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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0年代的文艺学,作为国家生产的文学思想,是在《讲话》的指导下全面推进的。反过来,这又形成对于《讲话》的尊崇,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得以全面确立,文学的政治化倾向更加强烈而单一。但由于文论界仍然处在紧张的思考中,也由于“双百方针”的实施,出现了一些探索性言论,成为不合时宜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修正《讲话》的指导地位,探索文学与人情、人道主义的关系,倡导“艺术即政治”等。这本来是对主流思想的有益补充,但在“左”的思想的制约下,却遭到了批判与否定,既消解了文论的创新性探索,也强化了“左”的思想的流行。现在回顾这段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