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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代终结了；“先发制人”有了第一次实践；单边主义挑战了国际规则；21世纪初的国际格局呈现更复杂的面貌。
美英联军进攻伊拉克的炮火成为后冷战时代终结的标志。伊拉克战争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涉及国际体系所依赖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力量、规则和秩序。
力量的失衡
美伊战争所揭示的关于当今世界力量的基本事实是: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缺乏对美国超强力量的有效制约；美国决意滥用自己的力量，而且更糟糕的是，这种滥用还或多或少地加强了人们对美国力量优势的印象。
冷战终结后美国的力量优势是逐渐体现出来的。这种优势不仅指客观的力量对比，而且也涉及其主观方面，即使用力量的意愿。在过去10年中，美国领导人对于使用力量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显示了美国的力量，但他是在获得联合国的授权的情况下这么做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而且老布什也试图避免滥用武力。科索沃战争中，克林顿政府大规模地使用美国的力量。不过，这次战争是以北约的名义进行的，克林顿政府则是在欧洲盟友的强烈敦促下发动这场战争的。此外，正像“人权高于主权”这一口号所揭橥的那样，华盛顿的动机更多地出于对“人道主义灾难”的关切(尽管有关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的报道明显夸大了事实)，而不是为显示力量而战。小布什政府则不然。它不仅意识到美国在今日世界上的力量优势，而且也渴望利用这一优势的力量来谋求美国的利益。布什政府中的鹰派相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能够打赢它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威望和权力只有通过现实力量才能得到恢复。如果说老布什政府经历了冷战的疲倦，不愿意过多地消耗美国的力量，而克林顿政府怀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希望更多地以经济手段、价值观和国际机制来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话，小布什政府则在新保守主义思维的驱动下，经过9.11的刺激，表现出充分使用美国力量的亢奋。布什政府所制订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先发制人”，而“先发制人”战略的重要前提就是具有优势的力量。伊拉克战争是该战略的第一次实践，它标志着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态势从克林顿时期的“预防性防御”过渡到“预防性进攻”。
一个国家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迷恋并滥用这种力量。今日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人能比的军事能力，而小布什政府又渴望并决心充分利用这一力量优势。美国还会走多远?世界将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如何才能制约一味蛮干的美国?谁来制约美国?这些问题是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改写游戏规则
围绕伊拉克问题所进行的国际外交努力及最终的失败，揭示了当前国际游戏规则的一系列特点。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着国际社会的日程。9.11事件导致反恐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倒萨”则完全是华盛顿在反恐斗争进入第二阶段后单方面炒作的议题。尽管如此，随着这一议题的出笼，国际社会也不得不“随之起舞”，于是我们听到了联合国讲坛上一次又一次的辩论，目睹了联合国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数月的奔波，也耳闻了法德俄中等大国与美国之间的折冲樽俎。
其次，美国对外行为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挑战国际游戏规则。布什政府上台后即显示出独行其是的作风，这一作风并未因9.11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所加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布什政府深信现实主义的这一逻辑:力量决定行为，不受制约的力量意味着不受制约的行为。伊拉克战争的炮声宣告了调停美伊冲突的国际努力的破产，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多边外交无法克制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冲动。它留给国际社会的教训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单边主义将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常态。
第三，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正当性标准被抛弃。二次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及有关游戏规则的制订给国际政治中武力的使用施加了一定的限制。联合国与地区组织授权、防卫性、抵抗侵略等是动用武力的正当性标准。然而，冷战后美国力量优势的凸显和新保守主义思维对小布什政府的影响，削弱了对使用武力的正当性的诉求。无论温和派如鲍威尔为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作出了多大的努力，布什政府早已下定了以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决心。也就是说，先有“倒萨”之决定，而后才有争取联合国支持的努力，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充其量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而强硬派甚至连这块遮羞布也懒得要了。当然，借口还是要的，布什政府见无法将萨达姆与本·拉登扯在一起，便吹起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调子。但是战争结束数月了，所谓“大规模杀伤武器”连影子也没找到。在这场战争游戏中，华盛顿不仅表现了对联合国的蔑视，而且也愚弄了世界舆论。
有序、失序还是无序
那么，上述发展对当前和今后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呢﹖冷战后关于世界秩序的争论主要在单极阵营和多极阵营间进行。单极的鼓吹者(主要在美国)认为，从力量的结构看，冷战后的世界无疑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这个单极世界并不可怕，因为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良性霸权”，它不会像历史上那些“邪恶霸权”那样滥用自己的力量，却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彼此受益的公共物品，如稳定的世界秩序，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等等。多极化的捍卫者则认为，单极体系是不稳定的、不民主的，也是不合理的。他们质问，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世界上，谁能保证美国不会滥用自己的力量，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罔顾多数国家的利益呢?
国际社会围绕伊拉克问题所产生的分歧还表明，今后关于国际秩序的纷争还是观念上的。美国与欧洲盟国法德之间的争吵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德经过40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开始形成超越传统的主权观与民族国家观的新理念。该理念主张调整和约束单个国家的利益，以发展国际合作、加强国际机制、维护国际秩序。而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理念则相信，国际条约也好，国际机制也好，都是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如果它们不能服务于这个目的，那么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废弃这些条约，退出这些机制。新保守主义者对国家利益至上观的膜拜使他们成为国际现状的挑战者。他们同联合国、国际机制和国际条约的捍卫者之间的分歧不仅是外交政策上的，更是哲学上的。
不幸的是，美伊战争有可能导致文明间矛盾的激化和国际社会的分裂，这对今后的国际秩序无疑是灾难性的。9.11之后，不少美国人从心底接受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们相信恐怖分子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就是伊斯兰文明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冲突的体现。布什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并发誓要从根本上改造阿拉伯世界，推翻萨达姆就是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大战略的第一步。然而，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处理文明间的冲突，很可能是激化而不是缓解矛盾。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还可能导致欧洲的分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以法德为代表的反对对伊动武的西欧斥之为“旧欧洲”，而将支持美国倒萨的东欧誉为“新欧洲”。这里的新旧欧洲乃是以美国为坐标系的。但是就欧洲自身发展的逻辑看，法德是欧洲一体化的“双引擎”，是欧盟发展的动力和核心。一些东欧国家出于近期的利益考虑跟着美国走，但长远而言，他们的利益在于融入欧洲，从一个更加一体化和强大的欧洲中获得发展的动能。如果选择充当美国的“小伙伴”，将不可避免会触犯欧洲的力量中心，并且很可能在欧洲的进一步整合中被边缘化。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范围看，主张尊重联合国的权威的阵营和轻视联合国的阵营之间的分歧不会随着美伊战争的终止而迅速弥合。围绕联合国作用的纷争有可能演变成“一超”与“多强”之间的较量，这场较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大国间互动方式的变化，使21世纪初的国际格局呈现更加复杂的面貌。
美英联军进攻伊拉克的炮火成为后冷战时代终结的标志。伊拉克战争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因为它涉及国际体系所依赖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力量、规则和秩序。
力量的失衡
美伊战争所揭示的关于当今世界力量的基本事实是: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缺乏对美国超强力量的有效制约；美国决意滥用自己的力量，而且更糟糕的是，这种滥用还或多或少地加强了人们对美国力量优势的印象。
冷战终结后美国的力量优势是逐渐体现出来的。这种优势不仅指客观的力量对比，而且也涉及其主观方面，即使用力量的意愿。在过去10年中，美国领导人对于使用力量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老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中显示了美国的力量，但他是在获得联合国的授权的情况下这么做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而且老布什也试图避免滥用武力。科索沃战争中，克林顿政府大规模地使用美国的力量。不过，这次战争是以北约的名义进行的，克林顿政府则是在欧洲盟友的强烈敦促下发动这场战争的。此外，正像“人权高于主权”这一口号所揭橥的那样，华盛顿的动机更多地出于对“人道主义灾难”的关切(尽管有关科索沃人道主义灾难的报道明显夸大了事实)，而不是为显示力量而战。小布什政府则不然。它不仅意识到美国在今日世界上的力量优势，而且也渴望利用这一优势的力量来谋求美国的利益。布什政府中的鹰派相信，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能够打赢它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美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威望和权力只有通过现实力量才能得到恢复。如果说老布什政府经历了冷战的疲倦，不愿意过多地消耗美国的力量，而克林顿政府怀着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希望更多地以经济手段、价值观和国际机制来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话，小布什政府则在新保守主义思维的驱动下，经过9.11的刺激，表现出充分使用美国力量的亢奋。布什政府所制订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先发制人”，而“先发制人”战略的重要前提就是具有优势的力量。伊拉克战争是该战略的第一次实践，它标志着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态势从克林顿时期的“预防性防御”过渡到“预防性进攻”。
一个国家强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迷恋并滥用这种力量。今日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无人能比的军事能力，而小布什政府又渴望并决心充分利用这一力量优势。美国还会走多远?世界将为之付出多大的代价?如何才能制约一味蛮干的美国?谁来制约美国?这些问题是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改写游戏规则
围绕伊拉克问题所进行的国际外交努力及最终的失败，揭示了当前国际游戏规则的一系列特点。首先，我们看到美国在主导着国际社会的日程。9.11事件导致反恐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倒萨”则完全是华盛顿在反恐斗争进入第二阶段后单方面炒作的议题。尽管如此，随着这一议题的出笼，国际社会也不得不“随之起舞”，于是我们听到了联合国讲坛上一次又一次的辩论，目睹了联合国核查人员在伊拉克数月的奔波，也耳闻了法德俄中等大国与美国之间的折冲樽俎。
其次，美国对外行为中的单边主义倾向挑战国际游戏规则。布什政府上台后即显示出独行其是的作风，这一作风并未因9.11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所加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布什政府深信现实主义的这一逻辑:力量决定行为，不受制约的力量意味着不受制约的行为。伊拉克战争的炮声宣告了调停美伊冲突的国际努力的破产，希望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多边外交无法克制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冲动。它留给国际社会的教训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单边主义将是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常态。
第三，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正当性标准被抛弃。二次大战后，联合国的成立及有关游戏规则的制订给国际政治中武力的使用施加了一定的限制。联合国与地区组织授权、防卫性、抵抗侵略等是动用武力的正当性标准。然而，冷战后美国力量优势的凸显和新保守主义思维对小布什政府的影响，削弱了对使用武力的正当性的诉求。无论温和派如鲍威尔为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作出了多大的努力，布什政府早已下定了以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的决心。也就是说，先有“倒萨”之决定，而后才有争取联合国支持的努力，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充其量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而强硬派甚至连这块遮羞布也懒得要了。当然，借口还是要的，布什政府见无法将萨达姆与本·拉登扯在一起，便吹起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调子。但是战争结束数月了，所谓“大规模杀伤武器”连影子也没找到。在这场战争游戏中，华盛顿不仅表现了对联合国的蔑视，而且也愚弄了世界舆论。
有序、失序还是无序
那么，上述发展对当前和今后的国际秩序意味着什么呢﹖冷战后关于世界秩序的争论主要在单极阵营和多极阵营间进行。单极的鼓吹者(主要在美国)认为，从力量的结构看，冷战后的世界无疑是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但这个单极世界并不可怕，因为美国本质上是一个“良性霸权”，它不会像历史上那些“邪恶霸权”那样滥用自己的力量，却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彼此受益的公共物品，如稳定的世界秩序，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等等。多极化的捍卫者则认为，单极体系是不稳定的、不民主的，也是不合理的。他们质问，在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世界上，谁能保证美国不会滥用自己的力量，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罔顾多数国家的利益呢?
国际社会围绕伊拉克问题所产生的分歧还表明，今后关于国际秩序的纷争还是观念上的。美国与欧洲盟国法德之间的争吵就说明了这一点。法德经过40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实践，开始形成超越传统的主权观与民族国家观的新理念。该理念主张调整和约束单个国家的利益，以发展国际合作、加强国际机制、维护国际秩序。而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理念则相信，国际条约也好，国际机制也好，都是实现美国利益的工具，如果它们不能服务于这个目的，那么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废弃这些条约，退出这些机制。新保守主义者对国家利益至上观的膜拜使他们成为国际现状的挑战者。他们同联合国、国际机制和国际条约的捍卫者之间的分歧不仅是外交政策上的，更是哲学上的。
不幸的是，美伊战争有可能导致文明间矛盾的激化和国际社会的分裂，这对今后的国际秩序无疑是灾难性的。9.11之后，不少美国人从心底接受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们相信恐怖分子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就是伊斯兰文明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冲突的体现。布什政府意识到这一点，并发誓要从根本上改造阿拉伯世界，推翻萨达姆就是实施这一雄心勃勃的大战略的第一步。然而，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处理文明间的冲突，很可能是激化而不是缓解矛盾。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差异还可能导致欧洲的分裂。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以法德为代表的反对对伊动武的西欧斥之为“旧欧洲”，而将支持美国倒萨的东欧誉为“新欧洲”。这里的新旧欧洲乃是以美国为坐标系的。但是就欧洲自身发展的逻辑看，法德是欧洲一体化的“双引擎”，是欧盟发展的动力和核心。一些东欧国家出于近期的利益考虑跟着美国走，但长远而言，他们的利益在于融入欧洲，从一个更加一体化和强大的欧洲中获得发展的动能。如果选择充当美国的“小伙伴”，将不可避免会触犯欧洲的力量中心，并且很可能在欧洲的进一步整合中被边缘化。从国际社会更广泛的范围看，主张尊重联合国的权威的阵营和轻视联合国的阵营之间的分歧不会随着美伊战争的终止而迅速弥合。围绕联合国作用的纷争有可能演变成“一超”与“多强”之间的较量，这场较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大国间互动方式的变化，使21世纪初的国际格局呈现更加复杂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