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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欧美债务危机的跌宕起伏，激化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全球大讨论，2012冬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转型：寻找新模式”的主题下更是发出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追问。其实资本主义经济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全面性的危机以来，每隔若干年就要周期性重演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将全球推向了大萧条，而此次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如果延续下去，也差可与之媲美。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因此经济危机没有看客。
经济虚拟之过度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在使华尔街众多百年老店迅速消失的同时，也让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与泛滥的境况浮出水面。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表面繁荣的金融衍生市场成为一个过度杠杆化和没有实体经济基础支撑的危机市场，揭示了美国寅吃卯粮消费模式背后巨大的信用链条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虚拟化，应该说从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就已经开始了。在此之前，股市、债市、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外汇市场虽然虚拟性质不变，但其规模和相互关系尚未发展到“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新功能的整体经济领域的地步。
此后，在金融自由化、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态势日益显著。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全球衍生品市场保持着迅猛发展的势头，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呈现“倒金字塔”的状态。数据显示，1998年，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衍生品对应的基础资产的金额）存量为80.3万亿美元，总市值（衍生品交易的实际市场价值）为3.23万亿美元。而到2007年末，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为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到2008年上半年为止，全球衍生品的名义价值进一步增加到766万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新高。在此背后的玄机是，美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消费甚至透支消费，欧洲人则习惯于在不堪重负的财政压力下依然享受着高社会福利。而随着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欧美金融“去杠杆化”不得不进入难熬的漫漫长夜。
经济虚拟化过度发展与全球化下资本控制放松密切相连。全球化时代，因为引入了竞争，国家对资本的节制作用下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政客很多时候也成了资本的服务生。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获取利润是资本唯一的驱动力，哪里有利润，哪里利润更大，资本就流向哪里。而现实中虚拟经济暴利和实体经济惨淡的对比，令资本纷纷涌到何处一目了然。尽管经济虚拟化可以制造出空前庞大的虚拟财富体系，也可以让人们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印象，但过度的经济虚拟化犹如“洪水猛兽”，其和实体经济的距离越来越远，陷入过度自我循环的怪圈中，会助长经济泡沫的肆虐疯狂，最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
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让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进行反思与醒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为本，虚实并举，两者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才能良性互动发展，否则只能是扭曲资源配置方式，加剧经济失衡。
“一规两制”之尴尬
市场经济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其实质是强调企业或个人参与市场和获取资源的平等竞争，也即大家都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一规两制”指的是在同一个市场经济规则下，不同国家或不同团体却没有按照约定的规则出牌，造成市场规则无形中被破坏。简言之即同一个规则，不同的约束。在经济繁荣时，“一规两制”的后果不容易显现出来，但在经济衰退下，“一规两制”之尴尬却日趋明显。从本轮经济危机来看，“一规两制”之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不同团体的规则约束却不同，突出表现是不少“大到不能倒”公司出现的不合理局面；二是不同国家之间，对不同规则的遵循不同，典型的例子是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屡屡发生财政赤字超标的现象。
金融海啸来袭，催生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这一热词，“大到不能倒”的底线颠覆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暴露了同一市场下按不同游戏规则运营的机构，也让政府干预这只有形之手不得不发力托起这些巨无霸，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它们脱离困境，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的固有法则被破坏。例如，金融危机下的美国政府投入了上万亿美元拯救花旗银行、AIG、美林、高盛等金融机构，尽管“大到不能倒”是对这些巨无霸的讽刺，但这些“大到不能倒”公司却并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埋单，它们到底又凭什么“大到不能倒”呢？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言辞曾如此无奈：“因为讨论AIG的事情，我几次摔掉电话。我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民对AIG的事情感到愤怒，因為这绝对是不公平的，纳税人要用自己的钱支持一家逃避监管肆意赌博的企业。但我们别无选择，否则受波及的不仅是金融体系而是整个美国经济。”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大到不能倒”企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影响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也将波及全球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
欧洲债务危机的风雨飘摇，凸显的是其成员国政府财政赤字红线的一次次被突破。10年多前，欧元区成立的时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对加入欧元区国家的基本要求，其中有条财政方面的“红线”，即加入国家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但现实中，近年来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却屡屡发生财赤超标的现象。而这些违反财政纪律的国家，在债务危机中很大程度上又波及或拖累着其他国家，自身却并不需要承担主权债务危机的外部不经济，反而形成一种“债务在拖延中膨胀，经济在救助中徘徊”的尴尬局面。从希腊的发端，到“欧猪五国”的扩散，再到整个欧元区债务的阴霾密布，纵然欧盟成员国现在意识到了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欧洲债务危机基本上进入一个“死结”，救起来困难重重，不救后果不堪设想，而其没有遵循财政赤字规则的背后，是欧元区建立在有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的基础上。
全球化下的欧美经济“四面楚歌”，IMF也发出“如果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世界经济将进入衰退”的警示，欧元区在寒风中等待救援，中国更一度成为全球热盼的欧洲救助者。
发展模式之交锋
10多年前，美联储当时的主席格林斯潘曾断言，亚洲将会意识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采行的市场资本主义是更为优越的模式”，然而本轮危机打破了这一论断，暴露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也生病了，更让人们对资本主义模式充斥着空前怀疑。特别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中的率先复苏，各经济体发展模式之交锋更是暗流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模式之优劣比拼。不管是美国模式还是北欧模式，似乎都出了问题，哪里还能找到好的资本主义呢？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之较量，即自由市场VS政府干预，经济危机下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站上了前台，而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却有点退居二线的味道。
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模式之优劣比拼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模式和北欧模式。美国长期以来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最好的政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迅速成长。美国模式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政府很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经济。基于此，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双赤字（财政、国际收支）、过度消费”的特征。然而，经济危机之下，美国金融体系的几近崩塌让美国模式的辉煌形象受到了严重质疑，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信用趋于削弱，美国主权评级也遭遇下调，山姆大叔褪去了头顶长达94年的3A信用光环。
而别具一格的北欧式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高福利都是世界闻名的。不过3年多前冰岛在金融危机下遭遇国家破产的重创，终于让北欧模式也开始惊醒。可见，美国模式也好，北欧模式也罢，似乎都难以再找到最优资本主义的仙境，不管是占领华尔街，还是横扫欧洲的抗议示威活动，无不映射着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模式之诸多弊病。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之较量突出表现为自由市场VS政府干预。本轮经济危机打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神话，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绝于耳，而各国政府干预升级悄然拉开帷幕，凯恩斯主义盛行的中国模式更是有点越来越吃香。诚然，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过去很长时期中的成功，与“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有关，但成也自由，败也自由，对市场经济的极端放任，最终酿成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这也难怪向来作为资本主义最热切拥护者的美国人，目前也仅有50%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则不然。
而在金融危机之下，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步”出台，迷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让GDP数字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十分炫丽，但政府干预并非什么灵丹妙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正在放缓脚步，而与之相应的各种强势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形成链网式格局并阻碍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
自由市场VS政府干预揭示的问题是，市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干预的边界在哪里？经济危机难道要终结市场自由吗？其实，凯恩斯主义再次横空出世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的失败，相反，自由市场仍是全球化时代永恒的准则。就释放個人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之媲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尽管政府干预在经济复苏初期比自由市场看起来更为有效，但长期而言，市场还是应该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毕竟，自由市场给出了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的基准，其本质是提供具有普世价值的公平竞争和民主正义！而政府干预往往意味着权力与资本结合并导致腐败，侵害了作为市场经济要义的公平竞争秩序，这当然是难以持续的。
总体来看，虚拟经济之过度、“一规两制”之尴尬、发展模式之交锋，凸显的是全球经济危机之下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而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的大辩论，实际上是争议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未来究竟何在。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在全球经济危机下遭遇重创，资本主义模式在经济领域也需要自我否定，但资本主义不会终结，自由市场也不会退场，因为历史巨轮选择了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竞争的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与资本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会大大拓展资本主义扩张的空间和稳固自由市场发展的基石。
经济虚拟之过度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在使华尔街众多百年老店迅速消失的同时，也让国际金融衍生品的过度膨胀与泛滥的境况浮出水面。虚拟经济的过度扩张，使得表面繁荣的金融衍生市场成为一个过度杠杆化和没有实体经济基础支撑的危机市场，揭示了美国寅吃卯粮消费模式背后巨大的信用链条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体的虚拟化，应该说从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就已经开始了。在此之前，股市、债市、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外汇市场虽然虚拟性质不变，但其规模和相互关系尚未发展到“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新功能的整体经济领域的地步。
此后，在金融自由化、信息技术和金融创新的推动下，金融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虚拟化的发展态势日益显著。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0年，全球衍生品市场保持着迅猛发展的势头，并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呈现“倒金字塔”的状态。数据显示，1998年，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衍生品对应的基础资产的金额）存量为80.3万亿美元，总市值（衍生品交易的实际市场价值）为3.23万亿美元。而到2007年末，全球衍生品名义价值为630万亿美元，为同年全球GDP总量的11.81倍。到2008年上半年为止，全球衍生品的名义价值进一步增加到766万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新高。在此背后的玄机是，美国经济长期以来过度消费甚至透支消费，欧洲人则习惯于在不堪重负的财政压力下依然享受着高社会福利。而随着虚拟经济泡沫的破灭，欧美金融“去杠杆化”不得不进入难熬的漫漫长夜。
经济虚拟化过度发展与全球化下资本控制放松密切相连。全球化时代，因为引入了竞争，国家对资本的节制作用下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政客很多时候也成了资本的服务生。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获取利润是资本唯一的驱动力，哪里有利润，哪里利润更大，资本就流向哪里。而现实中虚拟经济暴利和实体经济惨淡的对比，令资本纷纷涌到何处一目了然。尽管经济虚拟化可以制造出空前庞大的虚拟财富体系，也可以让人们在金融市场上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印象，但过度的经济虚拟化犹如“洪水猛兽”，其和实体经济的距离越来越远，陷入过度自我循环的怪圈中，会助长经济泡沫的肆虐疯狂，最终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日益空心化。
来势凶猛的金融风暴，让陷入危机的资本主义进行反思与醒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实为本，虚实并举，两者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才能良性互动发展，否则只能是扭曲资源配置方式，加剧经济失衡。
“一规两制”之尴尬
市场经济是一种很好的制度，其实质是强调企业或个人参与市场和获取资源的平等竞争，也即大家都要遵守共同的游戏规则。“一规两制”指的是在同一个市场经济规则下，不同国家或不同团体却没有按照约定的规则出牌，造成市场规则无形中被破坏。简言之即同一个规则，不同的约束。在经济繁荣时，“一规两制”的后果不容易显现出来，但在经济衰退下，“一规两制”之尴尬却日趋明显。从本轮经济危机来看，“一规两制”之尴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市场，不同团体的规则约束却不同，突出表现是不少“大到不能倒”公司出现的不合理局面；二是不同国家之间，对不同规则的遵循不同，典型的例子是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屡屡发生财政赤字超标的现象。
金融海啸来袭，催生了“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这一热词，“大到不能倒”的底线颠覆了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暴露了同一市场下按不同游戏规则运营的机构，也让政府干预这只有形之手不得不发力托起这些巨无霸，用纳税人的钱去帮助它们脱离困境，而亏损者必须承担后果的固有法则被破坏。例如，金融危机下的美国政府投入了上万亿美元拯救花旗银行、AIG、美林、高盛等金融机构，尽管“大到不能倒”是对这些巨无霸的讽刺，但这些“大到不能倒”公司却并不需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埋单，它们到底又凭什么“大到不能倒”呢？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言辞曾如此无奈：“因为讨论AIG的事情，我几次摔掉电话。我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民对AIG的事情感到愤怒，因為这绝对是不公平的，纳税人要用自己的钱支持一家逃避监管肆意赌博的企业。但我们别无选择，否则受波及的不仅是金融体系而是整个美国经济。”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大到不能倒”企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影响着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也将波及全球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发展。
欧洲债务危机的风雨飘摇，凸显的是其成员国政府财政赤字红线的一次次被突破。10年多前，欧元区成立的时候，《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对加入欧元区国家的基本要求，其中有条财政方面的“红线”，即加入国家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3%。但现实中，近年来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却屡屡发生财赤超标的现象。而这些违反财政纪律的国家，在债务危机中很大程度上又波及或拖累着其他国家，自身却并不需要承担主权债务危机的外部不经济，反而形成一种“债务在拖延中膨胀，经济在救助中徘徊”的尴尬局面。从希腊的发端，到“欧猪五国”的扩散，再到整个欧元区债务的阴霾密布，纵然欧盟成员国现在意识到了债务问题的严重性，但欧洲债务危机基本上进入一个“死结”，救起来困难重重，不救后果不堪设想，而其没有遵循财政赤字规则的背后，是欧元区建立在有统一货币却无统一财政的基础上。
全球化下的欧美经济“四面楚歌”，IMF也发出“如果欧债危机持续恶化，世界经济将进入衰退”的警示，欧元区在寒风中等待救援，中国更一度成为全球热盼的欧洲救助者。
发展模式之交锋
10多年前，美联储当时的主席格林斯潘曾断言，亚洲将会意识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所采行的市场资本主义是更为优越的模式”，然而本轮危机打破了这一论断，暴露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也生病了，更让人们对资本主义模式充斥着空前怀疑。特别是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危机中的率先复苏，各经济体发展模式之交锋更是暗流涌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模式之优劣比拼。不管是美国模式还是北欧模式，似乎都出了问题，哪里还能找到好的资本主义呢？二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之较量，即自由市场VS政府干预，经济危机下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站上了前台，而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却有点退居二线的味道。
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模式之优劣比拼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模式和北欧模式。美国长期以来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是最好的政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迅速成长。美国模式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主要靠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政府很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经济。基于此，美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双赤字（财政、国际收支）、过度消费”的特征。然而，经济危机之下，美国金融体系的几近崩塌让美国模式的辉煌形象受到了严重质疑，长期处于霸主地位的美元信用趋于削弱，美国主权评级也遭遇下调，山姆大叔褪去了头顶长达94年的3A信用光环。
而别具一格的北欧式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建立在高税收基础上、“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丹麦、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的高福利都是世界闻名的。不过3年多前冰岛在金融危机下遭遇国家破产的重创，终于让北欧模式也开始惊醒。可见，美国模式也好，北欧模式也罢，似乎都难以再找到最优资本主义的仙境，不管是占领华尔街，还是横扫欧洲的抗议示威活动，无不映射着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模式之诸多弊病。
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发展模式之较量突出表现为自由市场VS政府干预。本轮经济危机打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神话，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绝于耳，而各国政府干预升级悄然拉开帷幕，凯恩斯主义盛行的中国模式更是有点越来越吃香。诚然，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过去很长时期中的成功，与“尽可能少的政府干预”有关，但成也自由，败也自由，对市场经济的极端放任，最终酿成了这场全球经济危机，这也难怪向来作为资本主义最热切拥护者的美国人，目前也仅有50%对资本主义持肯定看法，而40%则不然。
而在金融危机之下，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步”出台，迷恋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也让GDP数字在全球经济复苏中十分炫丽，但政府干预并非什么灵丹妙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正在放缓脚步，而与之相应的各种强势利益集团日益壮大，形成链网式格局并阻碍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
自由市场VS政府干预揭示的问题是，市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干预的边界在哪里？经济危机难道要终结市场自由吗？其实，凯恩斯主义再次横空出世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的失败，相反，自由市场仍是全球化时代永恒的准则。就释放個人潜力而言，没有一种制度能与之媲美。国内外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尽管政府干预在经济复苏初期比自由市场看起来更为有效，但长期而言，市场还是应该发挥更多的基础性作用。毕竟，自由市场给出了市场机制和市场运行的基准，其本质是提供具有普世价值的公平竞争和民主正义！而政府干预往往意味着权力与资本结合并导致腐败，侵害了作为市场经济要义的公平竞争秩序，这当然是难以持续的。
总体来看，虚拟经济之过度、“一规两制”之尴尬、发展模式之交锋，凸显的是全球经济危机之下资本主义的现实困境。而资本主义何去何从的大辩论，实际上是争议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未来究竟何在。因此，尽管资本主义在全球经济危机下遭遇重创，资本主义模式在经济领域也需要自我否定，但资本主义不会终结，自由市场也不会退场，因为历史巨轮选择了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资本竞争的全球化，市场全球化与资本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将会大大拓展资本主义扩张的空间和稳固自由市场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