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学界评价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成效提供了准自然实验，基于倍差法评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增长绩效，并考察制度质量与区域经济政策的交互效应对增长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比东中部地区平均高出1.8～2.2个百分点；制度质量每提高1个单位，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可增加0.6～1个百分点。基于三重差分模型的估计还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制度质量高的地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要比制度质量低的地区高出1.5个百分点。
关键词：制度质量；区域经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三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1-0017-06
一、引言
我国于2000年1月13日推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考察区域经济政策的绩效和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提供了绝佳的准自然实验机会。至此，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可见，西部大开发战略依然是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无疑，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的考察日益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比如，岳利萍等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以来各地区的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的局面[1]；邵帅等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2]；淦未宇等也发现，该战略的实施并未改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且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3]；Grewal et al.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4-6]。但有人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刘生龙等发现该战略的实施促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从发散转向收敛[7]，李国平等也肯定了该战略对西部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8]，刘克非等的研究证实了该战略在缩小三大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方面的积极作用[9]。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既有研究并没有探讨地区制度质量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绩效的影响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启示我们，在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经济增长效应时，若忽视制度层面的因素，则无法正確理解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地区缘何呈现出迥然的效应。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测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增长绩效，然后基于三重差分模型（DDD）探讨地区制度质量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交互效应[10]。简言之，与既有的其他用来评估经济政策效果的研究方法相比，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区域经济政策的绩效有助于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11]。毋庸讳言，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的双重背景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寻找新的“引擎”，基于产权制度视角切入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评估问题，还有助于丰富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在理论上必定导致更快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已被既有的实证研究文献所证实[7-9]。但本文更感兴趣的是，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不同的地区不一定会得到同样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区制度质量的高低。与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相比，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若投入到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则会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正如North所言，制度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12]。Acemoglu et al.进一步指出，高的制度质量不仅在保护市民财产免遭政治权力及政治精英侵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还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13]。Acemoglu et al.为又进一步阐释了高的制度质量究竟缘何成为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14]。其实，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第二篇对此就有所论述[15]。综上所述，制度质量的高低关系到能否有效保障私人财产权，而私人财产权则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可见，制度质量之于经济增长意义非凡。
根据Rodrik对制度质量的阐释，评判制度质量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是否能够促进市场有效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制度质量界定为：用来约束经济利益主体的制度性规则对市场经济的促进程度。进言之，在制度质量的一端，公权力不会被官员滥用，产权保护的强度最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在制度质量的另一端，不仅公权力常被滥用、误用，且产权保护的强度会较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仅起辅助作用。众所周知，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各地区虽具有同样的法律制度，但各地区制度质量也存在区域差异性，于是，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制度质量下会产生迥然的增长绩效。
第一，高的制度质量有助于保障财政专项资金的高效率使用。在好的制度质量之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受到更有效的约束，难以挪用西部大开发资金，也不会将中央的财政拨款看作“免费的午餐”，而是将其看作发展基金或启动资金，并出台配套性措施积极配合中央政策的推行。在高的制度质量之下，地方官员的“攫取之手”不仅受到制度的强有力约束，且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与质量均会较高，这有利于西部大开发配套财政资金的高效率使用，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高的制度质量有助于减少设租、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进而促进经济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政府会通过财政拨款、项目投资及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资源控制力，但在地区制度质量较差的情形下，会诱使地方官员的设租行为和地方企业的寻租行为，进而导致腐败频发，还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高的制度质量能缓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有经济投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挤出效应。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中央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大多通过当地国企来完成，在生产要素资源既定的情况下，这会对民企、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具有天然的低效率，这必然会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绩效。尤其是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有可能将大量的投资给予国企而非民企，于是，挤出效应会更加严重。但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通过招投标来配置生产要素，而非明目张胆地偏向国企，挤出效应并不会很严重。 第四，在高的制度质量下，有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种优惠政策更能发挥杠杆效应，从而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流向西部地区。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高的制度质量有助于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能够为企业家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之下，一旦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企业家必定会在利润驱动之下将资源投向制度质量更好的西部地区。但是，若企业家意识到西部地区制度质量较差，哪怕政府出台再多鼓励企业投资的政策也无法激起企业家到西部地区投资的激情。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与其他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助于西部各省经济更快增长。
假说2：与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对西部各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界定
为了客观评估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经济增长绩效，本文拟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实证分析。先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省份和地区作为处理组，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再将整个样本区间以2001年为界划分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和实施之后两个时期[10-11]。为验证上文假说，可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二）样本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一书中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instit，该指数不仅在理论上与本文对制度质量的定义相接近，且严成樑等学者均采用市场化指数衡量制度的质量或制度环境的质量[18-20]，从而保证本指标的选取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官方统计资料。本文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陕、甘、宁、青、新、川、渝、藏、桂、蒙、贵、云等省（区），其他省份则纳入东中部地区。最后，鉴于本文难以获得西藏的CPI数据，无法计算其初始人均产出（GDP_85），在基于GDP_85进行的回归中均不包括西藏地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据表2可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112、0.093，且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即便没有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省份也比东中部省份拥有更高的增长率。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处理组的经济增长率为0.116，对照组的经济增长率为0.079，且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即西部省份继续比东中部省份拥有更高的增长率。进一步剔除时序上的变动差异[10-11]，即人均GDP增长率的倍差值为0.018。这初步表明假说1是成立的。
（二）对假说1的验证
表3列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计量结果。在模型1中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为0.017 8，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时间效应，结果发现，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仍为0.017 8，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之上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发现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水平仍未发生任何变化。模型4进一步控制了财政压力（yali）、人力資本（edu）、投资增长率（inv）、金融发展（f_p）、人口增长率（pop）等变量，结果发现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增加到0.021 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5又进一步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但发现这些控制变量均不显著，而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降至0.018 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与东中部各省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西部各省经济增长率，使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提高了1.8%～2.2%。
（三）对假说2的验证
表4检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如何受各地区制度质量的影响。表4中的模型5提供了回归方程（2）的估计结果，地区制度质量、地区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i×w×tit）的系数估计值为0.0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那些制度质量更高的省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更强。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财政压力（yali）、人力资本（edu）、投资增长率（inv）、金融发展（f_p）、人口增长（pop）等5个控制变量，发现交乘项（i×w×tit）的系数估计值为0.006，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从模型5和模型6可发现，若某省制度质量提高1个单位，则该省人均增长率可提高0.6%～1%。
表4模型1～模型4先基于制度质量进行分组，再基于回归方程（1）进行实证检验。模型1和模型3为高制度质量组，而模型2和模型4为低制度质量组。在模型1中交乘项的系数估计值显著地大于0，但模型2中该系数却不显著；进一步的统计检验还表明，在模型1中，交乘项系数估计值显著地大于模型2中的系数估计值。模型3和模型4进一步控制了财政压力（yali）、人力资本（edu）等控制变量后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在高制度质量组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要比低制度质量组高出1.5%。这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积极效果，主要发生在制度质量更高的西部地区。总之，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制度质量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而验证了假说2。
（四）各种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考虑了样本选择问题对结论的影响，增加数据质量不高的西藏地区样本，发现主要结论未受影响；将内蒙古和广西分别划到中部地区以检验结论的稳定性，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仍符合理论预期。其次，还考虑了因变量的衡量问题，当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发现上文假说仍成立；采用官员腐败程度衡量地区制度质量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再次，还考虑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时间问题，若将2000年设为西部大开发的起始年，发现主要结论未受影响。最后，本文使用实际人均收入衡量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发现结论依然成立。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相对于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二个区域发展战略，该战略的实施为本文实证考察区域经济政策的经济绩效以及制度质量对区域经济政策绩效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准自然实验机会。本文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缩小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显然，该研究结论对稳固中国区域协调政策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制度质量不高的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在制度质量高的地区更出色。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依赖于制度质量，即在那些拥有较高制度质量的地区，区域经济政策更容易实现预期效果，但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难以取得理想的政策绩效。我们不仅有必要继续坚持、巩固既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要从制度质量上优化地区的投资软环境，积极推动各级政府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把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等内容列为当前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
[1]岳利萍，白永秀.从东西部地区差距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绩效[J].科研管理，2008（5）：84-88.
[2]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4）：147-160.
[3]淦未宇，徐细雄，易娟.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的阶段性评价与改进对策[J].经济地理，2011（1）：40-45.
[4]GREWAL B S，AHMED A D.Is China′s 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track？ an assessment[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1，20（69）：161-181
[5]FAN S，KANBUR R，ZHANG X.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ies：experience and policy[J]. 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2011，1（1）：47–56.
[6]陆张维，徐丽华，吴次芳，等.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绩效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13（3）：361-370.
[7]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9（9）：94-104.
[8]李国平，彭思奇，曾先峰，等.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评价[J].当代经济科学，2011（4）：1-10.
[9]刘克非，李志翠，徐波.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性[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5）：59-65.
[10]邵传林.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8）：26-33.
[11]邵传林.西部大开发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测度——基于倍差法的实证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4（5）：160-165.
[12]NORTH D C.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3]ACEMOGLU D，JOHNSON S.Unbundling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113（5）：949-995.
[14]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M]//AGHION P， DURLAUF S 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North-Holland：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2005，（1A）：385-472.
[15]亚当·斯密.国富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6]RODRIK D.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35（3）：3-30.
[17]BARRO R J. Democracy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1）：1-27.
[18]嚴成樑，沈超.转型时期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1）：27-36.
[19]刘慧龙，吴联生.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J].管理世界，2014（4）：42-52.
[20]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 然
Abstract： U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depict the effect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was also investigat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 rate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1.8 to 2.2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For every unit of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 rate in western China can increase by 0.6 to 1 percentage point. The estimation based on the DDD model also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in areas with high quality of institution was 1.5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at in areas with low quality of institution.
Key words：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DDD model
关键词：制度质量；区域经济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三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9）01-0017-06
一、引言
我国于2000年1月13日推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考察区域经济政策的绩效和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提供了绝佳的准自然实验机会。至此，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可见，西部大开发战略依然是我国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无疑，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的考察日益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比如，岳利萍等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五年以来各地区的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的局面[1]；邵帅等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挤出效应[2]；淦未宇等也发现，该战略的实施并未改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格局，且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3]；Grewal et al.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4-6]。但有人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如刘生龙等发现该战略的实施促使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从发散转向收敛[7]，李国平等也肯定了该战略对西部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效应[8]，刘克非等的研究证实了该战略在缩小三大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方面的积极作用[9]。
综上所述，尽管国内外学者针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既有研究并没有探讨地区制度质量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绩效的影响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启示我们，在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经济增长效应时，若忽视制度层面的因素，则无法正確理解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地区缘何呈现出迥然的效应。鉴于此，本文首先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测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增长绩效，然后基于三重差分模型（DDD）探讨地区制度质量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交互效应[10]。简言之，与既有的其他用来评估经济政策效果的研究方法相比，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区域经济政策的绩效有助于克服样本自选择问题[11]。毋庸讳言，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结构性减速以及经济增长乏力的双重背景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寻找新的“引擎”，基于产权制度视角切入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评估问题，还有助于丰富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文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根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劳动、土地、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对西部地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在理论上必定导致更快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已被既有的实证研究文献所证实[7-9]。但本文更感兴趣的是，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不同的地区不一定会得到同样的增长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区制度质量的高低。与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相比，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若投入到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则会取得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正如North所言，制度是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12]。Acemoglu et al.进一步指出，高的制度质量不仅在保护市民财产免遭政治权力及政治精英侵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还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13]。Acemoglu et al.为又进一步阐释了高的制度质量究竟缘何成为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14]。其实，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第二篇对此就有所论述[15]。综上所述，制度质量的高低关系到能否有效保障私人财产权，而私人财产权则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决定因素。可见，制度质量之于经济增长意义非凡。
根据Rodrik对制度质量的阐释，评判制度质量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是否能够促进市场有效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6]。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将制度质量界定为：用来约束经济利益主体的制度性规则对市场经济的促进程度。进言之，在制度质量的一端，公权力不会被官员滥用，产权保护的强度最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在制度质量的另一端，不仅公权力常被滥用、误用，且产权保护的强度会较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仅起辅助作用。众所周知，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各地区虽具有同样的法律制度，但各地区制度质量也存在区域差异性，于是，同样数量的生产要素在不同制度质量下会产生迥然的增长绩效。
第一，高的制度质量有助于保障财政专项资金的高效率使用。在好的制度质量之下，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受到更有效的约束，难以挪用西部大开发资金，也不会将中央的财政拨款看作“免费的午餐”，而是将其看作发展基金或启动资金，并出台配套性措施积极配合中央政策的推行。在高的制度质量之下，地方官员的“攫取之手”不仅受到制度的强有力约束，且地方政府的服务效率与质量均会较高，这有利于西部大开发配套财政资金的高效率使用，从而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二，高的制度质量有助于减少设租、寻租等非生产性行为，进而促进经济资源的高效率配置。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政府会通过财政拨款、项目投资及转移支付支持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资源控制力，但在地区制度质量较差的情形下，会诱使地方官员的设租行为和地方企业的寻租行为，进而导致腐败频发，还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
第三，高的制度质量能缓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有经济投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挤出效应。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中央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大多通过当地国企来完成，在生产要素资源既定的情况下，这会对民企、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具有天然的低效率，这必然会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绩效。尤其是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有可能将大量的投资给予国企而非民企，于是，挤出效应会更加严重。但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通过招投标来配置生产要素，而非明目张胆地偏向国企，挤出效应并不会很严重。 第四，在高的制度质量下，有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各种优惠政策更能发挥杠杆效应，从而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源流向西部地区。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高的制度质量有助于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能够为企业家提供稳定的预期。在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之下，一旦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实施各种优惠政策，企业家必定会在利润驱动之下将资源投向制度质量更好的西部地区。但是，若企业家意识到西部地区制度质量较差，哪怕政府出台再多鼓励企业投资的政策也无法激起企业家到西部地区投资的激情。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与其他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有助于西部各省经济更快增长。
假说2：与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对西部各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强。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界定
为了客观评估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经济增长绩效，本文拟基于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实证分析。先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省份和地区作为处理组，其他省份作为对照组；再将整个样本区间以2001年为界划分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和实施之后两个时期[10-11]。为验证上文假说，可将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二）样本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市场化指数（2011）》一书中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核心解释变量instit，该指数不仅在理论上与本文对制度质量的定义相接近，且严成樑等学者均采用市场化指数衡量制度的质量或制度环境的质量[18-20]，从而保证本指标的选取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本文其他变量的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官方统计资料。本文样本包括31个省级单位，其中西部地区包括陕、甘、宁、青、新、川、渝、藏、桂、蒙、贵、云等省（区），其他省份则纳入东中部地区。最后，鉴于本文难以获得西藏的CPI数据，无法计算其初始人均产出（GDP_85），在基于GDP_85进行的回归中均不包括西藏地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单变量分析
据表2可知，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112、0.093，且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即便没有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省份也比东中部省份拥有更高的增长率。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处理组的经济增长率为0.116，对照组的经济增长率为0.079，且两者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即西部省份继续比东中部省份拥有更高的增长率。进一步剔除时序上的变动差异[10-11]，即人均GDP增长率的倍差值为0.018。这初步表明假说1是成立的。
（二）对假说1的验证
表3列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计量结果。在模型1中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为0.017 8，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控制时间效应，结果发现，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仍为0.017 8，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之上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发现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水平仍未发生任何变化。模型4进一步控制了财政压力（yali）、人力資本（edu）、投资增长率（inv）、金融发展（f_p）、人口增长率（pop）等变量，结果发现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增加到0.021 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5又进一步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但发现这些控制变量均不显著，而交互项w×tit的系数估计值降至0.018 1，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与东中部各省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显著提高了西部各省经济增长率，使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提高了1.8%～2.2%。
（三）对假说2的验证
表4检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如何受各地区制度质量的影响。表4中的模型5提供了回归方程（2）的估计结果，地区制度质量、地区虚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乘项（i×w×tit）的系数估计值为0.0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在那些制度质量更高的省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更强。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财政压力（yali）、人力资本（edu）、投资增长率（inv）、金融发展（f_p）、人口增长（pop）等5个控制变量，发现交乘项（i×w×tit）的系数估计值为0.006，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从模型5和模型6可发现，若某省制度质量提高1个单位，则该省人均增长率可提高0.6%～1%。
表4模型1～模型4先基于制度质量进行分组，再基于回归方程（1）进行实证检验。模型1和模型3为高制度质量组，而模型2和模型4为低制度质量组。在模型1中交乘项的系数估计值显著地大于0，但模型2中该系数却不显著；进一步的统计检验还表明，在模型1中，交乘项系数估计值显著地大于模型2中的系数估计值。模型3和模型4进一步控制了财政压力（yali）、人力资本（edu）等控制变量后发现，西部大开发战略在高制度质量组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要比低制度质量组高出1.5%。这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积极效果，主要发生在制度质量更高的西部地区。总之，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不同的制度质量对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效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而验证了假说2。
（四）各种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考虑了样本选择问题对结论的影响，增加数据质量不高的西藏地区样本，发现主要结论未受影响；将内蒙古和广西分别划到中部地区以检验结论的稳定性，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有所下降但仍符合理论预期。其次，还考虑了因变量的衡量问题，当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发现上文假说仍成立；采用官员腐败程度衡量地区制度质量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再次，还考虑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出台时间问题，若将2000年设为西部大开发的起始年，发现主要结论未受影响。最后，本文使用实际人均收入衡量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发现结论依然成立。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相对于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针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第二个区域发展战略，该战略的实施为本文实证考察区域经济政策的经济绩效以及制度质量对区域经济政策绩效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准自然实验机会。本文基于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发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推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还缩小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显然，该研究结论对稳固中国区域协调政策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制度质量不高的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绩效在制度质量高的地区更出色。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显而易见的。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依赖于制度质量，即在那些拥有较高制度质量的地区，区域经济政策更容易实现预期效果，但在制度质量较差的地区难以取得理想的政策绩效。我们不仅有必要继续坚持、巩固既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要从制度质量上优化地区的投资软环境，积极推动各级政府从经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把改善投资环境、提高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等内容列为当前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方向。
参考文献：
[1]岳利萍，白永秀.从东西部地区差距评价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绩效[J].科研管理，2008（5）：84-88.
[2]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4）：147-160.
[3]淦未宇，徐细雄，易娟.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效果的阶段性评价与改进对策[J].经济地理，2011（1）：40-45.
[4]GREWAL B S，AHMED A D.Is China′s western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on track？ an assessment[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2011，20（69）：161-181
[5]FAN S，KANBUR R，ZHANG X.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ies：experience and policy[J]. Review of development finance，2011，1（1）：47–56.
[6]陆张维，徐丽华，吴次芳，等.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区域均衡发展的绩效评价[J].自然资源学报，2013（3）：361-370.
[7]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J].经济研究，2009（9）：94-104.
[8]李国平，彭思奇，曾先峰，等.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经济效应评价[J].当代经济科学，2011（4）：1-10.
[9]刘克非，李志翠，徐波.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性[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5）：59-65.
[10]邵传林.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评估——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8）：26-33.
[11]邵传林.西部大开发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测度——基于倍差法的实证研究[J].中南大学学报，2014（5）：160-165.
[12]NORTH D C. 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3]ACEMOGLU D，JOHNSON S.Unbundling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5，113（5）：949-995.
[14]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A. Institutions as a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M]//AGHION P， DURLAUF S 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North-Holland：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2005，（1A）：385-472.
[15]亚当·斯密.国富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16]RODRIK D.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35（3）：3-30.
[17]BARRO R J. Democracy and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6，1（1）：1-27.
[18]嚴成樑，沈超.转型时期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4（1）：27-36.
[19]刘慧龙，吴联生.制度环境、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实际税率[J].管理世界，2014（4）：42-52.
[20]樊纲，王小鲁，朱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张 然
Abstract： Us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o depict the effect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olicy，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growth performance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an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on the growth performance was also investigated.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 rate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1.8 to 2.2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For every unit of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 rate in western China can increase by 0.6 to 1 percentage point. The estimation based on the DDD model also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in areas with high quality of institution was 1.5 percentage points higher than that in areas with low quality of institution.
Key words： the quality of institution；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the develop-the-west strategy； DDD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