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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西藏自元朝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研究历代中央王朝所保留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西藏语中央王朝的交往史,我们可以发现历史上汉藏之间的相互认同在不断的深化加深。民国时期,西藏和内地的动荡的政局也没有阻断汉藏之间的民族认同,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的西藏政局不稳,内地也处于民族存亡之际,在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很多学者开始关注边陲局势,汉藏之间的相互认同有了更近一步的发展。
一个民族对其历史的集体记忆是判定他们对自身认识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对自身自身起源、发展和归属等问题的集体看法。对自身历史的表述是群体的共同记忆,在这一记忆的构造过程中,那些有特别记忆价值的事情会不断地深化,由此强化对群体起源、群体事迹、发展和归属等问题的记忆。王明珂在其著作《华夏边缘》中曾阐述:族群边界的设定与改变,依赖的是共同历史记忆的建立与改变。十三世带来圆寂后的特殊局势,使大批学者关注西藏,尤其特别注意通过对藏民族历史的叙述,完成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
一 学者对藏民族起源的记述
一个民族的起源是这个民族对自身认同的的根本体现,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对祖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使西藏、内蒙、东北、西南地区都纳入学者思考的范围,华夏的范围也由传统的汉族中心扩散到整个疆域,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国族起源的研究成为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个‘国族’的建构,主要赖建立这个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记忆以及构建新的 ‘华夏边缘 ’来完成。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对藏族起源的历史记忆进行分析和构想来建构、完善的“中华民族”的起源历史。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有关藏族起源的记载:
康藏宗族是炎帝的后裔,在秦厉公时,她的始祖无弋援剑及其子孙,由陕西迁到青海、西康、西藏一带地方,历史的记载,斑斑可考。到了唐代有文成、金城两公主的下嫁,汉藏两族更成了婚姻系属的甥舅关系,西藏文明的破晓,就由于随着这段姻缘而来的中原文化的输入使然。
《西藏史地大纲》记载:
西藏为汉人所称之名,其所以称曰西藏者,盖根于境内之藏部,及其位与全国之西也。西藏土人自称之名,即曰伯特友尔(Bodyul),“伯特 ”为其种族之名, “友儿 ”乃其国家之义也;又称图伯特,亦名唐古特,西人所称之Tibet即 “图伯特 ”之一音转也。其地为古之三危;惟考三危为山名在今之甘肃敦煌县南,以其三峰耸立,其危欲坠,故名三危,舜之窜三苗与三危者,亦即此也;其有称三危为西藏地者,良以苗族窜居三危后,部族蕃衍,散居于西藏附近各地,故今之藏族,相传即其苗裔,后汉书亦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
对比新旧两唐书对吐蕃族源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以上这些史料是依托在历代的记载的基础上的,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探究,我们需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都在将藏族的起源限定在和华夏族祖先有渊源的民族上,和华夏族的神话传说有着联系,如舜窜三苗的传说,而这些民族最后都相继融合进了中华民族。这样,在对藏族的历史起源的记载中,汉藏两个民族的祖先,甚至藏族与其他民族的祖先都是华夏族产生时期的重要民族,而且他们都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便随之加深。王明珂在著作中说到:“在所有凝聚人群的‘历史’中,解释人群共同起源的 ‘历史’最为重要。‘共同起源’,无论是祖先、起源地、或一个原始时间,都能凝聚人群。在中国,寻找、建立一个共同的始祖,在清末民初‘造国族’运动中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时局下,对藏族的起源解释,也应该符合这样的情况。
二 有关藏族发展的历史表述
民族形成之后的发展过程必然后周围其他的部族群体发生关系,并进而反作用于不同部族之间的演变。这时期对藏族的族群认识不仅体现在民族起源上,在构建民族间的历史认同上也有很多的记述。
《汉藏史地大纲》 中的记载:
西藏民族,皆称图伯特族,其起源甚早,殷周之时,已为汉患。其族有戎、氐、羌等之分。而戎族之中,又有西戎、犬戎之别,当夏衰时,其族渐蕃,入居汾、岐之间,周乃称之曰犬戎。
两晋而后,迄于唐朝,西藏民族,始在西藏地方,建立吐蕃王国。盖唐朝以前,西藏民族之与汉族争雄者,皆为散居中原地方之弱小部落,故中国强时则首先降附,中国衰时,则又乘势寇掠,时叛时降,反复无常。及唐之吐蕃,乃以西藏为根据地,并吞青海全部,包又天山南路及云南各地,建立统一王国,与汉对峙,而西藏之正史亦以此开演,故记西藏历史者,往往自唐之吐蕃始焉。
西藏古史,蒙昧不明,及至第七世赞普弃宗弄.时,始通中国,唐朝乃以文成公主下嫁赞普(西藏君长之称;)文成公主实明智慧,将汉族文化,尽量输入西藏,而西藏之文明,由是遂得逐渐启发,其史迹亦历历可考。
元世祖征服其地,收入版图后,一面置宣政院与其地,专理蕃事,一面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狂而好斗,思有因其俗而柔其人,乃崇信其教,对西番教主帕克斯巴称为“大宝法王”,加以“大元帝师”之号,百年之间礼遇西藏喇嘛,至为隆重,而其教徒之在元代,势力亦较浓厚。
迨及朱明崛起,统一中国,对于西藏,称为乌斯藏,太祖派邓愈击平其乱后,懋与唐代吐蕃之乱,元代收抚乏效,乃更厉行怀柔政策,崇信其教,化导其民,故教徒之来朝者,礼遇之优厚与元代。西藏喇嘛,历受元明二代之封号,倍得上国之优崇,……
降及明衰,满清崛起与东北,达赖五世即遣使至盛京,奉书贡物,清亦遣使报聘,称达赖喇嘛为金刚大士,世祖即位,达赖又亲自来京,清庭厚赐金印金册,礼遇甚隆。
民国成立后,康地改为川边特别区,段祺瑞执政时,又改称西康特别区。至民国政府统一告成,定都南京西康代表格桑泽仁及西藏代表宫敦扎西等,向中央请求改康藏为三个行省, ……
汉藏同为中华中华民国之民族,惟以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故两族通婚甚少。自清末改土归流后,滇、川、陕三省汉民,多侨居康藏,而康藏人民,亦多受汉族文化之熏陶,因而气脉通和,情感融洽,遂有通婚之举。其后赵尔丰督办川边时,为消极之防止防军叛变及慰解边戍孤苦计,乃允士兵随营携带家眷,并每月按名发给眷粮一斗,自此士兵娶藏妇为妻者慎重。时之今日,藏人通汉语汉情者渐众,汉人通藏语者亦复不少,汉藏通婚者绝非昔比矣。
纵观上面的记载,从最初的氐羌,历经和亲、归顺元朝,受明朝册封,发展至清设驻藏大臣及藏族代表请求民国设西康行省,汉藏之间的关系出现显著地向相互认同的方向发展,根据王明珂的观点,他认为历史记忆是人们出于某种需求而特别记住某些事情而遗忘两外一些消极的事情,这样,当时学者的记载当是很重要的记忆。首先,将藏族标示出氐羌起源,和华夏族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在祖源上积极地融合汉藏认同。其次,西藏在和中原王朝的和亲中,大量文化的传入,增进了相互间的认同,也是值得记忆的。在元以及元之后的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的关系中,藏族都存在主动地积极地融入中央统治的举动。这样的描述,体现了这一时期学者对这种关系的认可和记忆,进一步阐述了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
三 对西藏问题描述中的民族认同
由于英国和俄国侵略西藏形成的西藏问题是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西藏某些上层亲迎势力迎合侵略者的心态,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这样的行径是得不到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持的,法尊法师在其所著的《现代西藏》一书中描述了藏族人民对英国和中央的看法,对比就能得出,汉藏之间的民族认同有多么的深厚。
对英人之态度:
在光绪三世年以前,西藏对于英人,全认为是不可一日共住的仇敌,英人进藏必被阻碍,封守疆土,不与交通,惟以清皇室为惟一依托处。即在那年英兵侵藏冲至拉萨,达赖喇嘛及其随员出亡内地,仍以皇室为依托之处。……革命以后汉兵在在藏闹事缴械被逐,英藏的关系更是根深蒂固的一天强胜一天了。然达赖本人对于英国较诸对中央当局似甚淡然。……所幸他们的民众思想和僧侣思想尚倾向于中央政府,不愿意归降邪教思想的英国。
对中央之态度:
西藏当局在前几年,他觉着我们中央是不会统一的,是没有实力能抵御外辱的,是没有力量能达到西藏的,是没有心思过问西藏的事的,是不能调解班禅回藏的事的,尤其是他觉着我们中华民族自从反政以来,悉皆变成了西洋化,耶教徒,更没有一点佛法存在。——西康的人这种知见尤甚,他们觉着皇帝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连皇帝都打倒不要,岂不是西洋的邪见吗。他们这种错误知见很深,任凭你如何开导,他们总是固执不舍——但是近来好多了,他们也知道中央并非都是西洋化耶教徒,信佛的人也很多,中央也能够统一,也能够养成实力等。总之他们也知道内地的政治一上轨道,其余的一切应革应兴的的事情都是很容易办到的。故他们现在有些人也知道内地统一之后仍归服了中央,比归服英人要好的多。第一就是一家的观念,早就有的,用不着再去从新练习和构造。第二内地无论如何改变,终是一个信佛教的国家,绝不会闹到全无佛法和全无信佛的人。第三汉藏间是一种黄色的民族,语言方面也有许多互相借用,不像英语那样生生格格。第四满汉民族的佛法,纯是西藏的佛法,下至所诵的经文,全是整个的西藏字,并未改动分毫。第五蒙满青甘诸省的佛教建筑及文化等多是西藏的佛教建筑及其文化。第六,西藏三大寺的当权僧众和有大学问的僧众,蒙青等处的人很多,他们皆有内地为家乡的观念。故西藏现在对于中央的态度,是不亲不疏不合不离,来了命令也有接受也有不接受,不怕又不喜,只是冷冷静静地观望而已。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汉藏历史认同是和当时的构建“国族”思潮、政治格局等密切联系的,首先学者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为应对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扩张,开始构建中华民族的“国族”观念,呼吁民族团结和民族的觉醒。学者对藏族历史的研究首先在族源上赋予了藏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具有密切关系的族源,在民族起源上形成民族间的集体认同,在低藏民族发展过程的记载中着重加深汉藏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在对待国外侵略西藏的现实问题上,有意识的加强汉藏间的相互认同。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间,都保持着对历史相同的记忆,尊重传统。汉藏民间交流密切。
当然,从十三世达赖圆寂到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十分融洽,期间经历了“外交局”事件等诸多风波。但,由于汉藏两个民族自古形成的密切的相互认同,使西藏和中央必定不会分离。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 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 马鹤天著:《甘青藏边区考察记》,2003年08月第1版
[4] 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
[5] 洪涤尘编著《西藏史地大纲》,1936年02月第1版
[6]法尊法师著《现代西藏》,1937年06月第1版
一个民族对其历史的集体记忆是判定他们对自身认识的主要依据,是他们对自身自身起源、发展和归属等问题的集体看法。对自身历史的表述是群体的共同记忆,在这一记忆的构造过程中,那些有特别记忆价值的事情会不断地深化,由此强化对群体起源、群体事迹、发展和归属等问题的记忆。王明珂在其著作《华夏边缘》中曾阐述:族群边界的设定与改变,依赖的是共同历史记忆的建立与改变。十三世带来圆寂后的特殊局势,使大批学者关注西藏,尤其特别注意通过对藏民族历史的叙述,完成对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
一 学者对藏民族起源的记述
一个民族的起源是这个民族对自身认同的的根本体现,近代以来欧美列强对祖国边疆地区的侵略,使西藏、内蒙、东北、西南地区都纳入学者思考的范围,华夏的范围也由传统的汉族中心扩散到整个疆域,逐渐形成中华民族的概念。“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国族起源的研究成为极为重要的事情,“这个‘国族’的建构,主要赖建立这个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记忆以及构建新的 ‘华夏边缘 ’来完成。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试图通过对藏族起源的历史记忆进行分析和构想来建构、完善的“中华民族”的起源历史。
《甘青藏边区考察记》有关藏族起源的记载:
康藏宗族是炎帝的后裔,在秦厉公时,她的始祖无弋援剑及其子孙,由陕西迁到青海、西康、西藏一带地方,历史的记载,斑斑可考。到了唐代有文成、金城两公主的下嫁,汉藏两族更成了婚姻系属的甥舅关系,西藏文明的破晓,就由于随着这段姻缘而来的中原文化的输入使然。
《西藏史地大纲》记载:
西藏为汉人所称之名,其所以称曰西藏者,盖根于境内之藏部,及其位与全国之西也。西藏土人自称之名,即曰伯特友尔(Bodyul),“伯特 ”为其种族之名, “友儿 ”乃其国家之义也;又称图伯特,亦名唐古特,西人所称之Tibet即 “图伯特 ”之一音转也。其地为古之三危;惟考三危为山名在今之甘肃敦煌县南,以其三峰耸立,其危欲坠,故名三危,舜之窜三苗与三危者,亦即此也;其有称三危为西藏地者,良以苗族窜居三危后,部族蕃衍,散居于西藏附近各地,故今之藏族,相传即其苗裔,后汉书亦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
对比新旧两唐书对吐蕃族源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以上这些史料是依托在历代的记载的基础上的,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探究,我们需注意的是这些记载都在将藏族的起源限定在和华夏族祖先有渊源的民族上,和华夏族的神话传说有着联系,如舜窜三苗的传说,而这些民族最后都相继融合进了中华民族。这样,在对藏族的历史起源的记载中,汉藏两个民族的祖先,甚至藏族与其他民族的祖先都是华夏族产生时期的重要民族,而且他们都有一定的关系。这样,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便随之加深。王明珂在著作中说到:“在所有凝聚人群的‘历史’中,解释人群共同起源的 ‘历史’最为重要。‘共同起源’,无论是祖先、起源地、或一个原始时间,都能凝聚人群。在中国,寻找、建立一个共同的始祖,在清末民初‘造国族’运动中是一项重要的事情。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时局下,对藏族的起源解释,也应该符合这样的情况。
二 有关藏族发展的历史表述
民族形成之后的发展过程必然后周围其他的部族群体发生关系,并进而反作用于不同部族之间的演变。这时期对藏族的族群认识不仅体现在民族起源上,在构建民族间的历史认同上也有很多的记述。
《汉藏史地大纲》 中的记载:
西藏民族,皆称图伯特族,其起源甚早,殷周之时,已为汉患。其族有戎、氐、羌等之分。而戎族之中,又有西戎、犬戎之别,当夏衰时,其族渐蕃,入居汾、岐之间,周乃称之曰犬戎。
两晋而后,迄于唐朝,西藏民族,始在西藏地方,建立吐蕃王国。盖唐朝以前,西藏民族之与汉族争雄者,皆为散居中原地方之弱小部落,故中国强时则首先降附,中国衰时,则又乘势寇掠,时叛时降,反复无常。及唐之吐蕃,乃以西藏为根据地,并吞青海全部,包又天山南路及云南各地,建立统一王国,与汉对峙,而西藏之正史亦以此开演,故记西藏历史者,往往自唐之吐蕃始焉。
西藏古史,蒙昧不明,及至第七世赞普弃宗弄.时,始通中国,唐朝乃以文成公主下嫁赞普(西藏君长之称;)文成公主实明智慧,将汉族文化,尽量输入西藏,而西藏之文明,由是遂得逐渐启发,其史迹亦历历可考。
元世祖征服其地,收入版图后,一面置宣政院与其地,专理蕃事,一面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狂而好斗,思有因其俗而柔其人,乃崇信其教,对西番教主帕克斯巴称为“大宝法王”,加以“大元帝师”之号,百年之间礼遇西藏喇嘛,至为隆重,而其教徒之在元代,势力亦较浓厚。
迨及朱明崛起,统一中国,对于西藏,称为乌斯藏,太祖派邓愈击平其乱后,懋与唐代吐蕃之乱,元代收抚乏效,乃更厉行怀柔政策,崇信其教,化导其民,故教徒之来朝者,礼遇之优厚与元代。西藏喇嘛,历受元明二代之封号,倍得上国之优崇,……
降及明衰,满清崛起与东北,达赖五世即遣使至盛京,奉书贡物,清亦遣使报聘,称达赖喇嘛为金刚大士,世祖即位,达赖又亲自来京,清庭厚赐金印金册,礼遇甚隆。
民国成立后,康地改为川边特别区,段祺瑞执政时,又改称西康特别区。至民国政府统一告成,定都南京西康代表格桑泽仁及西藏代表宫敦扎西等,向中央请求改康藏为三个行省, ……
汉藏同为中华中华民国之民族,惟以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故两族通婚甚少。自清末改土归流后,滇、川、陕三省汉民,多侨居康藏,而康藏人民,亦多受汉族文化之熏陶,因而气脉通和,情感融洽,遂有通婚之举。其后赵尔丰督办川边时,为消极之防止防军叛变及慰解边戍孤苦计,乃允士兵随营携带家眷,并每月按名发给眷粮一斗,自此士兵娶藏妇为妻者慎重。时之今日,藏人通汉语汉情者渐众,汉人通藏语者亦复不少,汉藏通婚者绝非昔比矣。
纵观上面的记载,从最初的氐羌,历经和亲、归顺元朝,受明朝册封,发展至清设驻藏大臣及藏族代表请求民国设西康行省,汉藏之间的关系出现显著地向相互认同的方向发展,根据王明珂的观点,他认为历史记忆是人们出于某种需求而特别记住某些事情而遗忘两外一些消极的事情,这样,当时学者的记载当是很重要的记忆。首先,将藏族标示出氐羌起源,和华夏族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在祖源上积极地融合汉藏认同。其次,西藏在和中原王朝的和亲中,大量文化的传入,增进了相互间的认同,也是值得记忆的。在元以及元之后的历代中央政权与西藏的关系中,藏族都存在主动地积极地融入中央统治的举动。这样的描述,体现了这一时期学者对这种关系的认可和记忆,进一步阐述了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
三 对西藏问题描述中的民族认同
由于英国和俄国侵略西藏形成的西藏问题是近代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西藏某些上层亲迎势力迎合侵略者的心态,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这样的行径是得不到广大藏族群众的支持的,法尊法师在其所著的《现代西藏》一书中描述了藏族人民对英国和中央的看法,对比就能得出,汉藏之间的民族认同有多么的深厚。
对英人之态度:
在光绪三世年以前,西藏对于英人,全认为是不可一日共住的仇敌,英人进藏必被阻碍,封守疆土,不与交通,惟以清皇室为惟一依托处。即在那年英兵侵藏冲至拉萨,达赖喇嘛及其随员出亡内地,仍以皇室为依托之处。……革命以后汉兵在在藏闹事缴械被逐,英藏的关系更是根深蒂固的一天强胜一天了。然达赖本人对于英国较诸对中央当局似甚淡然。……所幸他们的民众思想和僧侣思想尚倾向于中央政府,不愿意归降邪教思想的英国。
对中央之态度:
西藏当局在前几年,他觉着我们中央是不会统一的,是没有实力能抵御外辱的,是没有力量能达到西藏的,是没有心思过问西藏的事的,是不能调解班禅回藏的事的,尤其是他觉着我们中华民族自从反政以来,悉皆变成了西洋化,耶教徒,更没有一点佛法存在。——西康的人这种知见尤甚,他们觉着皇帝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连皇帝都打倒不要,岂不是西洋的邪见吗。他们这种错误知见很深,任凭你如何开导,他们总是固执不舍——但是近来好多了,他们也知道中央并非都是西洋化耶教徒,信佛的人也很多,中央也能够统一,也能够养成实力等。总之他们也知道内地的政治一上轨道,其余的一切应革应兴的的事情都是很容易办到的。故他们现在有些人也知道内地统一之后仍归服了中央,比归服英人要好的多。第一就是一家的观念,早就有的,用不着再去从新练习和构造。第二内地无论如何改变,终是一个信佛教的国家,绝不会闹到全无佛法和全无信佛的人。第三汉藏间是一种黄色的民族,语言方面也有许多互相借用,不像英语那样生生格格。第四满汉民族的佛法,纯是西藏的佛法,下至所诵的经文,全是整个的西藏字,并未改动分毫。第五蒙满青甘诸省的佛教建筑及文化等多是西藏的佛教建筑及其文化。第六,西藏三大寺的当权僧众和有大学问的僧众,蒙青等处的人很多,他们皆有内地为家乡的观念。故西藏现在对于中央的态度,是不亲不疏不合不离,来了命令也有接受也有不接受,不怕又不喜,只是冷冷静静地观望而已。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的汉藏历史认同是和当时的构建“国族”思潮、政治格局等密切联系的,首先学者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为应对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扩张,开始构建中华民族的“国族”观念,呼吁民族团结和民族的觉醒。学者对藏族历史的研究首先在族源上赋予了藏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具有密切关系的族源,在民族起源上形成民族间的集体认同,在低藏民族发展过程的记载中着重加深汉藏民族认同的集体记忆,在对待国外侵略西藏的现实问题上,有意识的加强汉藏间的相互认同。在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间,都保持着对历史相同的记忆,尊重传统。汉藏民间交流密切。
当然,从十三世达赖圆寂到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十分融洽,期间经历了“外交局”事件等诸多风波。但,由于汉藏两个民族自古形成的密切的相互认同,使西藏和中央必定不会分离。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著:《羌在汉藏之间》,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 王明珂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 马鹤天著:《甘青藏边区考察记》,2003年08月第1版
[4] 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10月
[5] 洪涤尘编著《西藏史地大纲》,1936年02月第1版
[6]法尊法师著《现代西藏》,1937年0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