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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祖父来自内蒙古喀喇沁旗，在民国时期的蒙藏学校（现在的民族大学前身）读书，现在的民族大学仍存有他当年带领一些学生参加学运的记录，父亲在一个民国时期的园林专科学校完成了园林学的专业教育，母亲出生于一个辽宁小镇上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产科接生专业的学习。
大概是在我能勉强读懂《水浒传》的年纪吧，“文革”来了。父亲再也无暇顾及我了，凡是他在家的时间就是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是写给机关里的有关部门的交代和给各种人的信，为了证明某个人在某个时间说了某话，或者证明某件事情的发生经过。他写的时候表情悲痛，目光凝重，有时眼含热泪，我记忆深刻，写完封好，由我做小邮差，投递到大街上的邮筒里，因为寄的次数太多，我很烦，有几次我把不贴邮票的信件扔进邮筒，拿卖邮票的钱买了糖吃。
一九六七冬天，我十一岁的时候，父母被下放到了不同的地方，我随母亲下放到了甘肃省庆阳县。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加上两天一夜的卡车山路才到达目的地，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民间，民生的贫穷破败凋敝荒凉，文革派性中人们的粗俗野蛮尽入我童年的眼底。我产生了对这个世界初步的怀疑。
半年以后母亲为了能让我受到稍好的教育，把我送回北京。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独立生活，十二岁。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看，被车上的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军人叫到餐车上，她母亲紧张得哭了，过一会儿姑娘沮丧地回来，手里的书没了。在那样的气氛下，火车上众目睽睽读这样的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姑娘确实有点装，但是姑娘长得很漂亮，军人借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之名，把姑娘单独叫走，也许更装。
我的学生证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页纸，证明我的父母在外地，每年可以凭着这一页小纸片两次买火车票去探亲。那时所有的人出门都需要介绍信，到北京来要凭“县团级”以上的证明才可以买到火车票。从此我迷上了出门上路， 在路上遇到了大量穷于奔命的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家庭的变故，政治风云的诡诈，理想主义的破灭，颓废虚无，酗酒打架偷偷地乱交，在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里鼓吹着“人家外国”，议论着一堆外国文化名人的名字，向往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追随他们、模仿他们，读内部书籍，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现在我家里仍藏有一本当年印刷的、印数极为有限的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
路上的生活让我着迷，我开始逃离学校，借口看望父母，去一个人的“旅行”，出门儿后当然马上就会变成实质上的流浪。我跑了很多地方，学会了逃票，当然也学会了讨饭。
插队，当兵。一九八一年我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工作。每天早上七点钟的“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后，会由一个铿锵有力的男播音员，向全中国播送一个小说—刘心武先生的《班主任》。
在这之前，我从未注意过官方的文学刊物，对我来说，那不是文学。作家们都在积极投入一场诉苦大会式的哭诉，文学表达上仍然没有可能摆脱所谓“反面人物”或“正面人物”，换句话说，你不能写一个看不出是“好人”、“坏人”或者“主题不积极向上”的小说。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一年，我写了我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当时已经公开发表了作品的张辛欣的帮助下在一些艺术院校的朋友手里、主要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传看，我记得当时辛欣第一次看了以后非常紧张，对我说：“你写这样的东西，当心点儿，可别出事儿！”当时正在“严打”，有些人为了举行家庭舞会就付出了坐牢的代价，在街上跟女孩儿搭讪就有可能会因流氓罪而被判刑劳教，朋友们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
一九八五年，在编辑朱伟和主编王蒙的支持鼓励下，我修改了这个小说，在七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得以发表。
发表以后得到的最严厉的指责是“颠倒主流价值观”和“反英雄”“长江黄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英雄的血……”等等，不过当年的大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起初我稍有些担忧，但后来并没有人身安全之忧。
一九八六年我跟一个朋友骑车做横贯北南中国的旅行，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写这部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路上小说，八九年初写完，在四月号的春风文艺社的《中外文学》上发表出来，很快就被当时影响力、发行力巨大的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载。
让我略有得意的是，当年这部小说的内容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做出了准确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是一部先锋文学作品。
后来我去国多年，当做消遣偶尔继续写一点儿，当做这部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到九一年，我算写完了这部小说。在全部文本尚没有中文版的情况下，很快就出版了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始料不及的是，它在欧洲读者中反响强烈，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了第二版之后，在德国出版的最初几个月里，就被德国最大的出版社Fisher第二次买了版权，出版了第二版。
这是一个路上的小说，我热爱出门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
■品聚新书架
《抗战中看河山》
杨钟健 著
定价：26.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在《抗战中看河山》中，杨先生记述了自己在“七七事变”后被迫迁离北平，与家人分别，在国难中继续勘察工作，并见证山河的壮美、国事的艰难。这份浓浓的家国情怀也导引读者还原出历史中的人文与自然现场。《抗战中看河山》自1944 年出版后未再版过。
《冥想》
【法】克里斯托夫·安德烈 著
定价：53.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斯特凡·茨威格说：“我们生存的新状况剥夺了人所有的沉思，将人自身抛入致命的疯狂之中，犹如一场森林大火将动物从最深的藏身地驱赶出来。”因此作者提出“全意识”的生活，即时常沉静地体会当下的感受。全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冥想的形式，这种形式甚至能彻底地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平息我们的痛苦，超越我们的愉悦。
《庐山往事》
杨振雩 著
定价：38.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庐山是一座极富殖民色彩的别墅王国，一座政治色彩极强的“夏都”，它还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大江湖。这里是洋人的休闲之地，是政客的消暑场所，是文人墨客吟风弄月之所在，也是豪杰侠客快意恩仇的社会。二三十年代，胡适、黄炎培等人写的庐山游记，所描绘的情景是：进入牯岭，仿佛就像来到了欧洲。
《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
水木丁 著
定价：32.00元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是畅销书作家水木丁的长篇处女作，本书描写了女主角和她身边的朋友，如何一步步从白衣翩翩的少年，逐渐成长为面目不清的中年人的过程。是一部真正具有叛逆精神，长着反骨，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
“什么时候自杀比较合适呢？三十岁吧。看看那些三十岁的人，他们都老成什么样子了，他们这样活着不觉得可耻吗？他们是怎么好意思活着的？我坚信我会在年轻的时候死去，绝不会像他们那样，拖着一副臃肿空虚的臭皮囊在这个世界上晃来晃去，污染这个世界。”
依照罗曼·罗兰所说，“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就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你还活着吗？
水木丁，媒体中人，著有《我们心中的怕和爱》《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我有一个农场》
刘跃明 著
定价：38.00元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刘跃明，美田阳光农场创始人。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刘跃明在北京只身闯荡多年，也开过自己的公司赚了一些钱，但自小在农村长大的她，仍然觉得那片土地才是自己的归属。于是刚刚过完35岁生日，她便辞掉了白领的工作，回到乡间开始了全新的农场生活。她在白天播种春风，在晚上和星星谈心，看着农场里的一草一木，做梦也会笑出声。
大概是在我能勉强读懂《水浒传》的年纪吧，“文革”来了。父亲再也无暇顾及我了，凡是他在家的时间就是伏在桌子上写东西，是写给机关里的有关部门的交代和给各种人的信，为了证明某个人在某个时间说了某话，或者证明某件事情的发生经过。他写的时候表情悲痛，目光凝重，有时眼含热泪，我记忆深刻，写完封好，由我做小邮差，投递到大街上的邮筒里，因为寄的次数太多，我很烦，有几次我把不贴邮票的信件扔进邮筒，拿卖邮票的钱买了糖吃。
一九六七冬天，我十一岁的时候，父母被下放到了不同的地方，我随母亲下放到了甘肃省庆阳县。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加上两天一夜的卡车山路才到达目的地，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民间，民生的贫穷破败凋敝荒凉，文革派性中人们的粗俗野蛮尽入我童年的眼底。我产生了对这个世界初步的怀疑。
半年以后母亲为了能让我受到稍好的教育，把我送回北京。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独立生活，十二岁。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看，被车上的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军人叫到餐车上，她母亲紧张得哭了，过一会儿姑娘沮丧地回来，手里的书没了。在那样的气氛下，火车上众目睽睽读这样的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姑娘确实有点装，但是姑娘长得很漂亮，军人借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之名，把姑娘单独叫走，也许更装。
我的学生证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页纸，证明我的父母在外地，每年可以凭着这一页小纸片两次买火车票去探亲。那时所有的人出门都需要介绍信，到北京来要凭“县团级”以上的证明才可以买到火车票。从此我迷上了出门上路， 在路上遇到了大量穷于奔命的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家庭的变故，政治风云的诡诈，理想主义的破灭，颓废虚无，酗酒打架偷偷地乱交，在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里鼓吹着“人家外国”，议论着一堆外国文化名人的名字，向往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追随他们、模仿他们，读内部书籍，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现在我家里仍藏有一本当年印刷的、印数极为有限的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
路上的生活让我着迷，我开始逃离学校，借口看望父母，去一个人的“旅行”，出门儿后当然马上就会变成实质上的流浪。我跑了很多地方，学会了逃票，当然也学会了讨饭。
插队，当兵。一九八一年我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了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工作。每天早上七点钟的“全国各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后，会由一个铿锵有力的男播音员，向全中国播送一个小说—刘心武先生的《班主任》。
在这之前，我从未注意过官方的文学刊物，对我来说，那不是文学。作家们都在积极投入一场诉苦大会式的哭诉，文学表达上仍然没有可能摆脱所谓“反面人物”或“正面人物”，换句话说，你不能写一个看不出是“好人”、“坏人”或者“主题不积极向上”的小说。
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八一年，我写了我的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当时已经公开发表了作品的张辛欣的帮助下在一些艺术院校的朋友手里、主要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传看，我记得当时辛欣第一次看了以后非常紧张，对我说：“你写这样的东西，当心点儿，可别出事儿！”当时正在“严打”，有些人为了举行家庭舞会就付出了坐牢的代价，在街上跟女孩儿搭讪就有可能会因流氓罪而被判刑劳教，朋友们的担心当然不无道理。
一九八五年，在编辑朱伟和主编王蒙的支持鼓励下，我修改了这个小说，在七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得以发表。
发表以后得到的最严厉的指责是“颠倒主流价值观”和“反英雄”“长江黄河流淌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英雄的血……”等等，不过当年的大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起初我稍有些担忧，但后来并没有人身安全之忧。
一九八六年我跟一个朋友骑车做横贯北南中国的旅行，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写这部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我的本意是要写一部路上小说，八九年初写完，在四月号的春风文艺社的《中外文学》上发表出来，很快就被当时影响力、发行力巨大的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载。
让我略有得意的是，当年这部小说的内容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做出了准确的预测，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是一部先锋文学作品。
后来我去国多年，当做消遣偶尔继续写一点儿，当做这部小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到九一年，我算写完了这部小说。在全部文本尚没有中文版的情况下，很快就出版了法语版和意大利语版。始料不及的是，它在欧洲读者中反响强烈，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了第二版之后，在德国出版的最初几个月里，就被德国最大的出版社Fisher第二次买了版权，出版了第二版。
这是一个路上的小说，我热爱出门上路，直到今天，我已经渐渐衰老，但我仍热爱上路，上路以前，我仍会像一个孩子一样，期待着路上的新鲜感和奇遇。
■品聚新书架
《抗战中看河山》
杨钟健 著
定价：26.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在《抗战中看河山》中，杨先生记述了自己在“七七事变”后被迫迁离北平，与家人分别，在国难中继续勘察工作，并见证山河的壮美、国事的艰难。这份浓浓的家国情怀也导引读者还原出历史中的人文与自然现场。《抗战中看河山》自1944 年出版后未再版过。
《冥想》
【法】克里斯托夫·安德烈 著
定价：53.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斯特凡·茨威格说：“我们生存的新状况剥夺了人所有的沉思，将人自身抛入致命的疯狂之中，犹如一场森林大火将动物从最深的藏身地驱赶出来。”因此作者提出“全意识”的生活，即时常沉静地体会当下的感受。全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冥想的形式，这种形式甚至能彻底地改变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平息我们的痛苦，超越我们的愉悦。
《庐山往事》
杨振雩 著
定价：38.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庐山是一座极富殖民色彩的别墅王国，一座政治色彩极强的“夏都”，它还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大江湖。这里是洋人的休闲之地，是政客的消暑场所，是文人墨客吟风弄月之所在，也是豪杰侠客快意恩仇的社会。二三十年代，胡适、黄炎培等人写的庐山游记，所描绘的情景是：进入牯岭，仿佛就像来到了欧洲。
《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
水木丁 著
定价：32.00元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所有年轻人都将在黎明前死去》是畅销书作家水木丁的长篇处女作，本书描写了女主角和她身边的朋友，如何一步步从白衣翩翩的少年，逐渐成长为面目不清的中年人的过程。是一部真正具有叛逆精神，长着反骨，具有时代意义的小说。
“什么时候自杀比较合适呢？三十岁吧。看看那些三十岁的人，他们都老成什么样子了，他们这样活着不觉得可耻吗？他们是怎么好意思活着的？我坚信我会在年轻的时候死去，绝不会像他们那样，拖着一副臃肿空虚的臭皮囊在这个世界上晃来晃去，污染这个世界。”
依照罗曼·罗兰所说，“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就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你还活着吗？
水木丁，媒体中人，著有《我们心中的怕和爱》《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我有一个农场》
刘跃明 著
定价：38.00元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刘跃明，美田阳光农场创始人。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刘跃明在北京只身闯荡多年，也开过自己的公司赚了一些钱，但自小在农村长大的她，仍然觉得那片土地才是自己的归属。于是刚刚过完35岁生日，她便辞掉了白领的工作，回到乡间开始了全新的农场生活。她在白天播种春风，在晚上和星星谈心，看着农场里的一草一木，做梦也会笑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