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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人口和价值观上的变迁，使得西欧各国的许多选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理念趋向认可和认同，给西欧民粹运动兴起培育了丰厚的土壤，西欧在民粹风暴的裹挟下出现集体“向右转”的倾向。
社会结构变迁、时代转型、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转变、福利国家和结构转型、人口结构和资本流动、国家和政党能力强弱，都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息息相关。而民粹主义也不例外，西欧近年来民粹运动的兴起也是多层级、多因素、长期发展演变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其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有三个原因最为重要和关键。
身份认同危机
欧洲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因欧洲文明都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又都信奉基督教，欧洲人历来都认为欧洲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概念。两次世界大战又使得欧洲人民忍受了战争的痛苦和摧残，因此谋求和平、发展和统一成为各国战后共识。二战后，西欧的民主国家氛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全球一体化进程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從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各国谋求经济上互通有无，到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到1993年欧盟的诞生，各国谋求政治上合作共赢，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不断进行着。此外，1985年《申根协定》的签订，极大地方便了成员国境内居民的自由流动，淡化了国境和边界的概念，增强了“欧洲人”的身份认同。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正式进入流通领域，为3亿欧洲民众所共同使用。这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更增强了欧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前，西欧国家在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构架起“欧洲人的欧洲”的欧洲认同，在主权让渡过程中，“欧洲人认同”的心理建构在不断完善。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西欧国家经历了一场急剧增长的难民和移民危机，许多欧洲人甚至感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正在逐渐被削弱，这样的“欧洲人认同”正在经历一场急转直下的瓦解过程。
难民和移民的到来，不仅仅在经济安置和支出上给西欧各国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还进一步产生了宗教、文化、语言、价值观上的冲突。“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已经开始上升为涉及人身安全、宗教冲突的重大社会问题，这种身份上的认同对西欧民粹的兴起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
就像亨廷顿所说，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他认为，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在于四点，即对他者的优越感（或偶尔的自卑感），对他者的恐惧和不信任，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不同的交流困难以及对其他民族设想、动机等的不熟悉。在危机和民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拉克劳对此有着深刻论述，他认为民粹的出现背后必定有危机的存在，而民粹则会进一步导致更深层面的社会危机。
福利国家后的经济危机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欧洲的经济发展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直到2008年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拖累和影响后，欧洲自己也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自顾不暇。现如今，欧洲的经济自身难保、深陷泥潭，主要体现在福利体系出现问题、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几大方面。因此，最终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危机，即左翼、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快速崛起，一些国家的政党体系受到了挑战，而有些国家的政党体系则濒临崩溃。
学者福山认为，民粹兴起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原因，即西方中产阶级的衰落和精英阶层财富的极度集中，其次是民主政治体制内在的脆弱性，最后是对外来者的仇恨和国家被外国人占有的情感上的文化因素。欧债危机可以说是当代西欧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欧债危机的出现改变了欧洲一体化这一历史进程。欧洲开始大规模出现经济危机，各国开始寻求自保之路。
此外，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经济形势对于发达国家最底层的民众非常不利：“光辉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戛然而止，去工业化过程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力量不断增强，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岗位不断流失，而这些国家中掌握大量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群体却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欧洲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在近30年来越来越突出。时至今日，西欧的阶层分化已经基本完成，一部分是高度国际化、受教育程度高、掌握资本与权力的精英阶层，而另一群体则是西欧那些“被遗忘的人群（the left-behind）”，就是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淘汰的普通老百姓和所谓的“草根”阶级。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打击不仅是经济社会上的，更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这也不难解释为何他们会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反移民反难民和反对欧盟的民粹主义政党了。
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
西欧的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人口变迁和价值观上的变迁。
欧洲文明自起源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工业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经历了经济上、文化上的辉煌时代和巨大变迁。但是如今的欧洲，后工业时代下长期低迷的生育率和欧洲各国的严重老龄化导致了“人口危机”。人口数量增减和结构变迁对国家民族发展有着根本性、决定性、长期性影响和作用。欧洲出现了典型的“因人少而虚弱，因虚弱而混乱”的状况。欧洲的现代价值观理念也体现在生育观和婚恋观上。在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婚姻越来越抗拒，结婚率连年下降和离婚率的连年上升，进一步导致欧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青年劳动力的萎缩势必要引进外来劳动力，比如接纳难民、移民和外来者，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欧洲人口的外来化，必然导致欧洲人口结构和种族构成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因此来自民众的担忧与抗争也并非空穴来风。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有两套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并存。一方面，是欧洲人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洗礼以来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继承和推崇，比如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正直、宽容、尊重他人、责任感、礼貌、忠诚、克制、独立性等。而另一方面，是自工业革命实践和后现代时代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难民和移民的侵入，部分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社会和群体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急剧上升，强调本国人优先和本民族优先。在逆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对自我文化和民族属性的认同正在回归欧洲人的生活，对外来者的文化和宗教等排斥正在明显上升。
认同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人口和价值观上的变迁，使得西欧各国选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理念更加认可和认同，给西欧民粹兴起培育了丰厚的土壤，这引发了近年来西欧“黑天鹅”频频飞出，比如2018年意大利大选首个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比如2018年瑞典大选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三大政党，西欧在民粹风暴的裹挟下出现集体“向右转”的倾向。
（摘自《学习时报》）
社会结构变迁、时代转型、意识形态、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转变、福利国家和结构转型、人口结构和资本流动、国家和政党能力强弱，都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兴起和衰落息息相关。而民粹主义也不例外，西欧近年来民粹运动的兴起也是多层级、多因素、长期发展演变的一个综合性结果，其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有三个原因最为重要和关键。
身份认同危机
欧洲统一的历史源远流长，因欧洲文明都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又都信奉基督教，欧洲人历来都认为欧洲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概念。两次世界大战又使得欧洲人民忍受了战争的痛苦和摧残，因此谋求和平、发展和统一成为各国战后共识。二战后，西欧的民主国家氛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全球一体化进程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從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建立，各国谋求经济上互通有无，到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到1993年欧盟的诞生，各国谋求政治上合作共赢，欧洲一体化进程在不断进行着。此外，1985年《申根协定》的签订，极大地方便了成员国境内居民的自由流动，淡化了国境和边界的概念，增强了“欧洲人”的身份认同。2002年7月，欧元成为欧元区唯一的合法货币，正式进入流通领域，为3亿欧洲民众所共同使用。这进一步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更增强了欧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之前，西欧国家在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构架起“欧洲人的欧洲”的欧洲认同，在主权让渡过程中，“欧洲人认同”的心理建构在不断完善。然而，在过去的30年里，西欧国家经历了一场急剧增长的难民和移民危机，许多欧洲人甚至感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正在逐渐被削弱，这样的“欧洲人认同”正在经历一场急转直下的瓦解过程。
难民和移民的到来，不仅仅在经济安置和支出上给西欧各国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还进一步产生了宗教、文化、语言、价值观上的冲突。“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已经开始上升为涉及人身安全、宗教冲突的重大社会问题，这种身份上的认同对西欧民粹的兴起有着十分关键的影响。
就像亨廷顿所说，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他认为，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在于四点，即对他者的优越感（或偶尔的自卑感），对他者的恐惧和不信任，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不同的交流困难以及对其他民族设想、动机等的不熟悉。在危机和民粹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拉克劳对此有着深刻论述，他认为民粹的出现背后必定有危机的存在，而民粹则会进一步导致更深层面的社会危机。
福利国家后的经济危机
在民主政治框架下，欧洲的经济发展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势头，直到2008年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拖累和影响后，欧洲自己也深陷欧债危机的泥潭自顾不暇。现如今，欧洲的经济自身难保、深陷泥潭，主要体现在福利体系出现问题、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等几大方面。因此，最终经济上的困难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危机，即左翼、右翼极端主义势力的快速崛起，一些国家的政党体系受到了挑战，而有些国家的政党体系则濒临崩溃。
学者福山认为，民粹兴起的首要因素就是经济原因，即西方中产阶级的衰落和精英阶层财富的极度集中，其次是民主政治体制内在的脆弱性，最后是对外来者的仇恨和国家被外国人占有的情感上的文化因素。欧债危机可以说是当代西欧政治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欧债危机的出现改变了欧洲一体化这一历史进程。欧洲开始大规模出现经济危机，各国开始寻求自保之路。
此外，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经济形势对于发达国家最底层的民众非常不利：“光辉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戛然而止，去工业化过程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力量不断增强，发达国家的中低端岗位不断流失，而这些国家中掌握大量金融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群体却从全球化中赚得盆满钵满。欧洲的财富分配不平等现象在近30年来越来越突出。时至今日，西欧的阶层分化已经基本完成，一部分是高度国际化、受教育程度高、掌握资本与权力的精英阶层，而另一群体则是西欧那些“被遗忘的人群（the left-behind）”，就是在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被淘汰的普通老百姓和所谓的“草根”阶级。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打击不仅是经济社会上的，更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这也不难解释为何他们会将手中的选票投给反移民反难民和反对欧盟的民粹主义政党了。
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
西欧的社会变迁主要体现在人口变迁和价值观上的变迁。
欧洲文明自起源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工业化、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经历了经济上、文化上的辉煌时代和巨大变迁。但是如今的欧洲，后工业时代下长期低迷的生育率和欧洲各国的严重老龄化导致了“人口危机”。人口数量增减和结构变迁对国家民族发展有着根本性、决定性、长期性影响和作用。欧洲出现了典型的“因人少而虚弱，因虚弱而混乱”的状况。欧洲的现代价值观理念也体现在生育观和婚恋观上。在后现代和后物质主义理念的影响下，人们对婚姻越来越抗拒，结婚率连年下降和离婚率的连年上升，进一步导致欧盟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青年劳动力的萎缩势必要引进外来劳动力，比如接纳难民、移民和外来者，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欧洲人口的外来化，必然导致欧洲人口结构和种族构成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因此来自民众的担忧与抗争也并非空穴来风。
长期以来，欧洲社会有两套话语体系和价值观念并存。一方面，是欧洲人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洗礼以来对传统价值观的坚持、继承和推崇，比如自由、平等、民主、和平、理性、正直、宽容、尊重他人、责任感、礼貌、忠诚、克制、独立性等。而另一方面，是自工业革命实践和后现代时代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难民和移民的侵入，部分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社会和群体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急剧上升，强调本国人优先和本民族优先。在逆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对自我文化和民族属性的认同正在回归欧洲人的生活，对外来者的文化和宗教等排斥正在明显上升。
认同危机、经济危机以及社会人口和价值观上的变迁，使得西欧各国选民对民粹主义政党的理念更加认可和认同，给西欧民粹兴起培育了丰厚的土壤，这引发了近年来西欧“黑天鹅”频频飞出，比如2018年意大利大选首个民粹主义政党的出现，比如2018年瑞典大选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三大政党，西欧在民粹风暴的裹挟下出现集体“向右转”的倾向。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