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铁嘴钢牙”之称的“个性部长”李肇星，32年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笑不出声的笑剧》的批评信，对滥用职权的铁路局长和惟权力是瞻的列车长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鞭挞。
　　这封刊在1978年12月3日《战地》栏目的信，饶有戏剧冲突，不是小品胜似小品一一时任外交部新闻司科员的李肇星和一同事，陪同12位外宾登上成都驶往重庆的列车。尽管14人人手一张软卧票，但车上只给8个铺位。于是，李肇星到餐车找列车长投诉，但他“眼都不屑一眨”地说：“一张多余的卧铺也没有。”就在这时，“背后“啪”的一声巨响，一位首长模样的人把工作证摔到桌上，并手拍桌子，冲着列车长训斥起来：“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什么这么久连个招呼也不打?我要警告你，今天晚上没买卧铺票而上卧铺车的，统统都给我滚下去!”原来，这是铁路局的一位局长，碰巧列车长还不认识。李肇星用文学的笔触描写道：他像被开水烫了一样跳起来，朝证件上闪着红光的大印一看，便语无伦次地道起歉来，大抵是说不认识首长，这就派人准备床铺等等。局长终于悻悻说句“真不像话”，以示缓和之意。列车长这才松了口气，同几个列车员簇拥局长向2号包厢去了。
　　这一切看得李肇星“目瞪口呆”，他“为自己的轻信和受骗感到愤怒”，但也急中生智，想到“解救我们燃眉之急的惟一出路”。于是，李肇星从行李中翻出一份《人民日报》，交给返回餐车的列车长，“上面登载着国家领导人会见这批客人的照片，并如实强调了这批客人的身份……”“马上见效!”原来悬空的6张卧铺票瞬间有了着落。李肇星“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却无论如何不能入睡。”他想笑，适才耳闻目睹的一切不恰是一场绝妙的讽刺笑剧吗?可他怎么也笑不出来。“我诅咒这笑剧的‘编导’，也有不少话要向‘剧中人’倾吐。”他写道。他在信中大声疾呼：
　　“列车长同志，你的病势已经不能算轻，该警惕了!局长同志，请珍视和正确使用你的权力吧，它是属于人民的；我在怀疑你在以雷霆之势解决了自己的睡觉问题之后，是否还会以同样的‘气魄’，去处理那些你业已有所察觉的问题?!”
　　振聋发聩——这是我读完这封信的第一感受。32年前，李肇星这封不无“愤青”色彩的来信，怎么就登到堂堂的党中央机关报上了?
　　按官场思维套路，发生在火车上前倨后恭的行为，完全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反映解决，而用不着李肇星个人“拿起批评的武器”。关键是，信中措辞严厉，描绘入木，几乎点名道姓，全然不给铁路局长、列车长一点面子。小小科员李肇星为何不怕得罪人、穿小鞋?不怕被批评者闹上门来，或以“诽谤罪”诉诸法律?估摸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社会对弄权愚民等不正之风同仇敌忾，零容忍、不宽容；二是当年的社会批评、民主监督氛围浓、参与率高，有错即曝、知错不狡辩似成社会共识。故李肇星不仗“组织压人”，而是无需顾忌地秉笔直书，行使他觉醒较早的公民权利。
　　而不可思议的是，《人民日报》竟毫无删改地刊登这封火辣辣的批评信，连对其中“丑化公仆”的词句都不加“技术处理”，一点不怕“引火烧身”，被扣上“不坚持正面宣传，舆论导向有误”的帽子，足见当时舆论环境的宽松，以及媒体的胆识和风骨。
　　我不知道腐败“病势”的蔓延，是否同“批评社会”的“退行”有关?是否同缺少拍案而起、嫉恨如仇的“公民李肇星，’们有关?是否同官员久不受监督而滋长“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关?真希望有更多的官员读到这封信，并像李肇星当年那样一“怎么也笑不出来，无论如何不能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