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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与城之间，他们一度怀疑自己到底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家乡似乎已经成为回不去的乡，而城市落户难、房价高的诸多现实因素又将他们牢牢地定在“外来人”的标签上。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身份标签，努力缩小乡与城的距离，却发现家乡是回不去的记忆，城市是可能融不进的未来。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学者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着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早在两年前，梁鸿为故乡“梁庄”写的《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就记录了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随后，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
2011年1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賣。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并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生活在城市，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庄的韩叔家，这些年陆续有人到内蒙古谋生。
先是女婿到了内蒙古，随后女儿跟着过去。接着，两个儿子“投奔”女儿。再接着，韩叔夫妇，以及一些亲戚陆续过来。目前，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在呼和浩特市待了10天，梁鸿观察到，出入韩叔女儿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朝侠给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甚至在梁庄所属的地级市南阳，无论她的老乡住在豪华小区还是破旧民房，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她甚至还写了一篇小说，描写她对北京这个城市的陌生。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梁鸿说。
通过对生活在10多个城市的梁庄人的观察，梁鸿得出结论，她的这些老乡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乡、亲戚关系辐射发展。老乡带老乡，亲戚叫亲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凑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个梁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劳动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
长时间接触后，梁鸿才打开他的话匣子。这个年轻人说，在工厂时，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梁鸿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动不能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人被机器控制了。”
类似梁平的人，梁鸿还遇到不少。在厦门打工的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
丁建设给梁鸿描述了一个黯淡的人生：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对象结婚，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梁鸿请教过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推进。对方坦率地告诉她：“非常非常难。” 这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曾鼓励年轻的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生报考自学大专，并负责购买书本、帮助择校等具体事务。他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才给工友培训、做讲座。但3年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20名减少到5名，只有一名拿到了毕业证。
“工人流动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工作时间太长。一天10多个小时工作，下班谁还有精力读书？”主任告诉梁鸿。
目前，这位主任的自考班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离弃村落，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她又几乎是最晚去的。到了最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因为就是那个城市，让她的堂弟、也是她儿时的伙伴小柱，最终丢掉了性命。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柱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用氰化物为金属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
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而鼻腔，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
梁鸿观察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乡解释说，车间温度高，湿度大，戴上口罩，呼吸不上来。
“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他們还说，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鸿查过资料，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肿、糜烂。她的哥哥开诊所，小柱生前，哥哥嫂嫂经常给小柱输液，发现“小柱喷出来的血发臭发腥”。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人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告，上哪告？有钱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赢。告了连几万块钱也拿不到。”当梁鸿问大家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时，有工人这么回答。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梁庄老乡在叙述的时候，梁鸿注意到，他们虽然表现出激愤，但随即又被无奈所笼罩。“既然你把事情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是她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呀，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梁鸿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耻辱的塑造者。”
她自己在采访的后期，越来越“不敢面对”他们的苦难，时时想“逃避”。尽管这些人，都是她的乡亲。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两年期间，梁鸿走进很多城中村或城郊接合部等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她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昏暗”“潮湿”“黝黑”“肮脏”“臭味”等是她经常使用的词汇。
有时，她甚至不敢喝水，因为不愿走进那一个个肮脏的厕所。她在书中写道，一个漆黑的厕所，把老乡们“内在的伤心、内在的被损害以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起先，梁鸿很难接受这种居住环境。但当一些城中村拆迁，她的乡亲们被迫流离的时候，她的观点发生变化。当她再次走进城中村的时候，她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每次采访中，梁鸿都会问被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你以后会回到梁庄吗？”
回答各异。但她发现，即使是置身在一个狭小、肮脏、昏暗、潮湿的小屋中，对方也会告诉她，暂时不考虑回去。而在梁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大房子，只不过，平日里总上着锁。
其实，他们不回去的答案，梁鸿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已经给出：挣钱生存。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一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
梁鸿感慨地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一句诗：“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而她的故乡，现在一片萧瑟。一群老人和小孩，“守着发臭的坑塘，遍地的垃圾，过着毫无生机的生活”。
这不是梁鸿记忆中的故乡，也不是她向往的乡村。她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花草遍地、群鸭游弋、河水清澈、道路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
去年的台湾之行，梁鸿对乡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台湾的桃米村，早先因镇里的垃圾掩埋场设在此处，居民们自嘲为“垃圾里”。尽管此地是通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可观光经济从未辐射到这里。和梁庄一样，在现代工业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下，一批批青壮年离开村庄。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桃米村获得了新生。一个基金会来到这里，致力社区营造工作。10多年的重建，一个生态优美的村庄再现，变成集观光、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建筑群。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桃米村里一片生机——就像梁鸿向往的乡村一样。
来源：2013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
关于故乡，有两个人的形象，学者梁鸿挥之不去。
一个人是小柱，梁鸿的堂弟。16岁那年，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分了岔。梁鸿读书、工作，而后考取名牌大学的博士生，留在北京发展；小柱则从那年外出打工，10多年后，他回到家乡，没过多久就离开人世。
另一个是黑女儿，同村的小姑娘。这个女娃刚出生不久，父母就外出打工，把她留给奶奶抚养。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这两个人就像两个隐喻，表明我的故乡、故乡的人正经受着巨大的哀痛。”梁鸿说。
早在两年前，梁鸿为故乡“梁庄”写的《中国在梁庄》一书中，就记录了生活在故乡的人的哀痛。随后，她用两年的时间，记录在外谋生的梁庄人。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
2011年1月，梁鸿回到故乡“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在她的书中，梁庄这个杜撰但“其实非常真实”的地方，是河南省邓州市一个普通的村庄。
半年后，她在父亲的陪同下，到西安采访调查。这是她的第一站。此后，她还陆续到郑州、呼和浩特、厦门、青岛、东莞等10多个城市寻访。
在西安，梁鸿见到了15个梁庄人。他们有的在那里蹬三轮车，有的卖菜或做其他的小买賣。
除了执法部门，当地的很多居民，对这些外来打工者，并没有表达出尊重。“你一个臭蹬三轮的”，“你一个臭卖菜的”，都是常听到的话。
因此，梁鸿又听到了老乡们为维护尊严而打架的故事。当他们的尊严受到挑战，有时甚至就是为一块钱的事，都可能发生打架行为。老乡们轻描淡写地描述一次次的打架事件，梁鸿却听得心惊肉跳。
她还听到，为维护尊严，有些农民工会采用下跪等“耻辱”的方式。
而在她的记忆中，故乡的这些人，大多敦厚老实，在故乡生活得从容自在。
她在书中如此思考老乡们的变化：“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变为‘暴民’和‘恶民’……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去农民化’，他们的农民身份一再被别人强调，反而‘被农民化’。文化的丧失，伴随着自我的丧失。”梁鸿总结道。
生活在城市，但又“与城市无关”
梁庄的韩叔家，这些年陆续有人到内蒙古谋生。
先是女婿到了内蒙古，随后女儿跟着过去。接着，两个儿子“投奔”女儿。再接着，韩叔夫妇，以及一些亲戚陆续过来。目前，这一大家子聚集在呼和浩特市。
在呼和浩特市待了10天，梁鸿观察到，出入韩叔女儿朝侠家的，几乎没有本地人，多是梁庄的亲戚和老乡。朝侠丈夫的应酬，也多在同乡之间。
梁鸿问过朝侠，她是否有当地朋友，是否参加当地的一些活动。朝侠给她的回答是，有朋友，但少有深交，也很少参加当地的活动。
“这个城市与我无关。我是河南人，我是梁庄人。别人不带我们玩。”朝侠的话，让梁鸿深有感触。
其实，无论在哪个城市，甚至在梁庄所属的地级市南阳，无论她的老乡住在豪华小区还是破旧民房，梁鸿都有一个感觉，她的这些老乡，很难融入他们所在的城市。
她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在梁庄生活多年，28岁考取博士生，踏进北京读书时，陌生感“油然而生”。很长一段时间内，她闲暇时都和老乡们一起度过。她甚至还写了一篇小说，描写她对北京这个城市的陌生。
博士毕业后，梁鸿留在北京工作，结婚生子，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各种活动圈子，她的这种陌生感才稍有减缓。
网络上曾流传的一幅图片，让梁鸿唏嘘不已。一个穿着不讲究、甚至有些脏的农民工，坐上公共汽车后，没敢坐在空着的座位上，而是选择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编织袋上。“他用屈辱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和城市的距离。”梁鸿说。
通过对生活在10多个城市的梁庄人的观察，梁鸿得出结论，她的这些老乡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多是依托老乡、亲戚关系辐射发展。老乡带老乡，亲戚叫亲戚，慢慢地，熟悉的人都凑在一起打工生活。就如同在城市中，复制了一个个梁庄。他们生活在城市中，但又“与城市无关”。
劳动越多，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2012年元旦，梁鸿在郑州碰到一个同村人。他曾经在一家著名的台资工厂工作过。
这个年轻人叫梁平，话很少。
长时间接触后，梁鸿才打开他的话匣子。这个年轻人说，在工厂时，属于他的时间很少，除了吃饭时能和工友说几句话，别的时间，不是工作就是睡觉。工厂有篮球场等一些体育设施，工人也没时间玩。
梁鸿在调查中发现，梁庄人所在的很多工厂，目前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发工资。
“我实在熬不下去了，没干够9个月就跑了。都说这里工资高，那是加班加点干出来的。”年轻人告诉梁鸿，“你去试试，在机器跟前，一动不能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人被机器控制了。”
类似梁平的人，梁鸿还遇到不少。在厦门打工的丁建设就是其中一个。
丁建设给梁鸿描述了一个黯淡的人生：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对象结婚，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
梁鸿在北京举办过一次工友座谈会。她发现，打工者，尤其是年轻工人，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
“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中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这是梁鸿听到农民工说得最多的对未来的打算。
梁鸿请教过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推进。对方坦率地告诉她：“非常非常难。” 这名人力资源部主任曾鼓励年轻的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生报考自学大专，并负责购买书本、帮助择校等具体事务。他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才给工友培训、做讲座。但3年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20名减少到5名，只有一名拿到了毕业证。
“工人流动是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工作时间太长。一天10多个小时工作，下班谁还有精力读书？”主任告诉梁鸿。
目前，这位主任的自考班已经陷入停滞状态。
离弃村落，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青岛是梁鸿最早定下来要去的地方，但是，她又几乎是最晚去的。到了最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有点胆怯，有点软弱”。因为就是那个城市，让她的堂弟、也是她儿时的伙伴小柱，最终丢掉了性命。
2011年10月下旬，梁鸿来到青岛。小柱原来在这里的电镀厂打工，用氰化物为金属表面去污增光。氰化物是一种剧毒。
进到车间深处后，“空气浓度似乎更高，有颗粒之感，像在河里游泳呛水时吸入满腔的沙粒，每一次呼吸都像呛到什么东西”。而鼻腔，有“金属的质感，硬、涩、锈”。
梁鸿观察到，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人都不戴口罩。老乡解释说，车间温度高，湿度大，戴上口罩，呼吸不上来。
“干这个活儿就是慢性自杀，不是早死，就是晚死，早晚都是一死。”梁庄老乡悲叹道。
他們还说，小柱就是氰化物中毒而死的。梁鸿查过资料，吸入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是，一些器官充血、水肿、糜烂。她的哥哥开诊所，小柱生前，哥哥嫂嫂经常给小柱输液，发现“小柱喷出来的血发臭发腥”。
梁鸿从老乡那里了解到，在这样的工厂里，有类似小柱这种死亡征兆的人还有不少。有的人像小柱一样，活着回到故乡，在家中死去，有的人甚至就没有活着回去。
对死亡的人，工厂通常是补偿几万块钱了事。
“告，上哪告？有钱能使鬼推磨，咱到哪也告不赢。告了连几万块钱也拿不到。”当梁鸿问大家为什么不采取法律手段时，有工人这么回答。
听到工人们这样说，梁鸿感到一阵阵悲哀。“记录的时候，我的手指都会发抖。可是我又是如此无力，只能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城市对他们不是‘奶与蜜流淌之地’，而是坟墓。”梁鸿说。
梁庄老乡在叙述的时候，梁鸿注意到，他们虽然表现出激愤，但随即又被无奈所笼罩。“既然你把事情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是她常听到的一句话。
“是呀，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梁鸿说，“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耻辱的塑造者。”
她自己在采访的后期，越来越“不敢面对”他们的苦难，时时想“逃避”。尽管这些人，都是她的乡亲。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两年期间，梁鸿走进很多城中村或城郊接合部等农民工聚集的地方。她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他们的居住环境。“昏暗”“潮湿”“黝黑”“肮脏”“臭味”等是她经常使用的词汇。
有时，她甚至不敢喝水，因为不愿走进那一个个肮脏的厕所。她在书中写道，一个漆黑的厕所，把老乡们“内在的伤心、内在的被损害以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
起先，梁鸿很难接受这种居住环境。但当一些城中村拆迁，她的乡亲们被迫流离的时候，她的观点发生变化。当她再次走进城中村的时候，她甚至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慨。
每次采访中，梁鸿都会问被采访对象一个问题：“你以后会回到梁庄吗？”
回答各异。但她发现，即使是置身在一个狭小、肮脏、昏暗、潮湿的小屋中，对方也会告诉她，暂时不考虑回去。而在梁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宽敞明亮、干净卫生的大房子，只不过，平日里总上着锁。
其实，他们不回去的答案，梁鸿早在《中国在梁庄》中已经给出：挣钱生存。
当然，梁庄也有回来的打工者。但回来的这些人，几乎全是受伤者或病患者。就像小柱一样，身体软下的那一刻，他回到了故乡，甚至都没有和工厂讨说法。
梁鸿感慨地引用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中的一句诗：“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而她的故乡，现在一片萧瑟。一群老人和小孩，“守着发臭的坑塘，遍地的垃圾，过着毫无生机的生活”。
这不是梁鸿记忆中的故乡，也不是她向往的乡村。她记忆中的故乡，是一个花草遍地、群鸭游弋、河水清澈、道路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
去年的台湾之行，梁鸿对乡村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台湾的桃米村，早先因镇里的垃圾掩埋场设在此处，居民们自嘲为“垃圾里”。尽管此地是通往日月潭的必经之地，可观光经济从未辐射到这里。和梁庄一样，在现代工业日益发达的大背景下，一批批青壮年离开村庄。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桃米村获得了新生。一个基金会来到这里，致力社区营造工作。10多年的重建，一个生态优美的村庄再现，变成集观光、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生态建筑群。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了，桃米村里一片生机——就像梁鸿向往的乡村一样。
来源：2013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