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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20日,看着微信圈里满屏父亲节(6月的第三个星期天,起源于美国)的祝福,我突然觉得有些滑稽—剑拔弩张的中美关系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常常很“爱国”的中国老百姓猛刷微信、过“美国人的”节日。我虽没有随俗加入微信庆祝大军,但心里还是很想如美国人献给健在的父亲一朵红玫瑰那般感恩父亲的。于是我决定第二天开始完成这样一篇关于我的父亲—一个做了一辈子小学乡村教师的父亲的一个小小速写。
父亲
父亲生于抗战时期,幼年失恃,过继后虽被爷爷视若珍宝,但幼年体弱,读书需要跋山涉水,青壮年时期则需以一当十,承担全家老老小小十余人的生活责任。生活的磨砺似乎让他成为一个更为坚毅乐观、多才多艺的人。
我至今都在灵魂深处记得童年时代那些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父亲在深夜长叹的声音。当母亲悄悄提醒他家里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父亲并不会回答什么,他只是静静平躺在床上苦思冥想对策、偶尔长叹一声—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我头皮发麻。我那时已然知道:在大家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出门借粮需要考虑谁家有粮、肯不肯借、如何在博人理解的同时又不失尊严等,实在是一大难事。但是比较神奇的是,第二天一早父亲总能成功借到粮食,而且放下担子的他就会在自己的妻儿面前眉飞色舞地讲述借粮的种种花絮。比我年幼的弟弟妹妹们虽然似懂非懂,但是也会瞪大眼睛饶有兴致地听“故事”;而在我和哥哥姐姐们的心中,父亲就是我们生活中真正的英雄。记得在我的童年,许多好心人都曾提议父母將我们兄弟姐妹送一个两个给他人抚养,以减轻家庭负担。但生活再难,父母亲对此类提议都一概嗤之以鼻。父亲每每提及村子里谁家送走了儿子、谁家送走了女儿时,言语之中虽多有同情但绝不认同。那个年代他最为自豪、连带着我们也跟着十分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家饭口众多,但绝不送人!
也许是生活所迫,父亲慢慢变成了村子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短暂当过生产队的会计,此后大半生的主要职业都是民办教师。但是他又是无师自通的篾匠—编得出各式各样实用而好看的箩筐;他又是雕匠,可以制作美丽的手工木雕卖给乡民做婚床的装饰;他还会刻私章,远近熟人都慕名来寻,请他刻一方或木头、或象牙、或石头的名章。实际上父亲的二胡技艺也十分了得,曾经是村子里戏班的首席—我曾见过他拉二胡时那沉醉其中的样子。只是那把二胡后来在一次争吵之后被我母亲砸了个稀巴烂—因为二胡再好听也浪费时间且没法换来粮食,而其他手艺自然是我母亲所鼓励、赞赏的。我相信母亲下决心砸碎那把二胡时心里一定很难过—因为她所砸碎的,其实是曾经赢得她爱慕的才情。但父母都是有决断的人。母亲毅然砸碎二胡,父亲在我二哥结婚(要花大钱)前夕突然宣布戒烟—一位几十年的老烟枪,从此就真的不再碰所有人递给他的各色香烟了。
数学课
父亲是我三到五年级(当时小学五年制)的数学老师。父亲是一位好老师。
父亲教学之好,在当时的村里、乡里都是有口皆碑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拿过许多奖励,不仅仅是因为学生统考成绩常常名列前茅。于我而言,最有体会的是两条,一是父亲讲课能够切近生活、娓娓道来,所以引人入胜、教学效率极高;二是父亲对付调皮的学生有许多“绝活”,让学生们普遍敬畏也让同事真心佩服。记得一次班里有同学丢了东西(在那个年代很少见),别的老师追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头绪,但请父亲一出场,很快就解决了问题。那位调皮的学生(我的同学)事后居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爸真的能看到我脑子里面的想法。”—他真的学过“心里”学(心理学)!
至于父亲讲课“有一套”,我是最能理解的。这里不说课堂教学,只说他平日如何教我识字吧。在上学之前,我就已经识字许多了。记得上小学前后好多年,我们父子间最愉快的游戏就是父亲让我用手指在他光溜溜的后脊背上写字他来猜。猜得出来,我会觉得好神奇;猜不出来我就自然很得意—于是我便越来越努力地找一些笔画多的“难字”来写,以免被他轻易猜到。父子间常常为此笑得前仰后合,不亦乐乎。但很显然,无论输赢,父亲寓教于乐的教育目标都已经轻松实现!
父亲不只是教我们数学。拿今天的行话来说,父亲是既认真教书,又注重育人的。记得有一段时间 因为学习成绩好我慢慢滋长了骄傲情绪,被父亲看在眼里,于是就有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课。有一天他在黑板上故意列了一道特别难的题目,问谁会这道题,我很快“中计”—又像以往那样不假思索就高高举起手。父亲马上让我站起来回答—结果自然回答不出来。这时父亲慢慢走过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了我两个响亮的“爆栗子”(用手的食指、中指的指关节重击头部),然后高声说道:“我早就看见你不管懂与不懂都把手举起来了。今天让你长点记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再不警告你,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头疼事小、羞愧至极,我当场泪流满面,但是骄傲自满的做派从此便有所收敛了。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有成效。恢复高考后,我和两个弟弟先后考上了大学,一时间成为乡里的美谈。而因故没有考取大学的兄弟姐妹,在生活中也都是正派、努力的。
“老师”
父亲教书育人非常厉害,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是科班出身的老师。
改革开放前,合格师资普遍短缺。父亲对于老家这种两县交界的偏远农村来说实在是非常珍贵的资源。父亲原是20世纪50年代速成师范的毕业生,曾经是公办教师,年纪轻轻就担任过村小的校长。在我出生之前父亲因故离职回乡,在做了农民、生产队会计之后,又转回去做起了村里的民办教师,直到退休。父亲偶尔也会为自己努力了一辈子却仍未转正成为“国家教师”而懊恼,但我一说起他的许多“国家教师”的同事晚年都不如他生活幸福(如有三个大学毕业、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子)时他便又会马上心满意足起来。
父亲最重要的成就,应当是全村人都喊他“老师”。其他人可能是张老师、李老师,唯独父亲被大家约定俗成称呼为“老师”。原因是其他老师多是来了、又走了,唯独父亲与绝大多数村民同姓同宗、一个祠堂,就像是村子里的老枫树,根就扎在乡土深处,本乡本土,定然不离不弃。当然,村子里许多人家祖孙三代都曾经是父亲教过的学生,学生们毕业后保留“老师”这样的称呼,本也十分自然。每当清晨或者黄昏,路上若有人或轻或重地喊一声:“老师!”就一定是背着手踱步的父亲经过了那里。
类似过去的“乡绅”,父亲也承担了许多乡村社会“治理”的角色。比如,祠堂要续修族谱,父亲不仅积极参与编撰工作,而且在遇到不肯出钱、胡搅蛮缠者时会出马说服、按例收齐份子钱。又如,有人父子兄弟失和,或是两个亲家起了纠纷,需要调和,也常会有人请父亲适当“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去过的最远的一趟门是沈阳—村里子侄在工地上受严重工伤,需要探望、与各方交涉、争取合理的赔偿,等等。回家后,父亲曾经多次对我们细说在沈阳的家乡子弟见了他后如何发自内心地热心款待的种种情形。我想,除了他远道而来施以援手大家有对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尊敬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亲是他们的“老师”。
我自己也常常想,我应该如何定义我的父亲,或者我应该以怎样的名义感恩我的父亲?
不是一般的张老师、李老师,“父亲老师”也许是对他最合适的称呼。作为父亲,他不仅养育了我以及我众多的兄弟姐妹,而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精神指引。作为老师,他不仅给我们子女比其他父母更专业的文化教育,而且造福桑梓、成为村里几辈人的先生。现在,常住老家的父亲已日渐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了,但愿本文可以算作送给老父亲一朵精神上的红玫瑰。
2021年6月21日于京师园三乐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
父亲
父亲生于抗战时期,幼年失恃,过继后虽被爷爷视若珍宝,但幼年体弱,读书需要跋山涉水,青壮年时期则需以一当十,承担全家老老小小十余人的生活责任。生活的磨砺似乎让他成为一个更为坚毅乐观、多才多艺的人。
我至今都在灵魂深处记得童年时代那些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父亲在深夜长叹的声音。当母亲悄悄提醒他家里快要揭不开锅的时候,父亲并不会回答什么,他只是静静平躺在床上苦思冥想对策、偶尔长叹一声—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我头皮发麻。我那时已然知道:在大家普遍贫困的情况下,出门借粮需要考虑谁家有粮、肯不肯借、如何在博人理解的同时又不失尊严等,实在是一大难事。但是比较神奇的是,第二天一早父亲总能成功借到粮食,而且放下担子的他就会在自己的妻儿面前眉飞色舞地讲述借粮的种种花絮。比我年幼的弟弟妹妹们虽然似懂非懂,但是也会瞪大眼睛饶有兴致地听“故事”;而在我和哥哥姐姐们的心中,父亲就是我们生活中真正的英雄。记得在我的童年,许多好心人都曾提议父母將我们兄弟姐妹送一个两个给他人抚养,以减轻家庭负担。但生活再难,父母亲对此类提议都一概嗤之以鼻。父亲每每提及村子里谁家送走了儿子、谁家送走了女儿时,言语之中虽多有同情但绝不认同。那个年代他最为自豪、连带着我们也跟着十分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家饭口众多,但绝不送人!
也许是生活所迫,父亲慢慢变成了村子里最多才多艺的人。他短暂当过生产队的会计,此后大半生的主要职业都是民办教师。但是他又是无师自通的篾匠—编得出各式各样实用而好看的箩筐;他又是雕匠,可以制作美丽的手工木雕卖给乡民做婚床的装饰;他还会刻私章,远近熟人都慕名来寻,请他刻一方或木头、或象牙、或石头的名章。实际上父亲的二胡技艺也十分了得,曾经是村子里戏班的首席—我曾见过他拉二胡时那沉醉其中的样子。只是那把二胡后来在一次争吵之后被我母亲砸了个稀巴烂—因为二胡再好听也浪费时间且没法换来粮食,而其他手艺自然是我母亲所鼓励、赞赏的。我相信母亲下决心砸碎那把二胡时心里一定很难过—因为她所砸碎的,其实是曾经赢得她爱慕的才情。但父母都是有决断的人。母亲毅然砸碎二胡,父亲在我二哥结婚(要花大钱)前夕突然宣布戒烟—一位几十年的老烟枪,从此就真的不再碰所有人递给他的各色香烟了。
数学课
父亲是我三到五年级(当时小学五年制)的数学老师。父亲是一位好老师。
父亲教学之好,在当时的村里、乡里都是有口皆碑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拿过许多奖励,不仅仅是因为学生统考成绩常常名列前茅。于我而言,最有体会的是两条,一是父亲讲课能够切近生活、娓娓道来,所以引人入胜、教学效率极高;二是父亲对付调皮的学生有许多“绝活”,让学生们普遍敬畏也让同事真心佩服。记得一次班里有同学丢了东西(在那个年代很少见),别的老师追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出头绪,但请父亲一出场,很快就解决了问题。那位调皮的学生(我的同学)事后居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爸真的能看到我脑子里面的想法。”—他真的学过“心里”学(心理学)!
至于父亲讲课“有一套”,我是最能理解的。这里不说课堂教学,只说他平日如何教我识字吧。在上学之前,我就已经识字许多了。记得上小学前后好多年,我们父子间最愉快的游戏就是父亲让我用手指在他光溜溜的后脊背上写字他来猜。猜得出来,我会觉得好神奇;猜不出来我就自然很得意—于是我便越来越努力地找一些笔画多的“难字”来写,以免被他轻易猜到。父子间常常为此笑得前仰后合,不亦乐乎。但很显然,无论输赢,父亲寓教于乐的教育目标都已经轻松实现!
父亲不只是教我们数学。拿今天的行话来说,父亲是既认真教书,又注重育人的。记得有一段时间 因为学习成绩好我慢慢滋长了骄傲情绪,被父亲看在眼里,于是就有了让我终生难忘的一课。有一天他在黑板上故意列了一道特别难的题目,问谁会这道题,我很快“中计”—又像以往那样不假思索就高高举起手。父亲马上让我站起来回答—结果自然回答不出来。这时父亲慢慢走过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了我两个响亮的“爆栗子”(用手的食指、中指的指关节重击头部),然后高声说道:“我早就看见你不管懂与不懂都把手举起来了。今天让你长点记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再不警告你,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头疼事小、羞愧至极,我当场泪流满面,但是骄傲自满的做派从此便有所收敛了。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有成效。恢复高考后,我和两个弟弟先后考上了大学,一时间成为乡里的美谈。而因故没有考取大学的兄弟姐妹,在生活中也都是正派、努力的。
“老师”
父亲教书育人非常厉害,一个原因是他本来就是科班出身的老师。
改革开放前,合格师资普遍短缺。父亲对于老家这种两县交界的偏远农村来说实在是非常珍贵的资源。父亲原是20世纪50年代速成师范的毕业生,曾经是公办教师,年纪轻轻就担任过村小的校长。在我出生之前父亲因故离职回乡,在做了农民、生产队会计之后,又转回去做起了村里的民办教师,直到退休。父亲偶尔也会为自己努力了一辈子却仍未转正成为“国家教师”而懊恼,但我一说起他的许多“国家教师”的同事晚年都不如他生活幸福(如有三个大学毕业、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子)时他便又会马上心满意足起来。
父亲最重要的成就,应当是全村人都喊他“老师”。其他人可能是张老师、李老师,唯独父亲被大家约定俗成称呼为“老师”。原因是其他老师多是来了、又走了,唯独父亲与绝大多数村民同姓同宗、一个祠堂,就像是村子里的老枫树,根就扎在乡土深处,本乡本土,定然不离不弃。当然,村子里许多人家祖孙三代都曾经是父亲教过的学生,学生们毕业后保留“老师”这样的称呼,本也十分自然。每当清晨或者黄昏,路上若有人或轻或重地喊一声:“老师!”就一定是背着手踱步的父亲经过了那里。
类似过去的“乡绅”,父亲也承担了许多乡村社会“治理”的角色。比如,祠堂要续修族谱,父亲不仅积极参与编撰工作,而且在遇到不肯出钱、胡搅蛮缠者时会出马说服、按例收齐份子钱。又如,有人父子兄弟失和,或是两个亲家起了纠纷,需要调和,也常会有人请父亲适当“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去过的最远的一趟门是沈阳—村里子侄在工地上受严重工伤,需要探望、与各方交涉、争取合理的赔偿,等等。回家后,父亲曾经多次对我们细说在沈阳的家乡子弟见了他后如何发自内心地热心款待的种种情形。我想,除了他远道而来施以援手大家有对他发自内心的感谢、尊敬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父亲是他们的“老师”。
我自己也常常想,我应该如何定义我的父亲,或者我应该以怎样的名义感恩我的父亲?
不是一般的张老师、李老师,“父亲老师”也许是对他最合适的称呼。作为父亲,他不仅养育了我以及我众多的兄弟姐妹,而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给予我们最珍贵的精神指引。作为老师,他不仅给我们子女比其他父母更专业的文化教育,而且造福桑梓、成为村里几辈人的先生。现在,常住老家的父亲已日渐步履蹒跚、老态龙钟了,但愿本文可以算作送给老父亲一朵精神上的红玫瑰。
2021年6月21日于京师园三乐居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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