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在古迹中看到颜色迥异的两面墙，一面斑斑驳驳，一面崭新洁白。这就是暹粒，新与旧，古老与年轻，混搭得天衣无缝
　　在暹粒，一切都以最原始的方式生长着、寂灭着。
　　暹粒城外，有一片叫做崩必列的古迹，是真正意义上的废墟。寺庙倒塌时与树枝交缠到一起，最终合二为一。曾有团队尝试将之还原，无奈破损程度太过严重，只好放弃。
　　坍塌的崩必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支离破碎，而更像换了一种排列组合的方式。那些镂空的石刻雕像，仍是栩栩如生。有的门窗完整如故，布满绿苔，被树枝缠绕着，相濡以沫。如今早已枝繁叶茂，小鸟在其间跳来窜去。
　　一走到这里，好像时间都已悄然停止。无论是喧嚣还是潮热，都被隔绝在外，这里只有清静和安宁，似乎能听到树叶的呼吸。
　　爬上山头看落日，是暹粒人不花钱的休闲方式。巴肯山坐落在吴哥窟西北处，高65米，从那里可以遥望整个吴哥窟，是观看落日的不二选择。
　　巴肯山的石阶十分陡峭，几乎与地面垂直。必须手脚并用，小心而虔诚地向上攀爬。近几年，出过好几起意外。当地政府修筑了一道木制的阶梯，使得登顶的过程变得既安全又便利。不过一位当地的大哥告诉我，他和朋友更愿意走原来的石阶上去。在他们眼中，唯有道路艰辛坎坷，才能通往圣殿。
　　黄昏时，天空先是呈橙黄色，接着，似被烈焰染红。逆光之下，黑与灰为主色调的石塔备显沧桑。
　　遠望山下恢弘的吴哥石窟，不觉感慨。在那个没有机械工具的原始时代，人们驯服大象，与其合作，让奇迹在这片贫瘠的土壤中开了花。如今国际社会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吴哥窟的维护。破了就修，塌了再建，力求保持它最初的容貌。人们常常在古迹中看到颜色迥异的两面墙，一面斑斑驳驳，一面崭新洁白。
　　这就是暹粒，新与旧，古老与年轻，混搭得天衣无缝。
　　挪威记者安妮丽兹曾说，柬埔寨是孩子们的世界。这句话不是在强调孩子在这个国家的地位，而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柬埔寨是一个极为年轻化的国家，总人口中有超过半数是18岁以下的儿童。年轻，代表着美好的未来，却又指向当下的艰难。因为当一个家庭需要养育数个小孩时，这些孩子们便不得不提早迈入社会，帮助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暹粒的古庙前，我总能遇到许多出售纪念品的当地孩童。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瘦小，能用很多国家的语言甚至是方言跟人打招呼。“哥哥姐姐，你们需要买点纪念品吗？”面对他们清澈的目光，想必很难有人能忍心拒绝。
　　暹粒有一群女人，靠卖棕榈糖为生。棕榈树是柬埔寨国树，树液中含有大量糖分，女人们将它采集到竹筒里，熬成糖浆，做成糖块出售。从市区通往女王宫的路上，街道两旁全是卖棕榈糖的小贩。女人们蹲在地上，双手杵着木棍在一口大锅里不停搅拌。年幼的小孩站在她们身旁，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的糖浆，咽着口水。对于小孩来说，没有什么零食比糖果更诱人。
　　这里缺乏电脑和智能手机，也没有各种新奇的玩具。孩子们以最原始的方式成长，与自然为伴。我在吴哥窟的丛林内邂逅了两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她俩赤着脚在林子里狂奔，捧起地上的叶子散向空中，乐得哈哈大笑。又小嘴一嘟，将手心中的一把尘土吹向空中，咯咯咯地笑个没完。
　　暹粒周边有很多水上渔村。虽说每个村子都有独立的医院、学校和公共设施，但条件都十分简陋。那里的孩子无论多大都要帮着家里人干活儿，拉网捕鱼，养殖虾蟹，撑船掌舵。
　　在空邦鲁渔村，我结识了一位小船长。他叫哈姆，只有7岁。小哈姆每天放学后就会到码头上来帮忙。别看他年纪小，掌舵的功夫可一点儿不输给成年人。在他的操控下，船只平稳而快速地穿过渔村，迈入洞里萨湖的深处。哈姆朝遇到的每一个村民热情地挥手、打招呼，他羞涩地告诉我，那些都是他的好朋友。
　　住在水上渔村的孩子，上学只能走水路。家里条件好点的，出门可以坐船；条件次之的，则拿一只木盆当船。旱季的时候水位不高，胆大的孩子直接跳到河里，举着书包涉水而过。
　　暹粒也有繁华的一面。外来的投资者建起了奢华的酒店，将美元也带了进来，使之变成了流通货币。不过这一切繁华似乎与暹粒的老百姓毫无关系，当地人依旧是农田中耕作，坊间里织布，集市里大声吆喝，使用的货币依旧是瑞尔。
　　突突车从行人的身边呼啸而过，卷起的尘土让人视线模糊。我左手拎箱，右手捂鼻，静待黄沙散去。这时一阵清脆的笑声入耳，远处一群刚下课的小女孩手拉着手，飞奔着冲出校园，身后的马尾辫有节奏地一跳一跳。
　　她们像极了校园墙边那株鲜艳的三角梅，无论环境怎么改变，永远烂漫地盛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