严峻的局面，市场太热，假画就出现，而这些假画足以骗过像他这样的资深经纪人。
顺藤摸瓜，所有诉讼的假画来源都指向此案主犯格拉菲拉·罗萨莱斯（Glafira Rosales），这名今年57岁的长岛女画商的丈夫José Carlos Bergantinos Diaz早在1999年就因交易假画而被指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相中了在街头卖画的钱培琛，从1994年至2009年的15年里，他们一直从钱培琛手中获取罗斯科、波洛克、德·库宁等的仿作，Rosales的丈夫负责将仿作做旧，而Rosales则负责出售。
据9月16日的最新消息，Glafira Rosales已经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认罪，承认60多幅伪作共售出8000多万美元，获利3320万美元。目前，此案在等待最终宣判。明年3月18日，她可能面临8100万美元的罚款和长达99年的监禁，所有的财产都将被没收。
而Ann Freedman在假画案整个过程中一直坚称在售出这些伪作时完全相信这些作品是真的，虽然这些作品并没有可靠的来源证明，但她做了她所能做的所有努力，包括查询展览记录，送到修复工作室检查，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等，她还以私人身份向Glafira Rosales购买了波洛克、罗斯科和马瑟韦尔的作品作为个人收藏。她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目前法院还没公布针对她的指控。
显赫历史：与假画无关的前世
已经关闭的涉案画廊Knoedler Gallery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画廊之一，于1846年在纽约成立，原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艺术公司之一古比尔公司（Goupil）在纽约的分号。古比尔公司总部设在巴黎，由Adolphe Goupil于1827年创立，早期主要经营面对中产阶级的雕版艺术印刷品，此后一步步朝伦敦、纽约、柏林、布鲁塞尔、维也纳、海牙、堪培拉等地扩张。
1861年艺术家梵高的同名叔叔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成为古比尔公司的合伙人，文森特早前在海牙卖绘画材料，此后开设了自己的画廊，并入古比尔成为海牙分号之后一直工作到1872年退休，并在1878年抽出了自己的股份。由于文森特没有儿女，他先后于1869年和1873年将梵高和梵高的弟弟提奥都介绍到海牙古比尔公司当学徒。 从1869到1876年，梵高分别在古比尔的海牙、伦敦和巴黎分号工作，后来因为对工作的怠慢而被解雇。梵高的弟弟提奥的工作则顺利得多，1878年第三届世博会在巴黎举行，提奥被调到巴黎古比尔，随后留在了巴黎，提奥的加入让古比尔开始从印刷品转向绘画的销售，在提奥的努力下，古比尔不仅展示学院派油画，并力排众议展出兴起不久的印象派作品。
1881至1890年期间，提奥被委任经营古比尔在巴黎蒙马特大道的分店，并成功销售掉1000多件绘画作品。提奥一生都在资助梵高创作，梵高一直保持和提奥的通信，1886年梵高前往巴黎期间就住在提奥家里，梵高于1890年7月自杀后，提奥也由于过度悲伤而在6个月之后逝世，葬于梵高墓旁。
古比尔公司在1846年成立纽约分号，1852年其巴黎总部的德裔雇员Michel Knoedler移居纽约负责纽约分号的经营，并于1857年买下了纽约分号，更名Knoedler Gallery，1878年他去世后画廊交给儿子打理。在家族悉心经营下，Knoedler画廊成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经销老油画大师作品（Old Master paintings）的知名画廊。
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当时很多美国顶级富豪都曾是Knoedler Gallery的顾客：比如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美国糖业大亨及知名收藏家哈夫·梅耶（Henry Osborne Havemeyer），铁路及航运大王考尼列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建造了第一条横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的科利斯·波特·杭亭顿（Collis Potter Huntington），实业巨子及艺术赞助人亨利·克莱·佛里克（Henry Clay Frick），美国历任三届总统的财政部长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等。除了收藏家之外，卢浮宫、大都会、泰特美术馆等顶级艺术机构也是Knoedler Gallery的顾客。
长期以来，Knoedler Gallery和伦敦的卡尔纳菲画廊（Colnaghi）一直维持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由Colnaghi负责在欧洲寻找合适的老大师画作，以确保Knoedler Gallery不断有精品可以销售给美国的顶级富豪们。20世纪20年代，Knoedler Gallery接了一个超级大单：苏联苏维埃政府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遭遇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苏维埃当局为此决定秘密出售冬宫的藏品。英国石油大亨卡洛斯提·古尔班基安（Calouste Gulbenkian）的伊拉克石油公司成了冬宫藏品的第一个买家，1930-1931年间，伊拉克石油公司共从苏联购买了21件冬宫藏品，并藉由Colnaghi画廊牵线，再将作品通过Knoedler画廊卖给了安德鲁·威廉·梅隆。
1937年，梅隆在去世前将所有藏品及建造国家画廊的资金无偿捐献给了美国政府，这批来自冬宫的藏品依然是当今华盛顿国家画廊的核心收藏。2004年，冬宫博物馆将拉斐尔的《阿里巴圣母》借回国展出，此时这件作品的保价已高达10亿美元。
1971年，已传到第3代的Knoedler Gallery以250万美元的价格被美国犹太裔的“红色资本家” 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买断，Knoedler家族几年后彻底退出，但画廊名称不变。从70年代开始，Knoedler画廊开始转向现当代艺术的经营，由哈默的孙子Michael Armand Hammer担任画廊的董事会主席，直到2011年11月30日Knoedler Gallery陷入假画门而被迫关闭，共历时165年，毗邻中央公园的画廊房产在2011年2月以3100万美元售出。
阿曼德·哈默善于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早在1921年，哈默就通过资助苏联人而与列宁建立了友谊，1979年邓小平访美结识哈默，两个多月后哈默乘专机访华，哈默旗下的西方石油公司随后也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哈默家族除收购了Knoedler Gallery之外，还拥有一家经营传统绘画的“哈默画廊”。1984年哈默访华期间赠送邓小平一幅陈逸飞周庄风景油画《双桥》，陈逸飞因哈默画廊的代理而在美国一举成名。哈默的曾孙Armie Hammer是一名好莱坞男星，他在《社交网络》中因一人分饰双胞胎Winklevoss兄弟后火速蹿红。
失意人生：钱培琛的不为人知
作为假画案利益链最底层的钱培琛，有报道称他每幅画只能拿到几千美元，他到底是否知晓更多假画案的细节，目前还是一个谜。他一直渴望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获得成功，但造化却让他在假画案中饱受关注。在网络上找到的零星资料，勾勒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远走美国的失意人生。
钱培琛1939年生于浙江舟山，长于上海，大学念数学。他没有系统地学过绘画，属于“在野画家”，但1979年参加上海的“十二人画展”让他在艺术界突然有了名气，开幕当天，上海美术界大腕云集。展览前言上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已在召唤。”这个展览比同年在北京举办的星星画展还要早，而后者一般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
1981年，已经42岁的钱培琛去了美国，他在上海积累的一点知名度也止步于此。虽然到美国只比陈逸飞晚几个月，比陈丹青还早，但境遇却完全不同。由于过不了语言和人脉这两关，初到纽约的钱培琛饱尝艰辛，他有段时间和朋友张宏图、陈源初在建筑工地工作。
钱培琛曾尝试在街头卖画，但所得甚少，到上世纪90年代，钱培琛已经对自己的创作失去了信心。2006年，中国的BB画廊曾为钱培琛举办内地个展，陈丹青还专门撰文回忆了和钱培琛初到纽约的迷失与乡愁。但此后又没有多少动静，可能画展并不成功。
钱培琛的好友对假画案都非常惊讶，他们印象中的钱培琛是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形象。张宏图说：“我都不知道钱培琛有这么好的技术，他的确有一些天赋，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画不出来杰克逊·波洛克那样的风格，毕竟临摹这种风格实在不易。”
钱培琛的纽约邻居回忆钱培琛日常生活，说钱培琛以前在中国像一个摇滚明星，而来美国后变得无人知晓，反差太大。不知这个“摇滚明星”是邻居的夸张，还是钱培琛自己的追忆。当看到陈逸飞、陈丹青、刘小东、艾未未、徐冰、张洹等中国艺术家一个个来到纽约，又一个个功成名就地回国，钱培琛可能更觉失落。
虽然尚未面临指控，但FBI在今年8月搜查了钱培琛在皇后区的住所，他已携妻子在几个月前离开了纽约，他日常作画的陋室，透过未锁的门窗还能看到成堆的木质帆布画架，但如今已空无一人。
事实上此案早在2011年就已引起媒体关注并多次报道，随着多位受害者一桩一桩的起诉，假画案的全貌逐渐被补完。
FBI的调查透露，这些伪作都源自一名居住在纽约长岛的女画商格拉菲拉·罗萨莱斯（Glafira Rosales），她将其中一些伪作介绍到两名曼哈顿艺术经纪人朱利安·韦斯曼（Julian Weissman）和安·佛利德曼（Ann Freedman）手中，再高价销售给其他买家。
但此案的关键一环——假画的作者，却一直没被提及，直到最近才终于查明是一名居住在纽约皇后区，现年已73岁的华人画家。已在中国销声匿迹多年的钱培琛，以一种他绝不乐见的方式登上了众多国际和中文媒体的头条。
利益链条：都是著录惹的祸
一份2011年2月1日在纽约南区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件已在网上公开，披露了假画案的一角，受害者之一是一家设立在爱尔兰的Killala艺术公司，该公司起诉非营利基金会Dedalus Foundation对一幅他们购买的罗伯特·马瑟韦尔作品作出了虚假的鉴定承诺，同时起诉出售此画给他们的经纪人Julian Weissman破坏了交易契约。
被告之一Dedalus基金会由已故艺术家罗伯特·马瑟韦尔生前设立，是鉴定马瑟韦尔作品的权威机构，基金会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销售马瑟韦尔的存画及代理所有马瑟韦尔作品的版权。另一被告Julian Weissman现年70岁，是资深艺术经纪人，他在1980年代曾任纽约Knoedler Gallery副总监，1997年他自己在华尔街开设了画廊，马瑟韦尔在世时，Weissman曾代理他的作品。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2001年，法国艺术经纪人马克·白龙杜（Marc Blondeau）在瑞士结识了Julian Weissman。Blondeau曾在巴黎、纽约、洛杉矶的国际拍卖行工作了20年，1987年他辞去了苏富比法国主席的职位，开始从事私下销售，2000年他到日内瓦开设了画廊，并作为爱尔兰Killala公司的代理人为其购买艺术品。他的重要客户还包括时尚大师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和法国富豪弗朗索瓦·皮诺（Francois Pinot）等。
Blondeau认识Weissman之后的十年间，他代表Killala公司通过Weissman购买了多件作品，建立了长期的信任关系，他们会通常在纽约拍卖会期间碰面。
2006年11月，Weissman告知Mr.Blondeau他手里有一件马瑟韦尔作于1953年的油画《Spanish Elegy》，约在当年11月15日，Blondeau来到Weissman的画廊看了作品，Weissman说虽然他不能透露这位瑞士卖家的名字，但这幅画是卖家的父母在1959年直接从艺术家本人处购买的。Blondeau表态除非Dedalus基金会证明这件作品的真实性，否则他不会购买，Blondeau同时也表明他有可能代表Killala公司转售此画，因为他知道有藏家在找类似这样的抽象表现主义的小作品。
为了达成交易，Weissman开始联系Dedalus基金会。2007年1月，Dedalus基金会的现任董事长Jack Flam和执行总监Morgan Spangle来到Weissman的画廊对作品进行了评估，但并没有按照严格的流程进行彻底和科学的检查。之后Weissman就收到了Dedalus基金会发来的Jack Flam亲笔签名的邮件，写明这件作品被基金会认为是真品，但邮件上同时附注这仅仅只是初步观点，如果有新的发现，基金会将修改观点。
Weissman给Blondeau看了这封邮件后，Blondeau表示还需要更有力的证明，他要求得到Dedalus基金会将在未来出版的全集画册（Catalogue raisonné）中刊登这件作品的书面保证。
无论对学者、经纪人还是拍卖行，艺术家全集画册中的著录都代表着对作品的权威认可。同年2月15日，Dedalus基金会又给Weissman寄来了Morgan Spangle签名的邮件，他在信中保证《Spanish Elegy》这件作品会出现在基金会的全集画册中。在这封邮件发出后5天，Blondeau代表Killala公司从Weissman画廊以65万美元购买了这件作品。Dedalus基金会确认很清楚在发出这两封邮件前，买卖双方都指望着靠他们的确认信来完成交易。
两年后的2009年2月17日，Weissman收到了Dedalus基金会寄来的新邮件，邮件里写着根据新信息，基金会撤销了之前对作品所作的判断，并决定不会在基金会的全集画册中刊登此作，邮件中没有具体描述让基金会改变判断的“新信息”。Weissman随即转发了这封邮件给Blondeau，Blondeau知道《Spanish Elegy》被排除在全集画册的出版之外，意味着这件作品将变得一文不值，无法再被出售。
Dedalus基金会从头到尾都没有对作品的评估提供任何细节和说明，也没有对两年后突然更改判断提供任何解释。2009到2010年，Killala公司一直试图联系Weissman和Dedalus基金会解决作品的鉴定问题，无果后，Killala公司于2011年将Weissman和Dedalus基金会告上法庭，要求赔偿画款，以及真作在此期间的增值，官司打了大半年，2011年10月Killala公司获得了原购画款65万美元的赔偿，而此案中不太光彩的Dedalus 基金会，竟然也通过对Weissman提起交叉诉讼而获得了20万美元的赔偿。Dedalus基金会认为是因为Weissman对作品来源的误导才让他们作出了错误判断，而Weissman则一直坚称他从来不知道这位所谓瑞士卖家的来历和名字。最后，赔偿一部分由Weissman支付，一部分则由真正给Weissman供货的Glafira Rosales提供。 2011年3月23日，《华尔街日报》针对这起诉讼案发布了一篇名为《面纱之后：对艺术品鉴定的疑问》的新闻调查，质疑艺术家基金会拥有了对作品的鉴定权，就等于拥有了影响艺术市场的强大能力，但却对作品的鉴定没有建立任何规范标准。这篇报道还披露Dedalus基金曾解雇一位名叫Joan Banach的前雇员，原因是该雇员试图纠正基金会主席鉴定作品所下的错误判断。
2011年12月，另一受害者浮出水面。英国GLG对冲基金联合创始人、比利时籍的皮埃尔·拉格朗日（Pierre Lagrange）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控告纽约老牌画廊克诺德勒画廊（Knoedler Gallery）及其前总监Ann Freedman向其出售波洛克的假画。
Ann Freedman在1971年成为一名画廊接待，后加入Knoedler Gallery并担任画廊总监长达32年，2009年因假画案离任。她被指控从90年代中期起向藏家出售至少20张大师的伪作，2010年她在纽约上东区开设了自己的画廊FreedmanArt。
Lagrange在2007年通过中间人在该画廊以1700万美元买了署名波洛克的画《无题1950》，2010年他试图将这件作品送到苏富比和佳士得拍卖，但均遭拒绝，因为这件作品没有著录在波洛克的权威画册中。Lagrange之后向Knoedler Gallery提供了一份专家的评估报告，证明作品是假画。
促成交易的两个中间人一共从中抽走10%的佣金，一个是纽约经纪人Jaime Frankfurt，一个是英国经纪人Tim Taylor。Jaime Frankfurt声称在看到此画时，Ann Freedman说波洛克的全集画册会进行增补，而她正好认识一个即将接管波洛克基金会（The Pollock-Krasner Foundation）的人，暗示这件作品可能会被增补刊登。Tim Taylor也证实在伦敦的一次会面中，Ann Freedman也说过同样的话。而Ann Freedman承认她曾经游说基金会出版增补的全集画册，但她从来没有保证这件作品一定会在增补的全集画册中刊登。事实上，该基金会早在1995年就停止了波洛克的作品鉴定。Frankfurt只需打个电话就能查清楚，但由于已经和Ann Freedman合作多年，他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
Lagrange是全球前十之列的对冲基金经理，尽管要花1700万美元，但他显然没有像Killala艺术公司对著录的要求那么计较。Freedman只提供了一张列有12个看过这件作品的学者的名字的文件，并称他们都对这件作品赞誉有加，就完成了交易，事后证实12个人中的11人都毫不知情。
在Lagrange对Knoedler Gallery及总监Ann Freedman提起诉讼前一天，Knoedler Gallery这家已有165年历史的画廊由于面临多起假画案指控而关门大吉。一年之后的2012年10月，这起诉讼结案，但并没有对外公布详情。
这是8000万美元假画案中被曝光最多的两起诉讼，均因为作品没有权威画册的出版著录，而在再次销售时失去商业价值。当案件完全曝光，才发现原来所谓的私密来源、神秘卖家根本不存在，上家原来也是经纪人，而假画的买家也不是真正的收藏家，其实也都还有下家。一层一层的利益链条都只是为了脱手，让交易者顾不上对作品来源寻根问底。
2012年5月《名利场》的一篇报道里记者问Ann Freedman为什么要交易没有来源的作品？她只是回答：“我不清楚来源，不意味着没有来源。” 而Julian Weissman在向另外的受害者出售其他马瑟韦尔伪作时，还说过作品来自科威特公主云云。
案发后，一名纽约收藏家直言太可怕了，出售这些来源不明的作品的，都是收藏家所熟悉的并交易了多年的人，而受害者之一Blondeau认为现在的艺术市场面临很严峻的局面，市场太热，假画就出现，而这些假画足以骗过像他这样的资深经纪人。
顺藤摸瓜，所有诉讼的假画来源都指向此案主犯格拉菲拉·罗萨莱斯（Glafira Rosales），这名今年57岁的长岛女画商的丈夫José Carlos Bergantinos Diaz早在1999年就因交易假画而被指控。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相中了在街头卖画的钱培琛，从1994年至2009年的15年里，他们一直从钱培琛手中获取罗斯科、波洛克、德·库宁等的仿作，Rosales的丈夫负责将仿作做旧，而Rosales则负责出售。
据9月16日的最新消息，Glafira Rosales已经在曼哈顿联邦法院认罪，承认60多幅伪作共售出8000多万美元，获利3320万美元。目前，此案在等待最终宣判。明年3月18日，她可能面临8100万美元的罚款和长达99年的监禁，所有的财产都将被没收。
而Ann Freedman在假画案整个过程中一直坚称在售出这些伪作时完全相信这些作品是真的，虽然这些作品并没有可靠的来源证明，但她做了她所能做的所有努力，包括查询展览记录，送到修复工作室检查，咨询专业人士的意见等，她还以私人身份向Glafira Rosales购买了波洛克、罗斯科和马瑟韦尔的作品作为个人收藏。她认为自己也是受害者，目前法院还没公布针对她的指控。
显赫历史：与假画无关的前世
已经关闭的涉案画廊Knoedler Gallery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画廊之一，于1846年在纽约成立，原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艺术公司之一古比尔公司（Goupil）在纽约的分号。古比尔公司总部设在巴黎，由Adolphe Goupil于1827年创立，早期主要经营面对中产阶级的雕版艺术印刷品，此后一步步朝伦敦、纽约、柏林、布鲁塞尔、维也纳、海牙、堪培拉等地扩张。
1861年艺术家梵高的同名叔叔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成为古比尔公司的合伙人，文森特早前在海牙卖绘画材料，此后开设了自己的画廊，并入古比尔成为海牙分号之后一直工作到1872年退休，并在1878年抽出了自己的股份。由于文森特没有儿女，他先后于1869年和1873年将梵高和梵高的弟弟提奥都介绍到海牙古比尔公司当学徒。 从1869到1876年，梵高分别在古比尔的海牙、伦敦和巴黎分号工作，后来因为对工作的怠慢而被解雇。梵高的弟弟提奥的工作则顺利得多，1878年第三届世博会在巴黎举行，提奥被调到巴黎古比尔，随后留在了巴黎，提奥的加入让古比尔开始从印刷品转向绘画的销售，在提奥的努力下，古比尔不仅展示学院派油画，并力排众议展出兴起不久的印象派作品。
1881至1890年期间，提奥被委任经营古比尔在巴黎蒙马特大道的分店，并成功销售掉1000多件绘画作品。提奥一生都在资助梵高创作，梵高一直保持和提奥的通信，1886年梵高前往巴黎期间就住在提奥家里，梵高于1890年7月自杀后，提奥也由于过度悲伤而在6个月之后逝世，葬于梵高墓旁。
古比尔公司在1846年成立纽约分号，1852年其巴黎总部的德裔雇员Michel Knoedler移居纽约负责纽约分号的经营，并于1857年买下了纽约分号，更名Knoedler Gallery，1878年他去世后画廊交给儿子打理。在家族悉心经营下，Knoedler画廊成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经销老油画大师作品（Old Master paintings）的知名画廊。
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当时很多美国顶级富豪都曾是Knoedler Gallery的顾客：比如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的弟弟威廉·洛克菲勒（William Rockefeller），美国糖业大亨及知名收藏家哈夫·梅耶（Henry Osborne Havemeyer），铁路及航运大王考尼列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建造了第一条横贯美国的“太平洋铁路”的科利斯·波特·杭亭顿（Collis Potter Huntington），实业巨子及艺术赞助人亨利·克莱·佛里克（Henry Clay Frick），美国历任三届总统的财政部长安德鲁·威廉·梅隆（Andrew William Mellon）等。除了收藏家之外，卢浮宫、大都会、泰特美术馆等顶级艺术机构也是Knoedler Gallery的顾客。
长期以来，Knoedler Gallery和伦敦的卡尔纳菲画廊（Colnaghi）一直维持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由Colnaghi负责在欧洲寻找合适的老大师画作，以确保Knoedler Gallery不断有精品可以销售给美国的顶级富豪们。20世纪20年代，Knoedler Gallery接了一个超级大单：苏联苏维埃政府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遭遇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苏维埃当局为此决定秘密出售冬宫的藏品。英国石油大亨卡洛斯提·古尔班基安（Calouste Gulbenkian）的伊拉克石油公司成了冬宫藏品的第一个买家，1930-1931年间，伊拉克石油公司共从苏联购买了21件冬宫藏品，并藉由Colnaghi画廊牵线，再将作品通过Knoedler画廊卖给了安德鲁·威廉·梅隆。
1937年，梅隆在去世前将所有藏品及建造国家画廊的资金无偿捐献给了美国政府，这批来自冬宫的藏品依然是当今华盛顿国家画廊的核心收藏。2004年，冬宫博物馆将拉斐尔的《阿里巴圣母》借回国展出，此时这件作品的保价已高达10亿美元。
1971年，已传到第3代的Knoedler Gallery以250万美元的价格被美国犹太裔的“红色资本家” 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买断，Knoedler家族几年后彻底退出，但画廊名称不变。从70年代开始，Knoedler画廊开始转向现当代艺术的经营，由哈默的孙子Michael Armand Hammer担任画廊的董事会主席，直到2011年11月30日Knoedler Gallery陷入假画门而被迫关闭，共历时165年，毗邻中央公园的画廊房产在2011年2月以3100万美元售出。
阿曼德·哈默善于与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早在1921年，哈默就通过资助苏联人而与列宁建立了友谊，1979年邓小平访美结识哈默，两个多月后哈默乘专机访华，哈默旗下的西方石油公司随后也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哈默家族除收购了Knoedler Gallery之外，还拥有一家经营传统绘画的“哈默画廊”。1984年哈默访华期间赠送邓小平一幅陈逸飞周庄风景油画《双桥》，陈逸飞因哈默画廊的代理而在美国一举成名。哈默的曾孙Armie Hammer是一名好莱坞男星，他在《社交网络》中因一人分饰双胞胎Winklevoss兄弟后火速蹿红。
失意人生：钱培琛的不为人知
作为假画案利益链最底层的钱培琛，有报道称他每幅画只能拿到几千美元，他到底是否知晓更多假画案的细节，目前还是一个谜。他一直渴望以一个艺术家的方式获得成功，但造化却让他在假画案中饱受关注。在网络上找到的零星资料，勾勒出一个中国艺术家远走美国的失意人生。
钱培琛1939年生于浙江舟山，长于上海，大学念数学。他没有系统地学过绘画，属于“在野画家”，但1979年参加上海的“十二人画展”让他在艺术界突然有了名气，开幕当天，上海美术界大腕云集。展览前言上写道：“严酷的冰封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旧时代过去了，新时代已在召唤。”这个展览比同年在北京举办的星星画展还要早，而后者一般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开端。
1981年，已经42岁的钱培琛去了美国，他在上海积累的一点知名度也止步于此。虽然到美国只比陈逸飞晚几个月，比陈丹青还早，但境遇却完全不同。由于过不了语言和人脉这两关，初到纽约的钱培琛饱尝艰辛，他有段时间和朋友张宏图、陈源初在建筑工地工作。
钱培琛曾尝试在街头卖画，但所得甚少，到上世纪90年代，钱培琛已经对自己的创作失去了信心。2006年，中国的BB画廊曾为钱培琛举办内地个展，陈丹青还专门撰文回忆了和钱培琛初到纽约的迷失与乡愁。但此后又没有多少动静，可能画展并不成功。
钱培琛的好友对假画案都非常惊讶，他们印象中的钱培琛是一个诚实的知识分子形象。张宏图说：“我都不知道钱培琛有这么好的技术，他的确有一些天赋，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画不出来杰克逊·波洛克那样的风格，毕竟临摹这种风格实在不易。”
钱培琛的纽约邻居回忆钱培琛日常生活，说钱培琛以前在中国像一个摇滚明星，而来美国后变得无人知晓，反差太大。不知这个“摇滚明星”是邻居的夸张，还是钱培琛自己的追忆。当看到陈逸飞、陈丹青、刘小东、艾未未、徐冰、张洹等中国艺术家一个个来到纽约，又一个个功成名就地回国，钱培琛可能更觉失落。
虽然尚未面临指控，但FBI在今年8月搜查了钱培琛在皇后区的住所，他已携妻子在几个月前离开了纽约，他日常作画的陋室，透过未锁的门窗还能看到成堆的木质帆布画架，但如今已空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