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萧条来袭时，很多颇具影响力的人认为政府甚至不应该尽量降低损失。根据胡佛总统的说法，他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曾经敦促他借机“清除劳工、清算股票、消灭农民，因为这样会将系统中腐朽的部分排除”。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曾警告说，不要慌忙恢复经济，因为“人为刺激经济会使萧条中的部分工作无法完成”。
　　我曾经带着嘲讽的心情引述这些过去经济学泰斗的观点。毕竟，现代宏观经济学已经证明他们大错特错，而我们也不会重蹈1930年代的覆辙，不是吗？
　　但我们还是太天真了。事实证明，这种将经济衰退看成是对过去罪孽的必要甚至是必须的惩罚，同时猛烈抨击所有试图消除经济危机负面影响的举动的“清洗欲望”仍和以往一样强烈。事实上，梅隆主义至今仍然无处不在。
　　你会发现，很少有观点认为联邦政府和美联储应该出台更多控制大规模失业的措施。而相反，你很有可能看到所谓的专家谴责财政赤字和新发货币，并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看成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谴责者关于经济危机各个阶段的观点全都是错误的，而凯恩斯主义者几乎全都是正确的。还记得有人警告说财政赤字会造成利率飙升吗？根本不用介意，因为在这样警告的4年之后，利率仍然像凯恩斯主义者预测的那样维持在历史低点附近。
　　但梅隆主义者绝对没有善罢甘休。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里根总统的第一任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他刚刚出版了一本冗长无味的《大变形》。
　　这本书中没有多少新鲜的观点。他断言，自从罗斯福总统取消金本位并推出存款保险以后，我们就注定会面临灾难。
　　自那以后，我们迎来了一系列“狂热”活动（这是他最喜欢用的词）：购买狂热、消费狂热、债务狂热，还有最重要的印钞狂热。70多年以来，灾难并没有降临，这全都归功于一系列幸运的意外事件。
　　斯托克曼错误地理解了债务增长的意义。美国经济中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确实急剧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已经入不敷出，必须勒紧腰带过日子了。虽然美国背负着大量外债（外债数字其实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但债务上升更多地代表一部分美国人正向另一部分美国人借钱，这并不会减少国家的整体财富，因此不需要我们全体削减开支。事实上，这种债务带来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债权人看不到增加开支的理由，债务人也被迫削减开销，而正因为所有人都收紧了钱袋子，经济才会一蹶不振。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应该通过一切手段恢复有效的金融监管，这种监管在里根革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抑制了杠杆工具的过度使用，但这是为了防止下一次金融危机的举措。而要应对眼前的危机，在债务人都在削减开销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采取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让那些没有深陷债务危机的人们增加消费。
　　但梅隆主义者自然不会接受这种对策，他们错误地将我们的困境归咎于这些政策。这正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说清算主义是一种破坏性学说：它把我们的问题阐释为一场罪恶与报复的道德剧，让我们长时间陷入更深的经济低迷。坏消息是这种关于罪恶的言论很有市场。尽管如我所说，梅隆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但将宏观经济学看成道德剧的观点却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我们很难与之抗衡。如果在其中加入一点政治伪装，那么即便是自由派也可能会为之所动。
　　他们不应该这样。在1930年代，梅隆大错特错；今天，他的崇拜者同样大错特错。失业率才是如今经济的病根，而并不是多发行了多少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