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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时光荏苒，转眼敬爱的吴定宇教授离开我们三年了。吴定宇老师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他的为人为学，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山高水长，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深深感谢吴老师对我海一样深情的关爱和教导。
人生无常。吴定宇老师是在广州家中突发心肌梗死猝然离世，惊悉噩耗时我在外地开会，眼泪夺眶而出，请假连夜赶回广州。翌日上午怀着悲痛心情，含泪去中大蒲园吴定宇老师家中灵堂祭拜吊唁。当时正值暑期，系领导出差在外，学校职能部门放假，我主动请缨，分担一些丧事任务，帮助处理后事，譬如撰写讣告、联络学界、布置会场、起草悼词、接待媒体、照顾外地客人等，以表达敬重和哀思。
“人生友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我平时很少流泪，但是在吴老师的追悼会上，悲不可抑，无法自持。凝视他的遗容，回想他对我的关怀和栽培，回忆他对我的鼓励和督促，浮现忘年交往结成的深情厚谊，以及他的温润而刚正、睿智而严谨的高风亮节，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一、以文会友，温润严谨
我1999年负笈南下求学中大之前，早闻吴定宇老师的大名，并读过吴老师关于巴金、陈寅恪的《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学人魂·陈寅恪传》，以及《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论著，但在中大师从黄修己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吴老师接触较少，无缘拜见，仅听过他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发言。
与吴定宇老师相识，属于“以文会友”，始于博士论文答辩会。吴老师是答辩委员，对我的论文赞赏有加。我的论文是关于象征主义的研究，但不是沿袭旧题，论析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接受，而是探讨对其变异。吴老师认为这个研究另辟蹊径，改趋同为求异，推进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向深层迈进，相信会有一批学者跟进，出现“意识流文学的中国化”“超现实主义的中国化”“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化”等选题方面的新成果。答辩会结束后，吴老师专门约我聊了学术积累和创新问题，肯定我的选题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指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外来文学在作家创作思维里发生影响的审美创造机制并没有得到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博士论文解决了这一难题，不仅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也解除了中国作家的“影响的焦虑”。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吴老师的这些话，更多的是对后学的鼓励和鞭策。博士论文注重变异研究，虽然具有一定新意，但我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问题复杂而艰难，个人才疏学浅，积累不足，眼高手低，付诸实践、实现初衷不易。关于象征主义接受历史的梳理篇幅过长，压占和遮蔽“变异”内容，原因是舍不得那些苦苦寻觅的史料，实为敝帚自珍。论从史出，有得有失。吴老师会心笑了，说“舍得舍得，有舍方有得，学术研究应该能入亦能出”，“能出”包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概括、提炼和升华这样的研究过程，不断磨砺自己，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脱胎换骨，涅槃重生。
但吴定宇老师推崇第一手史料的搜阅和发掘，举引顾炎武做学问“采铜于山”的说法，肯定堆满“干货”的原创性研究。吴老师特别强调坚实深厚的基础和深邃广阔的视野，结合自己正在撰写的《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急于发表文章，把基础打扎实了，将来文章是写不完的。”欢谈融洽，受益匪浅。这次恭聆教诲给我另外的收获和鼓舞是，吴老师代表中大学报向我约稿，并特别提及关于李金发象征诗歌的论述，认为既要注重审美语境，又要立足文本细读和比较;既有新史料发掘，也有诗美阐发[1]。我驚讶于吴老师的学术敏锐和体察细致，同时感激他对我的关爱和栽培。我之前发表过一些论文，但是约稿还是头回，给我极大激励。后来中大学报责任编辑陈寿英老师对我说，这也是中大学报近年来首次向博士生约稿。
吴定宇老师治学严谨，办事认真，自1998年至2007年担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任职期间，中大学报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学报哲社版和自然版的转载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一直在全国高校学报中名列前茅，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吴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益求精。曾有位高权重、炙手可热的领导在职读某校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托人送来一篇论文，想在中大学报发表。吴老师审阅论文，认为不适合，予以退稿。对方答应修改，找熟人说情，多次请求拜访，吴老师不肯通融，婉言谢绝。吴老师对我说，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的文章，这是正常的，但刊登低水平文章，是不正常的。一个刊物水准，不是由好文章体现，而是由差文章反映出来的。发表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每篇都是优秀，但不发差文章，这是学术刊物的底线，应该严格坚守。
温润与严谨，是吴定宇老师为人为学的体现，对真理和美好的追求，不乏浓情和爱意;对谬误和邪恶的批判，显示睿智和刚正。最使我感佩的是他长期担任不同部门的领导，公务繁忙，身体不好，疾病缠身，但一丝不苟，孜孜以求，始终保持对学术的执着、热爱与敬畏，体现赤子情怀和浩然正气。
吴定宇老师与业师黄修己教授是至交，性情相投，理念相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参与黄修己老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参与编写工作的，既有在学林声望很高的资深专家，亦有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其中一位作者是某高校正职领导，专业水平很高，具有一定影响力，希望挂一个副主编。但这位领导公务繁忙，难以抽身专心编写，迟交来的稿子有些地方不合乎要求，黄老师不苟且，退回修改，往返多次。黄老师实事求是，毅然取消了他副主编的名义，出版时把他列为普通作者，以示严肃。那位领导为人爽朗，深知自己没有起到副主编的表率作用，坦然接受。吴老师支持和拥护黄老师以行动维护学术尊严的做法，经常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赞不绝口。2014年黄修己老师八秩初度，吴老师应约撰写一篇长文庆贺，其中特地写到这件事情。《羊城晚报》刊发吴老师的这篇文章[2]，事前我建议吴老师修改有关撤换的内容，有些细节似乎不宜公开，以免得罪人。吴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说对事不对人，文章主要是写黄修己老师坚守学术标准，弘扬正气，不是“拉仇恨”;那位领导也推崇和遵循学术至上原则，不会介意我这样写的。 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与吴老师同在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接触逐渐多起来。我们经常聊天，话题不限：校园动态、岭南美食、风土人情、家庭教育、时事政治、京剧艺术等。吴老师是京剧爱好者，喜欢余派老生艺术;我则是京剧票友，研习裘派花脸，有共同兴趣。有时我邀请吴老师观看京剧演出，感受国粹之美，分享艺术人生。
有一次吴老师打电话，问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段时间没有看到我撰写和发表文章。我如实相告：母亲生病，脑梗复发，庸医误诊，前后住院半年，现在回家治疗，我全身心照顾。吴老师关切询问病情，给我出主意。后来病情反复，母亲成为植物人。焦虑、劳累和熬夜，我头发全白了。在两年多料理老人的时间里，吴老师经常来电，给我莫大的安慰。
但吴老师与我聊得最多的还是学术话题。每当读到好书和好文章，发现新史料与新看法，他都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褒贬臧否，交流探讨。有一次在校道相遇，吴老师兴奋告诉我，新发现关于北洋政府文化政策方面的新史料，可以写多篇好文章。如今，那些珍贵的史料静静躺在吴老师的电脑里。
无论是面叙、雅集还是电话，吴老师总是勉励我专心学术，不负韶华，力争成大器，做大学问。实际上，我个人资质平平，心气浮躁，而且与时俯仰，杂乱无章，之所以取得微不足道的小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师友的指教和鼓励，其中吴老师的期待和督促润物无声，给我信心和动力。
2003年秋，吴老师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喊我去他家聊天。他不满于会议期间有人说“中大现代文学无人”，认为外界不甚了解中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吴宏聪、楼栖、陈则光、饶鸿竞、金钦俊、王晋民、黄伟宗、李伟江、王剑丛等在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港台文学研究、新诗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等方面取得瞩目成绩，但这些老师大多退休，有的已经去世;目前中大在职的有德高望重的黄修己老师（吴老师没有提自己，其实吴老师成果突出，有口皆碑，深受学界敬重），中坚力量有艾晓明、程文超老师，年轻人也开始成长起来，成果不少，怎么說无人呢？吴老师话锋一转，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中大现代文学确实存在青黄不接的局面，年轻一代要多努力。吴老师如此在意和关心中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不是出于私心，更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出于学术公心，着眼未来。吴老师拿出著作赠送给我，嘱咐我专心致志，“接上来，争口气”，“寄希望予年轻一代身上”。他强调小心做人、专心做事，但不要拘泥小天地，围着狭窄的圈子打转，要有大胸襟、大格局，树立更高的自我期许和学术抱负，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指出，人性最深切的渴望就是获得他人的赞赏，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地方。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期待和暗示。如果这些期待和暗示寄对象予厚望、积极肯定，通过信任的眼神、赞许的笑容、激励的语言来滋润对象的心田，则被赞美和期待者会感觉被支持，自我价值增强，变得自信，获得积极向上的动力，并尽力达到对方的期待。古希腊塞浦路斯王子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雕刻的美女像加拉泰亚。在深切的期待和阿芙洛狄特帮助下，雕像变成真人结为伴侣，美梦成真。心理学家由此总结：期望和赞美能产生奇迹。后来，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通过“小白鼠走迷宫”实验和学生教育“预测未来发展测验”证实，只要对学生充满期待、积极肯定，学生的表现就会越来越好，实现预期。这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因为是罗森塔尔提出实验验证的，后又被学界称为“罗森塔尔效应”（Rosenthal Effect）。
吴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敬的激励者和引路人，身上呈现出温润而睿智、正大而光明的气象。宋代马永卿笔记小说《懒真子》中有“足外无余地”的典故，在当下可畏而不可敬的学界，吴老师正是教研室的“余地”，是我们可以从容地安身立命而不乏余地的基座。人生道路上，遇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何其幸运。因为被期待，被“寄予厚望”，作为新生代只能不断磨炼自己，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砥砺前行，完成破茧而出的全新过程。
二、通今博古，论从史出
吴定宇老师以身作则，专心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吴老师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知识分子家庭，幼承庭训，爱好文艺，大学本科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吴定宇老师天分极高，敏学好思，文史基础坚实，学殖湛深，通今博古，视野开阔，论从史出，学风朴实严谨。
吴老师以研究巴金步入现代文学领域。1982年他的硕士论文题为《论巴金小说的艺术风格》，以观点的独到和论述的详审引起文学研究界瞩目。巴金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直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肯定性的评价，这与过去高度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存在遮蔽性，对巴金创作的整体性艺术追求和深层的意蕴很难客观把握和深入研究，巴金另外一类风格的作品譬如《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复仇》《电椅》《砂丁》《雪》等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因为其基本内容与无政府主义信仰和运动有关。吴老师率先论述巴金创作中的无政府主义问题，认为巴金为了追求社会解放的真理，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他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并且用来作为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武器。《灭亡》等可以看作是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信仰和实践的追悼[3]。巴金是“五四”第二代作家，薪传“五四”文学爱国反帝反封建、人道主义等精神，但还有前卫激进思想和另类追求，溢出“五四”传统，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即是。这显示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复杂性。
吴定宇老师发掘和关注这种复杂性，进一步反思和探究中西文学的文化特质。吴老师比较古希腊文学和中国先秦文学两种不同的传统，分析西方忏悔意识与儒家内省意识的差异：忏悔意识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宗教观念，内省意识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伦理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缺乏忏悔意识，而现代文学受到西方忏悔意识的影响和启发。忏悔意识的发展，使西方文学家焕发出新的自我创造力量。内省意识的僵化，使中国历代作家的创造力受到束缚。中国现代作家受西方忏悔意识的影响，形成中国式的忏悔意识。新的反省机制的确立，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发生变化，出现了题材、形式的革新，推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指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忏悔意识很重要，人类（包括个人）应该而且必然具有这种“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忏悔意识，因为它是“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的体现[5]。20世纪80年代，关于忏悔意识的探究成为一时之显，而吴老师的论述高屋建瓴，中西融会，既有理论阐发，也有文本分析，深刻独到，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论述之一。 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反思的年代。在重估八十年代学风之际，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即已成名的学者，沉寂40年后，到90年代初得到学术界的重新定位和尊崇，构成“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中间经历了多重意义的解读和转换。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1996年，吴老师专著《学人魂·陈寅恪传》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国内较早关于史学大师陈寅恪的传记著作。鉴于吴老师在陈寅恪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2001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吴老师主讲“一代宗师陈寅恪”。2014年，在《学人魂·陈寅恪传》的基础上，经过十多年的搜阅、积淀和潜心研究，退休多年的吴老师补充增加了近一倍的文献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皇皇巨著《守望：陈寅恪往事》。该书近40万言，获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度好书”。吴老师坚持论从史出的理念和方法，发掘了很多鮮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如档案、书信、日记等，从大量的历史细节中，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陈寅恪，以第一手资料揭秘显隐，澄清坊间一些似是而非、可爱不可信的传闻，将被象征化、符号化和神化的陈寅恪还原为真实的存在。该书回溯陈寅恪往事，展现他非同寻常的求学经历、艰苦的治学生涯、独特的治学方法，终身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嶙嶙风骨和辉煌学术成就，并从陈寅恪一代人的遭遇展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和中国学人的命运[6]。
郭沫若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郭沫若与陈寅恪有交往，“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这副流传至今的对联，是1961年两人会晤、研讨弹词《再生缘》时郭沫若所拟，包含着两位大师的生辰、属相、生理特征，也反映着那个年代的某些时代特征。但与陈寅恪声誉鹊起、被褒扬和神化不同，郭沫若由于后期人格缺陷，引发争议不断，褒贬不一。对郭沫若的贬抑和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歪曲事实，采取轻薄的态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复杂的存在者进行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如何在“尊陈（寅恪）贬郭（沫若）”的语境下对郭氏在文艺与学术等成就与缺失进行深入的探讨，就成为一个棘手和重要的问题。吴老师的新著《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从独到的文化史角度，探讨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学术成果的特质与文化价值，针对郭沫若对中外文化的“抉择”与“扬弃”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深入论述。吴老师阐释陈寅恪侧重是心传，而探讨郭沫若侧重的是学述。譬如，郭沫若何以能够从“中西合璧”的泛神论自觉而又复杂地发展到“儒马对接”的人民本位观，吴老师首先梳理和挖掘泛神论的来源和构成，认为郭沫若的泛神论不仅受到西方斯宾若莎泛神论（通过歌德）和古印度《奥义书》，以及中世纪印度教虔诚派伽毕尔“梵我如一”思想（通过泰戈尔）的影响，而且经过王阳明心学导引，深受孔子、庄子等儒家、道家思想启发。郭沫若1924年回国后，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转向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再把泛神论奉为圭臬，但也没有将之扫地出门，只不过将其从思想意识中心，挤向边缘”。[7] 泛神论与马克思主义有“弱联系”，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强联系”，因而郭沫若从“中西合璧”的泛神论自觉发展到“儒马对接”的人民本位观。吴老师的论述“尽量不先入为主、不带感情，以免影响价值判断，力图勾勒出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和学术成果的文化风貌，总结其在中外文化整合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大大推进了郭沫若研究，既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有深刻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于专业划分和学科壁垒，很少有古今贯通、中西融会式的学者，而吴老师没有局限于狭小领地，是殊为难得的通才学者。温儒敦厚的吴老师将人本与文本结合，文史打通，文学研究与教育史、学术史融会——他编撰有《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8]，注重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视野宏阔，学养深厚，卓有建树。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老师所言，吴老师研究巴金而发现文化之脉，研究陈寅恪而发现学人之魂，研究儒家文化而贯通中国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嘉惠学林[9]。
三、温而厉，古而直
吴定宇老师是著名学者、教授。我认为他首先是一名深受学生敬爱的好老师。他一辈子当教师，乐于教书育人。教师有两种，一种传授精湛的专业知识技能，还有一种用自己的言行品德教导学生，对学生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深切的爱心。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吴老师是难得的人师，他在学术上要求非常严格，内心却十分关怀学生。我虽然不是吴老师的及门弟子，但我一直将吴老师当作自己的老师，而吴老师从开始就将我纳入导师组成员，实际上是便于交流研讨，招生面试、教学研讨、开题报告到毕业答辩，全程参与。所以，我作为私淑弟子与吴门入室博士、硕士相识相知，非常熟悉，后来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吴老师教学甚严。有研究生刚入学，心理难免有些放松，上课迟到，甚至在课上打起了盹。十几人的小班课，吴老师就在对面。一声棒喝，要求打盹的同学出去。这下子学生一下警醒，立马精神起来，不敢迟到和在课堂上睡觉了。吴定宇老师于事严，待人则宽，几分钟后将清醒过来的学生请回教室。以后并未批评和难为打盹的同学，课程结业成绩据实给优秀。
吴老师古而直，带着几分可爱。我指导的研究生陈亮和官铭超等上过吴定宇老师的专业课，最近微信群聊天，深情回忆吴定宇老师当年的教学点滴。有一次官铭超与陈亮在校园散步，议论起吴师之严，官铭超直呼其名。背后忽然传来一声：是说我吗？回头一看正是吴定宇老师。陈亮和官铭超慌乱无措，说声“老师好”就落荒而逃。事后想起只有莞尔，并无多少怕惧。陈亮和官铭超感慨，“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吴老师要求我们多读书，是一个温而厉、充满大爱的至仁至诚之师”。
多读书，是吴定宇老师的要求。吴老师指导学生，认真负责，从研究生入学进门开始，就制定严格的学习制度和研究计划。每学期开好必读书目，每周上课交流和讨论读书心得体会，每月布置小论文或读书报告，经常在清早或者晚上打学生宿舍座机“查岗”。在吴定宇老师追悼会上，2007级博士生龙其林作为学生代表缅怀恩师，数度哽咽：“想到以后再不会有人严厉地批评我读书太少下笔太快，再不会有人通过微信、网页和朋友时时关注我的动态，再不会有人告诫我督促我小心做人专心做事早日写出成名作，不觉悲中从来，不可断绝。”读博三年，龙其林没有上街看过一次电影，没有外出旅游过一次，但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出版著作两部，博士论文获得好评，很快在学界脱颖而出。很多吴门弟子，像陈多友、肖向明、李青果、陈伟华、邓伟、黄群、石晓岩、李广琼、胡梅仙、曹艳红、沈永英、王兰，以及陈双阳、李同德、周文军、张贺敏、文晖、方玉彪、张碧儿、陈璜、谢谕等成为学术翘楚或业界精英，取得瞩目成绩，这除了与他们自身努力之外，与吴老师的栽培关系极大。 吴定宇老师古风犹存，极重情义，常说师生情、同学情，是夙世的缘份。吴老师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等，痼疾缠身，治疗不断，痛苦不堪，但视生如子，尽心尽力，诲人不倦。吴老师课堂教学间隙，有时自主治疗，自己打胰岛素针。即使生病住院，也不耽误教学。从研究生教学，到论文开题、写作指导到毕业答辩，依然“事必躬亲”。作为导师组成员之一，我多次参加吴老师设在医院的课堂讨论和开题报告会。吴老师有时边打点滴，浑身插满管子，边听学生汇报边指导。医生护士感佩不已[10]。
吴定宇老师尊师重道，非常敬爱自己的导师吴宏聪教授。照顾耄耋老人，周全细致，极为用心。每年教师节、中秋节，吴定宇老师都会带上学生去看望吴宏聪老师，学生亲切称吴宏聪老师为太老师。吴宏聪老师晚年身体衰弱，视听下降，吴定宇老师每个礼拜都去探望，嘘寒问暖，“同他聊天，解闷”。[11] 吴定宇老师是“敬师如父，爱生如子”的典范。吴定宇老师言传身教，他自己的弟子耳濡目染，上行下效，经常回校探望导师。尊师重道，成为温馨的传统和靓麗的风景。
有一次，吴定宇老师的及门弟子对我说：“我对吴老师是又爱又怕。”我笑问：“那到底是怕多还是爱多呢？”弟子脱口而出：“当然是爱多，吴老师是为了我们好啊！”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耳提面命，师恩浩荡;道德文章，光耀千秋。可敬可爱的吴定宇老师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呜呼！
吴定宇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注释：
[1] 陈希：《选择与变异：论李金发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 吴定宇：《走近黄修己先生》，选自陈希、姚玳玫 编：《一个人与一门学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至246页;原载《羊城晚报》，2014年 8月28日。
[3] 吴定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4] 吴定宇：《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5] [德] 恩斯特·卡西尔 著，甘阳 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6] 吴定宇 著：《守望：陈寅恪往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7] 吴定宇 著：《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8] 吴定宇 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
[9] 贺蓓：《守望学术，躬行道义——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南方都市报》，2017年7月28日。
[10] 贺蓓：《守望学术，躬行道义——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南方都市报》，2017年7月28日。
[11] 黄天骥、金钦俊等 编：《烨烨师光：吴宏聪教授纪念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69页。
人生无常。吴定宇老师是在广州家中突发心肌梗死猝然离世，惊悉噩耗时我在外地开会，眼泪夺眶而出，请假连夜赶回广州。翌日上午怀着悲痛心情，含泪去中大蒲园吴定宇老师家中灵堂祭拜吊唁。当时正值暑期，系领导出差在外，学校职能部门放假，我主动请缨，分担一些丧事任务，帮助处理后事，譬如撰写讣告、联络学界、布置会场、起草悼词、接待媒体、照顾外地客人等，以表达敬重和哀思。
“人生友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我平时很少流泪，但是在吴老师的追悼会上，悲不可抑，无法自持。凝视他的遗容，回想他对我的关怀和栽培，回忆他对我的鼓励和督促，浮现忘年交往结成的深情厚谊，以及他的温润而刚正、睿智而严谨的高风亮节，情不自禁，潸然泪下。
一、以文会友，温润严谨
我1999年负笈南下求学中大之前，早闻吴定宇老师的大名，并读过吴老师关于巴金、陈寅恪的《巴金与无政府主义》《学人魂·陈寅恪传》，以及《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等论著，但在中大师从黄修己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与吴老师接触较少，无缘拜见，仅听过他的一次学术研讨会发言。
与吴定宇老师相识，属于“以文会友”，始于博士论文答辩会。吴老师是答辩委员，对我的论文赞赏有加。我的论文是关于象征主义的研究，但不是沿袭旧题，论析中国现代文学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接受，而是探讨对其变异。吴老师认为这个研究另辟蹊径，改趋同为求异，推进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向深层迈进，相信会有一批学者跟进，出现“意识流文学的中国化”“超现实主义的中国化”“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化”等选题方面的新成果。答辩会结束后，吴老师专门约我聊了学术积累和创新问题，肯定我的选题价值和意义，进一步指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外来文学在作家创作思维里发生影响的审美创造机制并没有得到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博士论文解决了这一难题，不仅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也解除了中国作家的“影响的焦虑”。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吴老师的这些话，更多的是对后学的鼓励和鞭策。博士论文注重变异研究，虽然具有一定新意，但我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问题复杂而艰难，个人才疏学浅，积累不足，眼高手低，付诸实践、实现初衷不易。关于象征主义接受历史的梳理篇幅过长，压占和遮蔽“变异”内容，原因是舍不得那些苦苦寻觅的史料，实为敝帚自珍。论从史出，有得有失。吴老师会心笑了，说“舍得舍得，有舍方有得，学术研究应该能入亦能出”，“能出”包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概括、提炼和升华这样的研究过程，不断磨砺自己，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脱胎换骨，涅槃重生。
但吴定宇老师推崇第一手史料的搜阅和发掘，举引顾炎武做学问“采铜于山”的说法，肯定堆满“干货”的原创性研究。吴老师特别强调坚实深厚的基础和深邃广阔的视野，结合自己正在撰写的《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不要急于发表文章，把基础打扎实了，将来文章是写不完的。”欢谈融洽，受益匪浅。这次恭聆教诲给我另外的收获和鼓舞是，吴老师代表中大学报向我约稿，并特别提及关于李金发象征诗歌的论述，认为既要注重审美语境，又要立足文本细读和比较;既有新史料发掘，也有诗美阐发[1]。我驚讶于吴老师的学术敏锐和体察细致，同时感激他对我的关爱和栽培。我之前发表过一些论文，但是约稿还是头回，给我极大激励。后来中大学报责任编辑陈寿英老师对我说，这也是中大学报近年来首次向博士生约稿。
吴定宇老师治学严谨，办事认真，自1998年至2007年担任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任职期间，中大学报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学报哲社版和自然版的转载率、被引频次、影响因子一直在全国高校学报中名列前茅，这很大程度归功于吴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精益求精。曾有位高权重、炙手可热的领导在职读某校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托人送来一篇论文，想在中大学报发表。吴老师审阅论文，认为不适合，予以退稿。对方答应修改，找熟人说情，多次请求拜访，吴老师不肯通融，婉言谢绝。吴老师对我说，学术刊物发表高水平的文章，这是正常的，但刊登低水平文章，是不正常的。一个刊物水准，不是由好文章体现，而是由差文章反映出来的。发表出来的文章不可能每篇都是优秀，但不发差文章，这是学术刊物的底线，应该严格坚守。
温润与严谨，是吴定宇老师为人为学的体现，对真理和美好的追求，不乏浓情和爱意;对谬误和邪恶的批判，显示睿智和刚正。最使我感佩的是他长期担任不同部门的领导，公务繁忙，身体不好，疾病缠身，但一丝不苟，孜孜以求，始终保持对学术的执着、热爱与敬畏，体现赤子情怀和浩然正气。
吴定宇老师与业师黄修己教授是至交，性情相投，理念相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参与黄修己老师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参与编写工作的，既有在学林声望很高的资深专家，亦有周围的朋友和同事。其中一位作者是某高校正职领导，专业水平很高，具有一定影响力，希望挂一个副主编。但这位领导公务繁忙，难以抽身专心编写，迟交来的稿子有些地方不合乎要求，黄老师不苟且，退回修改，往返多次。黄老师实事求是，毅然取消了他副主编的名义，出版时把他列为普通作者，以示严肃。那位领导为人爽朗，深知自己没有起到副主编的表率作用，坦然接受。吴老师支持和拥护黄老师以行动维护学术尊严的做法，经常在我面前提及此事，赞不绝口。2014年黄修己老师八秩初度，吴老师应约撰写一篇长文庆贺，其中特地写到这件事情。《羊城晚报》刊发吴老师的这篇文章[2]，事前我建议吴老师修改有关撤换的内容，有些细节似乎不宜公开，以免得罪人。吴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说对事不对人，文章主要是写黄修己老师坚守学术标准，弘扬正气，不是“拉仇恨”;那位领导也推崇和遵循学术至上原则，不会介意我这样写的。 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与吴老师同在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接触逐渐多起来。我们经常聊天，话题不限：校园动态、岭南美食、风土人情、家庭教育、时事政治、京剧艺术等。吴老师是京剧爱好者，喜欢余派老生艺术;我则是京剧票友，研习裘派花脸，有共同兴趣。有时我邀请吴老师观看京剧演出，感受国粹之美，分享艺术人生。
有一次吴老师打电话，问我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这段时间没有看到我撰写和发表文章。我如实相告：母亲生病，脑梗复发，庸医误诊，前后住院半年，现在回家治疗，我全身心照顾。吴老师关切询问病情，给我出主意。后来病情反复，母亲成为植物人。焦虑、劳累和熬夜，我头发全白了。在两年多料理老人的时间里，吴老师经常来电，给我莫大的安慰。
但吴老师与我聊得最多的还是学术话题。每当读到好书和好文章，发现新史料与新看法，他都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褒贬臧否，交流探讨。有一次在校道相遇，吴老师兴奋告诉我，新发现关于北洋政府文化政策方面的新史料，可以写多篇好文章。如今，那些珍贵的史料静静躺在吴老师的电脑里。
无论是面叙、雅集还是电话，吴老师总是勉励我专心学术，不负韶华，力争成大器，做大学问。实际上，我个人资质平平，心气浮躁，而且与时俯仰，杂乱无章，之所以取得微不足道的小成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师友的指教和鼓励，其中吴老师的期待和督促润物无声，给我信心和动力。
2003年秋，吴老师参加学术会议回来，喊我去他家聊天。他不满于会议期间有人说“中大现代文学无人”，认为外界不甚了解中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和现状，吴宏聪、楼栖、陈则光、饶鸿竞、金钦俊、王晋民、黄伟宗、李伟江、王剑丛等在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港台文学研究、新诗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等方面取得瞩目成绩，但这些老师大多退休，有的已经去世;目前中大在职的有德高望重的黄修己老师（吴老师没有提自己，其实吴老师成果突出，有口皆碑，深受学界敬重），中坚力量有艾晓明、程文超老师，年轻人也开始成长起来，成果不少，怎么說无人呢？吴老师话锋一转，指出由于历史原因，中大现代文学确实存在青黄不接的局面，年轻一代要多努力。吴老师如此在意和关心中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不是出于私心，更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出于学术公心，着眼未来。吴老师拿出著作赠送给我，嘱咐我专心致志，“接上来，争口气”，“寄希望予年轻一代身上”。他强调小心做人、专心做事，但不要拘泥小天地，围着狭窄的圈子打转，要有大胸襟、大格局，树立更高的自我期许和学术抱负，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指出，人性最深切的渴望就是获得他人的赞赏，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地方。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接受这样或那样的期待和暗示。如果这些期待和暗示寄对象予厚望、积极肯定，通过信任的眼神、赞许的笑容、激励的语言来滋润对象的心田，则被赞美和期待者会感觉被支持，自我价值增强，变得自信，获得积极向上的动力，并尽力达到对方的期待。古希腊塞浦路斯王子皮格马利翁，爱上了自己雕刻的美女像加拉泰亚。在深切的期待和阿芙洛狄特帮助下，雕像变成真人结为伴侣，美梦成真。心理学家由此总结：期望和赞美能产生奇迹。后来，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通过“小白鼠走迷宫”实验和学生教育“预测未来发展测验”证实，只要对学生充满期待、积极肯定，学生的表现就会越来越好，实现预期。这就是“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因为是罗森塔尔提出实验验证的，后又被学界称为“罗森塔尔效应”（Rosenthal Effect）。
吴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敬的激励者和引路人，身上呈现出温润而睿智、正大而光明的气象。宋代马永卿笔记小说《懒真子》中有“足外无余地”的典故，在当下可畏而不可敬的学界，吴老师正是教研室的“余地”，是我们可以从容地安身立命而不乏余地的基座。人生道路上，遇到这样的良师益友，产生“皮格马利翁效应”，是何其幸运。因为被期待，被“寄予厚望”，作为新生代只能不断磨炼自己，不断充实和提升自己，砥砺前行，完成破茧而出的全新过程。
二、通今博古，论从史出
吴定宇老师以身作则，专心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吴老师出生于四川省岳池县知识分子家庭，幼承庭训，爱好文艺，大学本科毕业于四川外国语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吴定宇老师天分极高，敏学好思，文史基础坚实，学殖湛深，通今博古，视野开阔，论从史出，学风朴实严谨。
吴老师以研究巴金步入现代文学领域。1982年他的硕士论文题为《论巴金小说的艺术风格》，以观点的独到和论述的详审引起文学研究界瞩目。巴金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直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肯定性的评价，这与过去高度的意识形态有密切关系。但意识形态化的阐释存在遮蔽性，对巴金创作的整体性艺术追求和深层的意蕴很难客观把握和深入研究，巴金另外一类风格的作品譬如《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复仇》《电椅》《砂丁》《雪》等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因为其基本内容与无政府主义信仰和运动有关。吴老师率先论述巴金创作中的无政府主义问题，认为巴金为了追求社会解放的真理，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思想发展历程。他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并且用来作为反抗黑暗现实的思想武器。《灭亡》等可以看作是巴金对无政府主义信仰和实践的追悼[3]。巴金是“五四”第二代作家，薪传“五四”文学爱国反帝反封建、人道主义等精神，但还有前卫激进思想和另类追求，溢出“五四”传统，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即是。这显示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复杂性。
吴定宇老师发掘和关注这种复杂性，进一步反思和探究中西文学的文化特质。吴老师比较古希腊文学和中国先秦文学两种不同的传统，分析西方忏悔意识与儒家内省意识的差异：忏悔意识是以个体为本位的宗教观念，内省意识是以群体为本位的伦理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缺乏忏悔意识，而现代文学受到西方忏悔意识的影响和启发。忏悔意识的发展，使西方文学家焕发出新的自我创造力量。内省意识的僵化，使中国历代作家的创造力受到束缚。中国现代作家受西方忏悔意识的影响，形成中国式的忏悔意识。新的反省机制的确立，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发生变化，出现了题材、形式的革新，推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指出：“人被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忏悔意识很重要，人类（包括个人）应该而且必然具有这种“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忏悔意识，因为它是“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的体现[5]。20世纪80年代，关于忏悔意识的探究成为一时之显，而吴老师的论述高屋建瓴，中西融会，既有理论阐发，也有文本分析，深刻独到，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论述之一。 20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反思的年代。在重估八十年代学风之际，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新中国成立前即已成名的学者，沉寂40年后，到90年代初得到学术界的重新定位和尊崇，构成“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中间经历了多重意义的解读和转换。读懂了陈寅恪，就读懂了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史。1996年，吴老师专著《学人魂·陈寅恪传》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国内较早关于史学大师陈寅恪的传记著作。鉴于吴老师在陈寅恪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2001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吴老师主讲“一代宗师陈寅恪”。2014年，在《学人魂·陈寅恪传》的基础上，经过十多年的搜阅、积淀和潜心研究，退休多年的吴老师补充增加了近一倍的文献材料，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皇皇巨著《守望：陈寅恪往事》。该书近40万言，获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度好书”。吴老师坚持论从史出的理念和方法，发掘了很多鮮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如档案、书信、日记等，从大量的历史细节中，还原出一个真实的陈寅恪，以第一手资料揭秘显隐，澄清坊间一些似是而非、可爱不可信的传闻，将被象征化、符号化和神化的陈寅恪还原为真实的存在。该书回溯陈寅恪往事，展现他非同寻常的求学经历、艰苦的治学生涯、独特的治学方法，终身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嶙嶙风骨和辉煌学术成就，并从陈寅恪一代人的遭遇展示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和中国学人的命运[6]。
郭沫若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郭沫若与陈寅恪有交往，“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聋陈瞽马牛风”，这副流传至今的对联，是1961年两人会晤、研讨弹词《再生缘》时郭沫若所拟，包含着两位大师的生辰、属相、生理特征，也反映着那个年代的某些时代特征。但与陈寅恪声誉鹊起、被褒扬和神化不同，郭沫若由于后期人格缺陷，引发争议不断，褒贬不一。对郭沫若的贬抑和批评，有的符合事实，有的歪曲事实，采取轻薄的态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郭沫若这样一位复杂的存在者进行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如何在“尊陈（寅恪）贬郭（沫若）”的语境下对郭氏在文艺与学术等成就与缺失进行深入的探讨，就成为一个棘手和重要的问题。吴老师的新著《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从独到的文化史角度，探讨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学术成果的特质与文化价值，针对郭沫若对中外文化的“抉择”与“扬弃”进行了富有学理性的深入论述。吴老师阐释陈寅恪侧重是心传，而探讨郭沫若侧重的是学述。譬如，郭沫若何以能够从“中西合璧”的泛神论自觉而又复杂地发展到“儒马对接”的人民本位观，吴老师首先梳理和挖掘泛神论的来源和构成，认为郭沫若的泛神论不仅受到西方斯宾若莎泛神论（通过歌德）和古印度《奥义书》，以及中世纪印度教虔诚派伽毕尔“梵我如一”思想（通过泰戈尔）的影响，而且经过王阳明心学导引，深受孔子、庄子等儒家、道家思想启发。郭沫若1924年回国后，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转向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再把泛神论奉为圭臬，但也没有将之扫地出门，只不过将其从思想意识中心，挤向边缘”。[7] 泛神论与马克思主义有“弱联系”，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有“强联系”，因而郭沫若从“中西合璧”的泛神论自觉发展到“儒马对接”的人民本位观。吴老师的论述“尽量不先入为主、不带感情，以免影响价值判断，力图勾勒出郭沫若的文学作品和学术成果的文化风貌，总结其在中外文化整合中的经验教训”，无疑大大推进了郭沫若研究，既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有深刻现实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于专业划分和学科壁垒，很少有古今贯通、中西融会式的学者，而吴老师没有局限于狭小领地，是殊为难得的通才学者。温儒敦厚的吴老师将人本与文本结合，文史打通，文学研究与教育史、学术史融会——他编撰有《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8]，注重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研究，视野宏阔，学养深厚，卓有建树。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老师所言，吴老师研究巴金而发现文化之脉，研究陈寅恪而发现学人之魂，研究儒家文化而贯通中国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嘉惠学林[9]。
三、温而厉，古而直
吴定宇老师是著名学者、教授。我认为他首先是一名深受学生敬爱的好老师。他一辈子当教师，乐于教书育人。教师有两种，一种传授精湛的专业知识技能，还有一种用自己的言行品德教导学生，对学生有高度的责任心和深切的爱心。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吴老师是难得的人师，他在学术上要求非常严格，内心却十分关怀学生。我虽然不是吴老师的及门弟子，但我一直将吴老师当作自己的老师，而吴老师从开始就将我纳入导师组成员，实际上是便于交流研讨，招生面试、教学研讨、开题报告到毕业答辩，全程参与。所以，我作为私淑弟子与吴门入室博士、硕士相识相知，非常熟悉，后来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吴老师教学甚严。有研究生刚入学，心理难免有些放松，上课迟到，甚至在课上打起了盹。十几人的小班课，吴老师就在对面。一声棒喝，要求打盹的同学出去。这下子学生一下警醒，立马精神起来，不敢迟到和在课堂上睡觉了。吴定宇老师于事严，待人则宽，几分钟后将清醒过来的学生请回教室。以后并未批评和难为打盹的同学，课程结业成绩据实给优秀。
吴老师古而直，带着几分可爱。我指导的研究生陈亮和官铭超等上过吴定宇老师的专业课，最近微信群聊天，深情回忆吴定宇老师当年的教学点滴。有一次官铭超与陈亮在校园散步，议论起吴师之严，官铭超直呼其名。背后忽然传来一声：是说我吗？回头一看正是吴定宇老师。陈亮和官铭超慌乱无措，说声“老师好”就落荒而逃。事后想起只有莞尔，并无多少怕惧。陈亮和官铭超感慨，“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吴老师要求我们多读书，是一个温而厉、充满大爱的至仁至诚之师”。
多读书，是吴定宇老师的要求。吴老师指导学生，认真负责，从研究生入学进门开始，就制定严格的学习制度和研究计划。每学期开好必读书目，每周上课交流和讨论读书心得体会，每月布置小论文或读书报告，经常在清早或者晚上打学生宿舍座机“查岗”。在吴定宇老师追悼会上，2007级博士生龙其林作为学生代表缅怀恩师，数度哽咽：“想到以后再不会有人严厉地批评我读书太少下笔太快，再不会有人通过微信、网页和朋友时时关注我的动态，再不会有人告诫我督促我小心做人专心做事早日写出成名作，不觉悲中从来，不可断绝。”读博三年，龙其林没有上街看过一次电影，没有外出旅游过一次，但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出版著作两部，博士论文获得好评，很快在学界脱颖而出。很多吴门弟子，像陈多友、肖向明、李青果、陈伟华、邓伟、黄群、石晓岩、李广琼、胡梅仙、曹艳红、沈永英、王兰，以及陈双阳、李同德、周文军、张贺敏、文晖、方玉彪、张碧儿、陈璜、谢谕等成为学术翘楚或业界精英，取得瞩目成绩，这除了与他们自身努力之外，与吴老师的栽培关系极大。 吴定宇老师古风犹存，极重情义，常说师生情、同学情，是夙世的缘份。吴老师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等，痼疾缠身，治疗不断，痛苦不堪，但视生如子，尽心尽力，诲人不倦。吴老师课堂教学间隙，有时自主治疗，自己打胰岛素针。即使生病住院，也不耽误教学。从研究生教学，到论文开题、写作指导到毕业答辩，依然“事必躬亲”。作为导师组成员之一，我多次参加吴老师设在医院的课堂讨论和开题报告会。吴老师有时边打点滴，浑身插满管子，边听学生汇报边指导。医生护士感佩不已[10]。
吴定宇老师尊师重道，非常敬爱自己的导师吴宏聪教授。照顾耄耋老人，周全细致，极为用心。每年教师节、中秋节，吴定宇老师都会带上学生去看望吴宏聪老师，学生亲切称吴宏聪老师为太老师。吴宏聪老师晚年身体衰弱，视听下降，吴定宇老师每个礼拜都去探望，嘘寒问暖，“同他聊天，解闷”。[11] 吴定宇老师是“敬师如父，爱生如子”的典范。吴定宇老师言传身教，他自己的弟子耳濡目染，上行下效，经常回校探望导师。尊师重道，成为温馨的传统和靓麗的风景。
有一次，吴定宇老师的及门弟子对我说：“我对吴老师是又爱又怕。”我笑问：“那到底是怕多还是爱多呢？”弟子脱口而出：“当然是爱多，吴老师是为了我们好啊！”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耳提面命，师恩浩荡;道德文章，光耀千秋。可敬可爱的吴定宇老师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呜呼！
吴定宇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注释：
[1] 陈希：《选择与变异：论李金发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2] 吴定宇：《走近黄修己先生》，选自陈希、姚玳玫 编：《一个人与一门学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0页至246页;原载《羊城晚报》，2014年 8月28日。
[3] 吴定宇：《巴金与无政府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3期。
[4] 吴定宇：《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5] [德] 恩斯特·卡西尔 著，甘阳 译：《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6] 吴定宇 著：《守望：陈寅恪往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7] 吴定宇 著：《抉择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
[8] 吴定宇 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
[9] 贺蓓：《守望学术，躬行道义——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南方都市报》，2017年7月28日。
[10] 贺蓓：《守望学术，躬行道义——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猝然辞世》，《南方都市报》，2017年7月28日。
[11] 黄天骥、金钦俊等 编：《烨烨师光：吴宏聪教授纪念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