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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外文化交流高潮。在华传教期间，传教士曾写下数目众多的游记文本，其中有很多内容描写了他们眼中当时的中国家庭这一形象。本文试图从文化中心主义视角出发，对这些文本中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观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能够梳理西方人“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形象，同时也让中国形象的积极塑造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中国家庭形象 19世纪西方传教士 游历文本 文化中心主义
1、引言
国家形象，基于立体性认知来说，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和国民形象等要素综合形成的13。在当今社会，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为全球化的进程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但是根据《2015年度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来看，在全球受众的面前，中国国家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映像，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印象（6.9分）要比发达国家（5.5分）明显更为积极16。显然，以西方为主的发达国家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整体认识上还具有一定的消极导向，而这与中国近代社会给西方人造成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近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形成现当代中国形象的历史底图1。家庭的起源早于国家，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同生活单位2，家庭的形象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国民特点等，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国家的形象，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丰富国家形象的内容。在中国形象的研究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对文学文本中人物形象、西方来华游历者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变化，以及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游历期间对19世纪中国形象进行分析，但笔者经过阅读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游记作品后发现，传教士花费大量笔墨对中国家庭进行了描写，而家庭形象却较少有学者进行相关的批评研究。笔者将从文化中心主义视角出发，对这些文本中的家庭形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观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梳理西方人“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形象以及这一形象产生的原因，为中国形象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指的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敌对心理。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人的特点、倾向是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成员在心理上认同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的社会特征，如价值观念、态度、习俗、传统、生活方式等。文化中心主义是把本民族的文化当做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文化的行为，并把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114-15。De Albiada & Bernasocchi 也阐明文化中心主义是以自己的文化成为解读其他文化的标准31。因此，当本群体成员根据自己群体文化准则去判断或者评价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时，就构成了文化中心主义114-15。
2、“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结构
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外文化交流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iii。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记录自己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构成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中国家庭对他们来说既富有特点，又让他们迷惑。
19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这片土地时，正值清朝晚期，在他们看来——中国家庭结构不合理，不可能达到统一。这种不合理性在《中国乡村生活》中是：“中国容易形成多人机械配置在一起的混合家庭，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能容忍这样的建制…只属于不可救药的中国人332”。他们认为这种不统一体现为女性这一元素。明恩溥写到：“中国家庭不仅由男人和他的妻子及他们的孩子组成，还有已经成婚的儿子以及儿媳妇们…她们有自己强烈而又难以抑制的意志，可除了尖刻的语言和坏脾气，一般无权表达自己，于是，其结果是不可能达到统一332”。
19世纪英美等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而中国却是几千年来文明的倒退时期。此时的中国不再像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般引人遐想，而是一个社会制度腐朽和落后的“天朝”。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西方的群外，崇尚儒家文化的另一个文明，完全不符合西方群内的文化和价值观。Jan Van Coillie在《群内和群外套话的影响》中写到：他者被视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享有共同的典型性格特征，与群内的文化是不同的…殖民的过程是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殖民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价值观是积极正面的，而非西方的文化则是消极负面，低下的30-1。在这种自我言说西方价值观优越于东方价值的前提下，传教士對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形象无疑进行了主观的言说。明恩溥写道：“中国人的分家似乎意味着解除了亲人之间的责任感”232，他既认为中国家庭结构是混杂和不可忍受的，可一旦混杂的家庭分家之后，他不免又认为这是亲人责任感解除的方式。中国家庭结构这一形象给传教士带来的矛盾想法，表明他们带有自己的话语标准。从最终的目的来看，只不过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服务。
3、“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关系
西方传教士眼中，中国家庭关系基本的三个维度——夫妻、亲子以及婆媳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爱和感情的维持。
首先，从夫妻关系上看，传教士关注夫妻间的感情和其中的女性地位。对于夫妻间的感情，麦高温写道：“大多数的家庭里，夫妻间都存在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情…还有一个确切的事实，那就是这个国家里的女人们缺少迷人的魅力。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他因素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他们那朴素的脸上焕发出特有的光彩”236-37。在麦高温看来，夫妻间的感情是伴随着婚后的生活培养出来的。同时，他们眼中的东方女性作为非群内的他者，不符合西方审美，西方的女性魅力东方女性远远达不到，这体现了麦高温的文化优越感。对于夫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麦高温写到：“有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东方女人是一种奴隶…240”。这种看法在麦氏看来大错特错。对于有些书和旅行家们的夸张描写如，“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她一降生就被公认为是家庭的耻辱……104-05”亦或是“一个女子通常没有什么机会与其他人培植友情321”等描述，麦高温不赞同，恰如林语堂说：“凡较能熟悉中国人民生活者，则尤能确信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批判，非产生于了解中国生活之知识”128，这也显示出麦高温认为中国人生活之明处。 其次，从亲子关系来看，传教士关注的是母亲和孩子的感情。麦高温写道：“母亲在看到自己儿子的时候总是红光满面的，眼里也时时闪烁着快乐的光芒”234-36。明恩溥叙述了一个因侄子砍下大伯家的石榴树，母亲护子的故事，同时他也用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相似故事作对比，突出了两个故事不一样的过程和结局。美国孩子承认错误，父亲赞许他的行为，事情持续不过十分钟，而中国人则衍生成复杂的程序，摆道歉的筵席，然后遗忘了“肇事者”328-29。在麦高温看来，“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未来之困惑如同在遥远的英格兰我们所具有的那种感觉一样”236，这是东西方所共通的一个点，他的叙述中透露出客观的叙事。他推崇美国父亲的做法，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传达了更好的教育理念。反观中国母亲的做法，是一种溺爱，造成孩子不诚实与不具责任感。传教士的讲述建立在传教士群内教育模式的标准之下，但亲子关系形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反思——中国人做事讲排场、大费周章的特点带来的不好影响，同时教育理念也需要改变。
最后，从婆媳关系层面看，传教士关注的是婆媳之间从新婚妻子到生儿育女之后的过程。明恩溥写道：“她的到来不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更不用说什么温馨了319”，麦高温也指出：“无论受到怎么样的委屈，她都不敢让丈夫去指责婆婆”，“中国的婆婆们有着近乎可怕的威严，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一致的”，以及“随着儿子的降生，她会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尊严”231-33。根据麦高温的描述，这是一个从受尽婆婆施加的委屈到拥有尊严的过程。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婆婆在权威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但并没有批评这种权威合理与否，却把媳妇受苦难的原因归结于逆来顺受，却不知他认为的“逆来顺受”是中国女子从小便熟知的女德。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生活中一组难以理清的关系，正如林语堂写道：“中国人的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这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131。无论是从传教士的描述，还是从中国作家的笔下，都可以得到一个既定的事实，婆媳关系在中国家庭关系中是十分紧张的。婆媳关系这一形象在传教士眼中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暗处，不符合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但他们话语之下的信息却需要我们去反思。
4、“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观念
家庭观念形象于传教士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爱好家庭生活，讲求落叶归根；二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与西方相差甚远。首先，传教士无法理解中国人爱好家庭生活与落叶归根的思想。麦高温写道：“中国人十分专注于家庭生活…英国人的那种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中国人是无法理解的”228。从这段描述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对于家庭生活的热爱和专注评判是客观的，而对于指责中国人把感情投入给家庭而没有了爱国热情，这个评判却有失事实，是传教士的一种想象。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就是比西方白人低级。从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像中国这种黄皮肤的人达不到理解爱国主义这种高贵思想情感和境界。传教士在言说他者或群外（中国）文化低劣的同时，即是在言说我者或群内（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标准性，试图通过这种言说他者负面事物的行为来构建群内固化的国民特征。麦高温还叙述到：“居住在澳洲25年之久的中国人因某日的思乡之情袭上心头，便向他的外国妻女们作了永久性的道别，自己满怀欣欣地启程了，然而他老家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辛，但对他来说不难”229。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之乡”3。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恋家，回家的意愿从未动摇过。麦高温对故事的描述看似客观，但是在西方以“神”为中心的伦理90来看，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18，这就暗含了他对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抛弃家庭做法的不屑。麦高温把中国人对家乡的这种依恋与对国家的热爱对立起来，殊不知中国儒家思想中早已说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天下平、国治、家齐、身修，他们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并非像他所言说的一样。因而他片面化地述说这种家庭观念形象，实质上是为他传教的顺利做宣传。
其次，从家庭生活方式和理念层面看，传教士指出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方式和理念与西方大相径庭。明恩溥写道：“中国人心里没有温馨的理念”319，麦高温也写道：“有一些我们认为是构成幸福家庭的重要因素，在他们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整洁’。枕头的样子很古怪，在英国人看来，它更像是某种刑具240-41”。虽然到处都是传教士无法容忍的尘土和一切事物的杂乱无章，但他们宏伟的事业驱使他们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居住下来。他们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通过描写记录中国家庭生活的方式及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突出了他们宏伟的目标——构建一个与西方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一样的国民思想。但是同时，我们应该从这种细微的叙述中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确实需要改进。中国家庭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另一个表现——缺乏安宁，也是西方人所无法容忍的。麦高温写道：“缺乏安宁对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对英国人来说却是无法容忍的”[8]243-44。中国人喜欢热闹的生活方式为西方人所不理解并厌恶，在他们看来，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家居生活的舒适了。但他又写道：“毫无疑问这其中还是有些东西是中国人和英国人共同向往的。这一点无论是穷人还是对富人都一样”[8]244。麦高温所言说的“共同向往”无非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从描述中来看，中国家庭观念这一形象非常不吻合西方审美价值标准，他们的任务就是改变这些在他们眼中无法容忍的形象，并且对于自己神圣的使命充满信心。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19世纪的中国家庭形象在西方传教士眼中大多数时候是负面的。导致这一形象产生的原因正如Jan Van Coillie指出的：“他者（群外）文化体现为没有文明、没有工业和没有礼仪等，而我者（群内）的文化体现则是西方的、白人的以及工业文明的等等。西方整体上的优越感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赋予他们自己道德责任和权力去干涉别国事务，为他者（群外）带去进步和文明”31。了解到中国家庭形象在西方负面行的原因，才能帮助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才能实现双方文化地位平等和相互認同。同时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尊重文化多样性，去文化中心主义，不要以本民族文化为标准衡量他者文化，从而为如今中国在软文化实力建设上更加注重中国形象的提高做出努力，也让全球特别是西方受众的思维慢慢脱离近代以来对我们形象产生的套话。
【参考文献】
【1】李朝军.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D].湖南师范大学，2015.
【2】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于运全，张楠，孙敬鑫.2015年度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J].对外传播，2016，（09）：15-18.
【3】李树茁，王欢.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J].人口与经济，2016，（06）：1-9.
【4】王晋抚.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中心主义的认知建构[J].文学教育（上），2011，（11）：114-115.
【5】Jan Van Coillie. The Impact of In-group/Out-group Stereotypes： The Image of Foreign Cultures Flemish Youth Litera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J].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31.
【6】洪云.西方传教士与近代贵州（1861-1949）[D].浙江大学，2014.
【7】明恩溥（美）. 《中国乡村生活》[M].午情，唐军，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19-332.
【8】麦高温（英）.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朱涛，倪静，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228-245.
【9】约·罗伯茨（英）.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M]. 蒋重跃，刘林海，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04-106.
【10】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社出版，2002，119-131.
【11】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18.
作者简介：杨莉莉（1987——），女，苗族，贵州凯里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关键词】：中国家庭形象 19世纪西方传教士 游历文本 文化中心主义
1、引言
国家形象，基于立体性认知来说，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和国民形象等要素综合形成的13。在当今社会，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为全球化的进程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但是根据《2015年度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来看，在全球受众的面前，中国国家形象呈现出不同的映像，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印象（6.9分）要比发达国家（5.5分）明显更为积极16。显然，以西方为主的发达国家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整体认识上还具有一定的消极导向，而这与中国近代社会给西方人造成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近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形成现当代中国形象的历史底图1。家庭的起源早于国家，是人类最基本的共同生活单位2，家庭的形象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国民特点等，同时也可以反映出国家的形象，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可以丰富国家形象的内容。在中国形象的研究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侧重在对文学文本中人物形象、西方来华游历者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变化，以及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游历期间对19世纪中国形象进行分析，但笔者经过阅读19世纪西方传教士的游记作品后发现，传教士花费大量笔墨对中国家庭进行了描写，而家庭形象却较少有学者进行相关的批评研究。笔者将从文化中心主义视角出发，对这些文本中的家庭形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以及家庭观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梳理西方人“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形象以及这一形象产生的原因，为中国形象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指的是任何社会群体的成员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态度和敌对心理。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人的特点、倾向是将人类社会划分成各种各样的群体，成员在心理上认同于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的社会特征，如价值观念、态度、习俗、传统、生活方式等。文化中心主义是把本民族的文化当做标准来衡量其他民族文化的行为，并把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隔离开来114-15。De Albiada & Bernasocchi 也阐明文化中心主义是以自己的文化成为解读其他文化的标准31。因此，当本群体成员根据自己群体文化准则去判断或者评价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时，就构成了文化中心主义114-15。
2、“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结构
19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外文化交流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iii。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生活过几十年，记录自己在中国生活的经历，构成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中国家庭对他们来说既富有特点，又让他们迷惑。
19世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这片土地时，正值清朝晚期，在他们看来——中国家庭结构不合理，不可能达到统一。这种不合理性在《中国乡村生活》中是：“中国容易形成多人机械配置在一起的混合家庭，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能容忍这样的建制…只属于不可救药的中国人332”。他们认为这种不统一体现为女性这一元素。明恩溥写到：“中国家庭不仅由男人和他的妻子及他们的孩子组成，还有已经成婚的儿子以及儿媳妇们…她们有自己强烈而又难以抑制的意志，可除了尖刻的语言和坏脾气，一般无权表达自己，于是，其结果是不可能达到统一332”。
19世纪英美等西方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而中国却是几千年来文明的倒退时期。此时的中国不再像马可波罗所描述的那般引人遐想，而是一个社会制度腐朽和落后的“天朝”。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西方的群外，崇尚儒家文化的另一个文明，完全不符合西方群内的文化和价值观。Jan Van Coillie在《群内和群外套话的影响》中写到：他者被视为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享有共同的典型性格特征，与群内的文化是不同的…殖民的过程是权力施展的过程，在殖民的过程中，西方文化价值观是积极正面的，而非西方的文化则是消极负面，低下的30-1。在这种自我言说西方价值观优越于东方价值的前提下，传教士對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形象无疑进行了主观的言说。明恩溥写道：“中国人的分家似乎意味着解除了亲人之间的责任感”232，他既认为中国家庭结构是混杂和不可忍受的，可一旦混杂的家庭分家之后，他不免又认为这是亲人责任感解除的方式。中国家庭结构这一形象给传教士带来的矛盾想法，表明他们带有自己的话语标准。从最终的目的来看，只不过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服务。
3、“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关系
西方传教士眼中，中国家庭关系基本的三个维度——夫妻、亲子以及婆媳关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爱和感情的维持。
首先，从夫妻关系上看，传教士关注夫妻间的感情和其中的女性地位。对于夫妻间的感情，麦高温写道：“大多数的家庭里，夫妻间都存在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情…还有一个确切的事实，那就是这个国家里的女人们缺少迷人的魅力。随着时光的流逝，其他因素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使他们那朴素的脸上焕发出特有的光彩”236-37。在麦高温看来，夫妻间的感情是伴随着婚后的生活培养出来的。同时，他们眼中的东方女性作为非群内的他者，不符合西方审美，西方的女性魅力东方女性远远达不到，这体现了麦高温的文化优越感。对于夫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麦高温写到：“有一个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东方女人是一种奴隶…240”。这种看法在麦氏看来大错特错。对于有些书和旅行家们的夸张描写如，“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她一降生就被公认为是家庭的耻辱……104-05”亦或是“一个女子通常没有什么机会与其他人培植友情321”等描述，麦高温不赞同，恰如林语堂说：“凡较能熟悉中国人民生活者，则尤能确信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批判，非产生于了解中国生活之知识”128，这也显示出麦高温认为中国人生活之明处。 其次，从亲子关系来看，传教士关注的是母亲和孩子的感情。麦高温写道：“母亲在看到自己儿子的时候总是红光满面的，眼里也时时闪烁着快乐的光芒”234-36。明恩溥叙述了一个因侄子砍下大伯家的石榴树，母亲护子的故事，同时他也用一个发生在美国的相似故事作对比，突出了两个故事不一样的过程和结局。美国孩子承认错误，父亲赞许他的行为，事情持续不过十分钟，而中国人则衍生成复杂的程序，摆道歉的筵席，然后遗忘了“肇事者”328-29。在麦高温看来，“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未来之困惑如同在遥远的英格兰我们所具有的那种感觉一样”236，这是东西方所共通的一个点，他的叙述中透露出客观的叙事。他推崇美国父亲的做法，因为这样的教育方式传达了更好的教育理念。反观中国母亲的做法，是一种溺爱，造成孩子不诚实与不具责任感。传教士的讲述建立在传教士群内教育模式的标准之下，但亲子关系形象所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探究反思——中国人做事讲排场、大费周章的特点带来的不好影响，同时教育理念也需要改变。
最后，从婆媳关系层面看，传教士关注的是婆媳之间从新婚妻子到生儿育女之后的过程。明恩溥写道：“她的到来不会受到热情的欢迎，更不用说什么温馨了319”，麦高温也指出：“无论受到怎么样的委屈，她都不敢让丈夫去指责婆婆”，“中国的婆婆们有着近乎可怕的威严，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一致的”，以及“随着儿子的降生，她会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尊严”231-33。根据麦高温的描述，这是一个从受尽婆婆施加的委屈到拥有尊严的过程。在他看来，东西方的婆婆在权威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但并没有批评这种权威合理与否，却把媳妇受苦难的原因归结于逆来顺受，却不知他认为的“逆来顺受”是中国女子从小便熟知的女德。婆媳关系是中国家庭生活中一组难以理清的关系，正如林语堂写道：“中国人的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这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131。无论是从传教士的描述，还是从中国作家的笔下，都可以得到一个既定的事实，婆媳关系在中国家庭关系中是十分紧张的。婆媳关系这一形象在传教士眼中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暗处，不符合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但他们话语之下的信息却需要我们去反思。
4、“我者”视野下的中国家庭观念
家庭观念形象于传教士来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爱好家庭生活，讲求落叶归根；二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与西方相差甚远。首先，传教士无法理解中国人爱好家庭生活与落叶归根的思想。麦高温写道：“中国人十分专注于家庭生活…英国人的那种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中国人是无法理解的”228。从这段描述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对于家庭生活的热爱和专注评判是客观的，而对于指责中国人把感情投入给家庭而没有了爱国热情，这个评判却有失事实，是传教士的一种想象。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形象就是比西方白人低级。从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来看，他们认为像中国这种黄皮肤的人达不到理解爱国主义这种高贵思想情感和境界。传教士在言说他者或群外（中国）文化低劣的同时，即是在言说我者或群内（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标准性，试图通过这种言说他者负面事物的行为来构建群内固化的国民特征。麦高温还叙述到：“居住在澳洲25年之久的中国人因某日的思乡之情袭上心头，便向他的外国妻女们作了永久性的道别，自己满怀欣欣地启程了，然而他老家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辛，但对他来说不难”229。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写道：“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之乡”3。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落叶归根的思想，他们恋家，回家的意愿从未动摇过。麦高温对故事的描述看似客观，但是在西方以“神”为中心的伦理90来看，每个个人在神前的平等18，这就暗含了他对中国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而抛弃家庭做法的不屑。麦高温把中国人对家乡的这种依恋与对国家的热爱对立起来，殊不知中国儒家思想中早已说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天下平、国治、家齐、身修，他们两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的，并非像他所言说的一样。因而他片面化地述说这种家庭观念形象，实质上是为他传教的顺利做宣传。
其次，从家庭生活方式和理念层面看，传教士指出中国人的家庭生活方式和理念与西方大相径庭。明恩溥写道：“中国人心里没有温馨的理念”319，麦高温也写道：“有一些我们认为是构成幸福家庭的重要因素，在他们看来却是无关紧要的，例如‘整洁’。枕头的样子很古怪，在英国人看来，它更像是某种刑具240-41”。虽然到处都是传教士无法容忍的尘土和一切事物的杂乱无章，但他们宏伟的事业驱使他们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居住下来。他们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言人，通过描写记录中国家庭生活的方式及进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突出了他们宏伟的目标——构建一个与西方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一样的国民思想。但是同时，我们应该从这种细微的叙述中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理念确实需要改进。中国家庭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另一个表现——缺乏安宁，也是西方人所无法容忍的。麦高温写道：“缺乏安宁对中国人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对英国人来说却是无法容忍的”[8]243-44。中国人喜欢热闹的生活方式为西方人所不理解并厌恶，在他们看来，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家居生活的舒适了。但他又写道：“毫无疑问这其中还是有些东西是中国人和英国人共同向往的。这一点无论是穷人还是对富人都一样”[8]244。麦高温所言说的“共同向往”无非就是以他为代表的传教士所宣扬的基督教。从描述中来看，中国家庭观念这一形象非常不吻合西方审美价值标准，他们的任务就是改变这些在他们眼中无法容忍的形象，并且对于自己神圣的使命充满信心。
5、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19世纪的中国家庭形象在西方传教士眼中大多数时候是负面的。导致这一形象产生的原因正如Jan Van Coillie指出的：“他者（群外）文化体现为没有文明、没有工业和没有礼仪等，而我者（群内）的文化体现则是西方的、白人的以及工业文明的等等。西方整体上的优越感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赋予他们自己道德责任和权力去干涉别国事务，为他者（群外）带去进步和文明”31。了解到中国家庭形象在西方负面行的原因，才能帮助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中才能实现双方文化地位平等和相互認同。同时在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尊重文化多样性，去文化中心主义，不要以本民族文化为标准衡量他者文化，从而为如今中国在软文化实力建设上更加注重中国形象的提高做出努力，也让全球特别是西方受众的思维慢慢脱离近代以来对我们形象产生的套话。
【参考文献】
【1】李朝军.19世纪西方来华游历者视域中的中国形象[D].湖南师范大学，2015.
【2】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课题组，于运全，张楠，孙敬鑫.2015年度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分析报告[J].对外传播，2016，（09）：15-18.
【3】李树茁，王欢.家庭变迁、家庭政策演进与中国家庭政策构建[J].人口与经济，2016，（06）：1-9.
【4】王晋抚.跨文化交际中文化中心主义的认知建构[J].文学教育（上），2011，（11）：114-115.
【5】Jan Van Coillie. The Impact of In-group/Out-group Stereotypes： The Image of Foreign Cultures Flemish Youth Litera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J].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29-31.
【6】洪云.西方传教士与近代贵州（1861-1949）[D].浙江大学，2014.
【7】明恩溥（美）. 《中国乡村生活》[M].午情，唐军，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319-332.
【8】麦高温（英）. 《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M].朱涛，倪静，译. 北京：中华书局，2006，228-245.
【9】约·罗伯茨（英）. 《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M]. 蒋重跃，刘林海，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104-106.
【10】林语堂. 《吾国与吾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社出版，2002，119-131.
【11】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18.
作者简介：杨莉莉（1987——），女，苗族，贵州凯里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16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