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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暴露出诸多弊端，越来越不能满足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要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领域，从过去的配合服从的角色逐步转变为重要参与方与决策引领者，有着金融实力不断增强的优势，同时也有制约金融发展的弱势。中国未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应该采取的策略主要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实力；推动G20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进一步推动SDR改革；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中国国际影响力；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83-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而由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暴露无遗。其缺乏行之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不能够代表日益发展壮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能满足金融全球化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需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调整规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洲债务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它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參与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地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一国的国际金融实力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200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实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新兴金融大国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固有缺陷而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弱势。
1.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四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投公司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2.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七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①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②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推进。
3.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③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主权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4.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在自身经济实力开始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除了努力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反映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利益与诉求之外，还应该绕开既有的金融制度体系而另辟蹊径，积极展开区域层面的“建制”尝试，尤其是中国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地区国家进行国家机制性合作，能更有效发挥中国经济金融的潜能，使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坚实区域制度基础。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与金砖国家合作建立金融安全网，合作监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和产品的透明度。优先发展金砖债券市场，充分利用各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最后，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深入探讨增加国际储备货币币种，加强扩大货币互换、本币贸易结算等货币合作，支持金砖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发行SDR计价债券，优化金砖成员国的投资组合。中国应该引导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机构的事务，努力提高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第三，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稳定中国的西部战略环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际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为各成员国的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始。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今后，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动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边化，建设区域金融自救机制，货币互换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通过货币互换各国央行之间把对方货币融入本国金融体系，用来支付从对方国进口的商品，有利于作为稳定货币的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其次，建立多边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这是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能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合作。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第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没有发言权，自身利益和诉求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损害。同时，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越来越大，而既有的国家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迫切需求建立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于2013年10月倡议建立亚投行，旨在推动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国的支持，至2016年1月亚投行成立之时，一共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成立和正式运作，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首先，加快亚投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在资金筹集和项目运营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资本货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制度更加公正合理。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与IMF和世界银行不同，亚投行遵循开放公平公正的原则，行长副行长来自不同的成员国，亚投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中国作为大股东，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通过亚投行与IMF的互动合作，加强国际金融監管。亚洲是世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亚投行的运行项目集中在亚洲国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实力具有多样性，亚投行在运营中对亚洲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积累丰富的经验，加强与IMF共享和交流金融市场信息，便于双方快速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快速采取措施，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和大规模的金融动荡。 5.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尽快达成。RCEP是东盟发起、主导，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参与的谈判，简称“10 6”，目标是建立16国统一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涵盖35亿人口，GDP占全球总量的1/3，如果RCEP达成谈判，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2011年始，16国已经举行了15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级会议。RCEP谈判一直以来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协定（TPP）的强大外部压力，即参与了RCEP又参加了TPP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更倾向于追随TPP的步伐，加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各自的利益和诉求纷繁复杂，使得协议尤其是高标准的协议不容易达成，原定于2015年底结束的谈判，至今未能实现。但是面对疲软的世界外部需求困境，各成员国都有扩大出口、加强区域之间贸易的迫切需求。所以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1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自己上任后将退出（TPP），使得TPP前途未卜，充满变数，追随TPP的国家开始把重心转向RCEP，加之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这对于推进RCEP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中国一直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自RCEP谈判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响应并努力推动其发展，还将促进RCEP达成谈判纳入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对中国来说，积极推进RCEP谈判，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升在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重要地位与作用，帮助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策略选择。首先，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增强战略互信，消除猜忌。加快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和升级。其次，推进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中日韩是区域内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中日韩FTA会是RCEP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力。三方应加强政治互信，加快经济融合，妥善处理谈判中的矛盾，深化贸易合作，争取尽快达成共识。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RCEP规则制定。在RCEP中6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协调10 6的关系，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导机制，中国参与规则的制定，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建立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需要。中国在尊重东盟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RCEP进程。中国应倡导RCEP的下一步目标，不能仅侧重市场开放度，还应为RCEP提出新的内容，如规则的更新方面，包括环境问题、劳动标准问题等。总之，中国会与各方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和引导谈判，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并积极努力从自身出发，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争尽快结束谈判。
注释：
①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②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5页。
③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
④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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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爱宗，张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策略[J].开放导报，2016，（10）.
[4]黄薇.G20主导下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的期待[J].国际经济合作，2015，（6）.
[5]鄢莉.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战略分析[J].价值工程，2015，（2）.
[6]欧威廉.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M].李巍，苏哈，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
[7]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1）.
[8]苑全玺，于永达.亚投行——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探索[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6，39（5）.
【责任编辑：宇辉】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金融治理；中国国际影响力；策略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7-0083-04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发展不断加快，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而由战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弊端越来越暴露无遗。其缺乏行之有效的全球金融监管协调，不能够代表日益发展壮大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不能满足金融全球化发展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需求。世界经济的复苏发展需要变革完善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历程与现实需求
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过程是一条曲折的“U型曲线”，从最初的被动者、服从者，逐渐发展为参与者、改革者、引领者。尤其自2008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与建设，为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参与者。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更加全面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调整规则和制定标准。至今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国际金融组织或多边框架。通过这些平台，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不断加强多国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引导世界金融发展议程，创新发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时，通过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等积极探索，筹建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完善发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国逐渐成为重要改革者。自匹兹堡G20开始，中国开始承担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国积极推动了IMF的资源补充和份额改革、建立和重启了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人民币成功加入SDR货币篮子等一系列事件，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断发展。再次，中国将会成为重要引领者，中国智慧开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项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会中国发起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G20议题。同时提交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等重要文件，成为未来世界普惠金融发展的指引性文件。
当前，世界经济缓慢复苏，但仍增长乏力。美国加息政策充满不确定性；受欧洲债务危机之困和英国脱欧的影响，欧盟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一些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封闭市场，打击其它国家贸易的进展，经济全球化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国际投资与贸易低迷；资本国际流动加剧，高泡沫、高风险等风险在积聚；金融市场反复动荡。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形势，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要积极參与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的能力；推动金融体制更有效地支撑实体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助推世界经济复苏，为新一轮繁荣增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优劣势分析
一国的国际金融实力是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2008年以来，中国的国际金融实力不断增强，进一步强化了作为新兴金融大国的地位，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固有缺陷而在一些方面有明显的弱势。
1.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实现了大规模的扩张，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首先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它是国家金融实力的基础力量。根据《银行家》排名，2008年中国有两家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进入了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分别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国有四家银行入围，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排在前两位。表明中国的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进行了国际大规模的扩张。其次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金融投资机构。2015年，中国没有一家金融机构能排在世界投资银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国，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与美国差距很大。但在中国，由政府掌握的主权财富基金却很强大，总规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投公司在世界主权财富基金中排名第三，这一点在金融投资方面是中国的优势。最后，国际金融市场越来越重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信用评级机构掌握大量政府与公司的信用信息与专业知识，具有强大的金融影响力。而国际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几乎全被美国的信用评级公司（标普、惠誉、穆迪）所垄断，中国在这方面处于弱势，基本没有信用评级话语权。
2.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首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融资方式一直是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虽有较快发展，但存在市场分割、市场制度不完善、开放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规模和发展程度上相较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来说发展不足，处于劣势。就债券市场规模而言，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国内债券市场规模虽然扩张了七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而且只有美国的1/10。①相对于债券市场规模，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成长更快，2014年中国股票总市值超过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场，但仍然只有美国股票市场规模的1/4。②其次，中国的利率汇率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场化水平仍然较低，汇率市场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影响比较大，仍需要有序稳步推进。
3.从人民币地位的角度来说。自200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不断推进，至2014年12月，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外汇交易货币。③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个国家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坚实的进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币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国际化水平不足，还没有成为如美元、欧元等那样的真正的国际货币，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还要持续不断的努力。 SDR改革包括货币职能和货币结构改革两个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国际货币职能。SDR是记账货币，发行量小，不能够满足世界经济贸易对国际货币的定价、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备定价功能，才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如果SDR在汇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为主权货币汇率定价的基准，就能成为一种国际货币而被广泛接受和使用。SDR的汇率波动幅度较低，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一种定价基准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提议尝试建立发展中国家以SDR为定价基准的汇率安排。其次，SDR的货币结构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组成，不能代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总体现状，为增强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须增加货币篮子的币种，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对SDR改革的重大推进，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进程。
4.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的国际金融合作。在自身经济实力开始崛起的背景下，中国除了努力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机制，反映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利益与诉求之外，还应该绕开既有的金融制度体系而另辟蹊径，积极展开区域层面的“建制”尝试，尤其是中国加强与新兴国家和周边地区国家进行国家机制性合作，能更有效发挥中国经济金融的潜能，使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支持中国金融发展的坚实区域制度基础。
第一，强化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重心的转移，全球金融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积极推进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有助于世界经济复苏增长，有利于提高金砖国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动其改革。首先，中国须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增进自身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推动多元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赖。其次，与金砖国家合作建立金融安全网，合作监测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共同防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递。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和产品的透明度。优先发展金砖债券市场，充分利用各层次的多边合作机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的基础，降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最后，有效发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应急储备机制的作用，使金砖金融合作进入务实新阶段。深入探讨增加国际储备货币币种，加强扩大货币互换、本币贸易结算等货币合作，支持金砖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发行SDR计价债券，优化金砖成员国的投资组合。中国应该引导金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等地区性多边机构的事务，努力提高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第二，升级东亚金融合作机制。东亚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来逐步进入深化合作阶段，但美元依赖和区内不发达的金融市场等因素仍然牵绊着东亚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的去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长期看，东亚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强区内金融风险识别能力，提高风险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风险冲击。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降低对区外货币的依赖。其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话语权的迫切需求，中国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新规则制定中发挥引领作用，从参与配合者转变为领导塑造者。比如，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融资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中的东亚货币合作等，推动东亚金融合作进入更深层次。
第三，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金融合作。上合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为稳定中国的西部战略环境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际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为各成员国的农业、能源、基础设施等重要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成为推动区域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始。上合组织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处于工业化进程，发展潜力巨大，合作前景广阔。今后，中国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动上合组织的金融合作：首先，需要大力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推动双边货币互换逐步多边化，建设区域金融自救机制，货币互换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通过货币互换各国央行之间把对方货币融入本国金融体系，用来支付从对方国进口的商品，有利于作为稳定货币的人民币的国际流通。其次，建立多边框架下的区内贸易投资结算支付体系，这是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能满足货币经济合作的需求。同时尝试建立上合组织区域债券市场，促进区域金融市场的合作。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积极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的作用，为成员国互联互通和产业合作拓展融资渠道，创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适合本区域发展的其他融资模式。
第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然而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没有发言权，自身利益和诉求得不到保障反而受到损害。同时，随着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越来越大，而既有的国家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巨大的投资需求，迫切需求建立新型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于2013年10月倡议建立亚投行，旨在推动亚洲的互联互通和地区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多国的支持，至2016年1月亚投行成立之时，一共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亚投行的成立和正式运作，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首先，加快亚投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在资金筹集和项目运营中推动人民币成为主要资本货币，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伦敦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次，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运行制度更加公正合理。中国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与IMF和世界银行不同，亚投行遵循开放公平公正的原则，行长副行长来自不同的成员国，亚投行的重大决定需要有75%的超级多数才能通过，中国作为大股东，会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通过亚投行与IMF的互动合作，加强国际金融監管。亚洲是世界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亚投行的运行项目集中在亚洲国家，由于亚洲各国经济实力具有多样性，亚投行在运营中对亚洲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将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并积累丰富的经验，加强与IMF共享和交流金融市场信息，便于双方快速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程度，快速采取措施，应对突发的金融风险和大规模的金融动荡。 5.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尽快达成。RCEP是东盟发起、主导，邀请中日韩澳新印6国参与的谈判，简称“10 6”，目标是建立16国统一大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涵盖35亿人口，GDP占全球总量的1/3，如果RCEP达成谈判，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自2011年始，16国已经举行了15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级会议。RCEP谈判一直以来受到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协定（TPP）的强大外部压力，即参与了RCEP又参加了TPP的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更倾向于追随TPP的步伐，加上各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各自的利益和诉求纷繁复杂，使得协议尤其是高标准的协议不容易达成，原定于2015年底结束的谈判，至今未能实现。但是面对疲软的世界外部需求困境，各成员国都有扩大出口、加强区域之间贸易的迫切需求。所以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符合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2016年11月21日，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称自己上任后将退出（TPP），使得TPP前途未卜，充满变数，追随TPP的国家开始把重心转向RCEP，加之多哈回合谈判步履维艰，这对于推进RCEP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好的时机。
中国一直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自RCEP谈判开始，中国一直积极响应并努力推动其发展，还将促进RCEP达成谈判纳入国家的“十三五”规划中。对中国来说，积极推进RCEP谈判，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升在亚太区域经济金融合作重要地位与作用，帮助建立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金融新秩序，具有重大的意义。今后，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策略选择。首先，加快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增强战略互信，消除猜忌。加快在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和升级。其次，推进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中日韩是区域内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中日韩FTA会是RCEP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力。三方应加强政治互信，加快经济融合，妥善处理谈判中的矛盾，深化贸易合作，争取尽快达成共识。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RCEP规则制定。在RCEP中6国的经济实力较强，协调10 6的关系，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导机制，中国参与规则的制定，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建立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需要。中国在尊重东盟主导作用的同时，应当积极引导RCEP进程。中国应倡导RCEP的下一步目标，不能仅侧重市场开放度，还应为RCEP提出新的内容，如规则的更新方面，包括环境问题、劳动标准问题等。总之，中国会与各方通力合作，积极参与和引导谈判，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并积极努力从自身出发，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力争尽快结束谈判。
注释：
①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95页。
②欧威廉等著，李巍、苏哈译：《人民币的崛起：全球货币新体系的兴起》，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115页。
③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统计。
④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期，第134-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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