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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写写我們那个生产队了，再不写，它真的就要地老天荒了。
我离开生产队那年，刚满14岁。我来到城里生活了30多年，但我们那个生产队，却成为娘胎里的故土家园。
有时一颗心在城里起起落落，总觉得落不了地，我就邀约几个城里的老乡说，走，我们回生产队里去看看。老乡愣了愣才反应过来，尔后扑哧一声笑了，好，我们回生产队里去。当然，而今回去看的，已经不是当年的生产队了，它成了一片空旷的巨大坝子。
我只有用记忆擦亮夜色沉沉的天空，将我们那个生产队再次复活过来。
1
我们那个生产队，在村里排行老五，所以就是第5生产队。
总人口247人，田地面积456亩，有50岁以上的单身汉2个，1个五保户。这是1980年大队会计报表上的数字，他能够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可惜死了好几年，要是活到现在，我要动员他去参加中国达人秀节目。
在我们那个生产队，我父亲是大学专科，是村子里最高文化了。生产队的人说，我父亲还是建村以来最大的官员。
其实我父亲不是官员，他就是县城机关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过生产队的人不这样认为，秘书就是官员。我父亲笔头好，一些领导之所以在会议上能吼上两嗓子，有时就是秘书在幕后操刀。
我从小就生父亲的闷气。他丝毫没有官员的派头，生产队杀一只羊，他还要难过地闭上眼睛。我发觉父亲有些装，我奶奶90岁那年落了气，他竟当着人的面笑了，后来才是哭。我生父亲的气，是他还没生产队队长那样的派头。农户家杀了猪，请队长去吃肉，他还要发表讲话，用一根小枝丫当牙签，在牙缝里掏肉。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父亲，感觉是受了雷击的样子。
有一年，生产队长去县城里找我父亲，让他帮忙搞点化肥回来。父亲不但没帮上忙，还在生产队长面前出了丑。生产队长回来说，我父亲追着领导的吉普车跌跌撞撞跑，在后面喊，领导，领导，你的包。生产队长回来带嘲讽的语气说，不就是一个给领导抬轿子端洗脚水的王八么。
我母亲听到了，嘿嘿嘿地笑。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亲近，我30岁那年，有次还开导我母亲和父亲离婚。母亲终于发火了，你要我去死啊。
2
我们那个生产队，出了好多怪事丑事。比如，传说某个单身汉口味重，对牲口有兴趣，程胡子家有一头母猪，为了捍卫它的“贞洁”，每逢那单身汉来院子里晃荡，程胡子就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斧头，嘴里似乎还在念动咒语啥的。还有，一向慈眉善目的刘老汉，在生产队的水井里投毒，后来被关了一个月出来，还是笑眯眯的样子，说自己是正当防卫。他还居然活到了93岁。
想起那年，我在一个小镇做了干部，堂伯鬼鬼祟祟来到我单位，说亲眼看到我家祖坟冒青烟了。我知道堂伯说的是屁话，他有白内障。
我22岁那年，到法定结婚年龄了，人长得猥琐，写了好几年爱情诗，还不见爱情的动静。我们生产队长的女儿，喝井水长大，皮肤比西施差不了多少。队长托人来提亲，准备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我害怕成为爱情的五保户，就答应了。
哪知，我看不惯生产队长嘴里缺两颗牙，他嬉笑的样子，就像打麻将赢了大钱，太没城府了。他似乎明白了我的不满，很快去补了两颗金晃晃的假牙，一回来就到处宣扬，要给我和他女儿操办婚宴了，还要请县里领导来讲话。我气愤了，抽刀断水，和他女儿终止了恋爱关系。不要以为我是写朦胧诗的，一旦我绝情起来，我不比黄世仁差。
在我进城20多年后，我们那个生产队，荒凉了。杂草疯长，把路淹没了，把田园也快淹没了。当年生产队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城里居住。有次我回去统计了一下，生产队里还有17个人居住。有年春天，一个农妇买了耕田机，她心里急，看到那么多田园荒芜，却把自己的双腿轧断了，血把一个田里的水也染红了。我想起离开生产队那年，我的叔说，侄儿，混不下去了，回来种地，镰刀、扁担、蓑衣，都给你留着。叔早走了，每逢清明，我还是要给他烧冥钱寄去。
6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借宿在村里人家，半夜万籁俱寂中听到一声犬吠，恍然到了外星球。
每逢我回到我们那个生产队，我还染上了一种怪癖，总喜欢去山头转悠，去看看那些土坟。
我的这个怪癖，是找生产队里的周老二学来的。周老二10年前从生产队搬来城里，起初很兴奋，天天吃油条喝豆浆，但越活越寂寞，常一个人回到村里，穿过杂草丛生的山梁，坐在坟前，和他那些逝去的老先人说话。
周老二的儿子是一个老板，肚子越长越滚圆，他大把大把地花钱，不想有“人到了天堂可钱还在人间”的痛苦，这些我都比不过他，他一顿饭常常就是几千块钱。我一个月工资七古八杂加起来，也就六千多块钱，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打发过去了。我就想，一个人要在这世上活下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一度时间，我总想发大财。城里老付语重心长对我说，你整天这样瞎琢磨，只能减你的寿命。我也不想过早地，把身份证上的照片当作遗照。我就一个贱命，我是我们那个生产队里，顽固的一个拖拉机手，突突突地行驶在崎岖老路上，冒着浓烟，从瓦特时代缓缓开来。我的好多文友，都写畅销书了，都给大导演写剧本了，我还是写着自己的一些小心事。我的好多同事，都升职加薪了，还是写着春花秋月下的徘徊感伤。而今我手机一般只开半天，上午写作，下午闲逛，人与人之间，不要相互干扰。
3
再说说生产队里那些坟的事情。有天我叫上周老二，回到生产队。我再次和他去山头溜达，陪周老二一座一座土坟往前走，回忆着那些人。
一座土坟已老得不成样子，微微隆起的小土丘，有几块风化了的石头，像一个乡村戴着破毡帽的老头儿，佝偻着身子，捂着胸口在咳嗽，咳出了血，把脚下的草也染红了。这是我大爷爷，我对老二说。他死的那一年，我刚四岁。大爷爷是怎么死的哎？他67岁那年，担着生产队的一捆稻草，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再没爬起来。大爷爷的棺材，是临时找吴老四家借来的，大奶奶说：“四哥啊，你还要活些年数，就先给我家老头子吧。” 这一座坟，就是吴老四的。吴老四那年死于肺癌，他的烟瘾好大。一个大烟杆吧嗒吧嗒着，腾起的烟雾好比在燃稻草，吴老四哗地一口痰吐出去，吓跑了一只鸡。吴老四死前几天，从床上爬起来，把那个烟杆用水洗净，再用帕子擦干，吧嗒了几下，艰难地吞咽着口水。他的遗物，就是一个烟杆儿，挂在土墙上。说是有个晚上，他家闹起了鬼，烟杆里吧嗒着火光。吴老四的老伴儿却一点不怕，她说，那是吴老四还魂回来了，他早过了奈何桥，还没忘了前世的亲人。
那松柏树下垒起的高高土坟，是刘老大的。那年夏天，雷雨滂沱，刘老大牵着一头牛去树下躲雨，一声霹雳，腾起一股白烟，刘老大通了电，倒头就死了。这人的命，没一头牛那么大，牛安然无恙。刘老大死的那年，我在村小读三年级。放学回家，我看见刘老大的土坟，还不到两个月，就长出青草了，一只羊在那里，咩咩咩啃吃坟上的草。刘老大的子孙兴旺，有一个还在外地做了官员，过年常回来，把刘老大的土坟垒了又垒。
一块叫做老鹰石边的土坟，是姜大贵的。姜大贵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压迫得他好苦。后来，他说话也没力气了，就摇着头打手势，吞着口水，表示不想说话了。姜大贵最后的力气，用在了上吊上。他找来一根放牛的绳子，在一棵桐树上上吊了，还没落气，就被去地里拉屎的张大宝发现了，把他救了下来，大骂他：“姜大贵，你这个找死的，活着不好吗，可以喝酒，吃腊肉。”三个月后，姜大贵还是用同样的办法，死去了。我的三奶奶说过一句话，她说人啦，寻思着怎样去死，最后就是怎样死去的，那是命。
在三奶奶的坟前，我想着她那一年的死去。三奶奶躺在三爷爷的坟前哭诉，老头子啊，快来接我过去哦。半年后，三奶奶生了一场大病，去见三爷爷了。
那天，我和周老二一路回忆着那些土坟里的事儿，如在废墟里考古的人。这时，一架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我和老二坐在石头上，沉默着，像风中冷去的石头。想起那年在我故乡山梁不远处修机场，我爷爷的坟需要迁移。我们把爷爷的坟挖起时，棺材烂成了几块朽木，爷爷也只剩下了几块零乱惨白的骨头，但我分明看见，骨头里，几颗牙齿还在，爷爷好像还在尖利地呼喊。
这些村庄里死去的人，像一片树叶在风中掉下来，无声无息，最后用黄土打包，成了坟。若干年后，坟也不见了，成了记忆。记忆也消失了，成了天地间飘荡的风。
4
回头说说我们生产队里的那座山梁，它就是马耳坡。
马耳坡土质肥沃，产红薯、玉米、地瓜、洋芋、大豆、高粱……马耳坡的土地，养活着我的祖祖輩辈。
我妈那些年还是常叹气，日子太苦，土地太薄。小时候我亲眼看见，她在土里刨洋芋，把指甲都刨掉了，刨出的血，把洋芋也染红了。有一年天大旱，马耳坡的土地龟裂，妈看见一团乌云飘来，当场就跪下了，她在喃喃求雨。
奶奶喂了几只鸡。每逢鸡下蛋，鸡从圈里出来，兴高采烈报喜：“咯，咯咯，咯咯咯……”奶奶匍匐在鸡圈旁，掏出带有鸡屎的鸡蛋，把鸡蛋拿到衣袖上擦了擦，就放进瓦缸里。一个、二个、三个……奶奶慢条斯理数着，当攒上了几十个，就挎上竹篮，迈动小脚，去乡场上卖鸡蛋。卖鸡蛋的钱，再攒起来，买化肥、农药、种子、盐巴、酱油。
我老是疑惑，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为啥不直接吃鸡蛋，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去买种子，再种地，收割，晾晒。有一天我问，妈，为啥不吃蛋，要去卖了？妈摸着我的头说，你真是个傻娃，一只鸡三天下两个蛋，够全家人吃吗。
一个少年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喂很多鸡，天天可以吃鸡蛋，一直吃到饱。
我堂伯比我的梦想更大，他老想发财，发大财。我后来听说，他干过盗墓的事情。但堂伯印堂发黑，眉毛耷拉着，一看就是一个倒霉的人。堂伯盗过的几个墓，都是穷苦人家的坟，深夜里挖开，除了几块惨白的骨头，啥也没有。据说有一次，坟里还挖出一条大蛇，把我堂伯吓了个半死。
兴许是作孽多了，堂伯患了肺结核，一咳嗽，仿佛把胸腔也咳破了。我十一岁那年，堂伯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连爬带滚跑到公社去报喜，马……马耳坡上有石油。
公社领导哼哼了几声，你说的是真的，公猪怀孕了？堂伯急了，按住胸口说，我以祖宗八辈的名义发誓，没有石油，马上枪毙我。
堂伯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天他看到马耳坡的水凼凼里油冒冒的，很快去借了地理方面的书，分析了马耳坡的地质结构啥的，就下了结论，马耳坡上有石油。
公社派人来看了，确实是堂伯所说的，有那么一回事，层层汇报，等来了地质勘探队，看到底有没有石油。堂伯的肺结核仿佛一夜之间就好了，他在山梁上，公鸡一样高昂着头。
钻井队来了，决定就从那冒油污的地方钻下去。祖宗啊，那里就是我家的自留地。
堂伯从马耳坡上屁滚尿流跑下来，撞开我家柴门，受了惊吓似地对我说，弟媳妇，是你的地，你家地里有石油，你……你赶快去发声明，要赔偿。
我妈身子骨抖动着，上了山坡，一下就躺在了地里。我妈是在撒泼，不说好，看哪个敢动。一个村干部冲过来，一把扯起我妈就开骂：“想发财啊，还不如去挖坟！”
我妈也不是好惹的，把头发散开，披头散发扑过去，要找那人拼命。钻井队的人说，你们当地干部把工作做好了，我们再来勘探。
村、公社干部都进了我家的门，苦口婆心宣传政策、法律。我妈还是不依，要赔偿。
要多少？一个公社干部试探性地问。我妈脑子迅速打转：“把我娃娃转成城市户口。”几个当地干部哈哈大笑而去，他们认为，我妈开的不是天价，是国际玩笑。
堂伯再次来到我家怂恿，不谈好，就不干。我妈干脆打起被卷，去地里睡觉了。3天后，几个钻井队工人来到我家，他们像是亲人，送来红糖、猪肉，还干农活，亲热地跟我妈说：“嫂子，石油是国家的资源……”
我妈顿时就软了下来，挥挥手说，你们钻去，你们钻去。
一周以后，钻井队走了，那里，没石油。我妈还一直尾随在后面自言自语，能不能再钻一下，再钻一下……我堂伯的肺结核，更严重了。他蹲在马耳坡上按住胸口咳嗽，风里也带着一丝腥味儿。3年后，他埋在了马耳坡上。
在城里的父亲母亲，而今还喜欢去街上溜达梭巡，一旦发现从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来的老乡，就会冲上去，紧紧拥抱，或者一直拉住手，说个不停。有次，我看见父亲母亲碰到一个在城里居住的生产队老乡，父亲母亲居然和那人抱头痛哭。我明白了，那就是所谓的乡愁吧，这不知是多少人的不治之症。
18年前的春天，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山头上，炮声隆隆，一个山顶机场开建，我们那个生产队比邻机场，山头作为机场航空区，被掀去了“头顶”，4年后，生产队的上空有了飞机的轰鸣。3年前，山顶机场又要扩建为国际机场，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土地被全征，生产队将在地图上消逝了。
第5生产队，你不会消逝的，你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在我细小的血管里流动着，成为打开我生命的密码。我甚至奢望，你将成为绵延我生命的基因。
我离开生产队那年，刚满14岁。我来到城里生活了30多年，但我们那个生产队，却成为娘胎里的故土家园。
有时一颗心在城里起起落落，总觉得落不了地，我就邀约几个城里的老乡说，走，我们回生产队里去看看。老乡愣了愣才反应过来，尔后扑哧一声笑了，好，我们回生产队里去。当然，而今回去看的，已经不是当年的生产队了，它成了一片空旷的巨大坝子。
我只有用记忆擦亮夜色沉沉的天空，将我们那个生产队再次复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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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生产队，在村里排行老五，所以就是第5生产队。
总人口247人，田地面积456亩，有50岁以上的单身汉2个，1个五保户。这是1980年大队会计报表上的数字，他能够两只手同时打算盘，可惜死了好几年，要是活到现在，我要动员他去参加中国达人秀节目。
在我们那个生产队，我父亲是大学专科，是村子里最高文化了。生产队的人说，我父亲还是建村以来最大的官员。
其实我父亲不是官员，他就是县城机关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过生产队的人不这样认为，秘书就是官员。我父亲笔头好，一些领导之所以在会议上能吼上两嗓子，有时就是秘书在幕后操刀。
我从小就生父亲的闷气。他丝毫没有官员的派头，生产队杀一只羊，他还要难过地闭上眼睛。我发觉父亲有些装，我奶奶90岁那年落了气，他竟当着人的面笑了，后来才是哭。我生父亲的气，是他还没生产队队长那样的派头。农户家杀了猪，请队长去吃肉，他还要发表讲话，用一根小枝丫当牙签，在牙缝里掏肉。唯唯诺诺战战兢兢的父亲，感觉是受了雷击的样子。
有一年，生产队长去县城里找我父亲，让他帮忙搞点化肥回来。父亲不但没帮上忙，还在生产队长面前出了丑。生产队长回来说，我父亲追着领导的吉普车跌跌撞撞跑，在后面喊，领导，领导，你的包。生产队长回来带嘲讽的语气说，不就是一个给领导抬轿子端洗脚水的王八么。
我母亲听到了，嘿嘿嘿地笑。我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亲近，我30岁那年，有次还开导我母亲和父亲离婚。母亲终于发火了，你要我去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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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个生产队，出了好多怪事丑事。比如，传说某个单身汉口味重，对牲口有兴趣，程胡子家有一头母猪，为了捍卫它的“贞洁”，每逢那单身汉来院子里晃荡，程胡子就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斧头，嘴里似乎还在念动咒语啥的。还有，一向慈眉善目的刘老汉，在生产队的水井里投毒，后来被关了一个月出来，还是笑眯眯的样子，说自己是正当防卫。他还居然活到了93岁。
想起那年，我在一个小镇做了干部，堂伯鬼鬼祟祟来到我单位，说亲眼看到我家祖坟冒青烟了。我知道堂伯说的是屁话，他有白内障。
我22岁那年，到法定结婚年龄了，人长得猥琐，写了好几年爱情诗，还不见爱情的动静。我们生产队长的女儿，喝井水长大，皮肤比西施差不了多少。队长托人来提亲，准备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我害怕成为爱情的五保户，就答应了。
哪知，我看不惯生产队长嘴里缺两颗牙，他嬉笑的样子，就像打麻将赢了大钱，太没城府了。他似乎明白了我的不满，很快去补了两颗金晃晃的假牙，一回来就到处宣扬，要给我和他女儿操办婚宴了，还要请县里领导来讲话。我气愤了，抽刀断水，和他女儿终止了恋爱关系。不要以为我是写朦胧诗的，一旦我绝情起来，我不比黄世仁差。
在我进城20多年后，我们那个生产队，荒凉了。杂草疯长，把路淹没了，把田园也快淹没了。当年生产队的人，差不多都到了城里居住。有次我回去统计了一下，生产队里还有17个人居住。有年春天，一个农妇买了耕田机，她心里急，看到那么多田园荒芜，却把自己的双腿轧断了，血把一个田里的水也染红了。我想起离开生产队那年，我的叔说，侄儿，混不下去了，回来种地，镰刀、扁担、蓑衣，都给你留着。叔早走了，每逢清明，我还是要给他烧冥钱寄去。
6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借宿在村里人家，半夜万籁俱寂中听到一声犬吠，恍然到了外星球。
每逢我回到我们那个生产队，我还染上了一种怪癖，总喜欢去山头转悠，去看看那些土坟。
我的这个怪癖，是找生产队里的周老二学来的。周老二10年前从生产队搬来城里，起初很兴奋，天天吃油条喝豆浆，但越活越寂寞，常一个人回到村里，穿过杂草丛生的山梁，坐在坟前，和他那些逝去的老先人说话。
周老二的儿子是一个老板，肚子越长越滚圆，他大把大把地花钱，不想有“人到了天堂可钱还在人间”的痛苦，这些我都比不过他，他一顿饭常常就是几千块钱。我一个月工资七古八杂加起来，也就六千多块钱，一家人的吃喝拉撒打发过去了。我就想，一个人要在这世上活下去，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一度时间，我总想发大财。城里老付语重心长对我说，你整天这样瞎琢磨，只能减你的寿命。我也不想过早地，把身份证上的照片当作遗照。我就一个贱命，我是我们那个生产队里，顽固的一个拖拉机手，突突突地行驶在崎岖老路上，冒着浓烟，从瓦特时代缓缓开来。我的好多文友，都写畅销书了，都给大导演写剧本了，我还是写着自己的一些小心事。我的好多同事，都升职加薪了，还是写着春花秋月下的徘徊感伤。而今我手机一般只开半天，上午写作，下午闲逛，人与人之间，不要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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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生产队里那些坟的事情。有天我叫上周老二，回到生产队。我再次和他去山头溜达，陪周老二一座一座土坟往前走，回忆着那些人。
一座土坟已老得不成样子，微微隆起的小土丘，有几块风化了的石头，像一个乡村戴着破毡帽的老头儿，佝偻着身子，捂着胸口在咳嗽，咳出了血，把脚下的草也染红了。这是我大爷爷，我对老二说。他死的那一年，我刚四岁。大爷爷是怎么死的哎？他67岁那年，担着生产队的一捆稻草，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再没爬起来。大爷爷的棺材，是临时找吴老四家借来的，大奶奶说：“四哥啊，你还要活些年数，就先给我家老头子吧。” 这一座坟，就是吴老四的。吴老四那年死于肺癌，他的烟瘾好大。一个大烟杆吧嗒吧嗒着，腾起的烟雾好比在燃稻草，吴老四哗地一口痰吐出去，吓跑了一只鸡。吴老四死前几天，从床上爬起来，把那个烟杆用水洗净，再用帕子擦干，吧嗒了几下，艰难地吞咽着口水。他的遗物，就是一个烟杆儿，挂在土墙上。说是有个晚上，他家闹起了鬼，烟杆里吧嗒着火光。吴老四的老伴儿却一点不怕，她说，那是吴老四还魂回来了，他早过了奈何桥，还没忘了前世的亲人。
那松柏树下垒起的高高土坟，是刘老大的。那年夏天，雷雨滂沱，刘老大牵着一头牛去树下躲雨，一声霹雳，腾起一股白烟，刘老大通了电，倒头就死了。这人的命，没一头牛那么大，牛安然无恙。刘老大死的那年，我在村小读三年级。放学回家，我看见刘老大的土坟，还不到两个月，就长出青草了，一只羊在那里，咩咩咩啃吃坟上的草。刘老大的子孙兴旺，有一个还在外地做了官员，过年常回来，把刘老大的土坟垒了又垒。
一块叫做老鹰石边的土坟，是姜大贵的。姜大贵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压迫得他好苦。后来，他说话也没力气了，就摇着头打手势，吞着口水，表示不想说话了。姜大贵最后的力气，用在了上吊上。他找来一根放牛的绳子，在一棵桐树上上吊了，还没落气，就被去地里拉屎的张大宝发现了，把他救了下来，大骂他：“姜大贵，你这个找死的，活着不好吗，可以喝酒，吃腊肉。”三个月后，姜大贵还是用同样的办法，死去了。我的三奶奶说过一句话，她说人啦，寻思着怎样去死，最后就是怎样死去的，那是命。
在三奶奶的坟前，我想着她那一年的死去。三奶奶躺在三爷爷的坟前哭诉，老头子啊，快来接我过去哦。半年后，三奶奶生了一场大病，去见三爷爷了。
那天，我和周老二一路回忆着那些土坟里的事儿，如在废墟里考古的人。这时，一架飞机从头顶轰鸣而过。我和老二坐在石头上，沉默着，像风中冷去的石头。想起那年在我故乡山梁不远处修机场，我爷爷的坟需要迁移。我们把爷爷的坟挖起时，棺材烂成了几块朽木，爷爷也只剩下了几块零乱惨白的骨头，但我分明看见，骨头里，几颗牙齿还在，爷爷好像还在尖利地呼喊。
这些村庄里死去的人，像一片树叶在风中掉下来，无声无息，最后用黄土打包，成了坟。若干年后，坟也不见了，成了记忆。记忆也消失了，成了天地间飘荡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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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说我们生产队里的那座山梁，它就是马耳坡。
马耳坡土质肥沃，产红薯、玉米、地瓜、洋芋、大豆、高粱……马耳坡的土地，养活着我的祖祖輩辈。
我妈那些年还是常叹气，日子太苦，土地太薄。小时候我亲眼看见，她在土里刨洋芋，把指甲都刨掉了，刨出的血，把洋芋也染红了。有一年天大旱，马耳坡的土地龟裂，妈看见一团乌云飘来，当场就跪下了，她在喃喃求雨。
奶奶喂了几只鸡。每逢鸡下蛋，鸡从圈里出来，兴高采烈报喜：“咯，咯咯，咯咯咯……”奶奶匍匐在鸡圈旁，掏出带有鸡屎的鸡蛋，把鸡蛋拿到衣袖上擦了擦，就放进瓦缸里。一个、二个、三个……奶奶慢条斯理数着，当攒上了几十个，就挎上竹篮，迈动小脚，去乡场上卖鸡蛋。卖鸡蛋的钱，再攒起来，买化肥、农药、种子、盐巴、酱油。
我老是疑惑，鸡蛋的营养价值高，为啥不直接吃鸡蛋，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去买种子，再种地，收割，晾晒。有一天我问，妈，为啥不吃蛋，要去卖了？妈摸着我的头说，你真是个傻娃，一只鸡三天下两个蛋，够全家人吃吗。
一个少年的梦想，就是长大了喂很多鸡，天天可以吃鸡蛋，一直吃到饱。
我堂伯比我的梦想更大，他老想发财，发大财。我后来听说，他干过盗墓的事情。但堂伯印堂发黑，眉毛耷拉着，一看就是一个倒霉的人。堂伯盗过的几个墓，都是穷苦人家的坟，深夜里挖开，除了几块惨白的骨头，啥也没有。据说有一次，坟里还挖出一条大蛇，把我堂伯吓了个半死。
兴许是作孽多了，堂伯患了肺结核，一咳嗽，仿佛把胸腔也咳破了。我十一岁那年，堂伯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连爬带滚跑到公社去报喜，马……马耳坡上有石油。
公社领导哼哼了几声，你说的是真的，公猪怀孕了？堂伯急了，按住胸口说，我以祖宗八辈的名义发誓，没有石油，马上枪毙我。
堂伯的话，也不是空穴来风，有一天他看到马耳坡的水凼凼里油冒冒的，很快去借了地理方面的书，分析了马耳坡的地质结构啥的，就下了结论，马耳坡上有石油。
公社派人来看了，确实是堂伯所说的，有那么一回事，层层汇报，等来了地质勘探队，看到底有没有石油。堂伯的肺结核仿佛一夜之间就好了，他在山梁上，公鸡一样高昂着头。
钻井队来了，决定就从那冒油污的地方钻下去。祖宗啊，那里就是我家的自留地。
堂伯从马耳坡上屁滚尿流跑下来，撞开我家柴门，受了惊吓似地对我说，弟媳妇，是你的地，你家地里有石油，你……你赶快去发声明，要赔偿。
我妈身子骨抖动着，上了山坡，一下就躺在了地里。我妈是在撒泼，不说好，看哪个敢动。一个村干部冲过来，一把扯起我妈就开骂：“想发财啊，还不如去挖坟！”
我妈也不是好惹的，把头发散开，披头散发扑过去，要找那人拼命。钻井队的人说，你们当地干部把工作做好了，我们再来勘探。
村、公社干部都进了我家的门，苦口婆心宣传政策、法律。我妈还是不依，要赔偿。
要多少？一个公社干部试探性地问。我妈脑子迅速打转：“把我娃娃转成城市户口。”几个当地干部哈哈大笑而去，他们认为，我妈开的不是天价，是国际玩笑。
堂伯再次来到我家怂恿，不谈好，就不干。我妈干脆打起被卷，去地里睡觉了。3天后，几个钻井队工人来到我家，他们像是亲人，送来红糖、猪肉，还干农活，亲热地跟我妈说：“嫂子，石油是国家的资源……”
我妈顿时就软了下来，挥挥手说，你们钻去，你们钻去。
一周以后，钻井队走了，那里，没石油。我妈还一直尾随在后面自言自语，能不能再钻一下，再钻一下……我堂伯的肺结核，更严重了。他蹲在马耳坡上按住胸口咳嗽，风里也带着一丝腥味儿。3年后，他埋在了马耳坡上。
在城里的父亲母亲，而今还喜欢去街上溜达梭巡，一旦发现从我们那个生产队里来的老乡，就会冲上去，紧紧拥抱，或者一直拉住手，说个不停。有次，我看见父亲母亲碰到一个在城里居住的生产队老乡，父亲母亲居然和那人抱头痛哭。我明白了，那就是所谓的乡愁吧，这不知是多少人的不治之症。
18年前的春天，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山头上，炮声隆隆，一个山顶机场开建，我们那个生产队比邻机场，山头作为机场航空区，被掀去了“头顶”，4年后，生产队的上空有了飞机的轰鸣。3年前，山顶机场又要扩建为国际机场，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土地被全征，生产队将在地图上消逝了。
第5生产队，你不会消逝的，你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在我细小的血管里流动着，成为打开我生命的密码。我甚至奢望，你将成为绵延我生命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