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源起及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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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传播受到社会阶层及社会思潮日益多元化、信息传播渠道极大丰富化、全球化浪潮强烈冲击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得以出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源起;内涵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0)05-0032-06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当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成果颇多。本文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源起即时代背景及其深刻内涵作一探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源起——当代社会意识形态传播的困境
  
  (一)社会阶层及社会思潮多元化
  自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来,短短32年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以经济领域为例,据统计,截止200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亿元发展到30万亿元,由世界第11位跃升到第3位;出口贸易额由97.5亿美元增长到1.43万亿美元,由世界第32位提升到第2位。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发端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一体独大的局面被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所有制模式所取代,进而促使分配方式渐趋向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向演进。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转折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最直接后果是出现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多元:传统的“两阶一层”发展为当今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当时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思潮流派的物质载体,传统“两阶一层”模式导致当时社会利益分化程度很低,有利于同质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对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具有积极作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思潮呈现出高度单一性、超稳定性、强政治性等特点。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成为中国的法定资源配置模式,它有自己的客观法则——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微观利益最大化”。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的多样化,容易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冲突,使人们原有的利益归属、价值判断等受到冲击,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和思想上的困惑,进而引发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亘古未有的社会结构变革和利益关系重组,以“十大阶层”为代表的利益群体所进行的利益表达呈现出日益多元且相互间矛盾对立难以协调的境况。加之中国在政治、经济、行政体制方面所推行的深层次改革仍将延续相当长时期,故而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状况具有过程性(功能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导致诸种社会思潮间的势力分布难于定型,在未来仍大概率存在结构性变动的可能。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高度关注利益,一方面修正了传统社会“国家本位主义”至上和漠视“微观个体利益”的观念;另一方面,对物的过分依赖和追求致使很多人变得极度功利化,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生,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多元化社会思潮呈现出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并存、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并存的局面,尤其是各种错误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思想的消极乃至负面的影响不可忽视。更有甚者,相当比例的国民难以分辨诸多思潮的本质所在,容易被表面化的词藻所鼓动,陷入情绪化的陷阱,偏听偏信;此外,一部分人面对错综复杂的理论流派难以寻求到同自身观念相吻合的信仰支柱,坠入“不可知论”的价值迷茫之中而难以自拔;同时,受到社会大量存在的腐败寻租、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等阴暗面因素的影响,他们动摇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宏伟蓝图的信念,陷入价值真空的误区。
  
  (二)信息传播手段多元化
  传统中国对政务信息的逐级传达和反馈主要依托以党政信息传输渠道为基础的单通道信息体系,其他诸如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信息传播机制也被党领导下的宣传机关所控制。因此,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完全垄断了中国社会所能释放的信息来源,任何不利于中央集权制一元化领导方式的消息均被“扼杀”。换言之,当时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对于政权和人民二者是绝对的,一方完全依附于另一方获取有关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报。但是这种绝对的信息不对称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避免了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全国各族人民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政治信任危机,有利于保持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轴的“轴心辐射”型统治机制,确保政治系统中各元素对核心的忠诚度。
  然而伴随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化和信息化革新浪潮的蓬勃发展,人类传统依靠纸质媒介进行信息传播的沟通样式逐渐向多平台、宽口径、广领域的综合型政务传递模式过渡。现代媒体种类繁多,包括纸媒、电媒、网媒和机媒;覆盖面宽,近乎囊括各层次人群;影响程度深,不仅触及人的感官,而且触动人的心灵,改变人的态度和认识;社会作用大,公共传媒已成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以网媒为例,根据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较2008年底增长13.4%。鉴于当代中国社会可获取的信息来源得以极大扩展,导致党领导下的宣传部门进行意识形态操控和抵制西方世界及国内相关反动、腐朽、颓废、没落的思维观点的介入成本不断上升,并且出现了现实效果差强人意的尴尬结局。面对全球信息技术革命仍然将主导21世纪产业发展格局的紧迫事实,必须改变传统思维方式中以一维对多维、以静止对变革的固化因素,探索多元信息供给主体背景下的主流意识形态 构建机制。
  
  (三)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压力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尚未做出统一定义,人们一般倾向于从经济层面来认识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9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换言之,全球化依托市场承担资源配置的基本职能,通过产品、资本、劳动力、生产技术等诸多要素禀赋的跨国界、跨区域流动,从而将大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成长模式、不同政治制度安排的主权国家和特殊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实现共同增长与繁荣,建立统一的国际性大市场的最终目标。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对相关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造成了难以忽视的压力。
  随着中国加入WTO并依据入关时所承诺的各项义务,中国也被卷入全球化浪潮。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西方社会思潮对中国的侵袭也值得关注。一方面,西方社会发达完善的媒体观念及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底蕴,以个性、内敛、高雅、朴实为特质,是中华民族在5 000年文明史演进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道德风尚、民风民俗的统合体,是唤起民族凝聚力、强化民族认同和归属感的强大思想武器,承载着中华民族迈向未来的希望。但是现代西方传媒正凭借时效新、节奏快、生活气息浓烈、感染力强等优势日益将中国传统文化逼入弱势境地,前者日益统摄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并侵夺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舆论阵地。近年来西方传媒凭借话语霸权,无视中国文明的独特个性,以“西方中心主义”看待中国,任意戏说和篡改历史,粉化英雄人物和历史史实,很多宣传内容与传统意义上的思想观念背道而驰,甚至持否定态度。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其全球霸权的战略中,把意识形态摆在首位,认为“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力量”,而它们进行意识形态战略的重点是中国。西方社会思潮包罗万象,如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极端无政府主义、右翼民族主义、新中间主义路线等,它们拥有自成一体的理论脉络和逻辑序列,能够颇具针对性地迎合某一部分人的心理需要,具备较强的观念渗透和思想挤占能力。因此对一些错误、腐朽、反动的社会思潮及一些思潮中错误、腐朽、反动的思想观点要进行坚决的揭露、批判和斗争;对一般『生的社会思潮要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原则的基础上,摒弃其糟粕、吸收其合理成分。
  在上述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适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决策和战略任务。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自诞生以来所阐释的关于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正确、最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引导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罪恶统治、摆脱被剥削和压榨命运、实现自我全面发展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宏伟蓝图的思想武器。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认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社会思想意识中的主流与支流,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看清本质、明确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两层内容,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核心,是我们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一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框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为代表的多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经过数十年艰辛摸索和实践才最终形成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撰写大量经典原著并积极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主动同各种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中应运而生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投降主义思潮作坚决的斗争,以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理念作为无产阶级运动根本指导思想的柱石地位。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创造性地将其用于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破天荒实现了工人阶级通过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壮举。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不仅为全世界受剥削的劳动人民实现最终解放照亮了航程,而且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真理性。斯大林承接起列宁未竟的事业,领导苏联共产党并带领全苏联各族人民第一次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通过长期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最终成就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基础,并实现了苏联社会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这一历史性跨越。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延伸和发展。江泽民曾指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努力成为践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长期领导和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勇于开拓,在中国特殊背景下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认知。受文化差异、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和共产党主观认识上的某些幼稚和不成熟等因素的干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一波三折,屡遭磨难。但是经历革命和建设风浪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指导思想的重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
  自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和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积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必定催生伟大的理论成果,前无古人的社会实践定然集聚丰硕的思想认识,最终形成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开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 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2年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生动诠释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客观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保和平崛起战略得以成功的必由路径,它符合13亿中国各族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因此成为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
  
  (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经长期历史演变和兴衰荣辱而沉淀、积攒、升华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价值理念、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性格气质等诸多心理主观因素的集合体。民族精神是任何民族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标志,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江泽民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历尽种种暗礁险滩,以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兼收并蓄的宽广心襟和博大胸怀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并形成绵延不绝、世代为人传颂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作为世界最优秀的民族之一逐渐形成了含蓄、内敛、朴实、深邃、沉稳的性格气质与精神风貌,其中尤以爱国主义传统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爱国主义情怀是任何一名中国公民对祖国最起码的认同、拥护和效忠的情感依托,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虽饱经挫折而不馁,屡遭磨难而不亡,最关键在于每一名国民拥有为祖国牺牲一切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当今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迅速蔓延,国际间主权国家围绕经济购买力、政治影响力、军事支配力、文化扩散力等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可谓如火如荼。面对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和价值观植入,必须着力于增进全体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一方面坚定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的宏伟信念,深化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光明前景的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应特别注意把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相结合,把爱国主义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国体,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根本制度,是建设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代表的三大重要政治制度的根本前提,是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巩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的根本指南。绝不能简单而抽象地将祖国同社会主义制度相隔离,对此,邓小平曾经尖锐指出:“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爱什么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质上属于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手段、价值与工具的内在统一体。任何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都是当时客观而具体的历史制约条件的产物,都会打上时代的深刻烙印,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意识领域范畴。同时,思维理念也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动而逐步展现出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久而久之,便呈现出纷繁多样、错综复杂的基于借鉴、吸收、继承、批判、流变乃至异化路径之上的主观认识框架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既着眼于树立未来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范式,更专注于化解当前亟待解决的多重社会矛盾和冲突;既具备高度抽象的宏观理论视野,又不失为制定现实政策蓝本的提纲挈领的战术方案;既充当意识形态构建的铺路石,又服从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和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客观活动。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空前的历史大转型时期,与众不同的时代背景赋予了国人异质性极强的精神追求,诸如人民本位、人民主体论;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公平、正义、友爱、互助、安定、和谐;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以法为基、以公为善、以劳为美、以家为安;人民至上、公平正义、劳动优先等。时代精神虽林林总总,但是必然存在最关键和最核心的理念要件,即改革创新。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猛推进,发达国家凭借掌控核心知识产权和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将生产制造部分移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并实现低成本扩张。当前全球产业布局日趋定型,跨国公司实现了从技术研发、生产装配到市场营销的“微笑曲线”②逐利模式,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前景带来不利因素。中国一方面要深入持久地推动政治、经济、行政体制改革,努力兑现加入WTO时所做出的庄严承诺,改变以往行政体制藩篱长期约束部分地区从事招商引资、项目审批等有利于经济发展活动的现象,竭力降低交易成本和政治代价,力争把体制性变量对社会福利增长的负效用控制在国际平均水平以内。另一方面,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加大对自主创新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以“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其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及其自身。立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之上,根据社会主义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需要,为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服务,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规律。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坚决同各种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遗留的沉渣腐质做斗争,一扫旧中国长期以来积淀的诸多腐朽、没落、消极、反动的思想宗派,大力提倡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内核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观。回顾历史,新中国的辉煌史册就是一部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不断发扬光大,并为全体社会成员所践行的历史。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全新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渐趋形成,类似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某些被消灭和遏制的丑恶现象又开始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需要党的意识形态战线和宣传理论系统创造出政治社会化的新工具,社会主义荣辱观于是应运而生。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承接起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又衔接起社会主义法律规范,并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当代治世经验与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相结合所体现的东方哲学智慧色彩,它集中考察了个人、集体、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原则,利用个性品质、道德修养、人生态度、处世哲学等手段以期规范公民个体行为与操守尺度,打造符合社会主义新形势所需要的道德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庞杂的社会主义道德框架的核心成分,它提供给全体公民以判断 是非曲直、辨别善恶美丑的标准,它使个人信仰立场与国家、社会的要求相协调,它明确公民个体行为准则与价值取向的应有方向。社会主义荣辱观必然伴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演变而不断更新,并突出于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关键命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历代统治者盛衰荣辱的经验昭示当代中国人一个朴实的真理:任何脱离和滞后于社会物质文明建设水平的精神文明体系必将导致时代的覆灭,唯有为人们提供思想行为的基本标准使人民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方能长治久安,永保太平盛世。
  实践中可以通过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及推荐评选道德模范等活动,把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内容同开展活动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追求,反映社会主义和谐观、荣辱观,伸张社会正义,树立文明新风,折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确保广大群众能够在参与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耳濡目染,心领神会,真切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信、可用,从而自觉在社会生活中践行这一体系。
  
  三、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所进行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社会价值整合,它立足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实践需要,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融入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融入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融入到人民群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的过程中,最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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