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蒋家王朝大厦将倾,蒋介石开始考虑在惨败之际的退路了。对此,他曾有过多种打算:其一,将国民党军队转移到西康,建立以西昌为中心,以西南广大地区为依托的根据地;其二,撤退至海南岛,以该岛为中心,以东南沿海地区为凭借,作为国民党的最后坚守阵地;其三,以台湾作为最后的存身之地。
　　蒋介石在脑子里反复比较这三个方案利弊得失的同时,又联想起了1946年10月偕同宋美龄视察台湾时的情景。
　　那次察看后,他和宋美龄心里都十分高兴,私下曾十分赞许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
　　此外,台湾还有其独特的条件,它是中国沿海的最大岛屿,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又有丰富的矿藏。而且在经过日本的长期霸占之后,台湾的经济脱离祖国大陆而独立存在,自成系统。尤其是它与祖国大陆之间隔了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海峡,没有现代化的海空军的“共军”是极难横渡的。这一切都给蒋氏夫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在全面突破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长江防线”后,占领了其“首都”南京,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江山”已支离破碎,心急如焚的蒋介石立即在浙江定海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蒋介石便引述了一句所谓孙中山先生的“遗训”:“外战不出(四)川,内战不出(台)湾。”以说明自己撤守台湾乃源于先总理事先已确定的“伟大思想”,可谓用心良苦。
　　这“外战不出川”的灵验,已由八年抗日战争,在峨眉山躲过这一劫所印证。现如今国破如此,也只有“内战不出湾”的圣言可信了。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拍板:撤守台湾,建立“反攻大陆,复兴党国”之基地。
　　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命令国民党海空军主力南移,以台湾为中心,把经营的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及西南地区,并且早在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任命心腹陈诚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即,他又加委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和省党部主任委员之职。
　　与此同时,蒋介石于1949年1月18日任命另一心腹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将40万大军交由汤恩伯指挥,以便“一旦中国大陆万一发生意外,可有一支可靠的军队随政府迁来台湾,免使台湾受到亲共阴谋的威胁”,并下令立即将国库3.7亿美元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同时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无法提取。
　　此后不久,蒋介石还“富有战略眼光”地提出了一个更庞大的设想,即建立一条“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以便更全面地封锁大陆,既为配合大陆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的垂死挣扎,也为将来的“反攻”奠定更可靠、便捷的基础和条件。
　　1948年11月,美国国务院鉴于中国形势的发展,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作出估计:“一旦共产党在中国大陆掌权,台湾陷于一个受克里姆林宫指使的政府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将会对美国的安全产生何种战略上的影响。”经过一番争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24日形成了一份原名叫《台湾的战略意义》的备忘录,上交给国务院。该备忘录得出如下结论:如果能阻止共产党对“福摩萨”(即台湾)的统治,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最为有利。但是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战线过长,力不从心,建议争取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共产党统治台湾。为此目标,目前最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把这些岛与中国大陆隔离开来。
　　随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了四项“隔离”方案,第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由美军直接占领台湾;第二,与国民党签订协定,让美国在台湾拥有“租界和基地”;第三,支持在福摩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残余,承认他们是“中国政府”;第四,“支持当地的非共产党人继续控制福摩萨”,“不使福摩萨成为国民党政府残余分子的避难地”。
　　蒋介石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维护其集团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为确保最后一块栖身之地的安全,对美国的上述立场予以坚决抵制。另据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蒋介石曾指示说:“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军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南太平洋诸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还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守,则不拒绝。”面对又硬又顽的蒋介石,美国人无计可施,几乎陷于绝望。
　　不久,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中国的国内局势发生巨变,在中国大陆已无立身之地的蒋介石,只好退居台湾。
　　摘自《军事史林》20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