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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到1945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然而，一直以来，没有一份直接资料可以证明中国战场上的毒气弹就是日军所用。直到今年8月，首份日军在华毒气战的战斗报告公文资料集重见天日，这一现状终被打破。
74年前的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31年到1945年的漫长岁月里，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包括在中国的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弹作战的罪恶行径。
然而，一直以来，没有一份直接资料可以证明这些中国战场上的毒气弹就是日軍所用，由日军自己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上使用毒气弹的相关资料更是空白。直到今年8月，首份日军在华毒气战的战斗报告公文资料集重见天日，这一现状终被打破。
日军毒气战一手资料重见天日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82周年纪念日。这天深夜，日本共同社发出了一条消息——日本历史研究专家松野诚也得到了由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作战的一手资料。
虽然已是深夜，但消息一出，仍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媒体关注。常驻东京的《环球》杂志记者随即发出消息——《日媒公布侵华日军使用毒气证据》。这条消息先后被中国380家媒体使用。
日本地方媒体也立刻给予关注。7月8日清晨，日本《东京新闻》《京都新闻》《山口新闻》等报纸均刊载了共同社的这篇稿件，很多报纸还将此稿放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其中，《东京新闻》还在消息中增加了历史背景信息，称日本曾在广岛的大久野岛设立毒气生产基地，将毒气运到福冈县后灌装入炮弹再运往中国战场。
8月26日，《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出版发行。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份由侵华日军自己记录的，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作战的战斗报告公文资料集。
这本资料集不仅包含了侵华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自己记录的1938至1939年，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进行作战的战斗报告的影印版，还包含了下达使用致死性极高的糜烂性毒气命令的军事公文、对日军士兵进行毒气战教育培训的相关资料等。
松野诚也介绍，日军迫击第五大队是作为毒气部队派到中国战场的。1937年8月12日，迫击第五大队从大连港登陆，进入中国。这支大队设有一个大队总部，下属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又有3个小队，共有963名士兵。武器装备方面共配备了36门九四型轻迫击炮。而这些迫击炮里装入的是“喷嚏弹”和糜烂性毒气弹。
为了严格保密，侵华日军将装有可令皮肤发生溃烂的糜烂性毒气的弹药称为“黄弹”;将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喷嚏弹”称为“红弹”;将装有剧毒氰化氢的弹药称为“茶弹”;将催泪弹称为“绿弹”。
松野诚也这样描述：“红弹”爆炸时，其内部的毒气也随之出来，可以让人呕吐，呼吸困难，从而失去战斗能力。如果是密闭环境下吸入高浓度“红弹”毒气的话，可以导致死亡。“黄弹”爆炸后，会形成水滴，滴到皮肤上会生成大量水泡，从而失去战斗能力，重症情况下会死亡。
在《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中记录的7月17、18日的两场战斗中，日军就使用了231枚“红弹”以及48枚“黄弹”。
作战完毕后，日军在《战斗详报》末尾附上了《本次作战期间使用甲号资材的使用情况》的说明文件。日军记录称，本大队是第一次使用“黄弹”，由二中队伺敌军最合适时机发射了48枚“黄弹”，效果甚好。但由于是雨季，因此效果还没有发挥到最大，如果天气状况等条件具备的话，效果一定更加显著。
载仁亲王：侵华毒气战重要责任人
松野诚也表示，此前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昭和天皇的幕僚长，也就是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是日军在华实施毒气战的幕后总指挥。
载仁亲王是日本昭和天皇的皇叔，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更是暗杀张作霖以及侵略中国东北的幕后策划者。1931至1940年，载仁亲王担任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掌握指挥大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而当时的日本军队分为陆军和海军，没有直接的空军，因此攻打陆地的航空部队也归陆军管。
松野诚也介绍说，根据此前的研究显示，载仁亲王分别于1937年7月下达在华使用“绿弹”、1938年4月下达使用“红弹”、1939年5月下达使用“黄弹”的命令。但此前的研究虽然看到了命令文件，但毒气战具体在哪里打的还不清楚。
根据松野诚也发现的《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记载，1939年5月13日，载仁亲王下达《大陆指第四百五十二号》命令，命令在中国华北作战的北支那方面军司令杉山，在占领区作战时使用“黄弹”等特殊资材，并研究其作战价值。命令还指出，一定要采取各种保密措施，绝对不能出现第三国国家的伤者，（中国）当地老百姓被害是没办法的。要在山西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先以实验研究为目的，用最小的弹药进行实施，注意不要用飞机撒毒气弹雨。
所谓的“第三国国家”，应该是指欧美国家。日本在明明知道毒气弹使用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依然在中国实施毒气战，连无辜的老百姓也不放过。
松野诚也指出，从参谋总长的命令到参谋本部作战课再到一线部队，日军毒气部队就是基于这个命令的方针来有组织地进行毒气战的。
记录的罪行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晋东作战仅仅是迫击第五大队在华实施的一场小战役。据松野诚也研究考证，同一时期，除了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还有日本的第三飞行集团（侵华日军的集团编制级别大致相当于师团一级，有骑兵集团和飞行集团）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中国使用“黄弹”。
松野诚也表示，《晋东作战战斗详报》在最后的“过失、将来的参考”一栏中记录到，在山岳地带的战斗中使用“红弹”应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报告了首次使用“黄弹”威力很大，效果甚好。尤其是对于当时没有任何毒气防护工具的中国士兵来说，杀伤力无疑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次在晋东实施的毒气战，是被作为“黄弹”的实验而进行的。这份实验报告随后也提交给了日本的上级部队，而这份报告应该与日后日军更大规模使用毒气弹是有直接关联的。
松野诚也解释说，事实上，载仁亲王在1940年7月23日下达的《大陆指第六百九十号》命令，指出：除了不能用飞机散布“黄弹”外，所有被派到中国战场的全体陆军，均可以全面使用包括“黄弹”在内的毒气弹。这样一来，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的毒气战进一步升级。
此次松野诚也发现的一手资料，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诡辩，是日本“制造毒气弹-下达使用命令-战场使用-（中国军人、百姓）被害”这一完整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在评价该资料时称，这是展现日军使用毒气弹作战的决定性史实资料，对推动整个侵华战争的研究，都是极为珍贵、重要的。（《环球》第18期）
74年前的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1931年到1945年的漫长岁月里，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包括在中国的战场上大量使用毒气弹作战的罪恶行径。
然而，一直以来，没有一份直接资料可以证明这些中国战场上的毒气弹就是日軍所用，由日军自己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上使用毒气弹的相关资料更是空白。直到今年8月，首份日军在华毒气战的战斗报告公文资料集重见天日，这一现状终被打破。
日军毒气战一手资料重见天日
今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82周年纪念日。这天深夜，日本共同社发出了一条消息——日本历史研究专家松野诚也得到了由侵华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记录的，在中国战场使用毒气作战的一手资料。
虽然已是深夜，但消息一出，仍如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媒体关注。常驻东京的《环球》杂志记者随即发出消息——《日媒公布侵华日军使用毒气证据》。这条消息先后被中国380家媒体使用。
日本地方媒体也立刻给予关注。7月8日清晨，日本《东京新闻》《京都新闻》《山口新闻》等报纸均刊载了共同社的这篇稿件，很多报纸还将此稿放在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其中，《东京新闻》还在消息中增加了历史背景信息，称日本曾在广岛的大久野岛设立毒气生产基地，将毒气运到福冈县后灌装入炮弹再运往中国战场。
8月26日，《迫击第五大队毒气战相关资料》出版发行。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份由侵华日军自己记录的，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作战的战斗报告公文资料集。
这本资料集不仅包含了侵华日军毒气部队——迫击第五大队自己记录的1938至1939年，在中国多地使用毒气进行作战的战斗报告的影印版，还包含了下达使用致死性极高的糜烂性毒气命令的军事公文、对日军士兵进行毒气战教育培训的相关资料等。
松野诚也介绍，日军迫击第五大队是作为毒气部队派到中国战场的。1937年8月12日，迫击第五大队从大连港登陆，进入中国。这支大队设有一个大队总部，下属3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又有3个小队，共有963名士兵。武器装备方面共配备了36门九四型轻迫击炮。而这些迫击炮里装入的是“喷嚏弹”和糜烂性毒气弹。
为了严格保密，侵华日军将装有可令皮肤发生溃烂的糜烂性毒气的弹药称为“黄弹”;将可强烈刺激呼吸器官的“喷嚏弹”称为“红弹”;将装有剧毒氰化氢的弹药称为“茶弹”;将催泪弹称为“绿弹”。
松野诚也这样描述：“红弹”爆炸时，其内部的毒气也随之出来，可以让人呕吐，呼吸困难，从而失去战斗能力。如果是密闭环境下吸入高浓度“红弹”毒气的话，可以导致死亡。“黄弹”爆炸后，会形成水滴，滴到皮肤上会生成大量水泡，从而失去战斗能力，重症情况下会死亡。
在《晋东作战战斗详报》中记录的7月17、18日的两场战斗中，日军就使用了231枚“红弹”以及48枚“黄弹”。
作战完毕后，日军在《战斗详报》末尾附上了《本次作战期间使用甲号资材的使用情况》的说明文件。日军记录称，本大队是第一次使用“黄弹”，由二中队伺敌军最合适时机发射了48枚“黄弹”，效果甚好。但由于是雨季，因此效果还没有发挥到最大，如果天气状况等条件具备的话，效果一定更加显著。
载仁亲王：侵华毒气战重要责任人
松野诚也表示，此前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昭和天皇的幕僚长，也就是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是日军在华实施毒气战的幕后总指挥。
载仁亲王是日本昭和天皇的皇叔，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更是暗杀张作霖以及侵略中国东北的幕后策划者。1931至1940年，载仁亲王担任日军陆军参谋总长，掌握指挥大权，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负有重要责任。而当时的日本军队分为陆军和海军，没有直接的空军，因此攻打陆地的航空部队也归陆军管。
松野诚也介绍说，根据此前的研究显示，载仁亲王分别于1937年7月下达在华使用“绿弹”、1938年4月下达使用“红弹”、1939年5月下达使用“黄弹”的命令。但此前的研究虽然看到了命令文件，但毒气战具体在哪里打的还不清楚。
根据松野诚也发现的《晋东作战战斗详报》记载，1939年5月13日，载仁亲王下达《大陆指第四百五十二号》命令，命令在中国华北作战的北支那方面军司令杉山，在占领区作战时使用“黄弹”等特殊资材，并研究其作战价值。命令还指出，一定要采取各种保密措施，绝对不能出现第三国国家的伤者，（中国）当地老百姓被害是没办法的。要在山西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先以实验研究为目的，用最小的弹药进行实施，注意不要用飞机撒毒气弹雨。
所谓的“第三国国家”，应该是指欧美国家。日本在明明知道毒气弹使用违反国际法的前提下，依然在中国实施毒气战，连无辜的老百姓也不放过。
松野诚也指出，从参谋总长的命令到参谋本部作战课再到一线部队，日军毒气部队就是基于这个命令的方针来有组织地进行毒气战的。
记录的罪行只是冰山一角
然而，晋东作战仅仅是迫击第五大队在华实施的一场小战役。据松野诚也研究考证，同一时期，除了日军迫击第五大队，还有日本的第三飞行集团（侵华日军的集团编制级别大致相当于师团一级，有骑兵集团和飞行集团）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中国使用“黄弹”。
松野诚也表示，《晋东作战战斗详报》在最后的“过失、将来的参考”一栏中记录到，在山岳地带的战斗中使用“红弹”应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报告了首次使用“黄弹”威力很大，效果甚好。尤其是对于当时没有任何毒气防护工具的中国士兵来说，杀伤力无疑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这次在晋东实施的毒气战，是被作为“黄弹”的实验而进行的。这份实验报告随后也提交给了日本的上级部队，而这份报告应该与日后日军更大规模使用毒气弹是有直接关联的。
松野诚也解释说，事实上，载仁亲王在1940年7月23日下达的《大陆指第六百九十号》命令，指出：除了不能用飞机散布“黄弹”外，所有被派到中国战场的全体陆军，均可以全面使用包括“黄弹”在内的毒气弹。这样一来，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的毒气战进一步升级。
此次松野诚也发现的一手资料，粉碎了日本右翼势力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诡辩，是日本“制造毒气弹-下达使用命令-战场使用-（中国军人、百姓）被害”这一完整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
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山田朗在评价该资料时称，这是展现日军使用毒气弹作战的决定性史实资料，对推动整个侵华战争的研究，都是极为珍贵、重要的。（《环球》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