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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初，邓小平先后两次来到抚州。这两次抚州之行，都是在他身处逆境、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
贬为南村区委巡视员
1933年5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邓、毛、谢、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责成他们彻底检查所谓“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并决定将他们调到基层工作。随后，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任区委巡视员。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打击。
1932年夏，邓小平受命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亦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在会昌工作数月，政绩斐然。不料，就在他殚精竭虑支撑苏维埃共和国南门之时，祸起萧墙。同年11月下旬，因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大举进攻会、寻、安三县，而力量弱小的游击武装虽竭尽全力，仍寡不敌众，寻乌县被敌攻占，史称“寻乌事件”。当时，邓小平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人民生命财产。但是由于他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苏区中央局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相抵触，加上这次“寻乌事件”，所以被“左”倾领导者揪住不放。此前，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确开展边区游击战争，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唱反调，因而“左”倾领导者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将“无情斗争”的火烧到江西。为此，邓小平开始遭到“纯粹防御路线”的指责，随之被定为“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继而又被斥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尔后被定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与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时受到错误批判。
对于那些无端指责，邓小平根本不予承认。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一次次要他写检讨。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那些领导人满意。于是，他于3月16日被罢免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调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但一个月后又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关押在瑞金隔离审查，并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33年5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他从宁都沿着崎岖山路，只身一人，背负行装，徒步300多华里来到乐安南村。在这里，他没有一蹶不振，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坚定信仰，乐观豁达，执著追求，继续投身于工作中。期间，正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都屯驻乐安、宜黄一带，还在组织围攻乐安县城。邓小平有时与乐安中心县委领导商讨工作，有时深入群众作社会调查，及时向上级反映“查田查阶级”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在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陪同下去乐安前线了解军情，看望了老战友李克农和张云逸。他教育干部群众提高警惕，严防敌军空袭。担任区委巡视员后，他仍心系党的事业，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一天也没停止工作，走村串户，废寝忘食，给乐安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体现出邓小平对工作极端负责、严格要求自己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
苏区中央局的“左”倾领导对邓小平在乐安不放心，说是右倾逃跑主义者在边区容易跑到敌人那边去。于是，邓小平在南村工作10余天，受命返回江西省委机关，随后被安排到宁都赖村区石街乡“蹲点”。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调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在这次党内斗争中受到很大打击。所幸在劳动“改造”不久。得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同志的帮助，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同时担任《红星》报主编，直至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风尘仆仆一路慎表态
时光飞驰。离开江西30多年后，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使邓小平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变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一切职务，又一次在江西接受“改造”。直至林彪集团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山”。他获准到赣南、赣东等老区参观调查，于是就有了风尘仆仆的第二次抚州之行。
1972年12月12日下午，邓小平从宁都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在40多年前的第五次反“同剿”作战中，红军在此进行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那场恶战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直接指挥，他们先后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方针，运用“堡垒对堡垒”“节节抵御”“短促突击”等战法。毛泽东称之为“叫化子跟龙王爷比宝”。恶战的结果，红军伤亡5000余人，损失惨重，广昌县城丢失，苏区北大门洞开。
在下榻的县委招待所，邓小平听取了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和县人武部部长孟保民等的情况汇报后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接着，他关切地询问红军当年浴血奋战的万年亭等战场遗址的保护情况。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彭德怀曾在这里设指挥所，指挥红三军团进行了著名的高虎脑战斗，毙伤敌4000余人。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如今邓小平到昔日战场视察，当听说万年亭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不无遗憾。
邓小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问接待他的邓大德姓什么。邓大德回答说：“我姓邓。”邓小平风趣地说：“啊!是老华，是老华。”(指同姓)邓小平又问：“你的号是什么?”邓大德回答说：“叫大德。”邓小平高兴地说：“你大德，我小平。”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看电影《小保管上任》。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它拍成电影。邓小平看完表示赞许，并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当县领导提出请他在广昌多住几天时，他说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能多住。
12月13日，他离开广昌前往抚州。当日，邓小平赶到抚州地委招待所。到了抚州以后，邓小平不顾疲劳。连续参观和考察了抚州开关厂、抚州第一制药厂、抚州针织厂和抚州棉纺织厂以及临川温泉疗养院。
当天下午，邓小平参观了抚州开关厂。当时，抚州开关厂属国家一机部管辖，生产军工产品。邓小平考察时指出，光搞军工产品不行，还要搞点民用的。听到有位厂领导说一直是搞农业的，脱离本行来搞工业。邓小平说：“脱离了本行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语重心长地鼓励干部职工努力学习，精通业务。当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面手。
在抚州市第一制药厂，邓小平察看了发酵、动力、酸化、结晶车间和化验室。他还登上高大的制药罐，察看搅拌原料。在化验室，他对着显微镜仔细地察看。抚州市第一制药厂是一个新办药厂，生产四环素等抗生素药品。邓小平参观后说：“有这样的厂就不错了。”
尽管在抚州前后只有4天时间，但饱含着邓小平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寄予了他对老区人民的殷切期望。20世纪70年代初期，邓小平无官身不轻。他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忧心如焚。那次回京前的老区之行，他何止是故地重游?日程安排之紧，参观考察内容之多，分明是有所思、有所想。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绝不轻易表态。由于上级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能留下一张。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尽管自己身处逆境，始终心系国家和人民，未忘他生活和战斗过而且浸透战友鲜血和汗水的红土地!
责任编辑 马永义
贬为南村区委巡视员
1933年5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指责邓、毛、谢、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责成他们彻底检查所谓“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并决定将他们调到基层工作。随后，邓小平到乐安南村任区委巡视员。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打击。
1932年夏，邓小平受命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亦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在会昌工作数月，政绩斐然。不料，就在他殚精竭虑支撑苏维埃共和国南门之时，祸起萧墙。同年11月下旬，因广东军阀陈济棠趁红一方面军主力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大举进攻会、寻、安三县，而力量弱小的游击武装虽竭尽全力，仍寡不敌众，寻乌县被敌攻占，史称“寻乌事件”。当时，邓小平领导苏区群众坚壁清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人民生命财产。但是由于他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与苏区中央局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相抵触，加上这次“寻乌事件”，所以被“左”倾领导者揪住不放。此前，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正确开展边区游击战争，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唱反调，因而“左”倾领导者在福建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将“无情斗争”的火烧到江西。为此，邓小平开始遭到“纯粹防御路线”的指责，随之被定为“会寻安的罗明路线”，继而又被斥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尔后被定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与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同时受到错误批判。
对于那些无端指责，邓小平根本不予承认。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一次次要他写检讨。第一次“检查”送上去了，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所以，必须立即向党写出申明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活动的全部”。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那些领导人满意。于是，他于3月16日被罢免会昌中心县委书记、调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但一个月后又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关押在瑞金隔离审查，并受到“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33年5月，邓小平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他从宁都沿着崎岖山路，只身一人，背负行装，徒步300多华里来到乐安南村。在这里，他没有一蹶不振，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坚定信仰，乐观豁达，执著追求，继续投身于工作中。期间，正值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都屯驻乐安、宜黄一带，还在组织围攻乐安县城。邓小平有时与乐安中心县委领导商讨工作，有时深入群众作社会调查，及时向上级反映“查田查阶级”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在中心县委书记胡嘉宾陪同下去乐安前线了解军情，看望了老战友李克农和张云逸。他教育干部群众提高警惕，严防敌军空袭。担任区委巡视员后，他仍心系党的事业，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一天也没停止工作，走村串户，废寝忘食，给乐安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体现出邓小平对工作极端负责、严格要求自己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
苏区中央局的“左”倾领导对邓小平在乐安不放心，说是右倾逃跑主义者在边区容易跑到敌人那边去。于是，邓小平在南村工作10余天，受命返回江西省委机关，随后被安排到宁都赖村区石街乡“蹲点”。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被调到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在这次党内斗争中受到很大打击。所幸在劳动“改造”不久。得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同志的帮助，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同时担任《红星》报主编，直至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风尘仆仆一路慎表态
时光飞驰。离开江西30多年后，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使邓小平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变成了“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一切职务，又一次在江西接受“改造”。直至林彪集团被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山”。他获准到赣南、赣东等老区参观调查，于是就有了风尘仆仆的第二次抚州之行。
1972年12月12日下午，邓小平从宁都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在40多年前的第五次反“同剿”作战中，红军在此进行了著名的“广昌保卫战”。那场恶战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直接指挥，他们先后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军事保守主义方针，运用“堡垒对堡垒”“节节抵御”“短促突击”等战法。毛泽东称之为“叫化子跟龙王爷比宝”。恶战的结果，红军伤亡5000余人，损失惨重，广昌县城丢失，苏区北大门洞开。
在下榻的县委招待所，邓小平听取了县革委会副主任邓大德和县人武部部长孟保民等的情况汇报后说，“过去保卫广昌，却没有到过广昌。现在到了广昌，了了这个心愿”。接着，他关切地询问红军当年浴血奋战的万年亭等战场遗址的保护情况。万年亭是广昌县高虎脑南大岭夹山坳公路旁的一座古凉亭。彭德怀曾在这里设指挥所，指挥红三军团进行了著名的高虎脑战斗，毙伤敌4000余人。邓小平当时对高虎脑战斗十分关注，曾连续编发3篇专稿，在《红星》报发表，高度赞扬高虎脑战斗中红军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介绍了红三军团在高虎脑战斗中开展政治工作的经验。如今邓小平到昔日战场视察，当听说万年亭在战斗中遭炮火毁坏至今未修复，不无遗憾。
邓小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问接待他的邓大德姓什么。邓大德回答说：“我姓邓。”邓小平风趣地说：“啊!是老华，是老华。”(指同姓)邓小平又问：“你的号是什么?”邓大德回答说：“叫大德。”邓小平高兴地说：“你大德，我小平。”
当晚，广昌县委领导请邓小平看电影《小保管上任》。這是一出由广昌县采茶剧团创作的独幕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它拍成电影。邓小平看完表示赞许，并满意地说：“县里能拍出这个戏，很好。”当县领导提出请他在广昌多住几天时，他说要服从中央的安排，不能多住。
12月13日，他离开广昌前往抚州。当日，邓小平赶到抚州地委招待所。到了抚州以后，邓小平不顾疲劳。连续参观和考察了抚州开关厂、抚州第一制药厂、抚州针织厂和抚州棉纺织厂以及临川温泉疗养院。
当天下午，邓小平参观了抚州开关厂。当时，抚州开关厂属国家一机部管辖，生产军工产品。邓小平考察时指出，光搞军工产品不行，还要搞点民用的。听到有位厂领导说一直是搞农业的，脱离本行来搞工业。邓小平说：“脱离了本行啊!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语重心长地鼓励干部职工努力学习，精通业务。当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面手。
在抚州市第一制药厂，邓小平察看了发酵、动力、酸化、结晶车间和化验室。他还登上高大的制药罐，察看搅拌原料。在化验室，他对着显微镜仔细地察看。抚州市第一制药厂是一个新办药厂，生产四环素等抗生素药品。邓小平参观后说：“有这样的厂就不错了。”
尽管在抚州前后只有4天时间，但饱含着邓小平对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寄予了他对老区人民的殷切期望。20世纪70年代初期，邓小平无官身不轻。他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忧心如焚。那次回京前的老区之行，他何止是故地重游?日程安排之紧，参观考察内容之多，分明是有所思、有所想。只是当时虽然毛泽东有意让他回京工作，毕竟他还处于那样的环境，仍是“前途未卜”。因而沿途他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绝不轻易表态。由于上级事先有规定，他此行甚至连照片也没能留下一张。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尽管自己身处逆境，始终心系国家和人民，未忘他生活和战斗过而且浸透战友鲜血和汗水的红土地!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