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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结构性变革。
美国国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引发了一场小型的金融恐慌，日本还在继续量化宽松试图复苏，而其他经济体也未能找到明朗的出路。
所有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熬过去？
答案也许各不相同，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为“创新势在必行”。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现在正是韬光养晦、修炼内功的时机。马云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习惯，乔布斯颠覆了全球手机应用格局，这些创造性企业堪称典范。毋庸置疑，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及经济体，才拥有抵御经济风险的法宝。
尽管中央表示“释放改革红利”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至今“打点滴”式的改革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何平衡短期稳增长与长期改革之间的关系？当下的中国经济困局如何应对？如何激发市场创新的能量？不妨听听几位经济学者的见解。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银行业市场化大势所趋
银行的风险首先是坏账问题，各方的说法莫衷一是，至今没有明确的数据。
因此，究竟银行坏账问题给行业带来多少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好估量。但是，国家审计署已经在摸底，相信在实际情况清晰明了之后，相应的办法就会出台。
影子银行方面，风险是会存在的，因为影子银行面对的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没有银行客户质量优。但是为何仍有客户选择影子银行？因为存款人获得的收益要高于银行，而高收益背后当然是高风险。
我认为金融热实体冷的说法其实是存在问题的。虽然，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资金在银行间流动，但是银行间的资金很多都是买的企业债，因此并不能说这些资金就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我们现在无非是要规范银行间市场，防止资金追逐风险偏离度比较大的业务。
当前的银行业确实需要改革，民间金融肯定会给传统的银行业带来冲击，尤其像余额宝这样的产品对银行的传统销售渠道已经造成影响。
其实，面对格局的改变，新鲜血液的注入，不单单是银行业，只要是企业或者是想要盈利的行业，在未来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充分市场化。这是大势所趋。
在此基础上，银行自身提升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在市场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的环境下，银行自身的创新意识和服务能力势必需要得到进一步提升。
当然，银行业市场化竞争是否能够得以真正实现，并非银行自己完全说了算。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金融业准入门槛限制的降低，这些能够促进银行业转型升级的改革，还需要监管层更多考虑。
利率市场化是促进银行进行改革的一剂良药。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推进速度的缓急。只要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好说。另外，金融业准入门槛的限制也已经有松动，比如国家已经在考虑设立民营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单纯投资拉动已到末路
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趋势，我曾在2009年就预测将呈“V+U”型增长趋势。V型是指2008—2010上半年这段时期，U型是指2010下半年—2015年这段时期。现在看来，实际情况大致如此，但后两年情况还有待检验。
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经济一直下行，一直跌到2012年三季度的7.4%。由于去年5月政府采取了稳增长措施，带来了四季度的一个小反弹，但这只是U型下降通道上的一个回光返照，难以改变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大势，U型底部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U型两端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左端是经济增速12%左右（实际是2010年一季度12.1%），右端2015年前后是6%-8%左右，2015年以后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形势下，中央强调要采取稳增长措施。但这次稳增长措施与以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所不同，主要是发展一些有发展潜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譬如节能环保产业、信息产业等。这些行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不会像印钞票、降低利率那样立马产生效果。
我要强调的是，稳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要往上走，保增长则一定要往上走。稳增长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趋势平缓下滑也是稳增长。
我不太赞成为了保GDP增长而留住那些本应淘汰的产业和企业。我们应该尊重经济规律，让那些没有效益、没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和行业逐步淘汰。
我认为，单纯从需求端的“三驾马车”来寻求经济增长动力是有问题的，过分强调它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应更多地从供给端去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供给端的经济增长动力可以概括为“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它们正好对应着中央最近反复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
过去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投资效率低下、政府债务负担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甚至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投资在促进经濟增长中的作用，但投资必须注意三个问题：谁来投资、投资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怎样提高投资效率？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新动力。我国创新不强的根源是制度不健全和不合理，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创新还需要有融资条件。需要通过改革金融制度，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
刘霞辉 还是靠深化工业化
第三产业是我们国家目前为止相对落后的产业。因此，三产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面临着较大的改革需求，因为垄断、国家控制都在这个产业里面。
比如说文化、体育、娱乐、医疗、教育、金融服务等，这里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国家垄断或者国家控制的现象，所以这些产业的生产潜力没有激发出来，市场没有有效地形成。这在未来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比较困难。从道理上来讲，企业面临困难，它有先天的调整能力，但有一些是企业不能把握的东西，就是大环境。这时，就需要国家主动做出调整，在大环境中给企业创造一些调整的可能性。
我认为，以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言，中国并没有处在创新的阶段。中国的企业，包括整个国家应该说并没有把创新真正的提到议事日程上。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仍是中等收入国家，以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能力，不可能提升到创新型国家的层面。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改善，企业的结构调整，慢慢为中国在未来成为创新型国家打好基础，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再谈增长质量与速度的问题，我觉得二者不是必然矛盾的。既然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压缩了正常的生长过程，那必然会有得有失。结构性的碰撞，短时间里会产生很多剧烈的摩擦，导致了所谓增长质量和速度之间的不均衡。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靠深化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因为农村人口还是太多，劳动生产率太低，只有把低端劳动生产力的人口，不断转移到劳动生产力更高的城市，以及其他的产业去，中国经济才能往上走。未来一段时间，继续推进劳动生产力转移将是我国保持增长的最大动力。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盘活3.25万亿国库资金
在我看来，7月官方PMI的转好缺乏广泛的数据支持。
目前诸多经济指标已经回落至2009上半年水平即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艰难的时刻。当前经济确实存在硬着陆风险，应引起警惕与担心。
二季度GDP回落至7.5%，触及了决策层既定的增长下限。投资增速创2003年以来新低，工业增速也与2009上半年接近。如果考虑到被高估的出口增速，真正的经济情况恐怕更差。
未来，经济下滑何时出现拐点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7月宏观政策拐点已经出现，如果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措施能够切实落实，9月有望扭转经济下滑走势，出现宏观经济的拐点，四季度经济或将实现小幅反弹，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7.5%的政策目标。
我一直强调，越是经济下滑阶段，越应该发挥反周期政策的作用。而近期诸多利好政策相继出台，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加快铁路建设、确保出口稳定、加快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及投资项目审批等，说明政策已经转向稳增长，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
当然，也应总结早前经济刺激计划的教训，稳增长政策不应该再让银行承担准财政功能。如果能够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水利及新技术和新能源等项目建设，便可有效拉动投资，也能作为杠杆带动地方融资与保障房建设，对稳增长与调结构均有裨益。
我建议，下半年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考虑盘活3.25万亿国库资金。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当前中小企业资金压力仍旧很大，货币市场利率仍在上升，降低基准利率确有必要，宜早不宜迟。
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为52.6%。未来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也在加速，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出，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内需，带动投资与消费，支持未来经济增长达到7%。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徐建国 必须城市化
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多方因素叠加的结果。
不过，硬着陆这个说法现在还谈不上。二季度经济增长跌至7.5%，但与其他国家比，这个速度本身并不低。而且我们处于经济周期底部，对于底部而言，7.5%这个速度也不能说很慢，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
现在大家热谈的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其实可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理解。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都是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在整体经济良好的时候往往各种紧俏，资源紧张；经济放缓时候，便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
社会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居民用电的要求也高，未来经济恢复了，行情可能就恢复了，不用过于悲观。产业和经济是硬币的两面，谈不上谁拖累谁。
现在到了一个重要的改革窗口，应该做一些基础性的改革，不用过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速。整体经济结构的改善要牺牲一些短期的速度，调整完成后，经济增速还是会快起来。
在这个重要的改革窗口，倘若能在促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鼓励城市吸纳新移民方面有政策措施出台，则未来10、20年的繁荣可期。
当前的改革比以前要复杂，很多关系不容易理清楚，拿出方案更难。比如农村土地改革、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改革释放人口要由城市化来吸收，城市吸收新移民需要各种配套，包括医疗、教育、社保、城市基建各方面的配套，都需要花钱。地方政府的财务需要平衡，钱本来就很紧张，因此又牵涉到财税方面的相应改革。
但城市化又是大趋势，是必须做的事情，要不然长期的繁荣就没有了基础，拖着其实是鸵鸟的态度。所以，现在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改革要稳扎稳打，避免操之过急，忙中出错。
中國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周子衡 经济判断脱离实际很远
现在大家习惯于掉进一个逻辑，如果没有太大的硬着陆风险，就可以调结构；如果有太大的硬着陆风险，就要保增长。
我认为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任何国家的政府在任何的时间段都是要稳增长。所以，结构调整到底是什么东西，需要好好考虑。如果经济不好，局面不好，那么所谓不合理的结构就应该存在下来？如果经济转好，这个结构就应该调整？
增长和结构调整，都变成人为制造的问题，政府和主流意见都在人造的钢丝上找平衡，这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曾经把太阳能作为结构调整的标杆，各地纷纷上马，一下子出现产能过剩。在宁夏和内蒙相交的地方搞太阳能，但是太阳能发电却不能并入电网。自己的市场不开放，能调整什么结构？ 政府应该是单一目标，那就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前的背景下，调结构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不应该存在一个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整顿这个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放缓是必然的，不过相对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并不低，但问题是存在的。
金融方面，比较大的问题是汇率。人民币的货币基础是美元，汇率改革做不好，会有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命门，一旦出现问题，金融领域真正的动荡就会出现。
人民币国际化是对的，但是变成人民币自由化则是错误的。现在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都是对的，应该更积极地推进，增强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只有当人民币的实际需求到相当的分量上，整个的汇率问题才能得到好的解决，没有这个基础，其他都是空谈。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化相当于美元自由化，于中国没有实际意义。
债务问题和利率问题都不是问题，中国的债务约束跟西方的债务约束完全是两回事，解决的空间很大。而在西方，立即会进入法律程序，导致企业或者居民破产。
拿西方的眼镜看中国是看不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根本不存在，财政根本不负担这一块，都是居民部门负担。那些判断都是伪命题。
至于房地产问题，明明是住房需求过热，非得说成房地产泡沫。如何解释商业地产和住宅的价格倒挂？哪个国家商业地产倒挂到中国这个地步？为什么不投机商场写字楼，只在住房上投机？
中国对经济的判断脱离实际已经很远很久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其他方面全都没问题，经济时好时坏都是正常的。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诸建芳 维持可接受的最低增长
我将现在的经济形势称作一种困局。陷入困局主要有五个原因。
第一，美国政策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QE退出可能性很大。如果QE政策提前退出，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抽离，將冲击中国经济；
第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经济缺乏活力。从同比增长率和环比增长率看，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年均有一个持续下滑的趋势；
第三，产能过剩情况日趋严重，结构问题凸显。从2003年只有四个主要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2012年，则有19个主要产业均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
第四，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就财政政策而言，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国防、外交等政府运营刚性支出超过27%，下降幅度有限，而民生和环保领域还需进一步支持。货币政策方面，目前货币总量已经过高，货币刺激风险加大；
第五，系统性风险上升。从经济结构来看，真实出口小幅改善，但程度有限。投资的增长将被产能过剩拖累。最后，消费乏力贯穿全年，预期零售全年增长率为12.8%。
对于这种困局，一是要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二是放权改革促经济转型升级。
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是就业、盈利、税收不全面恶化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应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
长期而言，应放权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首先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比较低迷时，政府往往会顺应潮流推动改革。目前，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已走到尽头。
而改革核心内容应放权给市场和企业。改革的领域主要有：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垄断领域、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资源品价格和创新等。重塑促进经济增长三大关键因素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和催生新产业。
中国创新一直不强，原因不是资金不足，而在于制度。中国的研发投入在经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当中并不低，研发占到GDP的2%。但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程度比较高，创新转换的效率非常低。改革政府的干预，政府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企业和市场，创新的效率会大幅提升，也有利于要素成产率的提高。
美国国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问题愈发严重，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引发了一场小型的金融恐慌，日本还在继续量化宽松试图复苏，而其他经济体也未能找到明朗的出路。
所有人都在思考，怎样才能熬过去？
答案也许各不相同，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主题为“创新势在必行”。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现在正是韬光养晦、修炼内功的时机。马云改变了中国人的购物习惯，乔布斯颠覆了全球手机应用格局，这些创造性企业堪称典范。毋庸置疑，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及经济体，才拥有抵御经济风险的法宝。
尽管中央表示“释放改革红利”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然而至今“打点滴”式的改革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何平衡短期稳增长与长期改革之间的关系？当下的中国经济困局如何应对？如何激发市场创新的能量？不妨听听几位经济学者的见解。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郭田勇 银行业市场化大势所趋
银行的风险首先是坏账问题，各方的说法莫衷一是，至今没有明确的数据。
因此，究竟银行坏账问题给行业带来多少不好的影响，现在还不好估量。但是，国家审计署已经在摸底，相信在实际情况清晰明了之后，相应的办法就会出台。
影子银行方面，风险是会存在的，因为影子银行面对的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没有银行客户质量优。但是为何仍有客户选择影子银行？因为存款人获得的收益要高于银行，而高收益背后当然是高风险。
我认为金融热实体冷的说法其实是存在问题的。虽然，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资金在银行间流动，但是银行间的资金很多都是买的企业债，因此并不能说这些资金就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我们现在无非是要规范银行间市场，防止资金追逐风险偏离度比较大的业务。
当前的银行业确实需要改革，民间金融肯定会给传统的银行业带来冲击，尤其像余额宝这样的产品对银行的传统销售渠道已经造成影响。
其实，面对格局的改变，新鲜血液的注入，不单单是银行业，只要是企业或者是想要盈利的行业，在未来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充分市场化。这是大势所趋。
在此基础上，银行自身提升创新就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在市场化竞争变得更加充分的环境下，银行自身的创新意识和服务能力势必需要得到进一步提升。
当然，银行业市场化竞争是否能够得以真正实现，并非银行自己完全说了算。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金融业准入门槛限制的降低，这些能够促进银行业转型升级的改革，还需要监管层更多考虑。
利率市场化是促进银行进行改革的一剂良药。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推进速度的缓急。只要大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一切都好说。另外，金融业准入门槛的限制也已经有松动，比如国家已经在考虑设立民营银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李佐军 单纯投资拉动已到末路
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趋势，我曾在2009年就预测将呈“V+U”型增长趋势。V型是指2008—2010上半年这段时期，U型是指2010下半年—2015年这段时期。现在看来，实际情况大致如此，但后两年情况还有待检验。
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经济一直下行，一直跌到2012年三季度的7.4%。由于去年5月政府采取了稳增长措施，带来了四季度的一个小反弹，但这只是U型下降通道上的一个回光返照，难以改变中国经济进一步下行的大势，U型底部很可能在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U型两端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左端是经济增速12%左右（实际是2010年一季度12.1%），右端2015年前后是6%-8%左右，2015年以后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在经济持续下行的形势下，中央强调要采取稳增长措施。但这次稳增长措施与以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所不同，主要是发展一些有发展潜力、与民生密切相关的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譬如节能环保产业、信息产业等。这些行业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不会像印钞票、降低利率那样立马产生效果。
我要强调的是，稳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要往上走，保增长则一定要往上走。稳增长的主要目的是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趋势平缓下滑也是稳增长。
我不太赞成为了保GDP增长而留住那些本应淘汰的产业和企业。我们应该尊重经济规律，让那些没有效益、没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和行业逐步淘汰。
我认为，单纯从需求端的“三驾马车”来寻求经济增长动力是有问题的，过分强调它会产生一系列的副作用和“后遗症”，应更多地从供给端去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供给端的经济增长动力可以概括为“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它们正好对应着中央最近反复强调的释放改革红利、结构升级和创新驱动。
过去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这种模式带来了投资效率低下、政府债务负担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甚至金融风险等一系列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一概否定投资在促进经濟增长中的作用，但投资必须注意三个问题：谁来投资、投资失败了谁来承担责任、怎样提高投资效率？
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新动力。我国创新不强的根源是制度不健全和不合理，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创新还需要有融资条件。需要通过改革金融制度，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理论室主任
刘霞辉 还是靠深化工业化
第三产业是我们国家目前为止相对落后的产业。因此，三产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面临着较大的改革需求，因为垄断、国家控制都在这个产业里面。
比如说文化、体育、娱乐、医疗、教育、金融服务等，这里都存在比较严重的国家垄断或者国家控制的现象，所以这些产业的生产潜力没有激发出来，市场没有有效地形成。这在未来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比较困难。从道理上来讲，企业面临困难，它有先天的调整能力，但有一些是企业不能把握的东西，就是大环境。这时，就需要国家主动做出调整，在大环境中给企业创造一些调整的可能性。
我认为，以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言，中国并没有处在创新的阶段。中国的企业，包括整个国家应该说并没有把创新真正的提到议事日程上。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仍是中等收入国家，以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以及整个国家的发展能力，不可能提升到创新型国家的层面。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提升，人力资本的改善，企业的结构调整，慢慢为中国在未来成为创新型国家打好基础，但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再谈增长质量与速度的问题，我觉得二者不是必然矛盾的。既然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压缩了正常的生长过程，那必然会有得有失。结构性的碰撞，短时间里会产生很多剧烈的摩擦，导致了所谓增长质量和速度之间的不均衡。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靠深化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因为农村人口还是太多，劳动生产率太低，只有把低端劳动生产力的人口，不断转移到劳动生产力更高的城市，以及其他的产业去，中国经济才能往上走。未来一段时间，继续推进劳动生产力转移将是我国保持增长的最大动力。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盘活3.25万亿国库资金
在我看来，7月官方PMI的转好缺乏广泛的数据支持。
目前诸多经济指标已经回落至2009上半年水平即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艰难的时刻。当前经济确实存在硬着陆风险，应引起警惕与担心。
二季度GDP回落至7.5%，触及了决策层既定的增长下限。投资增速创2003年以来新低，工业增速也与2009上半年接近。如果考虑到被高估的出口增速，真正的经济情况恐怕更差。
未来，经济下滑何时出现拐点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7月宏观政策拐点已经出现，如果下半年稳增长政策措施能够切实落实，9月有望扭转经济下滑走势，出现宏观经济的拐点，四季度经济或将实现小幅反弹，全年经济增长能够达到7.5%的政策目标。
我一直强调，越是经济下滑阶段，越应该发挥反周期政策的作用。而近期诸多利好政策相继出台，包括支持小微企业、加快铁路建设、确保出口稳定、加快行政审批权力下放及投资项目审批等，说明政策已经转向稳增长，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的及时性。
当然，也应总结早前经济刺激计划的教训，稳增长政策不应该再让银行承担准财政功能。如果能够通过结构性减税和发行调结构特别国债，专门用于保障房、基础设施、水利及新技术和新能源等项目建设，便可有效拉动投资，也能作为杠杆带动地方融资与保障房建设，对稳增长与调结构均有裨益。
我建议，下半年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考虑盘活3.25万亿国库资金。而货币政策方面，由于当前中小企业资金压力仍旧很大，货币市场利率仍在上升，降低基准利率确有必要，宜早不宜迟。
当前中国城镇化率为52.6%。未来以城镇化为核心的经济振兴计划也在加速，围绕户籍制度，农村土地流转，财政体制及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出，有利于进一步释放内需，带动投资与消费，支持未来经济增长达到7%。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徐建国 必须城市化
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多方因素叠加的结果。
不过，硬着陆这个说法现在还谈不上。二季度经济增长跌至7.5%，但与其他国家比，这个速度本身并不低。而且我们处于经济周期底部，对于底部而言，7.5%这个速度也不能说很慢，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就业压力。
现在大家热谈的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其实可以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理解。钢铁、水泥、煤炭、电力等都是周期性很强的行业，在整体经济良好的时候往往各种紧俏，资源紧张；经济放缓时候，便被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
社会总体经济水平提高，居民用电的要求也高，未来经济恢复了，行情可能就恢复了，不用过于悲观。产业和经济是硬币的两面，谈不上谁拖累谁。
现在到了一个重要的改革窗口，应该做一些基础性的改革，不用过于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速。整体经济结构的改善要牺牲一些短期的速度，调整完成后，经济增速还是会快起来。
在这个重要的改革窗口，倘若能在促进土地流转、规模经营，鼓励城市吸纳新移民方面有政策措施出台，则未来10、20年的繁荣可期。
当前的改革比以前要复杂，很多关系不容易理清楚，拿出方案更难。比如农村土地改革、户籍改革和城市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改革释放人口要由城市化来吸收，城市吸收新移民需要各种配套，包括医疗、教育、社保、城市基建各方面的配套，都需要花钱。地方政府的财务需要平衡，钱本来就很紧张，因此又牵涉到财税方面的相应改革。
但城市化又是大趋势，是必须做的事情，要不然长期的繁荣就没有了基础，拖着其实是鸵鸟的态度。所以，现在的问题需要仔细分析，改革要稳扎稳打，避免操之过急，忙中出错。
中國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周子衡 经济判断脱离实际很远
现在大家习惯于掉进一个逻辑，如果没有太大的硬着陆风险，就可以调结构；如果有太大的硬着陆风险，就要保增长。
我认为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任何国家的政府在任何的时间段都是要稳增长。所以，结构调整到底是什么东西，需要好好考虑。如果经济不好，局面不好，那么所谓不合理的结构就应该存在下来？如果经济转好，这个结构就应该调整？
增长和结构调整，都变成人为制造的问题，政府和主流意见都在人造的钢丝上找平衡，这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曾经把太阳能作为结构调整的标杆，各地纷纷上马，一下子出现产能过剩。在宁夏和内蒙相交的地方搞太阳能，但是太阳能发电却不能并入电网。自己的市场不开放，能调整什么结构？ 政府应该是单一目标，那就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当前的背景下，调结构可以说是一个伪命题。不应该存在一个经济体系之外的力量整顿这个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放缓是必然的，不过相对来讲中国经济增长并不低，但问题是存在的。
金融方面，比较大的问题是汇率。人民币的货币基础是美元，汇率改革做不好，会有大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命门，一旦出现问题，金融领域真正的动荡就会出现。
人民币国际化是对的，但是变成人民币自由化则是错误的。现在整个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都是对的，应该更积极地推进，增强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只有当人民币的实际需求到相当的分量上，整个的汇率问题才能得到好的解决，没有这个基础，其他都是空谈。但是人民币的自由化相当于美元自由化，于中国没有实际意义。
债务问题和利率问题都不是问题，中国的债务约束跟西方的债务约束完全是两回事，解决的空间很大。而在西方，立即会进入法律程序，导致企业或者居民破产。
拿西方的眼镜看中国是看不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根本不存在，财政根本不负担这一块，都是居民部门负担。那些判断都是伪命题。
至于房地产问题，明明是住房需求过热，非得说成房地产泡沫。如何解释商业地产和住宅的价格倒挂？哪个国家商业地产倒挂到中国这个地步？为什么不投机商场写字楼，只在住房上投机？
中国对经济的判断脱离实际已经很远很久了，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部门，其他方面全都没问题，经济时好时坏都是正常的。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诸建芳 维持可接受的最低增长
我将现在的经济形势称作一种困局。陷入困局主要有五个原因。
第一，美国政策转向带来的不确定性，QE退出可能性很大。如果QE政策提前退出，人民币的汇率波动，资金从新兴经济体抽离，將冲击中国经济；
第二，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经济缺乏活力。从同比增长率和环比增长率看，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年均有一个持续下滑的趋势；
第三，产能过剩情况日趋严重，结构问题凸显。从2003年只有四个主要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2012年，则有19个主要产业均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
第四，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就财政政策而言，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另一方面国防、外交等政府运营刚性支出超过27%，下降幅度有限，而民生和环保领域还需进一步支持。货币政策方面，目前货币总量已经过高，货币刺激风险加大；
第五，系统性风险上升。从经济结构来看，真实出口小幅改善，但程度有限。投资的增长将被产能过剩拖累。最后，消费乏力贯穿全年，预期零售全年增长率为12.8%。
对于这种困局，一是要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二是放权改革促经济转型升级。
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是就业、盈利、税收不全面恶化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应最大限度地维持社会可接受的最低增长。
长期而言，应放权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首先要启动新一轮改革。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长比较低迷时，政府往往会顺应潮流推动改革。目前，以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模式已走到尽头。
而改革核心内容应放权给市场和企业。改革的领域主要有：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国有垄断领域、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民生保障制度、资源品价格和创新等。重塑促进经济增长三大关键因素是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和催生新产业。
中国创新一直不强，原因不是资金不足，而在于制度。中国的研发投入在经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当中并不低，研发占到GDP的2%。但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程度比较高，创新转换的效率非常低。改革政府的干预，政府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企业和市场，创新的效率会大幅提升，也有利于要素成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