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区企业中的外来员工已经达15万人，是户籍人口的3倍。企业员工与员工之间闹矛盾了，企业主自然要出面解决。可企业主和员工之间出现了矛盾，该叫谁来解决？为解决这一问题，火炬开发区发文要求：500人以上的企业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属于企业内部自治组织。
　　其实，所谓“企业内部自治组织”，就是在部分承担以往工会的职能，这就引出第一个问题：在这些企业，是否有工会组织？工会组织的存在，应当是衡量一个企业运作功能是否健全的标准之一——一个企业的运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生产、销售、创造利润这些数字上，更体现在每个在企业工作的员工合法利益是否得到妥善保障，发生利益冲突时通过何种手段获得解决，尤其是员工与企业主这种强弱分明的对弈环境，必须要有相应的利益制衡机制，防止一言独大。
　　因此，羞答答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应成为工会的变种，而是应当溯本清源，回到第一个问题上来：如果没有工会，必须建立工会，填补这一重大空白。
　　第二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即使成立了工会，也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在许多有工会组织的企业，工会“名存实亡”的尴尬屡见不鲜。如果有工会、员工利益依然被一而再侵犯，而求救无门，很容易引发职工对工会的信任危机：如果职工的权益屡屡被侵犯，而得不到工会有力的援助，沦落为权益口袋被掏空的人，那么，工会的存在意义何在？
　　全国总工会统计显示，中国工会拥有会员1.34亿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是一个拥有庞大会员数量的社会团体，理应发挥与之相当的作用，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成立于1925年5月的全国总工会，它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为维护工人权益反复与不平等现象交锋与斗争的编年史。它的光荣与传统，来自于自身的职工利益代言人身份，来自于数十年来对这一传统的珍惜与捍卫。在21世纪的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时，这个社会群体的基数也在不断扩大。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是工业化的过程，也是工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建设过程。在包括中山在内的沿海发达地区，其经济腾飞的成绩，有相当一部分要归功于外来劳务工的贡献。如今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动议，就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一个新兴的群体，维护自身权益、建立与资方对等谈判渠道、成立工会的需要已经刻不容缓。
　　当工会或者说“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后，它不应将目光停留在一般的内部纠纷上，而是更积极主动地介入工人与企业的对话中，介入到劳工的基本权益保障中，从而在为工人维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才是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说工会的意义所在。(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