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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年95岁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一位矢志于新中国对外传播事业的美国人。他做过35年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参加过许多中央文件，包括《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曾经“红”遍神州大地，后来却从中国百姓的视野和记忆中淡出。他与新中国许多高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王震、李先念、朱基等都有私人交往；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他被怀疑成国际间谍遭受关押；在“文革”爆发后，他成为红极一时的造反派人物，随后再度被捕入狱；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外大门刚刚打开之际，他却悄然携家人返美，后促成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记者华莱士（Mike Wallace）专访邓小平。他对当代中国的许多剧变都有近距离的观察，在新中国的对外文化宣传活动中扮演了极有影响力的角色。
令人好奇的是，一个充满理想的美国男孩是如何被中国革命点燃心中的火苗，倾其所有献身中国革命的？作为独一无二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外国人，他在新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乃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有过怎样的境遇与情怀？
中共早期唯一的美籍党员
1921年8月14日，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名门望族，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青年时期曾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美共党员。1942年应征入伍，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入伍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其实，早在入伍前的大学期间，他就全心投入左派工运，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看过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读过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而第一次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听到纽约市华人洗衣所合唱团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5年9月，“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通过这份工作，他有了接触中国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的机会，并逐渐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对传说中廉洁又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1945年11月，美军在昆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李敦白本该复员回国。可此时由于同中共地下党员频繁接触，他完全被中国“迷住”了，甚至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他决定留下来，并想方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不久，在宋庆龄的介绍下，他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在这里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中共高级将领，并把“蒋介石要铁心打内战”的情报透露给李先念。后来通过周恩来的介绍，李敦白经北平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安排下，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9月，他从张家口出发，途径四省，突破封锁线，渡过黄河，走了45天，终于到达延安。
在极其缺乏外国人才的延安解放区，李敦白很快受到赏识和重用，成为共产党宣传战线最重要的外语专家之一。后来，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李敦白成为当时唯一的美籍中共党员。在革命的熔炉里，这个满腔热血的美国青年完全沉浸在为新中国成立而奋斗的红色事业中，很快成为新中国对外新闻报道事业的重要功臣。在其人生的最顶峰，他与毛泽东同坐一辆吉普车，感觉“就坐在历史的旁边”。这期间，作为外国专家，他不仅投身中共高层社交圈，更深入权力核心，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座上宾。
受“斯特朗案”牵连入狱
然而，1949年2月中下旬，李敦白却忽然神秘地消失了。原来，苏联当局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是“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这起冤案使李敦白在监狱关了六年多。期间，正是在牢房糊窗户的报纸上，心情糟糕的他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顿时精神为之一振。在狱方提供的作为学习材料的《人民日报》旧报纸上，他读到了抗美援朝的报道，以及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看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他为此失声痛哭——那时（1953年）他并不知道中苏存在的分歧，也不清楚自己的牢狱之灾由谁造成。
1955年4月斯特朗平反后，李敦白也被无罪释放，出狱时公安部向他道了歉。后来毛泽东对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①在重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岗位后，他甚至相信自己已是一名经过考验、真正标准的中国共产党人了。尽管入狱期间，他曾深爱的中国妻子魏琳离开了他，其视力也因狱中所受折磨变得很差。不过幸运的是，1956年李敦白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两人于当年2月11日结为连理。
“文革”初期大红大紫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庆典。斯特朗、李敦白等六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则用英文一字一顿地说出他的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写什么，他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了中国。但是，每当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②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作为“文革”初期的大红人，在最风光的时刻，除了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走在大街上，他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甚至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让他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风云突变再次入狱
然而，这种“风头正健”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六个月。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被捕，关进秦城监狱，他又成了“美国特务”。后来他听说，在他的逮捕令上，有周恩来等13位中央领导签名，正式的定性是“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反革命集团”。这或者与李敦白在“文革”初期表现激进，曾当上其所任职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领导人，一度“红”透中国的经历有关。而李敦白本人则认为，他是因为不慎得罪了江青而失势的，虽然他一开始就衷心赞成“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做法，并认定江青才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
李敦白说，“在狱中，我听闻林彪坠机、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等事件，我还感觉到300 里之外的唐山大地震。当我在报纸上不再看到‘四人帮’的消息时，我相信自己即将出狱。在狱中，我好几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是那些身边的人鼓励我活下去，他们知道我只是政治的牺牲品”③。他还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第一，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第二，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1977年11月19日，经过九年八个月零一天的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成为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李敦白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满腔热情投身中国革命，曾被焦裕禄精神感召，搬出大办公室，退掉一半工资，将收藏的明代家具全部捐献；他两次不明不白地入狱，一共坐牢16年（几乎占他全部中国岁月的一半），出狱之后，却无怨无尤，依然深爱这片给了他太多磨难的土地。第一次被关了六年，他没有怨恨，认为这是为革命牺牲，放出来后，他更加觉得毛泽东伟大，很想加入中国国籍，是周恩来劝他，做一个帮助中国的美国人，比做中国人更能发挥作用，他才放弃。1956年大鸣大放，很多知识分子提意见，他很愤怒，认为是攻击共产党，赶紧向中央汇报。第二次入狱，与1949年恍如晴天霹雳的冤狱相比，见识过更多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人事浮沉的李敦白，其“二进宫”经历要平静许多。但出狱后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如人们开始越来越“向钱看”的种种“病态”，让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为社会主义坐了多年牢，出来却发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而一旦发现自己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逐渐“变色”，他宁愿选择离去，义无反顾地回到早已人地生疏的美国，从头再来。因此，重获自由后不到三年，他携家人悄然离开生活和奋斗了35年的中国，重返美国老家。
李敦白选择回美国的深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对中国告别“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正当国人对萌动中的变革、对开放的新时代满怀希望的时候，李敦白从监狱出来了，他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④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最初还是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年、1980年）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⑤更奇妙的是，当他重投“资本主义怀抱”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期，竟能很快进入新角色，而没有固执地继续活在原来的“革命理想”中。
不可否认的是，在李敦白“左”的背后，最突显的仍是其革命理想主义情怀。晚年李敦白剖析其“左”的主观原因时，认为有三大根源：首先，他在20岁前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极左行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他的思想底色。其次，他在中国已经坐过六年监牢，害怕再犯错误。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错误？那就是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后中国的政治运动可谓是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来分，当然绝对往左，不断往左，紧跟的结果，显然就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三，他是美国人，又是中共党员，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中共身上的弱点，不能让敌人通过自己攻击中共，所以他又成为左道上的左。他后来常自问，如果自己是中国人，还会不会这么“左”？他觉得起码在程度上会有区别。⑥
作为最“革命”的“老外”，对参与中国的内部权力斗争，李敦白的悔恨一直伴随到晚年。“我本应该支持那些为争取发言权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我本应该退出。而我却让这些事情以我的名义继续下去。我骑虎难下。这里面有着太多的虚荣和诱惑。我曾认为，我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无法放手。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诱惑。你学会以建构美丽新世界的名义，硬起心肠。一旦硬起心肠，你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就是这么做的。”⑦
矢志不渝的中国情怀
“1945年，一个美国青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深深爱上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千千万万个有名和无名的革命英雄，用他们的智慧和毅力感动并教育了我。”“我做了35年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我一直觉得这是让我有机会参加历史的创造，深感光荣。我还参加了许多中央文件，包括《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更觉得自豪。”“16年的幽囚岁月也让我有许多思考的空暇。”“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社会正发展成为最新的和平崛起的世界强国。困难和挑战很多，但中国这独一无二的五千年古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历史。”“我是独身一人到中国的，回到美国却是和我心爱的夫人在一起。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侣。”“我同中国的缘分是从60年前开始的，我要为修建美中关系的桥梁而努力一辈子。”⑧
回望李敦白坦诚又执着的一生，既有对理想的坚持，又有真诚的忏悔，他的情怀值得我们尊重。他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对于中国读者深具启发意义。在浮躁的当下中国与世界，李敦白可以帮助我们感受理想主义者的真诚，追寻生命的力量与真谛。
「注释」
①[美]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②同上，第220页。
③黄灿：《“国际间谍”李敦白的“文革”岁月》，《新天地》2009年第2期。
④[美]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页。
⑤同上，第204页。
⑥同上，第93-94页。
⑦[美]乔纳森？马戈利斯著，何黎译：《毛泽东的“洋朋友”》，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3月29日。
⑧[美]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文版序，第1-2页。
令人好奇的是，一个充满理想的美国男孩是如何被中国革命点燃心中的火苗，倾其所有献身中国革命的？作为独一无二跻身中共高层核心圈的外国人，他在新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乃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有过怎样的境遇与情怀？
中共早期唯一的美籍党员
1921年8月14日，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一个名门望族，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青年时期曾加入美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美共党员。1942年应征入伍，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入伍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其实，早在入伍前的大学期间，他就全心投入左派工运，在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上看过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读过斯诺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而第一次对中国产生兴趣，是听到纽约市华人洗衣所合唱团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
1945年9月，“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尽，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昆明，担任美军军法处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通过这份工作，他有了接触中国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的机会，并逐渐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对传说中廉洁又充满理想的中共产生了强烈的好奇。1945年11月，美军在昆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李敦白本该复员回国。可此时由于同中共地下党员频繁接触，他完全被中国“迷住”了，甚至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他决定留下来，并想方设法到美军的上海陆军总部工作，还与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不久，在宋庆龄的介绍下，他转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工作，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在这里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中共高级将领，并把“蒋介石要铁心打内战”的情报透露给李先念。后来通过周恩来的介绍，李敦白经北平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的安排下，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9月，他从张家口出发，途径四省，突破封锁线，渡过黄河，走了45天，终于到达延安。
在极其缺乏外国人才的延安解放区，李敦白很快受到赏识和重用，成为共产党宣传战线最重要的外语专家之一。后来，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直接批准，由李先念、王震做介绍人，李敦白成为当时唯一的美籍中共党员。在革命的熔炉里，这个满腔热血的美国青年完全沉浸在为新中国成立而奋斗的红色事业中，很快成为新中国对外新闻报道事业的重要功臣。在其人生的最顶峰，他与毛泽东同坐一辆吉普车，感觉“就坐在历史的旁边”。这期间，作为外国专家，他不仅投身中共高层社交圈，更深入权力核心，成为中共领导人的座上宾。
受“斯特朗案”牵连入狱
然而，1949年2月中下旬，李敦白却忽然神秘地消失了。原来，苏联当局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是“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这起冤案使李敦白在监狱关了六年多。期间，正是在牢房糊窗户的报纸上，心情糟糕的他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顿时精神为之一振。在狱方提供的作为学习材料的《人民日报》旧报纸上，他读到了抗美援朝的报道，以及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当看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他为此失声痛哭——那时（1953年）他并不知道中苏存在的分歧，也不清楚自己的牢狱之灾由谁造成。
1955年4月斯特朗平反后，李敦白也被无罪释放，出狱时公安部向他道了歉。后来毛泽东对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①在重返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工作岗位后，他甚至相信自己已是一名经过考验、真正标准的中国共产党人了。尽管入狱期间，他曾深爱的中国妻子魏琳离开了他，其视力也因狱中所受折磨变得很差。不过幸运的是，1956年李敦白找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两人于当年2月11日结为连理。
“文革”初期大红大紫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庆典。斯特朗、李敦白等六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则用英文一字一顿地说出他的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写什么，他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李敦白的大名顿时传遍了中国。但是，每当回忆这件事时他还是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②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李敦白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身份，参加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夺权”斗争。“中央文革小组”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李敦白被任命为名义上的负责人。作为“文革”初期的大红人，在最风光的时刻，除了广播事业局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走在大街上，他会被无数市民围堵，争相索要签名。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甚至用大半版的篇幅发表了李敦白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政治权力的致命吸引，呼风唤雨的巨大幻觉，让他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风云突变再次入狱
然而，这种“风头正健”的日子仅仅维持了六个月。1968年2月21日，李敦白再次被捕，关进秦城监狱，他又成了“美国特务”。后来他听说，在他的逮捕令上，有周恩来等13位中央领导签名，正式的定性是“卷入王力、关锋、戚本禹反革命集团”。这或者与李敦白在“文革”初期表现激进，曾当上其所任职的中央广播事业局造反派的领导人，一度“红”透中国的经历有关。而李敦白本人则认为，他是因为不慎得罪了江青而失势的，虽然他一开始就衷心赞成“文革”中群众大民主的做法，并认定江青才是“真正的、红彤彤的左派”。
李敦白说，“在狱中，我听闻林彪坠机、尼克松访华、周恩来逝世、毛泽东逝世等事件，我还感觉到300 里之外的唐山大地震。当我在报纸上不再看到‘四人帮’的消息时，我相信自己即将出狱。在狱中，我好几次都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是那些身边的人鼓励我活下去，他们知道我只是政治的牺牲品”③。他还给自己定下两条原则：第一，不论受多大委屈都不能不爱中国；第二，不论受多少苦都不能被整垮。1977年11月19日，经过九年八个月零一天的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成为外国专家造反派中最后一个被释放的人。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李敦白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他满腔热情投身中国革命，曾被焦裕禄精神感召，搬出大办公室，退掉一半工资，将收藏的明代家具全部捐献；他两次不明不白地入狱，一共坐牢16年（几乎占他全部中国岁月的一半），出狱之后，却无怨无尤，依然深爱这片给了他太多磨难的土地。第一次被关了六年，他没有怨恨，认为这是为革命牺牲，放出来后，他更加觉得毛泽东伟大，很想加入中国国籍，是周恩来劝他，做一个帮助中国的美国人，比做中国人更能发挥作用，他才放弃。1956年大鸣大放，很多知识分子提意见，他很愤怒，认为是攻击共产党，赶紧向中央汇报。第二次入狱，与1949年恍如晴天霹雳的冤狱相比，见识过更多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人事浮沉的李敦白，其“二进宫”经历要平静许多。但出狱后一段时间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如人们开始越来越“向钱看”的种种“病态”，让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为社会主义坐了多年牢，出来却发现“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了。而一旦发现自己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逐渐“变色”，他宁愿选择离去，义无反顾地回到早已人地生疏的美国，从头再来。因此，重获自由后不到三年，他携家人悄然离开生活和奋斗了35年的中国，重返美国老家。
李敦白选择回美国的深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对中国告别“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正当国人对萌动中的变革、对开放的新时代满怀希望的时候，李敦白从监狱出来了，他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④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最初还是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年、1980年）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⑤更奇妙的是，当他重投“资本主义怀抱”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期，竟能很快进入新角色，而没有固执地继续活在原来的“革命理想”中。
不可否认的是，在李敦白“左”的背后，最突显的仍是其革命理想主义情怀。晚年李敦白剖析其“左”的主观原因时，认为有三大根源：首先，他在20岁前参加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本身就是极左行动。纯洁的理想主义与苏式教条相结合，“左”成为他的思想底色。其次，他在中国已经坐过六年监牢，害怕再犯错误。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再犯错误？那就是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在毛主席不断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解放后中国的政治运动可谓是马不停蹄，如果以左右来分，当然绝对往左，不断往左，紧跟的结果，显然就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第三，他是美国人，又是中共党员，不断提醒自己，不要成为中共身上的弱点，不能让敌人通过自己攻击中共，所以他又成为左道上的左。他后来常自问，如果自己是中国人，还会不会这么“左”？他觉得起码在程度上会有区别。⑥
作为最“革命”的“老外”，对参与中国的内部权力斗争，李敦白的悔恨一直伴随到晚年。“我本应该支持那些为争取发言权和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而斗争的人。我本应该退出。而我却让这些事情以我的名义继续下去。我骑虎难下。这里面有着太多的虚荣和诱惑。我曾认为，我是历史的一部分。我无法放手。这就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的诱惑。你学会以建构美丽新世界的名义，硬起心肠。一旦硬起心肠，你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就是这么做的。”⑦
矢志不渝的中国情怀
“1945年，一个美国青年第一次来到中国，就深深爱上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中国千千万万个有名和无名的革命英雄，用他们的智慧和毅力感动并教育了我。”“我做了35年中国对外广播的专家顾问，我一直觉得这是让我有机会参加历史的创造，深感光荣。我还参加了许多中央文件，包括《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更觉得自豪。”“16年的幽囚岁月也让我有许多思考的空暇。”“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社会正发展成为最新的和平崛起的世界强国。困难和挑战很多，但中国这独一无二的五千年古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历史。”“我是独身一人到中国的，回到美国却是和我心爱的夫人在一起。她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最完美的生活伴侣。”“我同中国的缘分是从60年前开始的，我要为修建美中关系的桥梁而努力一辈子。”⑧
回望李敦白坦诚又执着的一生，既有对理想的坚持，又有真诚的忏悔，他的情怀值得我们尊重。他个人生活的跌宕起伏，折射着历史的华章与疯狂，发人深省。而李敦白对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他的救赎与疗治，对于中国读者深具启发意义。在浮躁的当下中国与世界，李敦白可以帮助我们感受理想主义者的真诚，追寻生命的力量与真谛。
「注释」
①[美]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
②同上，第220页。
③黄灿：《“国际间谍”李敦白的“文革”岁月》，《新天地》2009年第2期。
④[美]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56页。
⑤同上，第204页。
⑥同上，第93-94页。
⑦[美]乔纳森？马戈利斯著，何黎译：《毛泽东的“洋朋友”》，英国《金融时报》2013年3月29日。
⑧[美]李敦白、阿曼达·贝内特著，丁薇译：《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文版序，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