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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和廖仲恺被同称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独揽大权后，为巩固统治，让陈果夫、陈立夫制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
丁惟汾最小的女儿丁玉隽，1917年8月30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其夫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万里的父亲则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唯丁是赖”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9月28日。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400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父亲回国，担任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在学校和山东各地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父亲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孙宝琦出尔反尔，刚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袁世凯派人到山东捕杀革命党人，父亲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有一个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丁惟汾历史的书，那里面比较真实。
我父亲常常对人说，在国民党人中，他比较喜欢何香凝和宋庆龄。退隐上海期间，他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先生有来往。父亲经常带我去何先生家。何先生喜欢画画，记得有一次去何先生家时，她正在画一只老虎。何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她就把画卷起来送给了我。我父亲回到南京后，就没有再与何香凝私人之间来往了。
父亲比较内向，不喜欢空发议论，或做表面文章。他在不张扬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孙先生工作。现在，很难看到有关丁惟汾与孙中山关系的材料。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比较亲近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别人因妒嫉而提出来的。父亲跟着孙中山走来走去，那是事实。可是他是那么被重视吗？和廖仲恺先生并列？我觉得他还不是那样一个人。
“革命家庭”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大概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1949年以后，我看到哪个“革命家庭”，我就“哎呀，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蒋家天下丁家党”
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丁惟汾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他，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1928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432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幅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他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国共合作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丁惟汾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毛泽东在广州共过事，1926年，父亲与毛泽东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意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
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上大学，路途近，日本到中国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最后一次见父亲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
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够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8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到上海去送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而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在台湾
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
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大陆）)内部的《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
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员都不知道他，但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
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2004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需要澄清的是，丁惟汾算是丁肇中的曾祖辈。当年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在济南求学时，常去我父亲在按察司街的家里作客。王隽英的父亲王以成是革命党人，是在烟台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国民政府成立后，丁惟汾为王隽英申请后代抚恤金两万元。王因此得以在1935年到美国留学，与丁观海结婚，并在美国生下丁肇中。
丁肇中获得诺贝尔奖后，清华大学校领导来问我，你与丁肇中有没有亲属关系。我说，丁肇中与我没有直接亲属关系，只是她的母亲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经常与我们家来往。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
丁惟汾最小的女儿丁玉隽，1917年8月30日出生，早年留学日本，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其夫为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黄万里的父亲则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
“唯丁是赖”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
我父亲名叫丁惟汾，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农历9月28日。1903年入保定留日预备学校，次年以官费赴日留学，进日本明治大学，学习法律专业，并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反清革命活动。
同盟会成立后，丁惟汾被推定为山东省主盟人，负责联络山东革命同志。当时共有留日学生400余人加入同盟会，而山东就占了1/8，因此孙中山曾有“唯丁是赖”的评语。
1907年，父亲回国，担任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和山东同盟会负责人，在学校和山东各地发展会员。
武昌起义后，父亲假法政学堂拟山东独立大纲，推翻保皇的谘议局，成立山东省各界联合总会，公推夏莲居为会长，并力促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但孙宝琦出尔反尔，刚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独立。袁世凯派人到山东捕杀革命党人，父亲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络，准备组织武装起义，直至南北议和。
有人曾经说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这是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可能是事实。有一个出版社出版过一本关于丁惟汾历史的书，那里面比较真实。
我父亲常常对人说，在国民党人中，他比较喜欢何香凝和宋庆龄。退隐上海期间，他与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先生有来往。父亲经常带我去何先生家。何先生喜欢画画，记得有一次去何先生家时，她正在画一只老虎。何先生问我喜欢不喜欢，我说喜欢，她就把画卷起来送给了我。我父亲回到南京后，就没有再与何香凝私人之间来往了。
父亲比较内向，不喜欢空发议论，或做表面文章。他在不张扬自己的情况下，帮助孙先生工作。现在，很难看到有关丁惟汾与孙中山关系的材料。父亲与廖仲恺是孙中山比较亲近的人，这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别人因妒嫉而提出来的。父亲跟着孙中山走来走去，那是事实。可是他是那么被重视吗？和廖仲恺先生并列？我觉得他还不是那样一个人。
“革命家庭”
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太太。他还有一个太太在日照农村。他与我母亲结婚后，就把我母亲带到广州。我有个哥哥，我是第二个孩子。可等我们出生后，他的工作迫使他不能带家属在身边，于是只能把我们放在别的城市，像天津、北京、上海、青岛我们都待过。只要有国民党年轻同志搞革命活动的城市，我们的家就安在那儿。这些人一方面可以方便照顾我们，另一方面在紧急情况时他们可以躲在我们家。
很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不在家，一直在外边搞革命工作。家里有母亲、哥哥和我，还有照顾我们的阿姨。那时是张宗昌、张作霖时代，国民党年轻干部来来往往，有时给我们送些钱，有时到我们家躲藏。当然，他们做的是地下工作。
有一次父亲半夜里回来，我们当时住在上海，我大概两三岁的样子，他说我看看这“小丫”。记得我正在睡觉，迷迷糊糊地知道父亲回来了，但没有看清他究竟长什么样。
1949年以后，我看到哪个“革命家庭”，我就“哎呀，我父亲也是那样的人，我们也是‘革命家庭’”。当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肯定是被认为不好的。总要批判家庭出身，说我出身在最坏最坏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我的父亲是怎样怎样的反动。我的家庭出身只能这样说，叫我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在民国还是有功的人。我不能这样说，否则就会盯上我。老实说，批判他是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可是他够不上资产阶级。他不是资产阶级，没有钱，只是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
在国民党里，我父亲是左翼，参与过第一、二次国共合作。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我认为他为中国革命出过力量，在反清、反军阀、建立民国的过程中算为革命力量。
我9岁的时候，亲生母亲在济南去世了。父亲没有再结婚，而把那个农村的太太接出来。10岁时，也就是北伐成功后，我们家又从济南搬到北京，住在什刹海。如果父亲想看我们，就先到天津租界，然后再把我们接到天津团聚。
“蒋家天下丁家党”
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以后，存在一种“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在国民党里地位比较重要。他在北京创办了国民党青年组织。那时国共合作，国民党方面是他，共产党方面是李大钊，他们都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
当时，他们认为军阀张作霖不可能违背国际公法搜捕大使馆，但张作霖毫无顾忌地搜捕了，还逮捕了很多人。李大钊与路友于、郑培明等人一起被捕。那一天，父亲恰巧有事外出，不在使馆。父亲的随从丛玉山，赶到东交民巷巷口等着他，告诉他李大钊他们已经被捕了，您赶快走吧。父亲就逃过了这一劫。我们当时住在天津租界，我刚刚会看报，看到李大钊被绞死，印象很深。但我不知道父亲逃到哪儿去了，在报纸上也没有看到父亲的消息。
另一方面，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蒋介石就想重用陈果夫、陈立夫这两个人，把丁惟汾换下来。因为革命已经结束，要巩固统治了，可能蒋介石知道我父亲不会跟着他走，就让陈果夫、陈立夫造出“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意思是说，虽然现在是蒋介石的天下，党却在丁惟汾手里。这是一种中伤，暗示我父亲在国民党里的地位很重要。
蒋介石想尽一切办法排挤他，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还是有的，虽然只剩“虚名”。实际上，那时父亲都60岁了，对政治已经厌烦，不想在国民政府里工作了，就想退出来。在南京政府成立之前，父亲就在南京建立中央党部。中央党部稳定后，他就提出不做官员了，要退出政界，去上海写书。
1928年，父亲去了上海，住在公共租界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432号一个普通石库门房子里。每到月底陈果夫就给我父亲送来薪水。我记得陈果夫穿着中式大褂长袍，像一幅小商人的打扮。我13岁时，国民党坚持要请我父亲回南京，蒋介石也亲自到上海邀请，于是他就答应了。父亲到南京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院长于右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戴季陶），一直到抗战。
国共合作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
抗战期间，父亲住在重庆林园，与蒋介石、林森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我还多次去过那儿，但没有碰到过蒋介石。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共产党方面希望丁惟汾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找丁惟汾晤谈，希望他能去与共产党合作共事。他本来准备去，但由于给他配备的人员不合适而最终没有成行。实际上他那时已经70多了，没有兴致了。
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到重庆后第三或第四天就来拜望我父亲，以老同事的名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父亲与毛泽东在广州共过事，1926年，父亲与毛泽东同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父亲不喜欢我们学政治，希望我们有专门技术，要求女孩子学医、男孩子学工。那时候，父亲有个国民党的同事住在日本，他们当初一起参加的革命，国民政府建立后，那个朋友也不愿意再当官了，去了日本生活。
父亲以前也在日本留学，希望我也去日本，所以我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日本。住在父亲的朋友家里，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考上了五年制的东京女子医科专门学校的本科。
现在这所学校非常有名，叫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但我只读了两年，考上预科后就住在学校。当时我们学校东北、京沪的学生比较多。在日本上大学，路途近，日本到中国坐船两夜三天就到了，就像国内到外地上大学一样。在日本上学，没有中国那样激烈，只要你有钱，只要及格就录取你。
最后一次见父亲
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陈毅碰到我的堂哥丁基实，带信给我父亲说，丁惟汾对共产党没做过什么坏事，要他不要走。潘汉年也这么说。但我父亲说，我是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员，国民党溃败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不能不走。这是从义气出发。
可是我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不去台湾，怎么办？他手下还有一批人，他要留在大陆的话，这些人将来肯定没有出路，他要为这批人着想。除我以外，我的兄弟姊妹他们都要去台湾。
我为什么不能走呢？我的丈夫黄万里的事业是在大陆，这是最主要的。他父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是国务委员了，他二哥在上海已经遇难了。我父亲劝我去，我说我不能去，我带着一大堆孩子，到了台湾，没有谋生能力，孩子的生活不能靠我父亲这个老头。我对国民党已经看够了，所以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大陆。
1948年11月或者12月，我父亲通知我说，他要去台湾了。我特地从兰州到上海去送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德义大楼黄先生姐姐家，而我父亲住在静安寺路静安别墅。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辈子革命，又是国民党元老，临走的时候，只存下六个一两一个的黄金，仅仅六个。我给他放在内衣的口袋里，一边三个。
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给人讲过。当时我不知道他到台湾将来会怎样。第二天早晨，我送父亲到机场，看着他上了去台湾的飞机。我知道父亲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去台湾，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了。
在台湾
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
到台湾后，父亲连房子都没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他们一败涂地，什么都没有，很红的人当然有房子，但我父亲没有房子，后来才慢慢有了房子。他本来有前列腺炎，在台湾没法治疗，去了日本治疗，但没治好，1954年就去世了。
他是第一个到台湾后逝世的国民党元老。消息来源是(大陆）)内部的《大参考》，黄炎培老先生看到了。那时我大女儿黄且圆住在黄老先生家，他就告诉她，你外祖父已经不在了，你回去告诉你妈妈，我这才知道。
国民党当时还给他举行了“国葬”，把他葬在台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给他写的碑文。但10年前，差点被拆掉。现在台湾年轻的国民党员都不知道他，但后来有人知道后就阻止了。
我哥哥的孩子们经常去给父亲扫墓。2004年，父亲在台北的故居还差点被卖掉，后来在林奕华先生协调下，向台北市文化局申请古迹保护才得以保存。
需要澄清的是，丁惟汾算是丁肇中的曾祖辈。当年丁肇中的父亲丁观海在济南求学时，常去我父亲在按察司街的家里作客。王隽英的父亲王以成是革命党人，是在烟台起义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国民政府成立后，丁惟汾为王隽英申请后代抚恤金两万元。王因此得以在1935年到美国留学，与丁观海结婚，并在美国生下丁肇中。
丁肇中获得诺贝尔奖后，清华大学校领导来问我，你与丁肇中有没有亲属关系。我说，丁肇中与我没有直接亲属关系，只是她的母亲与我们家关系很好，经常与我们家来往。外边流传说我是丁肇中的姑姑，实质上，按照辈分，他应该叫我姑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