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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通俗教育不仅被时人赋予了“普及教育”的重任，还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功效。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这些通俗教育活动虽然没有达到最初设想之成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底层民众起到了思想启蒙、普及现代社会文化知识、改良社会风气等作用。
[关键词]移风易俗；通俗教育；大众娱乐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5-0027-08
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其侧重“通过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听演讲、看书报、赏戏曲等生活娱乐方式，用浅显、简单的方式来传播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以期革除封建陋习，唤醒民众思想，培育公众道德，”① 不但在底层社会传播现代文明知识，而且对于移风易俗、启蒙民众思想、丰富民众的娱乐生活均有特殊意义。
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地区通俗教育的研究，学界已颇有建树。② 但是，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通俗教育运动中“普及教育”的方式与方法，或对某一种通俗教育组织与机构的研究，如露天学校、通俗教育馆或通俗教育研究会等的研究。其实，近代兴起的通俗教育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普及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则是“改良社会”，即通俗教育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作用。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正如王笛所言：“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评书中接受关于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由此，政府和社会精英通过对公共空间、底层民众娱乐休闲领域的干预，“利用公共娱乐灌输正统思想，影响普通人的头脑”③，以期开民智，立新民，甚至达到移风易俗、改良社会之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关于通俗教育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之空间。本文拟以北京为例，对清末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之间的互动及影响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寓教于乐：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
中国近代通俗教育思想源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了推动维新变法的需要，他们提出中国社会自强应“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提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1}的观点，主张“开民智”、“新民德”，疾呼培养“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 由此，清末通俗教育思想开始兴起，1906年学部在北京设置了主管北京地区教育的机构——京师督学局{3}，局内主要业务设为总务科、中学师范教育科、小学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其中社会教育科负责全面执掌通俗教育事业，这为通俗教育的推行奠定了制度保证。此外，北京也陆续兴办起通俗讲演所（亦称宣讲所）、阅报栏、简易学堂等实施通俗教育的公共设施，并在小说、戏曲等大众娱乐内容中宣扬通俗教育。
民国初期有关教育行政和社会人士的言论方面，均体现了重视通俗教育之认识。如在1914年高丕基拟的《各省教育行政宜设专管总机关》草案中，就明确提到，“立国之道，首在开通民智；欲开通民智，须力求教育普及”。{4}1915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在呈大总统拟设《通俗教育研究会》文中说：“窃以为国家之演近，胥恃人民智德之健全，而人民智德之健全，端赖一国教育之普及。考教育普及之方法，学校以外，尤籍有社会教育，以补其不逮。”{5}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详细介绍了国外知识分子在校外“以实用智识”教授一般工人的做法，认为通俗教育是开民智的重要内容和方向。社会各界对通俗教育的认同与提倡，成为民初北京地区开展通俗教育的直接动力，而北京作为首都，为各地“观瞻所击”{6}之地，因而北京地区的通俗教育对全国通俗教育建设具有示范作用。
民国初建之时，对于北京地方的通俗教育事业，京师学务局规划了一幅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由学务局内部的通俗教育科主持“设通俗教育研究所一处，研究一切关于通俗教育事项”，而北京“凡通俗教育之各种机关，以研究所为汇总之处”，具体事项则包括十八项“应行办理及研究事项”，如“通俗教育杂志的编辑发行；编辑通俗演义；讲演练习；公众补习学校管理教授法；改良舆论的各种方法；理学实验会的组织；幻灯演试的说明；演艺馆的筹划；国民教育展览所的布置；油画馆的布置；世界游览馆的布置；音乐改良；词曲改良；说部改良；戏剧改良；图书改良等通俗教育事业。”{7} 可以看出，京师学务局对通俗教育的规划，注重将通俗教育与展览馆、音乐、戏曲、图书等大众娱乐方式结合起来，以达到推广普及之功效。
实施通俗教育，首先必须掌握地方风俗习惯、生活状况等乡土民情，才能有效地深入民众生活，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1913年4月，教育部令京师学务局设立京师通俗教育调查会，调查北京地区的各种社会民情，为推行通俗教育做详尽的准备。1915年7月袁世凯批准各地普遍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 9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颁布了《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规定了各股职责及会员、职员的组成、会议、经费等事项。《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规定：“本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本会研究事项分下之三股：（一）小说，（二）戏曲，（三）讲演。
小说股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新旧小说之调查事项，（二）关于新旧小说之编辑改良事项，（三）关于新旧小说之审核事项，（四）关于研究小说书籍之撰译事项。
戏曲股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新旧戏曲之调查及排演之改良事项，（二）关于市售词曲唱本之调查及搜集事项，（三）关于戏曲及评书等之审核事项，（四）关于研究戏曲书籍之撰译事项，（五）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相片之调查事项。
讲演股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讲演材料之搜集审核事项，（二）关于讲稿之选择及编辑事项，（三）关于画报、白话报、俚俗图画等之调查、及改良事项，（四）其他不属于各股事项。”{1} 此后，各地均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积极推广地方通俗教育。在1915——1919年间，通俗教育研究会在推广通俗教育活动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首先，该会提出了很多较有影响的议案，如《选印讲演稿议案》、《调查年画议案》、《戏曲脚本总集议案》、《改良戏剧议案》、《调查戏剧议案》、《提倡学术通俗讲演议案》、《戏剧奖励章程草案》、《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审核讲演参考书案》、《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试办通俗教育讲演传习所案》、《奖励小说章程草案》、《小说股进行办法案》、《调查社会风俗案》等等。
其次，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推动下，民国教育部相继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通俗教育法规，对全国各地的通俗教育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也使此时期的通俗教育运动逐渐有了行为依据与准则。例如，《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1915年10月18日）规定通俗讲演所在省会地方须设置四所以上，在县治及繁盛市镇须设置两所以上，在乡村各地方由地方长官酌量推行；《图书馆规程》（1915年10月18日）提出，“图书馆为表彰文化，发扬国光，广求知识，振兴学艺所必须。通俗图书馆为灌输常识，启迪国民之关键。通俗教育讲演为广施劝教，指导社会之要务，均难视为缓图”。{2}此外，还有《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1915年7月20日）、《通俗教育演讲规则》（1915年10月18日）《通俗教育馆规程》（1915年10月18日）、、《通俗讲演传习所办法》（1916年4月15日）、《露天学校简章和规则》（1916年）等。这些规程的颁布，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标志着民国政府为主导的通俗教育运动逐渐进入鼎盛时期。
二、启迪民众：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结合
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小说、戏曲以及各种民间艺术都被看作“小道”、“末技”，始终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到了近代，由于启蒙大众这一时代使命，使得无数启蒙者迫切想找到一种能够接近民众并且易被民众接受的启蒙载体。于是对大众娱乐、民间文化的重视，一时兴起，在知识界逐渐达成共识。以此理念为指导，通俗小说、改良戏曲及民间评书等各种各样的平民文化形式渐渐被大胆地借用为思想启蒙的手段。关于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相互作用，社会各界均有所关注。191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北京教育会提出的《提倡社会教育建议案》中指出：“我国之社会教育固有者，要以演剧唱曲说书三者为最有势力，而坊间刊印之各种读物，普及于多数青年，其影响尤巨”，{3}因此，要推行通俗教育，除“应请教育部将社会教育各项规程，及早编订颁布”之外，还应“先从戏剧唱曲说书及青年读物四者入手，详为调查，继以研究编辑，实现改良，严行取缔。”{4}由此，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亦注重从戏曲、小说读物及宣讲三个角度来普及通俗教育。
（一）戏曲
正如蔡元培所说：“戏剧之有关风化，人所公认。盖剧中所装点之各种人物，其语言动作，无一不适合世人思想之程度。故舞台之描摹，最易感人。且我国旧剧中之白口，均为普通语言，听之者绝无隔膜之弊。未受教育之人，因戏剧而受感触者，恒较为敏锐。尝见北京旧日戏园有所谓池座者，大抵为不识字之人所占，而每次采声，必先发自池座。”{5}可以看出，将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方式结合起来，寓教于乐，对推动社会底层民众的通俗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的通俗教育开展，也颇为注重此方面特点。1913年初，北京通俗教育会在宣讲所、庙会、集会等地进行通俗教育宣讲之时，发现宣讲地点的选择对听讲人数、社会影响均很重要。随后，他们开始尝试在天寿堂等戏园推广宣讲。在天寿堂举行第一次宣讲的时候，群众反响一般，为了吸引观众，第二次宣讲时增加了“音乐唱歌”一项，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为此，北京通俗教育会的人员总结说，通俗教育若“徒恃言语之劝告与文字之鼓吹，观念究不能明了”，“欲使人民直接觉悟”，就要“使社会种种方面个人之心理，尽纳之于优孟衣冠之中，以声容并具之剧的组织，为变形的演说，直接触动社会人民之感觉，与以刺激，使之不得不奋兴”。{1}这种想法虽然没有超出清末以来文明戏的思路，但将通俗教育与戏剧等娱乐内容结合在一起而付诸实践却是相当难得的。
1913年8月，北京通俗教育会在天寿堂组织了第三次宣讲，内容增加了改良戏，这应该算是通俗教育会在戏剧方面的首次尝试。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从1914年8月至1915年10月间，北京通俗教育会举办的五次大型宣讲活动均是这种“变形的演说”，即将宣讲与戏剧相结合、针砭时弊的改良戏剧。这五场宣讲中，增加的改良戏剧分别是《劝剪发》、《劝购内国公债》、《劝学》、《家庭鉴》和《提倡国货》，以中间三场最受欢迎和好评。其中，1914年秋上演的《劝购内国公债》{2}，与当时国家公债的发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戏一共上演了4次，除了9月20日在庆升茶园首演之外，后来又在第四中学排演一次， 9月27日在三里河“织云公所”、10月18日在“第一舞台”举办两次大规模演出，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该剧根据1914年8月北洋政府发行的“内国公债”计划而编排，9月上演，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编好剧本，排练剧本，登台演出。全剧从提倡内国公债会的发起开始，到国民争购公债券结束，共分为10幕。除了最后一幕实写国民争购公债情形以外，其余9幕，通过金姓兄弟五人来串联实写富翁家庭。正如大多数宣传的戏剧一样，该剧中的正面人物形象较为肤浅，反面人物的转变也缺乏一些过硬的依据，但是剧中某些具体人物的刻画却表现的很好，比如对于“吝啬旧官僚派”金守仁、“假名士派”金守礼、“纨绔子弟”金守智等人的刻画都运用的相当娴熟。总的来说，该剧虽属急就，但是并非粗制滥造之剧，可以算是水平线以上的作品了，并且它实际的演出效果也相当好，“每遇重要关目，来宾席上辄掌声四起”，“十幕演毕，各来宾赞叹之声，不绝于耳”{3}。 《劝购内国公债》可谓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相结合的典范。
清末民初，在推行通俗教育的活动中，把演说和戏曲两种形式合并使用，把演戏与演说融为一体，通过角色之口随时将教育思想传达给观众，通俗演说在戏院逐渐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中国话剧。“中国话剧并非真正的舶来品，而是一种在本土上发生的新兴民族戏剧，它脱胎于晚清的戏曲改良运动，与演说有着天然联系。演说本来是晚清政府推行的一种底层启蒙方式，因与传统戏本性相同而顺利引进吸取创作。演说进入戏曲后，很快将曲唱排挤出去，成为了戏剧结构的核心。”{4}1905年3月29日在北京福寿堂首演的新戏剧《惠兴女士》，就是将“演说与戏曲两种启蒙形式的合并使用”，{5}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剧是根据1905年末在杭州满城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编排，开幕前先请名人志士演说介绍剧情大概，演说词极具感染力，借此引导观众入戏，剧中也穿插了大量的人物演说，引发观众同情与思考。该剧多次公映，受到京师外城巡警总厅的传喻嘉奖，社会各界也好评如潮。“借助传统戏曲的力量，旧曲翻新的文明戏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为在天子脚下的京师推行新政与传播新思想，提供了一种适宜而得力的方式。”{6} 可见，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结合，不仅寓教于乐，且对普及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思想，亦有重要意义。正如《大公报》上所评：“编戏曲以代演说，人亦乐闻，且可以现身说法，感人最易”，“盖听戏一事，上而内廷，下而国人，无不以听戏为消遣之助。正如上海伶隐汪笑侬《党人碑》一出，其登台演说时，具爱国之肺肠，执郭明之血性，能使座中看客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独是此等戏曲，编者不多，诚能多编戏曲以代演说，不但民智可开，而且民隐上达。……今不欲开化则已，如欲开化，舍编戏曲而外，几无他术。”{1}
（二）小说
通俗教育在推行中也借助了小说这种民间文化形式。蔡元培在论及通俗教育的发展时着重指出小说之功用，他说：“小说于教育上犹有密切之关系，往往有寝馈其中而得获知识者，昔时尚无人注意及此，近自西学输入，翻译彼邦小说，日渐繁多，国人始稍稍注意”。{2} 然我国传统小说多“涉男女之情”，或“不外乎鬼怪神仙之谈”，{3}直到1904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后，开始在小说中加入隐恶扬善之寓意，以期纯洁社会风气，教育底层民众。{4}由此，小说在改良社会风气、教化民众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效才逐渐为社会重视。
1913年，京师通俗教育调查会即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从事搜集各种图书、讲演、歌谣、戏剧、故事、小说、弹词、唱本，以为改进之参考。”{5}及至1915年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负责调查和审核小说、戏曲、讲演三项内容，并“视其内容”可以提出褒奖、提倡、听任、查禁、毁版、停售、删改、停演、封闭等意见咨内务部或京师警察厅执行。其中小说股主要负责新旧小说的调查、编辑、改良、审核等工作。通俗教育研究会确定了小说评选的标准是“纯正有益于国家社会者，思想优美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灌输科学知识有益于文化发达者，文词优美宗旨纯正者”。{6}这些标准排除了封建、淫秽书刊，并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向全国推广。小说股的会员，最初“包括来自教育部、京师警察局、商务印书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专学校、法政学校及京师铁路局等单位共二十四人。”{7}1915年9月1日，教育部长汤化龙指定鲁迅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在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期间，小说股制订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小说股办事细则》、《小说股进行方法》、《编译小说标准》、《审核小说标准》、《查禁（不良）小说议案》、《奖励和公布良好小说议案》等章则。自1915年至1917年间，小说股便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审核了“630余种小说和数十种报刊”。“其中小说方面：通令褒奖的有26种；列为上等予以提倡的有70种；查禁或勒令停售的有32种；此外有几百种被列为下等而加以‘限止’。”{8}
在通俗教育运动中，通俗教育研究会制定审核小说标准，强调小说应该理想高尚纯洁，有益于改良社会，能增进国民常识，取材精审，词意精美。以此为标准，将小说分为上、中、下三等，“关于教育之小说：理论真切，合于吾国之国情者为上等；词义平稳者为中等；思想偏僻或毫无意义者为下等。关于政事之小说：宗旨纯正、叙述详明，有益国民之常识者为上等；虽未精美、尚无流弊者为中等；立意偏激或叙述多误者为下等。关于哲学及宗教之小说：理想高上纯洁，足以补助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不逮者为上等；平正通达者为中等；意涉荒渺或迷信太过者为下等。关于历史地理之小说：取材精审、足资观感者为上等；事实不谬者为中等；疏误太多或语涉猥亵者为下等。关于实质科学之小说：阐明真理有裨学识者为上等；叙述无讹者为中等；借研究学术之名，支节离奇颇滋流弊者为下等。关于社会情况之小说：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词意俱精美者为上等；记载详实足广见闻者为中等；描写猥琐，有害道德及风俗者为下等。”{9}
为了扩大优质小说的影响，小说股还制定了《奖励小说章程》，规定凡“有裨益于人心风俗者”、“可补助我国人之道德智识者”、“有益于社会者”均分级给予褒奖。例如，林纾、魏易同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一书，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影响，小说股对其评语是：“此书描写美洲奴禁未驰以前，白人虐待黑奴之惨状，群转贩卖，视人如货，妻子离析，鞭笞横施，惨无天日，令人不忍卒读。译者之意在唤醒国民之自觉心，使知白人虽号文明，然其待异族，实无人道之可言。保存种族，惟在自强，寓意最为深远……应列上等与奖励。”{1}
在通俗教育运动时期，被列为上等书目的小说有描写被压迫者的生活及斗争的，有描写儿童或青少年、妇女正直无私的品质和勇敢进取的精神的。总之，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小说的编译审核，不但推动通俗教育在文学领域的健康开展，而且对启蒙底层民众的民族民主观念，培养爱国心与独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均有裨益。
（三）宣讲
宣讲，即演说，是传播新思想最直接的工具。根据1906年清政府学部奏定的《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宣讲所”，“延聘专员，随时宣讲”。{2}民国成立之后，宣讲仍被作为普及通俗教育的工作重点之一。民初教育总长蔡元培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在教育部发给各省的通电中明确指出：“惟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亦先注重宣讲。”{3} 宣讲成为民国初年推进通俗教育的开路先锋。
北京负责宣讲的机构为宣讲所，宣讲地点则多选择在茶馆、戏院或者庙会、集会等人数较多之处。1906年10月，京师督学局在大栅栏广德茶园开设了第一处宣讲所。清末民初，大多数茶馆是底层社会民众聚集之地，在北京，“中上社会人物”也“无有不以茶馆为生活及休息的地方，日日晨起茶馆穿衣吃饭，没有不去茶馆的时候，甚且有连洗脸漱口都要到茶馆去办……”{4}茶馆不仅容纳社会各界三教九流，而且是社会民众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因此，京师督学局在北京城内相继开设了十处宣讲所，地点多设在普通的茶馆，并且在茶馆内陈列各种报纸，顾客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或是听讲演。
在宣讲内容上侧重多以国家观念、国民道德、独立自营、公共卫生为纲目，宣讲所用资料大致有命令章程、社会教育书籍、讲员自撰的讲稿。宣讲的主要书目有：《欧美教育史》、《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普通新知识读本》、《普通理化问答》、《农坛》、《普通农学浅说》、《治工轶事》、《致富锦囊》、《普通商业问答》、《蒙学卫生手册》等等，{5}还时而介绍教育部和内务部的通告、京师学务局的通知等，对民初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章程》、《印花税章程》等内容也简要介绍。在讲演的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听众，还经常采用幻灯机、科学实验、风琴唱歌等形式。1915年10月，为了推动通俗教育的普及，教育部制定了《通俗教育讲演规则》和《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规定“通俗教育讲演，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为宗旨”，讲演内容以“鼓励爱国，勤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为主，{6}通俗教育讲演所的所长及讲演员须年在25岁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讲演传习所或通俗教育研究所毕业者；曾任讲演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曾任小学校以上之教员或简易师范毕业者；教育会劝学所各职员；地方绅董夙有学望者。{7} 北京的通俗讲演最初多在城区， 1912年至1915年京师学务局先后在城区开设十一处通俗教育讲演所，实施的方式有固定讲演、庙会讲演、巡行讲演及少量的临时讲演。相比之下，郊区仅有私立西王府宣讲所一处。后京师学务局根据郊区的实际情况，增设了很多的庙会或市集讲演。到1916年的时候，北京东南西北各郊区开始在庙会期间举行讲演。为了继续推广通俗教育，1917年8月1日京师学务局在四郊添设了四处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到1925年，北京的通俗讲演所维持在20处，包括城区讲演所9处、庙会讲演所6处、郊区讲演所4处及模范讲演所1处。{1}
通俗讲演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比其他通俗教育的方式显得更为有成效。讲演施行方便，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无疑是最佳之选；并且讲演在形式上与说书类似，“在同一时间和地方，一个人对着许多听众，用他自己所构成的资料，有头路和条理，从口里说出来，使听众们都明白了解。”{2}在讲演过程中，讲演员的语言、声调、情态等可随机应变，能够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取得的社会影响也较好。北京通俗教育会在1915年11月的会务报告中，曾提出推行通俗教育的未来计划，其内容除了扩充公开演讲之外，还准备增加其他的项目，包括设立通俗讲演研究所，天然戏讲习所，改良说书练习所，改良词曲练习所等，并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通俗教育的人材。这一计划若能顺利实施，则北京的通俗教育无疑会更上一层楼。然而，由于民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环境，决定了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通俗教育运动，最终被新文化的革命大潮所席卷淹没。
三、润物无声：通俗教育的社会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社会精英和政府均认识到，中国落后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民素质太低，没有国家观念和现代意识，于是，如何涤荡民众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国民素质，开启民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民国初期，在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各种通俗教育活动逐渐开展起来。除了建立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等社教机构之外，还侧重通过戏剧、小说和讲演等娱乐形式，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底层民众的素质。民初北京通俗教育娱乐化的各项活动虽然并未达到改良精英们设想的效果，但仍然给北京底层民众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融入大众娱乐生活的通俗教育活动，能够给北京社会底层民众进行思想启蒙，输入各种现代性知识。清末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活动有多种形式，例如开设阅报处、平民学校、通俗图书馆等等，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多数都不识字，这些教育方式所能取得的成效极为有限。比较来看，戏曲、小说、讲演等大众娱乐方式可以通过口耳授受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因此，通俗教育中的爱国、自强、教育、卫生等观念，经过改良直接地融入大众娱乐当中，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思想启蒙、风气开化均起到较好的影响。
通俗教育在大众娱乐领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移风易俗的渠道，在戏曲、小说与讲演中，一方面，吸食鸦片、缠足、蓄发、早婚、溺婴以及婚丧嫁娶中的种种陋俗，遭到彻底地批判与抨击；另一方面，也以爱国、教育、自强、论自由等新鲜的话题来启迪民众，促进普通民众意识的觉醒和转变，从而改良社会。社会底层民众则在娱乐中逐渐地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和知识，由此，通俗教育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改良普通民众的行为与生活习惯。
总之，伴随着一系列通俗教育活动的展开，改良精英通过戏曲、小说、讲演等大众娱乐方式，将自己的知识、思想传达给下层民众，进而达到影响社会底层、改造基层民众之功效。这种将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结合运作模式，不但促进了北京地区普通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让他们对于世界现代思想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在增进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普通民众的联系和互动方面开启了新的通道，使改良精英的思想，能够在底层社会孕育发展，为开通社会风气，提高底层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丽）
[Abstract]Popular education is a product of opening intelligence and developing new people advocated in the New Deal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gives people not only the important task of "universal education"， but also an effect of transforming social traditions， improving social ethos， and promoting social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pular education mainly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social，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ass entertainment such as drama， fiction and speech，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changing in quiet. Although these popular education activities did not achieve the result of original thought， but in some extent， it still played a role of enlightening the common people， popularizing the knowledge and culture of modern society， improving the social atmosphere， and so on.
[Key words]Transform social tradition； Popular education； Mass entertainment
[关键词]移风易俗；通俗教育；大众娱乐
中图分类号：G40-0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5）05-0027-08
通俗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倡导开民智、立新民的产物，其侧重“通过底层民众喜闻乐见的听演讲、看书报、赏戏曲等生活娱乐方式，用浅显、简单的方式来传播现代社会的基本知识，以期革除封建陋习，唤醒民众思想，培育公众道德，”① 不但在底层社会传播现代文明知识，而且对于移风易俗、启蒙民众思想、丰富民众的娱乐生活均有特殊意义。
关于清末民国时期北京地区通俗教育的研究，学界已颇有建树。② 但是，多数研究者关注的是通俗教育运动中“普及教育”的方式与方法，或对某一种通俗教育组织与机构的研究，如露天学校、通俗教育馆或通俗教育研究会等的研究。其实，近代兴起的通俗教育运动，不仅仅是为了“普及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则是“改良社会”，即通俗教育具有移风易俗、改良社会风气、开通社会文明之作用。因此，通俗教育的推行多立足于底层社会，注重与戏曲、小说、演讲等大众娱乐方式相结合，以达到润物无声之功效。正如王笛所言：“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评书中接受关于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由此，政府和社会精英通过对公共空间、底层民众娱乐休闲领域的干预，“利用公共娱乐灌输正统思想，影响普通人的头脑”③，以期开民智，立新民，甚至达到移风易俗、改良社会之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关于通俗教育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之空间。本文拟以北京为例，对清末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之间的互动及影响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寓教于乐：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
中国近代通俗教育思想源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人士，为了推动维新变法的需要，他们提出中国社会自强应“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提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1}的观点，主张“开民智”、“新民德”，疾呼培养“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2} 由此，清末通俗教育思想开始兴起，1906年学部在北京设置了主管北京地区教育的机构——京师督学局{3}，局内主要业务设为总务科、中学师范教育科、小学教育科和社会教育科，其中社会教育科负责全面执掌通俗教育事业，这为通俗教育的推行奠定了制度保证。此外，北京也陆续兴办起通俗讲演所（亦称宣讲所）、阅报栏、简易学堂等实施通俗教育的公共设施，并在小说、戏曲等大众娱乐内容中宣扬通俗教育。
民国初期有关教育行政和社会人士的言论方面，均体现了重视通俗教育之认识。如在1914年高丕基拟的《各省教育行政宜设专管总机关》草案中，就明确提到，“立国之道，首在开通民智；欲开通民智，须力求教育普及”。{4}1915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在呈大总统拟设《通俗教育研究会》文中说：“窃以为国家之演近，胥恃人民智德之健全，而人民智德之健全，端赖一国教育之普及。考教育普及之方法，学校以外，尤籍有社会教育，以补其不逮。”{5}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详细介绍了国外知识分子在校外“以实用智识”教授一般工人的做法，认为通俗教育是开民智的重要内容和方向。社会各界对通俗教育的认同与提倡，成为民初北京地区开展通俗教育的直接动力，而北京作为首都，为各地“观瞻所击”{6}之地，因而北京地区的通俗教育对全国通俗教育建设具有示范作用。
民国初建之时，对于北京地方的通俗教育事业，京师学务局规划了一幅建设发展的宏伟蓝图，由学务局内部的通俗教育科主持“设通俗教育研究所一处，研究一切关于通俗教育事项”，而北京“凡通俗教育之各种机关，以研究所为汇总之处”，具体事项则包括十八项“应行办理及研究事项”，如“通俗教育杂志的编辑发行；编辑通俗演义；讲演练习；公众补习学校管理教授法；改良舆论的各种方法；理学实验会的组织；幻灯演试的说明；演艺馆的筹划；国民教育展览所的布置；油画馆的布置；世界游览馆的布置；音乐改良；词曲改良；说部改良；戏剧改良；图书改良等通俗教育事业。”{7} 可以看出，京师学务局对通俗教育的规划，注重将通俗教育与展览馆、音乐、戏曲、图书等大众娱乐方式结合起来，以达到推广普及之功效。
实施通俗教育，首先必须掌握地方风俗习惯、生活状况等乡土民情，才能有效地深入民众生活，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1913年4月，教育部令京师学务局设立京师通俗教育调查会，调查北京地区的各种社会民情，为推行通俗教育做详尽的准备。1915年7月袁世凯批准各地普遍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 9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通俗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颁布了《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规定了各股职责及会员、职员的组成、会议、经费等事项。《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规定：“本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本会研究事项分下之三股：（一）小说，（二）戏曲，（三）讲演。
小说股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新旧小说之调查事项，（二）关于新旧小说之编辑改良事项，（三）关于新旧小说之审核事项，（四）关于研究小说书籍之撰译事项。
戏曲股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新旧戏曲之调查及排演之改良事项，（二）关于市售词曲唱本之调查及搜集事项，（三）关于戏曲及评书等之审核事项，（四）关于研究戏曲书籍之撰译事项，（五）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相片之调查事项。
讲演股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讲演材料之搜集审核事项，（二）关于讲稿之选择及编辑事项，（三）关于画报、白话报、俚俗图画等之调查、及改良事项，（四）其他不属于各股事项。”{1} 此后，各地均成立通俗教育研究会，积极推广地方通俗教育。在1915——1919年间，通俗教育研究会在推广通俗教育活动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首先，该会提出了很多较有影响的议案，如《选印讲演稿议案》、《调查年画议案》、《戏曲脚本总集议案》、《改良戏剧议案》、《调查戏剧议案》、《提倡学术通俗讲演议案》、《戏剧奖励章程草案》、《公布良好小说目录案》、《审核讲演参考书案》、《劝导改良及查禁小说办法案》、《试办通俗教育讲演传习所案》、《奖励小说章程草案》、《小说股进行办法案》、《调查社会风俗案》等等。
其次，在通俗教育研究会的推动下，民国教育部相继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通俗教育法规，对全国各地的通俗教育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也使此时期的通俗教育运动逐渐有了行为依据与准则。例如，《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1915年10月18日）规定通俗讲演所在省会地方须设置四所以上，在县治及繁盛市镇须设置两所以上，在乡村各地方由地方长官酌量推行；《图书馆规程》（1915年10月18日）提出，“图书馆为表彰文化，发扬国光，广求知识，振兴学艺所必须。通俗图书馆为灌输常识，启迪国民之关键。通俗教育讲演为广施劝教，指导社会之要务，均难视为缓图”。{2}此外，还有《通俗教育研究会章程》（1915年7月20日）、《通俗教育演讲规则》（1915年10月18日）《通俗教育馆规程》（1915年10月18日）、、《通俗讲演传习所办法》（1916年4月15日）、《露天学校简章和规则》（1916年）等。这些规程的颁布，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标志着民国政府为主导的通俗教育运动逐渐进入鼎盛时期。
二、启迪民众：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结合
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中，小说、戏曲以及各种民间艺术都被看作“小道”、“末技”，始终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到了近代，由于启蒙大众这一时代使命，使得无数启蒙者迫切想找到一种能够接近民众并且易被民众接受的启蒙载体。于是对大众娱乐、民间文化的重视，一时兴起，在知识界逐渐达成共识。以此理念为指导，通俗小说、改良戏曲及民间评书等各种各样的平民文化形式渐渐被大胆地借用为思想启蒙的手段。关于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相互作用，社会各界均有所关注。1915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北京教育会提出的《提倡社会教育建议案》中指出：“我国之社会教育固有者，要以演剧唱曲说书三者为最有势力，而坊间刊印之各种读物，普及于多数青年，其影响尤巨”，{3}因此，要推行通俗教育，除“应请教育部将社会教育各项规程，及早编订颁布”之外，还应“先从戏剧唱曲说书及青年读物四者入手，详为调查，继以研究编辑，实现改良，严行取缔。”{4}由此，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亦注重从戏曲、小说读物及宣讲三个角度来普及通俗教育。
（一）戏曲
正如蔡元培所说：“戏剧之有关风化，人所公认。盖剧中所装点之各种人物，其语言动作，无一不适合世人思想之程度。故舞台之描摹，最易感人。且我国旧剧中之白口，均为普通语言，听之者绝无隔膜之弊。未受教育之人，因戏剧而受感触者，恒较为敏锐。尝见北京旧日戏园有所谓池座者，大抵为不识字之人所占，而每次采声，必先发自池座。”{5}可以看出，将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方式结合起来，寓教于乐，对推动社会底层民众的通俗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北京地区的通俗教育开展，也颇为注重此方面特点。1913年初，北京通俗教育会在宣讲所、庙会、集会等地进行通俗教育宣讲之时，发现宣讲地点的选择对听讲人数、社会影响均很重要。随后，他们开始尝试在天寿堂等戏园推广宣讲。在天寿堂举行第一次宣讲的时候，群众反响一般，为了吸引观众，第二次宣讲时增加了“音乐唱歌”一项，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为此，北京通俗教育会的人员总结说，通俗教育若“徒恃言语之劝告与文字之鼓吹，观念究不能明了”，“欲使人民直接觉悟”，就要“使社会种种方面个人之心理，尽纳之于优孟衣冠之中，以声容并具之剧的组织，为变形的演说，直接触动社会人民之感觉，与以刺激，使之不得不奋兴”。{1}这种想法虽然没有超出清末以来文明戏的思路，但将通俗教育与戏剧等娱乐内容结合在一起而付诸实践却是相当难得的。
1913年8月，北京通俗教育会在天寿堂组织了第三次宣讲，内容增加了改良戏，这应该算是通俗教育会在戏剧方面的首次尝试。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从1914年8月至1915年10月间，北京通俗教育会举办的五次大型宣讲活动均是这种“变形的演说”，即将宣讲与戏剧相结合、针砭时弊的改良戏剧。这五场宣讲中，增加的改良戏剧分别是《劝剪发》、《劝购内国公债》、《劝学》、《家庭鉴》和《提倡国货》，以中间三场最受欢迎和好评。其中，1914年秋上演的《劝购内国公债》{2}，与当时国家公债的发行有着密切的关系。该戏一共上演了4次，除了9月20日在庆升茶园首演之外，后来又在第四中学排演一次， 9月27日在三里河“织云公所”、10月18日在“第一舞台”举办两次大规模演出，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该剧根据1914年8月北洋政府发行的“内国公债”计划而编排，9月上演，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编好剧本，排练剧本，登台演出。全剧从提倡内国公债会的发起开始，到国民争购公债券结束，共分为10幕。除了最后一幕实写国民争购公债情形以外，其余9幕，通过金姓兄弟五人来串联实写富翁家庭。正如大多数宣传的戏剧一样，该剧中的正面人物形象较为肤浅，反面人物的转变也缺乏一些过硬的依据，但是剧中某些具体人物的刻画却表现的很好，比如对于“吝啬旧官僚派”金守仁、“假名士派”金守礼、“纨绔子弟”金守智等人的刻画都运用的相当娴熟。总的来说，该剧虽属急就，但是并非粗制滥造之剧，可以算是水平线以上的作品了，并且它实际的演出效果也相当好，“每遇重要关目，来宾席上辄掌声四起”，“十幕演毕，各来宾赞叹之声，不绝于耳”{3}。 《劝购内国公债》可谓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相结合的典范。
清末民初，在推行通俗教育的活动中，把演说和戏曲两种形式合并使用，把演戏与演说融为一体，通过角色之口随时将教育思想传达给观众，通俗演说在戏院逐渐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戏剧形式——中国话剧。“中国话剧并非真正的舶来品，而是一种在本土上发生的新兴民族戏剧，它脱胎于晚清的戏曲改良运动，与演说有着天然联系。演说本来是晚清政府推行的一种底层启蒙方式，因与传统戏本性相同而顺利引进吸取创作。演说进入戏曲后，很快将曲唱排挤出去，成为了戏剧结构的核心。”{4}1905年3月29日在北京福寿堂首演的新戏剧《惠兴女士》，就是将“演说与戏曲两种启蒙形式的合并使用”，{5}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剧是根据1905年末在杭州满城发生的一件真人真事编排，开幕前先请名人志士演说介绍剧情大概，演说词极具感染力，借此引导观众入戏，剧中也穿插了大量的人物演说，引发观众同情与思考。该剧多次公映，受到京师外城巡警总厅的传喻嘉奖，社会各界也好评如潮。“借助传统戏曲的力量，旧曲翻新的文明戏扮演了启蒙者的角色，为在天子脚下的京师推行新政与传播新思想，提供了一种适宜而得力的方式。”{6} 可见，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结合，不仅寓教于乐，且对普及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卫生等思想，亦有重要意义。正如《大公报》上所评：“编戏曲以代演说，人亦乐闻，且可以现身说法，感人最易”，“盖听戏一事，上而内廷，下而国人，无不以听戏为消遣之助。正如上海伶隐汪笑侬《党人碑》一出，其登台演说时，具爱国之肺肠，执郭明之血性，能使座中看客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独是此等戏曲，编者不多，诚能多编戏曲以代演说，不但民智可开，而且民隐上达。……今不欲开化则已，如欲开化，舍编戏曲而外，几无他术。”{1}
（二）小说
通俗教育在推行中也借助了小说这种民间文化形式。蔡元培在论及通俗教育的发展时着重指出小说之功用，他说：“小说于教育上犹有密切之关系，往往有寝馈其中而得获知识者，昔时尚无人注意及此，近自西学输入，翻译彼邦小说，日渐繁多，国人始稍稍注意”。{2} 然我国传统小说多“涉男女之情”，或“不外乎鬼怪神仙之谈”，{3}直到1904年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创刊后，开始在小说中加入隐恶扬善之寓意，以期纯洁社会风气，教育底层民众。{4}由此，小说在改良社会风气、教化民众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效才逐渐为社会重视。
1913年，京师通俗教育调查会即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从事搜集各种图书、讲演、歌谣、戏剧、故事、小说、弹词、唱本，以为改进之参考。”{5}及至1915年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负责调查和审核小说、戏曲、讲演三项内容，并“视其内容”可以提出褒奖、提倡、听任、查禁、毁版、停售、删改、停演、封闭等意见咨内务部或京师警察厅执行。其中小说股主要负责新旧小说的调查、编辑、改良、审核等工作。通俗教育研究会确定了小说评选的标准是“纯正有益于国家社会者，思想优美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灌输科学知识有益于文化发达者，文词优美宗旨纯正者”。{6}这些标准排除了封建、淫秽书刊，并将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向全国推广。小说股的会员，最初“包括来自教育部、京师警察局、商务印书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专学校、法政学校及京师铁路局等单位共二十四人。”{7}1915年9月1日，教育部长汤化龙指定鲁迅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在鲁迅担任小说股主任期间，小说股制订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小说股办事细则》、《小说股进行方法》、《编译小说标准》、《审核小说标准》、《查禁（不良）小说议案》、《奖励和公布良好小说议案》等章则。自1915年至1917年间，小说股便根据这些规章制度审核了“630余种小说和数十种报刊”。“其中小说方面：通令褒奖的有26种；列为上等予以提倡的有70种；查禁或勒令停售的有32种；此外有几百种被列为下等而加以‘限止’。”{8}
在通俗教育运动中，通俗教育研究会制定审核小说标准，强调小说应该理想高尚纯洁，有益于改良社会，能增进国民常识，取材精审，词意精美。以此为标准，将小说分为上、中、下三等，“关于教育之小说：理论真切，合于吾国之国情者为上等；词义平稳者为中等；思想偏僻或毫无意义者为下等。关于政事之小说：宗旨纯正、叙述详明，有益国民之常识者为上等；虽未精美、尚无流弊者为中等；立意偏激或叙述多误者为下等。关于哲学及宗教之小说：理想高上纯洁，足以补助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不逮者为上等；平正通达者为中等；意涉荒渺或迷信太过者为下等。关于历史地理之小说：取材精审、足资观感者为上等；事实不谬者为中等；疏误太多或语涉猥亵者为下等。关于实质科学之小说：阐明真理有裨学识者为上等；叙述无讹者为中等；借研究学术之名，支节离奇颇滋流弊者为下等。关于社会情况之小说：以改良社会为宗旨、词意俱精美者为上等；记载详实足广见闻者为中等；描写猥琐，有害道德及风俗者为下等。”{9}
为了扩大优质小说的影响，小说股还制定了《奖励小说章程》，规定凡“有裨益于人心风俗者”、“可补助我国人之道德智识者”、“有益于社会者”均分级给予褒奖。例如，林纾、魏易同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一书，在中国社会引起很大影响，小说股对其评语是：“此书描写美洲奴禁未驰以前，白人虐待黑奴之惨状，群转贩卖，视人如货，妻子离析，鞭笞横施，惨无天日，令人不忍卒读。译者之意在唤醒国民之自觉心，使知白人虽号文明，然其待异族，实无人道之可言。保存种族，惟在自强，寓意最为深远……应列上等与奖励。”{1}
在通俗教育运动时期，被列为上等书目的小说有描写被压迫者的生活及斗争的，有描写儿童或青少年、妇女正直无私的品质和勇敢进取的精神的。总之，通俗教育研究会对小说的编译审核，不但推动通俗教育在文学领域的健康开展，而且对启蒙底层民众的民族民主观念，培养爱国心与独立自强的民族精神均有裨益。
（三）宣讲
宣讲，即演说，是传播新思想最直接的工具。根据1906年清政府学部奏定的《劝学所章程》规定：“各属地方一律设宣讲所”，“延聘专员，随时宣讲”。{2}民国成立之后，宣讲仍被作为普及通俗教育的工作重点之一。民初教育总长蔡元培非常重视社会教育，在教育部发给各省的通电中明确指出：“惟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亦先注重宣讲。”{3} 宣讲成为民国初年推进通俗教育的开路先锋。
北京负责宣讲的机构为宣讲所，宣讲地点则多选择在茶馆、戏院或者庙会、集会等人数较多之处。1906年10月，京师督学局在大栅栏广德茶园开设了第一处宣讲所。清末民初，大多数茶馆是底层社会民众聚集之地，在北京，“中上社会人物”也“无有不以茶馆为生活及休息的地方，日日晨起茶馆穿衣吃饭，没有不去茶馆的时候，甚且有连洗脸漱口都要到茶馆去办……”{4}茶馆不仅容纳社会各界三教九流，而且是社会民众休闲娱乐的首选之地。因此，京师督学局在北京城内相继开设了十处宣讲所，地点多设在普通的茶馆，并且在茶馆内陈列各种报纸，顾客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报纸或是听讲演。
在宣讲内容上侧重多以国家观念、国民道德、独立自营、公共卫生为纲目，宣讲所用资料大致有命令章程、社会教育书籍、讲员自撰的讲稿。宣讲的主要书目有：《欧美教育史》、《儿童教育鉴》、《儿童修身之感情》、《普通新知识读本》、《普通理化问答》、《农坛》、《普通农学浅说》、《治工轶事》、《致富锦囊》、《普通商业问答》、《蒙学卫生手册》等等，{5}还时而介绍教育部和内务部的通告、京师学务局的通知等，对民初推行的地方自治制度，《地方自治章程》、《印花税章程》等内容也简要介绍。在讲演的过程中，为了吸引更多听众，还经常采用幻灯机、科学实验、风琴唱歌等形式。1915年10月，为了推动通俗教育的普及，教育部制定了《通俗教育讲演规则》和《通俗教育讲演所规程》，规定“通俗教育讲演，以启导国民改良社会为宗旨”，讲演内容以“鼓励爱国，勤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启发美感，提倡实业，注重体育，劝导卫生”为主，{6}通俗教育讲演所的所长及讲演员须年在25岁以上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讲演传习所或通俗教育研究所毕业者；曾任讲演一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曾任小学校以上之教员或简易师范毕业者；教育会劝学所各职员；地方绅董夙有学望者。{7} 北京的通俗讲演最初多在城区， 1912年至1915年京师学务局先后在城区开设十一处通俗教育讲演所，实施的方式有固定讲演、庙会讲演、巡行讲演及少量的临时讲演。相比之下，郊区仅有私立西王府宣讲所一处。后京师学务局根据郊区的实际情况，增设了很多的庙会或市集讲演。到1916年的时候，北京东南西北各郊区开始在庙会期间举行讲演。为了继续推广通俗教育，1917年8月1日京师学务局在四郊添设了四处公立通俗教育讲演所。到1925年，北京的通俗讲演所维持在20处，包括城区讲演所9处、庙会讲演所6处、郊区讲演所4处及模范讲演所1处。{1}
通俗讲演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比其他通俗教育的方式显得更为有成效。讲演施行方便，在经费短缺的情况下无疑是最佳之选；并且讲演在形式上与说书类似，“在同一时间和地方，一个人对着许多听众，用他自己所构成的资料，有头路和条理，从口里说出来，使听众们都明白了解。”{2}在讲演过程中，讲演员的语言、声调、情态等可随机应变，能够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因而取得的社会影响也较好。北京通俗教育会在1915年11月的会务报告中，曾提出推行通俗教育的未来计划，其内容除了扩充公开演讲之外，还准备增加其他的项目，包括设立通俗讲演研究所，天然戏讲习所，改良说书练习所，改良词曲练习所等，并通过这些活动培养通俗教育的人材。这一计划若能顺利实施，则北京的通俗教育无疑会更上一层楼。然而，由于民初特殊的社会背景与政治环境，决定了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通俗教育运动，最终被新文化的革命大潮所席卷淹没。
三、润物无声：通俗教育的社会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社会精英和政府均认识到，中国落后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民素质太低，没有国家观念和现代意识，于是，如何涤荡民众落后的思想观念，提高国民素质，开启民智，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民国初期，在政府和民间的双重努力下，各种通俗教育活动逐渐开展起来。除了建立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等社教机构之外，还侧重通过戏剧、小说和讲演等娱乐形式，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底层民众的素质。民初北京通俗教育娱乐化的各项活动虽然并未达到改良精英们设想的效果，但仍然给北京底层民众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融入大众娱乐生活的通俗教育活动，能够给北京社会底层民众进行思想启蒙，输入各种现代性知识。清末民初北京的通俗教育活动有多种形式，例如开设阅报处、平民学校、通俗图书馆等等，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多数都不识字，这些教育方式所能取得的成效极为有限。比较来看，戏曲、小说、讲演等大众娱乐方式可以通过口耳授受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因此，通俗教育中的爱国、自强、教育、卫生等观念，经过改良直接地融入大众娱乐当中，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思想启蒙、风气开化均起到较好的影响。
通俗教育在大众娱乐领域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移风易俗的渠道，在戏曲、小说与讲演中，一方面，吸食鸦片、缠足、蓄发、早婚、溺婴以及婚丧嫁娶中的种种陋俗，遭到彻底地批判与抨击；另一方面，也以爱国、教育、自强、论自由等新鲜的话题来启迪民众，促进普通民众意识的觉醒和转变，从而改良社会。社会底层民众则在娱乐中逐渐地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和知识，由此，通俗教育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改良普通民众的行为与生活习惯。
总之，伴随着一系列通俗教育活动的展开，改良精英通过戏曲、小说、讲演等大众娱乐方式，将自己的知识、思想传达给下层民众，进而达到影响社会底层、改造基层民众之功效。这种将通俗教育与大众娱乐的结合运作模式，不但促进了北京地区普通民众思想觉悟的提高，让他们对于世界现代思想和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而且在增进社会上层知识分子与下层普通民众的联系和互动方面开启了新的通道，使改良精英的思想，能够在底层社会孕育发展，为开通社会风气，提高底层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责任编辑：刘丽）
[Abstract]Popular education is a product of opening intelligence and developing new people advocated in the New Deal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gives people not only the important task of "universal education"， but also an effect of transforming social traditions， improving social ethos， and promoting social civilization. Ther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pular education mainly based on the underlying social，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ass entertainment such as drama， fiction and speech，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changing in quiet. Although these popular education activities did not achieve the result of original thought， but in some extent， it still played a role of enlightening the common people， popularizing the knowledge and culture of modern society， improving the social atmosphere， and so on.
[Key words]Transform social tradition； Popular education； Mass entertai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