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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她是鲁迅先生口中那个“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她一生都在疲于奔命和动荡不安中挣扎，却用顽强的抗争精神和卓越的文学天赋，给中国文学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42年1月22日，和命运斗了一辈子的萧红，留下一句“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后与世长辞，年仅31岁。她用抗争的一生告诉我们：命运对你再残酷，也不要在能反抗的年纪里选择妥协。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家庭，原名张秀环。生母姜氏重男轻女，对萧红非常冷淡，父亲又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专制暴力，因此萧红从出生起就没尝过父母的爱和呵护。萧红八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再娶，倔强的萧红学不来阿谀奉承，不会讨后母欢心，因此没少挨父亲的打。
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就像被锁在一个冰窖里，连心都冻得硬邦邦。唯一的温暖，就是透过窗缝照进来的一束光，那束光穿透坚硬的寒冷，给萧红冰封的心开了一扇小门。
那束光就是萧红的祖父，张维祯。他教她读书写字，带她去田里认识瓜果蔬菜，就连名字也是祖父给改的，叫张廼莹。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到：“祖父非常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是祖父的疼爱给了萧红安慰，让她重新获得了与命运抗争的力气。
萧红13岁时，父亲将她许给了富家子弟汪恩甲，汪恩甲身上带着纨绔子弟的没落气息，萧红越接触越觉得不愿，便开始了对抗父权的艰难逃亡。那时，萧红心系青梅竹马的表哥，便离家出走，跟了他去北平读书。但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现实的残酷，缺衣少食的环境下，萧红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家。
迎接她的是父亲的暴怒和软禁，在父权的压迫下，萧红不得不暂时低头，答应了同汪家的婚事，却趁着置办嫁妆之际，再次逃走。
汪恩甲一怒之下追到了北平，衣食拮据的萧红只得跟他回呼兰。但这仍旧只是权宜之计，只要萧红不喜欢这个人，不从心里接受这段婚姻，再怎么难，她也还是要逃的。就像牢笼锁得住娇贵的金丝雀，却留不住视自由如生命的鹰。
但没有经济来源，“心高气傲”就变成了“一时意气”。走投无路的萧红，只能去找汪恩甲接济。但汪家已对她的多次出走深恶痛绝，汪恩甲的哥哥甚至未经允许，私自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怒不可遏，汪恩甲追来道歉、解释，萧红选择了原谅。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口口声声会一辈子对她好的男人，竟在她身怀六甲之际，借口回家拿钱而临阵脱逃，狠心将她弃如敝履。
萧红说：“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是啊，萧红心比天高，倔强地对抗着自己不喜欢的一切，却都敌不过残酷的现实。她没钱没权，想在那个吃人的社会生存下去，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低头。
但只有她心里清楚，她的逆来顺受绝不是妥协，而是爆发之前的默默蓄势。曾经低下的头颅，总有一天要骄傲地扬起来。
汪恩甲走后，萧红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了妓院，要卖她抵债。在走投无路的境地，是萧军救了她。遇到萧军是萧红命运的转折点，他鼓励萧红写作，把萧红领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人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因为穷，他们买来馒头和着盐充饥，偶尔买一瓶酒，一饮而尽后相拥哭泣。生活艰难，可见一斑。就是条件如此之差，两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在文学上相互扶持，你追我赶。
因此萧红说：“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我所向往着的，只是旷野，高山和飞鸟。”
1934年11月，“二萧”流亡至上海，结识了生命中的贵人鲁迅先生。在他的帮助下，萧红所著的《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在文坛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萧红因之一举成名，文学成就势不可挡，扶摇直上，一下子超过了萧军。
张小娴说：“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她有所期待的时候让她失望，在她脆弱的时候没有扶她一把，在她成功的时候竟然妒忌她。”
萧军可以在萧红最落魄的时候扶她一把，却无法在她成功的时候真心祝福。因为他身上散发着的，是像萧红父亲一样的大男子主义，他不仅嫉妒萧红的成功，还恋上了别人。
数次分分合合后，萧红虽有身孕，却还是提出了分手，并很快大着肚子，嫁给了东北作家端木蕻良。
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对他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可以说，萧红对感情的要求已经低到了尘埃里。她太渴望被爱，太渴望平凡的幸福了。
同萧军的孩子没能保住，作为母亲，萧红的心不知会怎样苦楚。但她却选择将这份苦楚倾泄在笔端，以个人之苦反映社会之悲，以螳臂之力阻挡命运倾轧的滚滚车流。
1940年，萧红写下了文学名著《呼兰河传》。著名作家茅盾评价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也说：“《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高度的真实感，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读《生死场》，读到的是一些女人的不幸，是女人在男权社会里摸爬滚打、垂死挣扎的悲凉与心酸。读《呼兰河传》，看到的是一座城市人情百态的背后，所体现出的中华几千年封建陋习的毒瘤，和这毒瘤溃烂漫浸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
1942年，萧红被误诊为喉癌，做了手术。术后病情加重，病逝时年仅31岁。
丁玲则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写道：“人的伟大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她愛过几个男人，真正能陪她现世安稳的却没有一个;生了两个孩子，却都没能活过那个吃人的残酷社会。但萧红同时也是伟大的，因为再多的苦难，她也从未妥协过。
她说：“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她将自己遭受的一切痛苦和不幸，都归结为“我是一个女人”。 她明知“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但她却仍致力于帮女性发声，让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女性可以活得有尊严。她一直在逃亡，也一直在追逐，追逐重重阴霾中的一抹亮光，那是昏暗时代的光明和希望。
1942年1月22日，和命运斗了一辈子的萧红，留下一句“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后与世长辞，年仅31岁。她用抗争的一生告诉我们：命运对你再残酷，也不要在能反抗的年纪里选择妥协。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家庭，原名张秀环。生母姜氏重男轻女，对萧红非常冷淡，父亲又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专制暴力，因此萧红从出生起就没尝过父母的爱和呵护。萧红八岁时，生母去世，父亲续弦再娶，倔强的萧红学不来阿谀奉承，不会讨后母欢心，因此没少挨父亲的打。
萧红的童年是不幸的，就像被锁在一个冰窖里，连心都冻得硬邦邦。唯一的温暖，就是透过窗缝照进来的一束光，那束光穿透坚硬的寒冷，给萧红冰封的心开了一扇小门。
那束光就是萧红的祖父，张维祯。他教她读书写字，带她去田里认识瓜果蔬菜，就连名字也是祖父给改的，叫张廼莹。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到：“祖父非常爱我，使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有祖父就够了，还怕什么呢？”是祖父的疼爱给了萧红安慰，让她重新获得了与命运抗争的力气。
萧红13岁时，父亲将她许给了富家子弟汪恩甲，汪恩甲身上带着纨绔子弟的没落气息，萧红越接触越觉得不愿，便开始了对抗父权的艰难逃亡。那时，萧红心系青梅竹马的表哥，便离家出走，跟了他去北平读书。但再好的感情也经不起现实的残酷，缺衣少食的环境下，萧红不得不硬着头皮回家。
迎接她的是父亲的暴怒和软禁，在父权的压迫下，萧红不得不暂时低头，答应了同汪家的婚事，却趁着置办嫁妆之际，再次逃走。
汪恩甲一怒之下追到了北平，衣食拮据的萧红只得跟他回呼兰。但这仍旧只是权宜之计，只要萧红不喜欢这个人，不从心里接受这段婚姻，再怎么难，她也还是要逃的。就像牢笼锁得住娇贵的金丝雀，却留不住视自由如生命的鹰。
但没有经济来源，“心高气傲”就变成了“一时意气”。走投无路的萧红，只能去找汪恩甲接济。但汪家已对她的多次出走深恶痛绝，汪恩甲的哥哥甚至未经允许，私自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萧红怒不可遏，汪恩甲追来道歉、解释，萧红选择了原谅。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口口声声会一辈子对她好的男人，竟在她身怀六甲之际，借口回家拿钱而临阵脱逃，狠心将她弃如敝履。
萧红说：“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是啊，萧红心比天高，倔强地对抗着自己不喜欢的一切，却都敌不过残酷的现实。她没钱没权，想在那个吃人的社会生存下去，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低头。
但只有她心里清楚，她的逆来顺受绝不是妥协，而是爆发之前的默默蓄势。曾经低下的头颅，总有一天要骄傲地扬起来。
汪恩甲走后，萧红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了妓院，要卖她抵债。在走投无路的境地，是萧军救了她。遇到萧军是萧红命运的转折点，他鼓励萧红写作，把萧红领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二人没有固定收入，只能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因为穷，他们买来馒头和着盐充饥，偶尔买一瓶酒，一饮而尽后相拥哭泣。生活艰难，可见一斑。就是条件如此之差，两人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在文学上相互扶持，你追我赶。
因此萧红说：“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我所向往着的，只是旷野，高山和飞鸟。”
1934年11月，“二萧”流亡至上海，结识了生命中的贵人鲁迅先生。在他的帮助下，萧红所著的《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在文坛引起了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萧红因之一举成名，文学成就势不可挡，扶摇直上，一下子超过了萧军。
张小娴说：“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他在她有所期待的时候让她失望，在她脆弱的时候没有扶她一把，在她成功的时候竟然妒忌她。”
萧军可以在萧红最落魄的时候扶她一把，却无法在她成功的时候真心祝福。因为他身上散发着的，是像萧红父亲一样的大男子主义，他不仅嫉妒萧红的成功，还恋上了别人。
数次分分合合后，萧红虽有身孕，却还是提出了分手，并很快大着肚子，嫁给了东北作家端木蕻良。
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对他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可以说，萧红对感情的要求已经低到了尘埃里。她太渴望被爱，太渴望平凡的幸福了。
同萧军的孩子没能保住，作为母亲，萧红的心不知会怎样苦楚。但她却选择将这份苦楚倾泄在笔端，以个人之苦反映社会之悲，以螳臂之力阻挡命运倾轧的滚滚车流。
1940年，萧红写下了文学名著《呼兰河传》。著名作家茅盾评价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文学评论家夏志清也说：“《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高度的真实感，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读《生死场》，读到的是一些女人的不幸，是女人在男权社会里摸爬滚打、垂死挣扎的悲凉与心酸。读《呼兰河传》，看到的是一座城市人情百态的背后，所体现出的中华几千年封建陋习的毒瘤，和这毒瘤溃烂漫浸所造成的瘟疫般的灾难。
1942年，萧红被误诊为喉癌，做了手术。术后病情加重，病逝时年仅31岁。
丁玲则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写道：“人的伟大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萧红的一生是不幸的，她愛过几个男人，真正能陪她现世安稳的却没有一个;生了两个孩子，却都没能活过那个吃人的残酷社会。但萧红同时也是伟大的，因为再多的苦难，她也从未妥协过。
她说：“我不能决定怎么生，怎么死。但我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
她将自己遭受的一切痛苦和不幸，都归结为“我是一个女人”。 她明知“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但她却仍致力于帮女性发声，让千千万万像她一样的女性可以活得有尊严。她一直在逃亡，也一直在追逐，追逐重重阴霾中的一抹亮光，那是昏暗时代的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