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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的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是经济运行的深刻变革，也是思想观念的自觉升华。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必须排除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在此基础上提高和统一思想认识。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一——“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观
经济发展首先是物质产出数量的增加，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着力解决人们的吃饱穿暖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因而奉行“先生产后生活”，主要致力于又多又快地生产物质财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已从物质匮乏跃升为商品极大丰富，人们对生产和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地方，“先生产后生活”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市场。有些同志眼光短、标准低，在变革创新中跳不出老经验、旧套路，想不出新招，找不到出路；在转变发展方式上犹犹豫豫，裹足不前。只关心经济规模的增长，重生产轻科技、重扩张轻研发，多而不优、大而不强成为中国某些地方经济的突出问题。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二——GDP至上的政绩观
GDP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生产和服务水平，因而GDP在世界通行后一度成为衡量政府及其官员的重要政绩指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政府对GDP的重视，致使前些年发展到“以GDP论英雄”。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人曲解“保增长”的目标，过分注重GDP的增长，个别落后的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重新上马，一拥而上、重复建设以及产能过剩现象严重。这不仅造成建设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而且为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三——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观
利润是企业的当然追求，也是经济效益的重要方面。但一些企业以快赚钱、多赚钱为唯一目的，并以偷工减料、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甚至违法行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必然危害社会。企业决不能以短期获利行为获得发展，而应靠科技创新、科学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仅仅利润一个指标不能反映经济质量的全部内涵，单纯唯利是图的贪婪行为，不仅破坏市场秩序，而且败坏企业形象，阻碍经济转型升级。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四——“梯度推移”的区域发展观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现象。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中国东西部之间本来就有差距。改革开放后东西部经济尽管都有较大发展，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改变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就政府对于推进发展的选择而言，可以分为主动推进发展部分、带动发展部分和“顺其自然”发展部分。与此相适应，政府对三者的资金投入、人力支持、政策优惠的差别也较大。先东部、再中部、后西部的像阶梯一样依次推进的所谓“现代化推移理论”仍有一定市场，欠发达地区“坐等”发达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过去的观点和做法，既会挫伤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积极性，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五——“效率优先、牺牲公平”的分配观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收入分配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它“忽视”了平等和公正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平等、公平排除在改革目标之外。哈耶克说：“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交换的公正，而不是所谓的分配公正，或现在经常谈论的‘社会’公正。”主张“程序正义”和“行为正义”，不承认“分配公正”的存在。只强调形式公平，即规则公平(如等价交换的规则)和程序的公正，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实质正义理论所强调的内容和结果的平等。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和所谓效率，实质上主张“效率优先，牺牲公平”。
胡锦涛同志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断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党的十六大在重申这一原则的同时，提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思想理论上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不等于实践生活中解决了这一问题。许多企业总是通过压缩劳动报酬来降低成本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一些地方政府多是以单方面对资本的优惠和劳动力价格的低下来招商引资。劳动者报酬、资本收人和间接税收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其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为50％。1995年至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从51．4％下降到39．8％，共计11．7个百分点。劳动价格偏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既影响了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也增加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加速了低水平生产项目的扩张和低端产品的出口。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六——“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观
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向人类提出了新的环境挑战，对资源的过度攫取，废弃物和污染物不加节制的排放，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多地从生态系统自身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环境的价值。把环境作为生产投入要素过度强调，往往忽视环境问题对人的健康、社会公平(或代际公平)等方面的影响，在制定环境政策的时候，也更容易仅仅从经济的视角考虑问题。一些地方领导只注重经济增长和人的物质需要，主张“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七——唯利是图、重财轻命的牟利观
不少行业、许多企业乃至地方官受利益驱动，不讲科学、罔顾安全、漠视生命，导致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频发，使GDP的“含血量”居高不下。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尤甚。2003年中国煤炭产量占到世界煤炭总量的35％左右，但遇难矿工的比例却占到世界总数的80％左右。与之相对应，我国的采煤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我国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使我们深为震撼，深感唯利是图、不讲科学、漠视安全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总之，经济活动方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促使人们思维方式不断转变。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断淘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思想观念，使得变革、创新、进取成为时代精神，不断推动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开放的深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从量变到质变逐步演进的，其中的问题和教训也是逐步显现的，因而人们对问题和教训的总结也要经历一个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不要GDP，而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是从以物为中心的旧的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跃迁。实践没有止境，思想解放就没有止境。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问题，既取决于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更取决于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取决于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就需要把解放思想和科学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更加注重发挥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并且把解放思想的成果落实到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有牢固的思想支撑，又有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一——“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观
经济发展首先是物质产出数量的增加，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着力解决人们的吃饱穿暖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位的任务，因而奉行“先生产后生活”，主要致力于又多又快地生产物质财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已从物质匮乏跃升为商品极大丰富，人们对生产和生活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一些地方，“先生产后生活”思想仍然有较大的市场。有些同志眼光短、标准低，在变革创新中跳不出老经验、旧套路，想不出新招，找不到出路；在转变发展方式上犹犹豫豫，裹足不前。只关心经济规模的增长，重生产轻科技、重扩张轻研发，多而不优、大而不强成为中国某些地方经济的突出问题。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二——GDP至上的政绩观
GDP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生产活动的总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生产和服务水平，因而GDP在世界通行后一度成为衡量政府及其官员的重要政绩指标。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政府对GDP的重视，致使前些年发展到“以GDP论英雄”。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人曲解“保增长”的目标，过分注重GDP的增长，个别落后的重污染、高耗能的产业重新上马，一拥而上、重复建设以及产能过剩现象严重。这不仅造成建设资源的严重浪费，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而且为以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隐患。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三——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观
利润是企业的当然追求，也是经济效益的重要方面。但一些企业以快赚钱、多赚钱为唯一目的，并以偷工减料、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甚至违法行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这必然危害社会。企业决不能以短期获利行为获得发展，而应靠科技创新、科学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仅仅利润一个指标不能反映经济质量的全部内涵，单纯唯利是图的贪婪行为，不仅破坏市场秩序，而且败坏企业形象，阻碍经济转型升级。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四——“梯度推移”的区域发展观
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客观现象。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中国东西部之间本来就有差距。改革开放后东西部经济尽管都有较大发展，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改变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就政府对于推进发展的选择而言，可以分为主动推进发展部分、带动发展部分和“顺其自然”发展部分。与此相适应，政府对三者的资金投入、人力支持、政策优惠的差别也较大。先东部、再中部、后西部的像阶梯一样依次推进的所谓“现代化推移理论”仍有一定市场，欠发达地区“坐等”发达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过去的观点和做法，既会挫伤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积极性，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一向主张，“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五——“效率优先、牺牲公平”的分配观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拉美收入分配的恶化，并不是因为它“忽视”了平等和公正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平等、公平排除在改革目标之外。哈耶克说：“自由主义关心的是交换的公正，而不是所谓的分配公正，或现在经常谈论的‘社会’公正。”主张“程序正义”和“行为正义”，不承认“分配公正”的存在。只强调形式公平，即规则公平(如等价交换的规则)和程序的公正，而忽视马克思主义实质正义理论所强调的内容和结果的平等。新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少数人的富裕和所谓效率，实质上主张“效率优先，牺牲公平”。
胡锦涛同志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断调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党的十六大在重申这一原则的同时，提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在思想理论上注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并不等于实践生活中解决了这一问题。许多企业总是通过压缩劳动报酬来降低成本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一些地方政府多是以单方面对资本的优惠和劳动力价格的低下来招商引资。劳动者报酬、资本收人和间接税收在GDP中的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其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约为50％。1995年至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比从51．4％下降到39．8％，共计11．7个百分点。劳动价格偏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既影响了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也增加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加速了低水平生产项目的扩张和低端产品的出口。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六——“先污染、后治理”的生态观
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向人类提出了新的环境挑战，对资源的过度攫取，废弃物和污染物不加节制的排放，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更多地从生态系统自身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环境的价值。把环境作为生产投入要素过度强调，往往忽视环境问题对人的健康、社会公平(或代际公平)等方面的影响，在制定环境政策的时候，也更容易仅仅从经济的视角考虑问题。一些地方领导只注重经济增长和人的物质需要，主张“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
亟需排除的障碍之七——唯利是图、重财轻命的牟利观
不少行业、许多企业乃至地方官受利益驱动，不讲科学、罔顾安全、漠视生命，导致安全生产重、特大事故频发，使GDP的“含血量”居高不下。煤炭生产安全问题尤甚。2003年中国煤炭产量占到世界煤炭总量的35％左右，但遇难矿工的比例却占到世界总数的80％左右。与之相对应，我国的采煤效率仅为美国的2．2％、南非的8．1％，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我国安全生产的严峻形势，使我们深为震撼，深感唯利是图、不讲科学、漠视安全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总之，经济活动方式决定人的思维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促使人们思维方式不断转变。市场经济的竞争不断淘汰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思想观念，使得变革、创新、进取成为时代精神，不断推动思想解放。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改革开放的深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从量变到质变逐步演进的，其中的问题和教训也是逐步显现的，因而人们对问题和教训的总结也要经历一个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非不要GDP，而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统一，是从以物为中心的旧的发展观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跃迁。实践没有止境，思想解放就没有止境。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问题，既取决于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更取决于把科学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策，取决于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就需要把解放思想和科学发展有机统一起来，更加注重发挥思想解放的先导作用，并且把解放思想的成果落实到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使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有牢固的思想支撑，又有可靠的体制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