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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九世纪英国女作家安妮·勃朗特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小的妹妹。在她短暂而匆忙的二十九年生命中,安妮为广大的文学爱好者留下了两部传世作品《阿格尼斯·格雷》和《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本文试比较分析两部作品中女性的特点,以发现安妮·勃朗特在创作过程中女权意识的发展。
关键词安妮·勃朗特 女权意识 女性书写 发展
中图分类号:I561.44文献标识码:A
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海外版图扩大,处处彰显“日不落帝国”的盛世。然而,以男性霸权地位为社会和家庭的中心的社会体制留给女性的空间却仍然十分狭小,中下阶层的女性依然没有社会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职位可供她们选择;在婚姻中她们也仍然处于劣势,只是被选择的对象。随着勃朗特三姐妹小说《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的同时问世以及她们三姐妹的相继闻名,女权运动的帷幕拉开了,女性迈出争取话语权的步伐。
勃朗特姐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男尊女卑、等级制度森严的年代,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贫困加重;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英国殖民主义扩张不只影响了它的殖民地,给英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英国人造成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文化中,到处隐含着帝国经验,尤以英国小说为甚。即便小说家本人并无海外活动经历,可是在帝国意识形态氛围下,他们的作品也渗入了殖民主义思想,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赞同海外扩张的舆论。即使像勃朗特姐妹那样活动在狭小生活空间的女性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简爱》与《呼啸山庄》书写了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小说中强烈的殖民主义气息却深深地影响了作品的人物性格,改变了人物的命运。例如,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子伯莎·梅森成为疯女人的典型代表;罗切斯特和希斯克利夫则一改传统英国文学中绅士风范的男性形象,成为恶魔般化身:一个是堕落的殖民者,另一个是种族歧视压迫下的复仇者。
与两位姐姐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和神秘色彩的作品相比,安妮·勃朗特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如实地描写生活,她的小说风格朴素淡雅,真挚自然。安妮·勃朗特先后有过两次做女家庭教师的经历,这在她的两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第一次是1839年到米尔菲尔德的英汉姆家任教,时间较短,第二次是1841至1845年间,在梭普格林的罗宾逊家任教,这两次共为时将近五年的家庭教师的工作经历为安妮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
对女家庭教师来说,现实尤其残酷,因为她们高于流俗,不同于一般的女性。面对等级森严的市侩社会,除了高贵的人格和不屈的尊严,她们一无所有。心智与现实的差距,高贵和低下的错位,使她们注定比一般穷人家姑娘要忍受更多的痛苦——智慧的痛苦,精神的痛苦。屈辱的生活激起了她们强烈的愤怒之情,她们要的是女性精神上的平等、自由、独立,也就是要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对女性自身而言,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独立并不等于人格上的独立,女性必须在精神上做到自爱、自立、自强、自尊,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她们可以说是最早的职业女性,具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至少在小说中她们要冲破社会的桎梏。安妮·勃朗特以一种具备了女性独有的文化性别价值的立场对女性生活进行思考,带着消除性别歧视与结束性别压迫的写作使命进行女性写作。随着女作家的文化性别意识的不断增强,性别价值的逐步明朗坚定,对妇女生活的思考也将更加深入,其对男权文化中心的反抗、颠覆也将更为自觉。
《阿格尼斯·格雷》是安妮·勃朗特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也正是以安妮·勃朗特的家庭教师经历为素材,描述了一个牧师家庭出身,自幼受人宠爱的娇弱英国少女格雷因家道中落被迫外出工作,担任富人家的家庭教师的经历,具有很强的自传性。阿格尼斯虽出身清贫的牧师家庭,但自小受到亲人们的精心呵护和教育。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她精通音乐、唱歌、绘画、法文、拉丁文和德文;她虔诚地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关爱、帮助那些需要的穷人;她看似平凡而普通,但在原则问题上,不畏权贵,坚持正确的立场。作为安妮·勃朗特的代言人,阿格尼斯用自己单薄的身躯和微弱的声音坚定地劝诫世人,在故事开篇就讲“所有的真实故事中都蕴藏着有益的教诲与财富”,告诫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良好的道德标准衡量人和事物,更要用真诚和善良去帮助别人。在《阿格尼斯·格雷》中,乡绅默里家的大小姐罗莉莎·默里与阿格尼斯正直、善良形象形成对比。自小在父母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她把财富、地位看得比自己的终身幸福还重要,一心要做爵士夫人,做阿许比庄园的女主人,在明知对方道德品质低下,就是“一头畜牲”的情况下,还是甘心情愿地嫁给了阿许比爵士。她认为:“做丈夫的应该使妻子快乐,而不是做妻子的应该使丈夫快乐。”然而婚后的阿许比爵士照旧赌博,酗酒,玩弄女戏子,事实证明,罗莉莎成为了没有感情基础婚姻的真正牺牲品。阿格尼斯作为罗莉莎的家庭教师一直推心置腹地劝说她,希望她能认真对待爱情和婚姻,罗莉莎也只是当作耳旁风,等到她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身份、地位,却发现自己身边竟然没有一个真心朋友,而且是以自己的生命、健康、美貌为代价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安妮·勃朗特认为理想的婚姻、家庭要建立在共同的志向、兴趣和道德标准基础上,这在阿格尼斯的母亲的形象上也有所体现。阿格尼斯的母亲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属于有身份有地位的有钱人家小姐。她为了爱情违背父亲的意愿,情愿放弃“马车、侍女和贵夫人拥有的豪华用品”而嫁给了一个穷牧师。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时候,她没有消极坐等,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安慰丈夫鼓励孩子并积极地操持家务。丈夫因故去世后也没有颓废沮丧,更不愿接受父亲“仁慈的恩惠”:只要对当年无视他的忠告嫁给一个穷牧师“早就懊悔”并承认错误,就能恢复她乡绅家小姐的身份地位,还能带给阿格尼斯姐妹俩一定的财产继承权。她要凭自己的能力开办学校,发挥自己的才能。从母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受贫困折磨,却又自强、自立,顽强不屈的女性。《阿格尼斯·格雷》塑造的一系列传统女性的形象,反映了“女权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强调精神上与“男权”相等的“女权”。
如果说《阿格尼斯·格雷》中的女性力量相对柔弱,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不够强烈的话,安妮·勃朗特在1848年出版的第二部作品《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以下简称《房客》)中塑造的女性海伦的反击就显得格外坚决而积极。
《房客》的素材主要取材于安妮第二次在梭普格林的罗宾逊家任家庭教师的经历,在此期间安妮不仅自己勤奋工作,而且为自己的哥哥勃兰威尔也争取到工作的机会。勃兰威尔是勃朗特家唯一的男孩,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希望他能谋到体面的工作,体面地生活。然而这个在家备受娇宠的男孩成年后好色、嗜赌、贪杯、吸毒,难以自拔。来到罗宾逊家工作以后仍然不争气,竟与罗宾逊太太暗中有染,事情败露后,安妮于1845年6月离开罗宾逊家,勃兰威尔也于一个月后被辞退。之后,这位兄长在霍沃斯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仍然不思悔过,酗酒,抽鸦片,1848年死于亳无节制的放荡生活。安妮在《房客》的《再版序》中写道:“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既不是只供读者消遣,也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爱好,更不是想讨好公众,受到舆论赞扬。我只希望讲真话,因为对容得下真话的人来说,真话自有真话的道德意义。”其中涉及的道德主题就是安妮对哥哥生活轨迹的思考。
《房客》采用书信体和日记体的叙述模式,讲述海伦的悲剧的爱情婚姻生活,真实地展示了一见钟情式的婚姻所具有的危险性。海伦从小失去母亲,由富有的姨妈抚养长大,她品貌出众,气质高雅,多才多艺,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家闺秀。在一年一度的社交季上,海伦与英俊富有的花花公子亨廷顿一见钟情。虽然知道亨廷顿除了长相好,脾气好之外,几乎一无是处,深信《圣经》中末日审判的海伦一心要挽救亨廷顿,拯救他的灵魂,于是不顾姨妈的劝告执意嫁给他。然而婚后不久,二人便因道德标准的分歧而发生争吵。亨廷顿津津乐道地给海伦讲他过去与有夫之妇私通的情景,这种有辱女性人格的做法激起了海伦的义愤,当晚她把丈夫关在了房外。这种对丈夫的反抗是最早的女权意识的觉醒,这样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弱女子为维护自身尊严而萌发这样微弱的反抗意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亨廷顿不以与有夫之妇私通为耻,反引以为荣,后来发展到与安娜贝拉私通。当海伦发现他与安娜贝拉关系暧昧时,享廷顿引经据典地为他的不道德行为辩解,认为女人忠于丈夫是天性所致,男人的爱情“总比女人们流动些”,丈夫应多有些自由,在感情的忠诚上男女理应不平等。在父权制的社会中,男性的性活动人们通常给予正面的评价,作为其财富、地位、活力的象征,认为男性的性活动越多越好,而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其性活动、性经验越少越好。这明显是对男性霸主地位的维护,然而这种观念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历史上一直没有受到强烈的质疑。而海伦则旗帜鲜明地要求夫妻对感情应当同等忠诚,“你和我调换一下想想,我要是这么做,你会认为我爱着你吗?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会相信我的辩解吗?你会尊敬我,信任我吗?”这种要求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意识是女权运动初级阶段的特点,反映出安妮·勃朗特不自觉的女权主义意识。这同时也反映出男女在爱情道德观上的差异,亨廷顿爱海伦,但是他又无法放弃婚前放浪形骸的生活,把所有的爱情都寄托在海伦一个人身上。在男权集中的时代看似正常的情形对于海伦这样的新女性来说就是道德沦丧,就是不能容忍的。
热爱丈夫的海伦一心一意想要挽救丈夫,对亨廷顿反复劝谏没有结果。于是海伦在拿到丈夫与安娜贝拉私通的第一手证据后,便提出分手。亨廷顿处于财产的考虑拒绝了离婚的要求。此时海伦已经怀有孩子,只能断然中止了与亨廷顿的夫妻之情,只对他尽责尽义。孩子长大后在教育问题上两人产生更大的分歧,更要同她争夺孩子,她才下决心带着儿子一起离家出走。海伦敢于反抗父权制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道德标准,要求丈夫和自己一样彼此保持忠诚;发现丈夫的背叛后,勇敢地同丈夫决裂离家出走,这在一个妻子和婚生子女被视为丈夫私有财产的旧时代,完全是女权意识强烈的新女性才能有的,海伦的出走是文学上最早将女权意识付诸于实践的自觉行为,也是对父权制社会最有力的反击。然而海伦成功地离家出走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她深思熟虑、周密计划的结果。当她下决心携子出走时,她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状况:没有财产,也不愿投靠亲戚,免得别人分担自己的痛苦和困难,惟一的出路是自强自立,自谋生计。于是她苦练画技,以画画谋生,又说服弟弟收拾老家废弃的怀尔德菲尔山庄,供暂且避难之用。而且在丈夫发现其逃走企图并对她实行经济制裁后,仍能沉住气,争取到老女仆雷切尔的同行和其他仆人的协助,妥善安排才得以成功。海伦既有道德理想,又有敢于反抗的女权精神,同时还具备清醒务实的理性头脑,是安妮·勃朗特塑造出的自强自立的理想女性,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代也同样具有新女性的特质。
海伦的新女性不仅体现在她的“走”,更新在她的“回”。在海伦离家出走期间,她遇到了真诚善良、品行(下转第116页)(上接第114页)正直的马卡姆,虽然能大胆与他相爱,却又严守已婚妇女的道德,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并不与他私通。当海伦得知丈夫病重,不久于人世时,又果断地回到他身边,服侍他直至最后,在名分尚存的丈夫痛苦时尽到妻子的责任,做拯救他灵魂的最后努力,劝其悔过。海伦与亨廷顿的爱情是失败的,而她却赢得了崇高的道德,赢得了读者们的尊敬和喜爱。
《阿格尼斯·格雷》中的阿格尼斯柔弱斯文,少言寡语,性格却坚强柔韧,不屈不挠;《房客》中的海伦看似过于严肃而倔强,却道德高尚,勇敢大胆而清醒务实。这两个女性形象的相继出现,正是安妮·勃朗特女权意识发展轨迹的写实,反映了女权运动从争取男女平等到奋起反抗的发展思路,开创了女性反击父权制社会,争取自由的先河。
参考文献
[1] 安妮·勃朗特.阿格尼斯·格雷[M].薛鸿时,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4.
[2] 安妮·勃朗特.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M].赵慧珍,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3] 赵国新.情感结构[J].外国文学,2002(5).
[4] 陈文.勃朗特三姐妹的女性独立意识[J].巢湖学院学报,2007.9(6).
[5] 赵慧珍.简论安妮·勃朗特及其代表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J].兰州:社科纵横,1997(2).
关键词安妮·勃朗特 女权意识 女性书写 发展
中图分类号:I561.44文献标识码:A
十九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的全盛时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海外版图扩大,处处彰显“日不落帝国”的盛世。然而,以男性霸权地位为社会和家庭的中心的社会体制留给女性的空间却仍然十分狭小,中下阶层的女性依然没有社会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职位可供她们选择;在婚姻中她们也仍然处于劣势,只是被选择的对象。随着勃朗特三姐妹小说《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斯·格雷》的同时问世以及她们三姐妹的相继闻名,女权运动的帷幕拉开了,女性迈出争取话语权的步伐。
勃朗特姐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正是男尊女卑、等级制度森严的年代,资本主义快速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贫困加重;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英国殖民主义扩张不只影响了它的殖民地,给英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给英国人造成了难以磨灭的精神创伤。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和法国文化中,到处隐含着帝国经验,尤以英国小说为甚。即便小说家本人并无海外活动经历,可是在帝国意识形态氛围下,他们的作品也渗入了殖民主义思想,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赞同海外扩张的舆论。即使像勃朗特姐妹那样活动在狭小生活空间的女性作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大英帝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尽管《简爱》与《呼啸山庄》书写了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小说中强烈的殖民主义气息却深深地影响了作品的人物性格,改变了人物的命运。例如,被关在阁楼上的疯子伯莎·梅森成为疯女人的典型代表;罗切斯特和希斯克利夫则一改传统英国文学中绅士风范的男性形象,成为恶魔般化身:一个是堕落的殖民者,另一个是种族歧视压迫下的复仇者。
与两位姐姐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和神秘色彩的作品相比,安妮·勃朗特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张如实地描写生活,她的小说风格朴素淡雅,真挚自然。安妮·勃朗特先后有过两次做女家庭教师的经历,这在她的两部作品中都有所反映。第一次是1839年到米尔菲尔德的英汉姆家任教,时间较短,第二次是1841至1845年间,在梭普格林的罗宾逊家任教,这两次共为时将近五年的家庭教师的工作经历为安妮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
对女家庭教师来说,现实尤其残酷,因为她们高于流俗,不同于一般的女性。面对等级森严的市侩社会,除了高贵的人格和不屈的尊严,她们一无所有。心智与现实的差距,高贵和低下的错位,使她们注定比一般穷人家姑娘要忍受更多的痛苦——智慧的痛苦,精神的痛苦。屈辱的生活激起了她们强烈的愤怒之情,她们要的是女性精神上的平等、自由、独立,也就是要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对女性自身而言,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独立并不等于人格上的独立,女性必须在精神上做到自爱、自立、自强、自尊,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她们可以说是最早的职业女性,具有现代女性独立意识,至少在小说中她们要冲破社会的桎梏。安妮·勃朗特以一种具备了女性独有的文化性别价值的立场对女性生活进行思考,带着消除性别歧视与结束性别压迫的写作使命进行女性写作。随着女作家的文化性别意识的不断增强,性别价值的逐步明朗坚定,对妇女生活的思考也将更加深入,其对男权文化中心的反抗、颠覆也将更为自觉。
《阿格尼斯·格雷》是安妮·勃朗特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也正是以安妮·勃朗特的家庭教师经历为素材,描述了一个牧师家庭出身,自幼受人宠爱的娇弱英国少女格雷因家道中落被迫外出工作,担任富人家的家庭教师的经历,具有很强的自传性。阿格尼斯虽出身清贫的牧师家庭,但自小受到亲人们的精心呵护和教育。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她精通音乐、唱歌、绘画、法文、拉丁文和德文;她虔诚地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关爱、帮助那些需要的穷人;她看似平凡而普通,但在原则问题上,不畏权贵,坚持正确的立场。作为安妮·勃朗特的代言人,阿格尼斯用自己单薄的身躯和微弱的声音坚定地劝诫世人,在故事开篇就讲“所有的真实故事中都蕴藏着有益的教诲与财富”,告诫人们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以良好的道德标准衡量人和事物,更要用真诚和善良去帮助别人。在《阿格尼斯·格雷》中,乡绅默里家的大小姐罗莉莎·默里与阿格尼斯正直、善良形象形成对比。自小在父母金钱至上、享乐至上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她把财富、地位看得比自己的终身幸福还重要,一心要做爵士夫人,做阿许比庄园的女主人,在明知对方道德品质低下,就是“一头畜牲”的情况下,还是甘心情愿地嫁给了阿许比爵士。她认为:“做丈夫的应该使妻子快乐,而不是做妻子的应该使丈夫快乐。”然而婚后的阿许比爵士照旧赌博,酗酒,玩弄女戏子,事实证明,罗莉莎成为了没有感情基础婚姻的真正牺牲品。阿格尼斯作为罗莉莎的家庭教师一直推心置腹地劝说她,希望她能认真对待爱情和婚姻,罗莉莎也只是当作耳旁风,等到她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身份、地位,却发现自己身边竟然没有一个真心朋友,而且是以自己的生命、健康、美貌为代价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安妮·勃朗特认为理想的婚姻、家庭要建立在共同的志向、兴趣和道德标准基础上,这在阿格尼斯的母亲的形象上也有所体现。阿格尼斯的母亲出身于富裕的乡绅家庭,属于有身份有地位的有钱人家小姐。她为了爱情违背父亲的意愿,情愿放弃“马车、侍女和贵夫人拥有的豪华用品”而嫁给了一个穷牧师。在家庭遭遇困境的时候,她没有消极坐等,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安慰丈夫鼓励孩子并积极地操持家务。丈夫因故去世后也没有颓废沮丧,更不愿接受父亲“仁慈的恩惠”:只要对当年无视他的忠告嫁给一个穷牧师“早就懊悔”并承认错误,就能恢复她乡绅家小姐的身份地位,还能带给阿格尼斯姐妹俩一定的财产继承权。她要凭自己的能力开办学校,发挥自己的才能。从母亲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身受贫困折磨,却又自强、自立,顽强不屈的女性。《阿格尼斯·格雷》塑造的一系列传统女性的形象,反映了“女权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强调精神上与“男权”相等的“女权”。
如果说《阿格尼斯·格雷》中的女性力量相对柔弱,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不够强烈的话,安妮·勃朗特在1848年出版的第二部作品《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以下简称《房客》)中塑造的女性海伦的反击就显得格外坚决而积极。
《房客》的素材主要取材于安妮第二次在梭普格林的罗宾逊家任家庭教师的经历,在此期间安妮不仅自己勤奋工作,而且为自己的哥哥勃兰威尔也争取到工作的机会。勃兰威尔是勃朗特家唯一的男孩,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希望他能谋到体面的工作,体面地生活。然而这个在家备受娇宠的男孩成年后好色、嗜赌、贪杯、吸毒,难以自拔。来到罗宾逊家工作以后仍然不争气,竟与罗宾逊太太暗中有染,事情败露后,安妮于1845年6月离开罗宾逊家,勃兰威尔也于一个月后被辞退。之后,这位兄长在霍沃斯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三年,仍然不思悔过,酗酒,抽鸦片,1848年死于亳无节制的放荡生活。安妮在《房客》的《再版序》中写道:“我写这部小说的目的既不是只供读者消遣,也不是为满足自己的爱好,更不是想讨好公众,受到舆论赞扬。我只希望讲真话,因为对容得下真话的人来说,真话自有真话的道德意义。”其中涉及的道德主题就是安妮对哥哥生活轨迹的思考。
《房客》采用书信体和日记体的叙述模式,讲述海伦的悲剧的爱情婚姻生活,真实地展示了一见钟情式的婚姻所具有的危险性。海伦从小失去母亲,由富有的姨妈抚养长大,她品貌出众,气质高雅,多才多艺,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大家闺秀。在一年一度的社交季上,海伦与英俊富有的花花公子亨廷顿一见钟情。虽然知道亨廷顿除了长相好,脾气好之外,几乎一无是处,深信《圣经》中末日审判的海伦一心要挽救亨廷顿,拯救他的灵魂,于是不顾姨妈的劝告执意嫁给他。然而婚后不久,二人便因道德标准的分歧而发生争吵。亨廷顿津津乐道地给海伦讲他过去与有夫之妇私通的情景,这种有辱女性人格的做法激起了海伦的义愤,当晚她把丈夫关在了房外。这种对丈夫的反抗是最早的女权意识的觉醒,这样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弱女子为维护自身尊严而萌发这样微弱的反抗意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亨廷顿不以与有夫之妇私通为耻,反引以为荣,后来发展到与安娜贝拉私通。当海伦发现他与安娜贝拉关系暧昧时,享廷顿引经据典地为他的不道德行为辩解,认为女人忠于丈夫是天性所致,男人的爱情“总比女人们流动些”,丈夫应多有些自由,在感情的忠诚上男女理应不平等。在父权制的社会中,男性的性活动人们通常给予正面的评价,作为其财富、地位、活力的象征,认为男性的性活动越多越好,而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其性活动、性经验越少越好。这明显是对男性霸主地位的维护,然而这种观念在人类的社会文化历史上一直没有受到强烈的质疑。而海伦则旗帜鲜明地要求夫妻对感情应当同等忠诚,“你和我调换一下想想,我要是这么做,你会认为我爱着你吗?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会相信我的辩解吗?你会尊敬我,信任我吗?”这种要求女性和男性平等的意识是女权运动初级阶段的特点,反映出安妮·勃朗特不自觉的女权主义意识。这同时也反映出男女在爱情道德观上的差异,亨廷顿爱海伦,但是他又无法放弃婚前放浪形骸的生活,把所有的爱情都寄托在海伦一个人身上。在男权集中的时代看似正常的情形对于海伦这样的新女性来说就是道德沦丧,就是不能容忍的。
热爱丈夫的海伦一心一意想要挽救丈夫,对亨廷顿反复劝谏没有结果。于是海伦在拿到丈夫与安娜贝拉私通的第一手证据后,便提出分手。亨廷顿处于财产的考虑拒绝了离婚的要求。此时海伦已经怀有孩子,只能断然中止了与亨廷顿的夫妻之情,只对他尽责尽义。孩子长大后在教育问题上两人产生更大的分歧,更要同她争夺孩子,她才下决心带着儿子一起离家出走。海伦敢于反抗父权制社会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道德标准,要求丈夫和自己一样彼此保持忠诚;发现丈夫的背叛后,勇敢地同丈夫决裂离家出走,这在一个妻子和婚生子女被视为丈夫私有财产的旧时代,完全是女权意识强烈的新女性才能有的,海伦的出走是文学上最早将女权意识付诸于实践的自觉行为,也是对父权制社会最有力的反击。然而海伦成功地离家出走并不仅仅是纸上谈兵,而是她深思熟虑、周密计划的结果。当她下决心携子出走时,她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状况:没有财产,也不愿投靠亲戚,免得别人分担自己的痛苦和困难,惟一的出路是自强自立,自谋生计。于是她苦练画技,以画画谋生,又说服弟弟收拾老家废弃的怀尔德菲尔山庄,供暂且避难之用。而且在丈夫发现其逃走企图并对她实行经济制裁后,仍能沉住气,争取到老女仆雷切尔的同行和其他仆人的协助,妥善安排才得以成功。海伦既有道德理想,又有敢于反抗的女权精神,同时还具备清醒务实的理性头脑,是安妮·勃朗特塑造出的自强自立的理想女性,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代也同样具有新女性的特质。
海伦的新女性不仅体现在她的“走”,更新在她的“回”。在海伦离家出走期间,她遇到了真诚善良、品行(下转第116页)(上接第114页)正直的马卡姆,虽然能大胆与他相爱,却又严守已婚妇女的道德,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并不与他私通。当海伦得知丈夫病重,不久于人世时,又果断地回到他身边,服侍他直至最后,在名分尚存的丈夫痛苦时尽到妻子的责任,做拯救他灵魂的最后努力,劝其悔过。海伦与亨廷顿的爱情是失败的,而她却赢得了崇高的道德,赢得了读者们的尊敬和喜爱。
《阿格尼斯·格雷》中的阿格尼斯柔弱斯文,少言寡语,性格却坚强柔韧,不屈不挠;《房客》中的海伦看似过于严肃而倔强,却道德高尚,勇敢大胆而清醒务实。这两个女性形象的相继出现,正是安妮·勃朗特女权意识发展轨迹的写实,反映了女权运动从争取男女平等到奋起反抗的发展思路,开创了女性反击父权制社会,争取自由的先河。
参考文献
[1] 安妮·勃朗特.阿格尼斯·格雷[M].薛鸿时,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4.
[2] 安妮·勃朗特.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M].赵慧珍,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3] 赵国新.情感结构[J].外国文学,2002(5).
[4] 陈文.勃朗特三姐妹的女性独立意识[J].巢湖学院学报,2007.9(6).
[5] 赵慧珍.简论安妮·勃朗特及其代表作《怀尔德菲尔山庄的房客》[J].兰州:社科纵横,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