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科学、系统、周密的阐述与部署。这既依赖各级党和政府坚定不移地按科学发展观想问题、办事情，又依赖千千万万家企业在十七大精神指引下作艰苦不懈的努力。作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企业兴旺则国家兴旺，企业强大则国家强大，企业富强则人民富强，企业和谐则社会和谐；反之，亦反之。由于企业自身又好又快发展是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因而，企业自身的发展是否做到了又好又快，就成为衡量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是否深入、是否落实的一个重要尺度。
　　要做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就必须并且只能按照科学发展观去发展。为此，需要自觉地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舍此，就没有又好又快。
　　
　　从“三高一低”向“三低一高”转变
　　
　　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可谓精辟之至。
　　对企业来说，转变发展方式的当务之急是转变增长方式，即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转变。这里的“高”与“低”虽然是相对概念，但是我们可以以国际标准作为衡量尺度。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企业创造1万美元GNP的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是日本的6～7倍，每年仅浪费的煤即达1亿吨，比日本全国一年用煤总量还要多。我国每消耗1吨能源提供的社会产品比发达国家低3～6倍以上，如我国每吨标准煤消耗所生产的GNP为710美元，而发达国家是2165美元至6388美元。我国企业单位产品用水量也高出发达国家5～10倍。我国工业企业原材料消耗强度比美、日、欧高5倍以上，最高达100倍。甚至比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邻国印度也高出2～3倍。我国企业污染十分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单位产品排放的污染物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座大城市中，我国占了16座，占比达80%。但是这“三高”并未给我国企业插上腾飞的翅膀，相反，我国企业的产品质量较差，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比例很低，国际品牌极少；经营效益较低，2007年中国企业的收入利润率为4.72%，低于世界500强的7.32%；净资产收益率为10.1%，低于世界500强的16.1%；效率极低，我国全社会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46、日本的1/41、德国的1/32。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写道：“当我们陶醉于对自然界的眼前胜利的时候，自然界却加倍地惩罚了我们。”40多年前，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写到：“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有灾难在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事实上，当我们陶醉于30年来的高速增长的时候，自然界却加倍惩罚了我们——如“最美不过太湖水”中生出的蓝藻使数百万人无水可饮的事例，仅仅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高增长积聚起来的摧毁性力量展现其惩罚性的一个缩影而已。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中国因环境损失而下调的GDP估计，清理2004年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就需要8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而更现实的估计则认为，环境损失占中国每年GDP增长的8%～13%，这就意味着由于环境污染，中国几乎会失去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全部经济成就（年均增长9.7%左右）。这绝非危言耸听！
　　国内外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在旧发展指导下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即“三高一低”的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三低一高”的道路（即蕾切尔·卡逊说的“另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叉路”）才是生存、光明之路。
　　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当前最为紧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改变“三高一低”的增长观念、增长方式，转变为与之相反的“三低一高”的增长观念、增长方式。不从根本上实现由“三高一低”向“三低一高”转变，“好”就无从谈起，“好字优先”就无从谈起，“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做强做大”就无从谈起。一旦着手并实现这种转变，“好”字当头，“快”也自在其中了。
　　
　　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又好又快发展既要依靠人的发展，又是为了人的发展。科学发展观也好，又好又快也好，可持续发展也好，人是发展的出发点和发展的目的。
　　旧发展观在对待人与物的关系上是重物而轻人，是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其在企业的表现，除上文所述“三高一低”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表现之一是唯利是图。有些企业为了所谓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而不择手段，把员工仅仅当作取得利润的工具，为了利润而牺牲职工的健康、安全甚至生命。如“现代包身工”、“带血的煤炭”、“无限期试用”、“无限期强制加班”、“无限期拖欠员工工资”等等。由此造成资本对劳动者合法正当权益的剥夺、对劳动者身心的严重摧残，以及劳资关系的紧张与对抗。
　　表现之二是GDP崇拜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不良政绩观泛滥成灾。这种GDP崇拜及其不良政绩观以损害和牺牲当代最广大人民或企业职工的根本权益甚至子孙后代的权益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开路，打造为官本位树碑立传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等等，而不顾群众或职工安危。其后果往往是劳民伤财，不但祸害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也殃及后代人的利益。
　　表现之三是对社会责任的漠视以及对人性的轻侮。有些企业或组织不关心人民群众或广大职工的疾苦和痛痒，缺乏对人起码的同情与尊重，把人当作成本负担与包袱，认为“两条腿的人好找，三只脚的癞蛤蟆难寻”，倚钱之势欺人，仗权之势压人，变着花样整人害人，为追逐利、权、名、色而丧尽天良，甚至草菅人命。
　　表现之四是对人的创造性、能动性的忽视和否认。坚持物本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不相信职工中拥有的无限智慧和潜力，不相信、不依靠员工办企业，不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因而对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合理化建议、厂务公开等等民主建设疑虑重重、戒心重重。不相信人民群众或广大职工是企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企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排斥广大职工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的主体性，压制他们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形成“命系一人”、孤家寡人、后继无人现象。
　　表现之五是忽视甚至压制职工的成长与发展。有些企业把职工当作赚钱工具进行最大化的物理磨损和精神磨损。其经营管理者对待职工是“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少吃草甚至不吃草”。只想使用，不愿培训；只想让人多干活、干好活，而不愿按劳付酬，竭力压低工资标准，延长劳动时间；强制职工奴隶般地成为绝对服从资本、权力的附庸，而不允许职工自主、平等、自由、自觉地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造成职工人性的萎糜不振、人格的扭曲变形和心灵源泉的枯竭。
　　表现之六是企业体制、机制对人性的压制与束缚。尤其是体现计划经济体制弊端、体现封建主义残余而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企业规章制度、体制机制，更是成为扼杀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桎梏。非人性不人道的任何体制机制必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为这种体制机制不是解放人、发展人、提升人的素质而是束缚人、压制人的。世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分析美国经济之所以有活力时认为，“美国经济有自我纠错能力，它并没有很多繁纹缛节、规章制度束缚。”有报道说我国有的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加起来有十几二十公斤重，重叠起来有一二米高，不要说执行，一个职工要读完这么多规章制度，恐怕也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即便这些制度完全正确也是如此，更不要说这些制度中存在的许多的不科学、不合理、互相矛盾而让人无所适从的情形了。
　　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外化，如果经营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以物为本的，其规章制度往往就会压抑人性，束缚人性，甚至是反人性的。因此，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就要对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人本化（人性化）的革新与转变，使之成为人性或人本的理性外化。尊重人性落实人本应该成为一切管理之本。因为只有最人性的才可能成为最好的，而最人性的，从可持续发展看，往往也是最快的。如创造精益生产方式的大野耐一晚年说：“没有人喜欢自己只是螺丝钉，工作一成不变，只是听命行事，不知道为何而忙。丰田做的事很简单，就是给员工思考的空间，引导出他们的智慧。”在谷歌公司，员工可以带孩子上班，有免费点心、饮料，丰盛的早中晚自助餐，随处可以休息的沙发、理发室、洗发房等一应俱全，公园里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员工在悠闲散步……以至于有员工说：每天早晨我都感到自己仿佛前往天堂上班。玛丽凯化妆品公司提倡“家庭第一、工作第二”的文化，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这些事实说明，人性化管理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需要从解决上述重物轻人的问题、破除这些发展难题入手。人本不立，人性不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落不到实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就落不到实处。
　　
　　从依赖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
　　
　　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还必须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基础。事实一再证明，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是引进不来的，不是不想引进，而是别人不让你引进。有位财经作家评论我国的汽车、彩电、手机等等行业的现状时说：“这些年来，我们曾经‘创造’和发明了多少蛊惑人心的高科技概念，可是直到今天，我们甚至不能完整地掌握一台冰箱或彩电的所有零配件技术。即使是技术含量极为低下的微波炉，我们也只能实现99%的国产化，剩下的1%已成为中国企业界的耻辱。”
　　我们曾经一再地尝试以市场换技术，但结果是市场丢了，技术还是换不来。
　　依赖引进的路走不通，模仿别人的路同样走不通。一是核心技术模仿不了，二是非核心技术的模仿一方面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壁垒的强大阻碍。何况保护知识产权在一定意义上本身就是保护自主创新。
　　虽然嫦娥奔月工程、神舟飞船系列等等标志着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大提升，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但是这种创新还是太少，这种提升涉及的行业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还非常有限。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企业、创新型社会还任重道远，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三大创新任务还十分艰巨，面临的体制、机制和观念阻力还非常巨大。
　　当前许多企业一谈到创新或自主创新，就露出极大的畏难情绪，认为最大的难处是创新的费用投入不足。这无疑是自主创新的难题之一。但这并非难题的全部，更非难题中的根本所在。以吉利汽车为例。这家民营企业是在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10年间从名不见经传而跻身中国汽车10强之列，成为民族汽车自主品牌的一支主力军。其自主研发的JL-Z自动变速箱、智能电动助力转向装置和JL4G18发动机填补了国内空白。而这些核心性技术，其他企业曾由国家投入数十亿元也未研制出来。虽然吉利的自主研发也离不开必要的投入，但其掌门人李书福“让我死一回”的精神则更为重要和宝贵。如果有较多企业能具备李书福那种为造“最节能、最环保、最安全的汽车”、“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而“让我死一回”的精神，那么建设创新型企业和国家的任何困难都能找到有效的克服办法。
　　事实上，自主创新的成果和创新型企业的建设只能在和谐企业中产生，只能在对员工首创精神、创新活力的尊重与信任中产生。国际组织学习协会全球干事尼克·赞纽克先生认为：“社会的和谐与安宁使知识得以传播与扩散。所以，知识与创新只有在社会的和谐与安宁中才能产生。”他强调了在组织内部建立一种真诚的关系，“当关系改善的时候，知识也开始增加。当知识增加的时候，创新，包括制造的创新、营销的创新、设计的创新，都在不断提高。”这说明，建设创新型企业与建设和谐企业、建设创新型国家与建设和谐社会是相辅相成的。
　　实践证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自由而奔放的创造心灵，宽畅而及时的民主渠道，真诚而和谐的人际关系，自主而平等的人格精神，是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条件，是创新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从模仿依赖向自主创新转变的强大动力，更是各类创新之苗茁壮成长的最适土壤和环境。
　　
　　把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统一起来
　　
　　我们的企业还必须认识到，又好又快发展是一个持续努力的接力过程，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动量积累。正如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中所说：“从优秀到卓越的转变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循序渐进的过程，一个行动接着一个行动，一个决策接着一个决策，飞轮一圈接一圈地转动——它们的总和就产生了持续又壮观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要“勇敢地面对残酷的现实，更清楚地认识到为了积累动量还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连贯性的原则贯穿始终；新一代人的工作依赖于前一代人创造的成果；飞轮持续不断地积累动量”。
　　又好又快发展是阶段性、连续性的统一过程。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谈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时用了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给人印象深刻，这是我们在学习和贯彻科学发展观过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阶段性与连续性有机统一的典范。
　　有人在论及中国企业为何不卓越时（所谓卓越企业也可理解为又好又快发展的企业）谈了多种原因，但却没有指出缺乏连续性这一重要原因。在等级授权的任期制条件下，国有企业发展进程的连贯性时常被人为地中断：急于出“政绩”者总想略过量的积累阶段直接跳跃到质的突破阶段以“开创新局面”；好大喜功者“不敢面对残酷的现实，追赶时髦，热衷于花架式管理”；不负责任者为了任期内的“业绩好看”而不惜出卖未来，以弥补结果的不足；自以为是者则用各种方式否定前任成绩，压制继任成长，为此不惜搞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表现出长期的不连贯性；等等。正是这种连贯性的严重短缺，使有的人不愿意在自主创新上持续努力，有的人不愿意在人才培养上持续努力，有的人不愿意在事关企业前途的重大改革上下功夫，有的人不愿意在重大技术革新改造上下功夫。因为这些工作尽管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益，但在任期内却可能费力不讨好，出不了当期立竿见影的“成果”，是属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工作。
　　因此，要使企业做到又快又好发展，还必须大力培育接力文化，使企业员工队伍的代际之间、领导班子的届别之间、发展战略的阶段性与连续性之间达到有机的统一。
　　(责任编辑：任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