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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近代文学史上，晚清西昆派是重要的诗歌流派，其标志性的诗歌活动是“西砖酬唱”。由于《西砖酬唱集》未见流传，“西砖酬唱”的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考证，研究“西砖酬唱”可加深对晚清西昆派诗学的理解。
关键词： 徐兆玮 汪荣宝 张鸿 《西砖酬唱集》 晚清西昆派
在“同光体”笼罩的光宣诗坛，诗宗玉溪的西昆派可谓别开风气，独树一帜——“此派极盛于光绪季年，尔时湘乡李亦元（希圣）、曾重伯（广钧）、吴县曹君直（元忠）、汪衮甫（荣宝）、我乡张璚隐（鸿）、徐少逵（兆玮）诸公，同官京曹，皆从事昆体”[1]。“西砖酬唱”是西昆派标志性的诗歌活动，时为光绪己亥年（1899），地点在张鸿居住的西砖胡同（北京宣南），“璚隐仙才似玉溪，昔年酬唱凤城西”[2]，据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载：“（张鸿）尝与曹君直、汪衮夫倡和，仿西昆体，成《西砖酬唱集》。”[3]“西砖酬唱”的人员为张鸿、曹元忠、汪荣宝三人。然《西砖酬唱集》只有汪荣宝撰写的《西砖酬唱集序》因发表在《华国月刊》并收进《金薤琳琅斋文存》而得以流传，原集却未见传世，因而“西砖酬唱”的具体情况扑朔迷离。笔者拟根据《徐兆玮日记·己亥日记》等相关文献，对西砖酬唱加以考证，对西砖诗学加以论述。
一
光绪己亥年间，徐兆玮的活动范围在家乡常熟及附近地区，未到京城。据日记反映，徐兆玮与张鸿时有通信，通信内容也常被徐兆玮迻录于日记之中。《己亥日记》七月朔日载：
映南结片昆诗社于宣南坊，专效西昆酬唱，邮示《枇杷》四什，因走笔和之，并录原作以俟甲乙。[4]
片昆诗社，当属西砖酬唱的范畴，组织形式“专效西昆酬唱”。“片昆”，或取昆山片玉之意，汪荣宝为孙景贤《龙吟草》所作题诗云：“片玉昆山已不凡，倚天龙尾况巉巉。”[5]张鸿作《枇杷》诗，结片昆诗社，又西砖酬唱以其居地命名，足见张鸿在西砖酬唱中的核心地位。张鸿的学生孙景贤说：“吾师蛮公树坛坫，独弹古调声泠然。香孙虹隐两诗伯，《枇杷》新咏酬涛笺。元和汪公叙其集，义同窃比名西砖。”[6]
这里提及《枇杷》诗，除了虹隐（徐兆玮）和作，尚有香孙（黄炳元）和作。黄炳元是徐兆玮好友，其平日状况得到徐兆玮甚至远在北京的张鸿关注。据徐兆玮日记，黄炳元己亥年也不在京城，与张鸿的《枇杷》唱和当是付诸“涛笺”。检汪荣宝《思玄堂诗》，亦有一首《枇杷和张鸿户部》，首联前半句“怅望西园别思深”直接袭自张鸿《枇杷》四首的第二首。所以“枇杷”是西砖酬唱毫无争议的诗题。
除《枇杷》以外，有论者据徐兆玮《北松庐诗话》所载“汪衮夫诗初摹西昆，与璚隐唱和，有《西砖酬唱集》，时璚隐喻西砖胡同也。戊戌八月在都，赋《有感》十首”，认为西砖酬唱从戊戌八月开始，汪荣宝的《有感》诗为西砖酬唱的一部分[7]。推敲徐兆玮这段话的语意实无法建立《有感》和西砖酬唱的必然联系。《有感》诗在《思玄堂诗》里题作《重有感》，“戊戌年有感，己亥年诗成”[8]，与徐兆玮指定的年份冲突。作为汪荣宝早年的代表作，《有感》十首先后在《政学报》、《国粹学报》、《申报》刊载，又被选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晚清四十家诗钞》部分选录，应是独立创作，而非唱和而成的作品，西砖酬唱的时间也不能由此前推至戊戌年。
再检张鸿《蛮巢诗词稿》、曹元忠《笺经室遗集》、汪荣宝《思玄堂诗》，框定这三部诗集戊戌、己亥两年的诗歌，参考徐兆玮日记及1902年《政学报》（张鸿创办）所载近几年西砖诗人的诗词作品，并无法更多地划定属于西砖酬唱的作品。西砖酬唱的当时叙述仍只能看到汪荣宝作于己亥年十一月[9]的《西砖酬唱集序》。所有空白仍然无法脱离一个核心问题：《西砖酬唱集》已佚。[10]
二
《西砖酬唱集》是否真实存在过？答案是肯定的，徐兆玮、钱仲联等先生经常谈及，尤其是徐兆玮，与张鸿、曹元忠、汪荣宝长久交谊，对他们的创作情况自是相当熟悉。徐兆玮虽以旁观者的身份谈及西砖酬唱，但其和作《枇杷》，也算是间接参与了西砖酬唱的创作。关于《西砖酬唱集》，争议的问题在于是否最后付梓刊印。卢前在《小疏谈往》里记载：“元和汪荣宝，常熟张鸿皆瓣香于西昆者也。于是《西砖酬唱集》之刻。”[11]钱仲联先生不止一次提到“刊有《西砖酬唱集》”[12]。然而徐兆玮《己亥日记》提及张鸿两次整理诗词集的计划：一是刊印《怀璚词》，其余的词刻入章华《题襟集》；二是注《西昆酬唱集》，刻《冯钝吟集》。《西砖酬唱集》未曾涉及，而两方面计划只有翁之润所辑，包含八家词的《题襟集》（张鸿词集名为《长毋相忘词》）在戊戌年即已刻出。张鸿拟刻的冯班（钝吟）诗集，直到1920年代才有《常熟二冯先生集》。张鸿所作的《怀璚词》，更是直到1939年刊印《蛮巢诗词稿》时才附在其内。所以《西砖酬唱集》刊刻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我们把《西砖酬唱集》刊刻的时间假定在汪荣宝撰写《西砖酬唱集序》的前后，也就是己亥年十一月左右，当时汪荣宝身体状况不佳，在年末大病一场。己亥十月张鸿回乡常熟一趟，返回京城不久，沈鹏弹劾“三凶”（荣禄、刚毅、李莲英）事件发生，惊动常熟翁同龢家族，张鸿亦波及其中，必是再无心诗集刊刻之事。此时曹元忠不在京城。我们可以从《蛮巢诗词稿》里的《岁暮怀人诗》、《汪兵部属疾》和《沈北山入狱》三首诗了解当时情形。可见《西砖酬唱集》并不具备刊印的时机与条件。
《西砖酬唱集》既然未曾刊印，或许就只是以稿本形态出现，而综合之前所说西砖酬唱的作品难以辑得，基本可以断定西砖酬唱终究仍停留在草创阶段，唱和的环境和心境到己亥年后期已然不再具备，因而书稿也未能成书，更谈不上流传。倒是汪荣宝的序言“实质上是清末晚唐诗派的宣言”[13]，树立了西砖酬唱的旗帜，完成了西昆派的理论初建，并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三
《西砖酬唱集序》深刻揭示了“西砖”和“西昆”诗学的关系：一是“西砖”对“西昆”的继承，“导玉溪之清波，披金荃之余藻。雕韱费日，虽动壮夫之嘲；主文璚谏，庶存风人之意”[9]，关键在于诗语的“藻丽”和诗意的“隐约”；二是“西砖”与“西昆”的差异，“西昆”“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愉之作”，而“西砖”却是“侧身天地，聊以写其隐忧”，“匪曰情迁，良缘景改”[9]，忧情的根源在于晚清国势的衰颓。不管是忧情还是隐约，回归的都是现实。张鸿说：“立志忠孝，托词芳菲，异日读吾诗者必谅其难言之隐。”[4]与汪荣宝诗学观相合。北宋西昆派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历来最被诟病者，在于过度模拟诗歌的形式，而导致诗歌情感层面的薄弱。晚清西昆派关注现实，书写时代之隐忧，某种程度也是规避了北宋西昆派的“致命弱点”。“西砖”对“西昆”的取舍至少为晚清西昆派的诗歌创作带来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时代赋予晚清西昆派创作张力，而晚清到民国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西昆派诗歌紧随时代走势，延续着“诗史”传统；其二，晚清西昆派追溯玉溪，琢磨于诗歌艺术极，后在集句诗取得突破，汪荣宝、曹元忠、徐兆玮的集句诗，特别是集李（商隐）诗均有较高造诣。 生变的种子也于此时埋下，张鸿对从事昆体高度自省：“溺于西昆，性灵自凿。”[4]徐兆玮对辞藻华丽已然持有保留意见：“映南讥我诗渐平淡，我亦不自知，但逞心而言，觉涂泽脂粉为可厌耳，西昆非不警动而刻意为之，则金银珠宝、红紫丹黄，摇笔即来，固不如率真之为愈也。”[4]并拈出两位清代诗人——杨芳灿、陈文述，指出“杨蓉裳、陈云伯皆学温、李，佳处直逼西昆，国朝诗止爱此二家”。[4]汪荣宝也说：“少壮所作，专以隐约缛丽为工。久之亦颇自厌，复取荆公、山谷、广陵、后山诸人集读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复一变面目。”[14]事实上，他们的诗风在后期各自有所转变。
《蛮巢诗词稿》是张鸿生前编定的，却未收西砖酬唱的《枇杷》四首，此外张鸿唱和翁之润的十二首《惜花》诗发表于1902年的《政学报》，也未收进《蛮巢诗词稿》，而张鸿在《政学报》（今只有三期）发表的其他诗作皆可以在《蛮巢诗词稿》中找到。所以结集时《枇杷》和《惜花》似是有意被删，进一步说，或许是张鸿对当年这些模仿“西昆体”而成的感情贫乏的咏物诗并不满意。咏物却言之无物，未免拙涩，如《枇杷》前两首：
江南嘉果盛朱荣，驿骑星夜入帝京。花下闭门桔树远，盘中堆实玉浆盈。晋宫露色含金母，汉殿风香谥蜡兄。闻道相如多渴疾，东园载酒会相迎。
怅望西园别思深，露阶晚翠自成阴。火齐结处迟樱荐，水递来时先李沉。新擘琼浆清夏气，旧题碧叶认冬心。棠梨冰齿频婆脆，未抵扶南一树金。[4]
总而言之，无论张鸿还是汪荣宝，他们并不一直窠臼于“西昆体”，而是通过自我诗歌的反思获取新的诗学动力，为诗歌创作获得新的变化。从另一面观之，“西昆体”为他们带来流派的规范，使晚清西昆派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钱仲联.梦苕庵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汪荣宝.怀隐南时在朝鲜[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3]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O].张鸿.蛮巢诗词稿.民国二十八年刊本.
[4]徐兆玮.己亥日记[O].稿本.
[5]汪荣宝.题孙希孟《龙吟草》[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6]孙景贤.校写西昆酬唱集成诗以纪之[O].孙景贤.龙尾集·龙吟草甲.民国九年刊本.
[7]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8]汪荣宝.有感[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9]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J].华国月刊，1925，2（5）.
[10]时萌.张鸿年谱[M].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11]卢前.小疏谈往[N].中央日报周刊，1947，（3）.
[12]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M].钱仲联.梦苕庵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4]王赓.今传是楼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关键词： 徐兆玮 汪荣宝 张鸿 《西砖酬唱集》 晚清西昆派
在“同光体”笼罩的光宣诗坛，诗宗玉溪的西昆派可谓别开风气，独树一帜——“此派极盛于光绪季年，尔时湘乡李亦元（希圣）、曾重伯（广钧）、吴县曹君直（元忠）、汪衮甫（荣宝）、我乡张璚隐（鸿）、徐少逵（兆玮）诸公，同官京曹，皆从事昆体”[1]。“西砖酬唱”是西昆派标志性的诗歌活动，时为光绪己亥年（1899），地点在张鸿居住的西砖胡同（北京宣南），“璚隐仙才似玉溪，昔年酬唱凤城西”[2]，据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载：“（张鸿）尝与曹君直、汪衮夫倡和，仿西昆体，成《西砖酬唱集》。”[3]“西砖酬唱”的人员为张鸿、曹元忠、汪荣宝三人。然《西砖酬唱集》只有汪荣宝撰写的《西砖酬唱集序》因发表在《华国月刊》并收进《金薤琳琅斋文存》而得以流传，原集却未见传世，因而“西砖酬唱”的具体情况扑朔迷离。笔者拟根据《徐兆玮日记·己亥日记》等相关文献，对西砖酬唱加以考证，对西砖诗学加以论述。
一
光绪己亥年间，徐兆玮的活动范围在家乡常熟及附近地区，未到京城。据日记反映，徐兆玮与张鸿时有通信，通信内容也常被徐兆玮迻录于日记之中。《己亥日记》七月朔日载：
映南结片昆诗社于宣南坊，专效西昆酬唱，邮示《枇杷》四什，因走笔和之，并录原作以俟甲乙。[4]
片昆诗社，当属西砖酬唱的范畴，组织形式“专效西昆酬唱”。“片昆”，或取昆山片玉之意，汪荣宝为孙景贤《龙吟草》所作题诗云：“片玉昆山已不凡，倚天龙尾况巉巉。”[5]张鸿作《枇杷》诗，结片昆诗社，又西砖酬唱以其居地命名，足见张鸿在西砖酬唱中的核心地位。张鸿的学生孙景贤说：“吾师蛮公树坛坫，独弹古调声泠然。香孙虹隐两诗伯，《枇杷》新咏酬涛笺。元和汪公叙其集，义同窃比名西砖。”[6]
这里提及《枇杷》诗，除了虹隐（徐兆玮）和作，尚有香孙（黄炳元）和作。黄炳元是徐兆玮好友，其平日状况得到徐兆玮甚至远在北京的张鸿关注。据徐兆玮日记，黄炳元己亥年也不在京城，与张鸿的《枇杷》唱和当是付诸“涛笺”。检汪荣宝《思玄堂诗》，亦有一首《枇杷和张鸿户部》，首联前半句“怅望西园别思深”直接袭自张鸿《枇杷》四首的第二首。所以“枇杷”是西砖酬唱毫无争议的诗题。
除《枇杷》以外，有论者据徐兆玮《北松庐诗话》所载“汪衮夫诗初摹西昆，与璚隐唱和，有《西砖酬唱集》，时璚隐喻西砖胡同也。戊戌八月在都，赋《有感》十首”，认为西砖酬唱从戊戌八月开始，汪荣宝的《有感》诗为西砖酬唱的一部分[7]。推敲徐兆玮这段话的语意实无法建立《有感》和西砖酬唱的必然联系。《有感》诗在《思玄堂诗》里题作《重有感》，“戊戌年有感，己亥年诗成”[8]，与徐兆玮指定的年份冲突。作为汪荣宝早年的代表作，《有感》十首先后在《政学报》、《国粹学报》、《申报》刊载，又被选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晚清四十家诗钞》部分选录，应是独立创作，而非唱和而成的作品，西砖酬唱的时间也不能由此前推至戊戌年。
再检张鸿《蛮巢诗词稿》、曹元忠《笺经室遗集》、汪荣宝《思玄堂诗》，框定这三部诗集戊戌、己亥两年的诗歌，参考徐兆玮日记及1902年《政学报》（张鸿创办）所载近几年西砖诗人的诗词作品，并无法更多地划定属于西砖酬唱的作品。西砖酬唱的当时叙述仍只能看到汪荣宝作于己亥年十一月[9]的《西砖酬唱集序》。所有空白仍然无法脱离一个核心问题：《西砖酬唱集》已佚。[10]
二
《西砖酬唱集》是否真实存在过？答案是肯定的，徐兆玮、钱仲联等先生经常谈及，尤其是徐兆玮，与张鸿、曹元忠、汪荣宝长久交谊，对他们的创作情况自是相当熟悉。徐兆玮虽以旁观者的身份谈及西砖酬唱，但其和作《枇杷》，也算是间接参与了西砖酬唱的创作。关于《西砖酬唱集》，争议的问题在于是否最后付梓刊印。卢前在《小疏谈往》里记载：“元和汪荣宝，常熟张鸿皆瓣香于西昆者也。于是《西砖酬唱集》之刻。”[11]钱仲联先生不止一次提到“刊有《西砖酬唱集》”[12]。然而徐兆玮《己亥日记》提及张鸿两次整理诗词集的计划：一是刊印《怀璚词》，其余的词刻入章华《题襟集》；二是注《西昆酬唱集》，刻《冯钝吟集》。《西砖酬唱集》未曾涉及，而两方面计划只有翁之润所辑，包含八家词的《题襟集》（张鸿词集名为《长毋相忘词》）在戊戌年即已刻出。张鸿拟刻的冯班（钝吟）诗集，直到1920年代才有《常熟二冯先生集》。张鸿所作的《怀璚词》，更是直到1939年刊印《蛮巢诗词稿》时才附在其内。所以《西砖酬唱集》刊刻的可能性也不大。如果我们把《西砖酬唱集》刊刻的时间假定在汪荣宝撰写《西砖酬唱集序》的前后，也就是己亥年十一月左右，当时汪荣宝身体状况不佳，在年末大病一场。己亥十月张鸿回乡常熟一趟，返回京城不久，沈鹏弹劾“三凶”（荣禄、刚毅、李莲英）事件发生，惊动常熟翁同龢家族，张鸿亦波及其中，必是再无心诗集刊刻之事。此时曹元忠不在京城。我们可以从《蛮巢诗词稿》里的《岁暮怀人诗》、《汪兵部属疾》和《沈北山入狱》三首诗了解当时情形。可见《西砖酬唱集》并不具备刊印的时机与条件。
《西砖酬唱集》既然未曾刊印，或许就只是以稿本形态出现，而综合之前所说西砖酬唱的作品难以辑得，基本可以断定西砖酬唱终究仍停留在草创阶段，唱和的环境和心境到己亥年后期已然不再具备，因而书稿也未能成书，更谈不上流传。倒是汪荣宝的序言“实质上是清末晚唐诗派的宣言”[13]，树立了西砖酬唱的旗帜，完成了西昆派的理论初建，并引起了后世研究者的注意。
三
《西砖酬唱集序》深刻揭示了“西砖”和“西昆”诗学的关系：一是“西砖”对“西昆”的继承，“导玉溪之清波，披金荃之余藻。雕韱费日，虽动壮夫之嘲；主文璚谏，庶存风人之意”[9]，关键在于诗语的“藻丽”和诗意的“隐约”；二是“西砖”与“西昆”的差异，“西昆”“虽多悱恻之词，实惟欢愉之作”，而“西砖”却是“侧身天地，聊以写其隐忧”，“匪曰情迁，良缘景改”[9]，忧情的根源在于晚清国势的衰颓。不管是忧情还是隐约，回归的都是现实。张鸿说：“立志忠孝，托词芳菲，异日读吾诗者必谅其难言之隐。”[4]与汪荣宝诗学观相合。北宋西昆派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历来最被诟病者，在于过度模拟诗歌的形式，而导致诗歌情感层面的薄弱。晚清西昆派关注现实，书写时代之隐忧，某种程度也是规避了北宋西昆派的“致命弱点”。“西砖”对“西昆”的取舍至少为晚清西昆派的诗歌创作带来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其一，时代赋予晚清西昆派创作张力，而晚清到民国正是风云变幻的时代，西昆派诗歌紧随时代走势，延续着“诗史”传统；其二，晚清西昆派追溯玉溪，琢磨于诗歌艺术极，后在集句诗取得突破，汪荣宝、曹元忠、徐兆玮的集句诗，特别是集李（商隐）诗均有较高造诣。 生变的种子也于此时埋下，张鸿对从事昆体高度自省：“溺于西昆，性灵自凿。”[4]徐兆玮对辞藻华丽已然持有保留意见：“映南讥我诗渐平淡，我亦不自知，但逞心而言，觉涂泽脂粉为可厌耳，西昆非不警动而刻意为之，则金银珠宝、红紫丹黄，摇笔即来，固不如率真之为愈也。”[4]并拈出两位清代诗人——杨芳灿、陈文述，指出“杨蓉裳、陈云伯皆学温、李，佳处直逼西昆，国朝诗止爱此二家”。[4]汪荣宝也说：“少壮所作，专以隐约缛丽为工。久之亦颇自厌，复取荆公、山谷、广陵、后山诸人集读之，乃深折其清超遒上，而才力所限，已不复一变面目。”[14]事实上，他们的诗风在后期各自有所转变。
《蛮巢诗词稿》是张鸿生前编定的，却未收西砖酬唱的《枇杷》四首，此外张鸿唱和翁之润的十二首《惜花》诗发表于1902年的《政学报》，也未收进《蛮巢诗词稿》，而张鸿在《政学报》（今只有三期）发表的其他诗作皆可以在《蛮巢诗词稿》中找到。所以结集时《枇杷》和《惜花》似是有意被删，进一步说，或许是张鸿对当年这些模仿“西昆体”而成的感情贫乏的咏物诗并不满意。咏物却言之无物，未免拙涩，如《枇杷》前两首：
江南嘉果盛朱荣，驿骑星夜入帝京。花下闭门桔树远，盘中堆实玉浆盈。晋宫露色含金母，汉殿风香谥蜡兄。闻道相如多渴疾，东园载酒会相迎。
怅望西园别思深，露阶晚翠自成阴。火齐结处迟樱荐，水递来时先李沉。新擘琼浆清夏气，旧题碧叶认冬心。棠梨冰齿频婆脆，未抵扶南一树金。[4]
总而言之，无论张鸿还是汪荣宝，他们并不一直窠臼于“西昆体”，而是通过自我诗歌的反思获取新的诗学动力，为诗歌创作获得新的变化。从另一面观之，“西昆体”为他们带来流派的规范，使晚清西昆派在近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钱仲联.梦苕庵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六）.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2]汪荣宝.怀隐南时在朝鲜[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3]徐兆玮.蛮巢诗词稿·叙[O].张鸿.蛮巢诗词稿.民国二十八年刊本.
[4]徐兆玮.己亥日记[O].稿本.
[5]汪荣宝.题孙希孟《龙吟草》[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6]孙景贤.校写西昆酬唱集成诗以纪之[O].孙景贤.龙尾集·龙吟草甲.民国九年刊本.
[7]黄培.晚清民国中晚唐诗派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8]汪荣宝.有感[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9]汪荣宝.西砖酬唱集序[J].华国月刊，1925，2（5）.
[10]时萌.张鸿年谱[M].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11]卢前.小疏谈往[N].中央日报周刊，1947，（3）.
[12]钱仲联.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M].钱仲联.梦苕庵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钱仲联.近代诗钞[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4]王赓.今传是楼诗话[M].张寅彭.民国诗话丛编（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