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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他为“干才 ”
“陈伯钧”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生疏，其实他年轻时绝非等闲之辈。请看1936年10月15日，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时，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在红军将领中，被毛泽东称为“干才”的人，寥寥无几。毛泽东为什么称之为干才？这恐怕要从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说起。
在井冈山，陈伯钧从排长、连长干起，一步一个台阶，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20岁任红二十团政治委员，21岁任红十五军军长，22岁任红五军团参谋长，26岁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他的长征，历时两年，是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的少数几个将领之一。
1928年4月，陈伯钧跟随毛泽东等人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在汝城，第一团一营一连在陈伯钧带领下英勇作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猛烈反扑，使毛泽东转危为安。在酃县（今炎陵县），陈伯钧率领一连随第一团从侧翼阻击国民党3个团的追兵，挫败了敌人10多次进攻，坚持了3天，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期，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和徐彦刚去“绿林好汉”袁文才的部队帮助练兵、培养党的干部，改造这支队伍。
陈伯均到了那里，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团结、教育、改造他们，很快把这支地方农民军变成红军的基本力量。
一次，陈伯钧连长奉命带领袁文才部一个班的兵力，护送毛泽东下井冈山去茶陵寻找主力部队。
下山的第二天，为确保山上的安全，陈伯钧令这个班的战士回山归建，他和毛泽覃带3名战士继续执行任务。
经过一天急行军，他们来到距茶陵两三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由于人少，毛泽东亲自安排夜间轮流放哨，他与陈伯钧一起负责下半夜到拂晓的警戒。午夜，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攻城的红军部队好像停止了进攻。他们估计，队伍应该撤向井冈山，而他们所在的村子是回井冈山的必经之路。等了一阵，没有动静。相反的水口方向——也就是向南的方向有声音。毛泽东预感事态严重，决定立即起身向南追赶部队。
晨曦中，毛泽东问陈伯钧：“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
陈伯钧说：“我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
傍晚，他们终于赶到水口，追上大部队。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团长陈皓要叛变，把队伍带走。毛泽东当即召开干部会议，将陈皓等人撤职，押回井冈山受审。同时还决定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
开完会，毛泽东对陈伯钧说：“伯钧同志，你马上出发，抄小道到砻市，送信给永新县委，叫他们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
陈伯钧二话没说，连夜赶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砻市，圆满完成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长征路上的“铁屁股”
1934年10月18日夜，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师长陈伯钧的率领下，从兴国曲利出发，开始长征。他们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为主力红军殿后。此时陈伯钧正在打摆子，不得不坐在担架上率部行动。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人员众多，携带大批辎重“大搬家”，行动迟缓。行军时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殿后任务十分艰巨。
陈伯钧指挥十三师和兄弟部队一起边打边走，在下灌、红岭与敌遭遇。陈伯钧指挥得当，命令第三十七团迅速抢占制高点；第三十九团勇猛突击，冲入敌阵肉搏，给敌李云杰部以很大打击，掩护了友军第三十四师的安全。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场恶仗。向湘江挺进的过程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陈伯钧率领部队天天打阻击，边打边跑，顽强阻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同时负责收容其它部队掉队人员。快到江边时，收容的人数比第十三师全部人数多出了两倍。
这时，刘伯承派人给陈伯钧送来了中央代表陈云的信：“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
晚上9时，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陈伯钧的红十三师离渡口还有45公里山路。侦察部队报告，敌人正从左右两翼向湘江渡口扑来。面对异常险恶的情况，陈伯钧果断命令：扔掉辎重，全师急行军，一定要在敌人到达之前渡过湘江。
陈伯钧知道，红五军团为了掩护全军渡江，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现在只剩下红十三师一个师了。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支队伍带过江去！
红十三师拉着收容的队伍，紧跑慢跑，终于在拂晓前赶至湘江 子渡。
此时，江边已没有了浮桥和渡船。陈伯钧只能带领战士们趟着刺骨的江水，向对岸渡去。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董振堂和陈伯钧率领红五军团仍然担任后卫，毛泽东命令他们在石板河一带布防，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金沙江。
来到石板河看地形，陈伯钧才感到军委的决策是极其正确的。这里距金沙江皎平渡百余里，山峰陡峭，峰峦叠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是追敌必经之地。
刚刚完成设防，国民党军万耀煌第十三师赶到，向红五军团三十七团阵地发起猛攻，遭到猛烈反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5天后，敌人两个纵队尾追而来，云集山下，形势十分危急。红五军团已撤至最后一线阵地，身后已无路可退了。
为了使红一、三军团也赶到皎平渡渡江，毛泽东命令红五军团坚决阻住敌人，并派李富春到红五军团进行动员。
李富春告诉大家：数万红军正依靠几只小船，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红五军团能再坚持三天三夜，红军就将跳出包围圈，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就将宣告破产。
敌我力量悬殊，但红五军团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誓死不退。阵地上双方死伤累累，敌人始终没能再前进一步。5月8日傍晚，红五军团接到军委命令，他们撤出了阵地，星夜冒雨急行军赶至渡口，第二天全部渡过金沙江。
红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从而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鲁莽不该的“打人旅长”
1937年10月，洛川。
西北的冬天来得早，虽然只是10月中旬，早晚天已降霜，穿两件衣服都觉得凉了。
这几天，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正着急上火，都这会儿了，部队的冬衣还没有着落。他给延安打了电话，派人去筹款领料。
这天，正在办公室开会的陈伯钧，听到外面吵吵嚷嚷，就问：什么人在吵？说着就和另一位领导跑出门去，只见摩托学校一个司机正和旅部会计老袁吵架。
“吵什么吵？”
袁会计见旅长来了，就说：“我要到延安去领款，给部队买冬衣，正好他们去那边，想搭车去，他不光不让搭，还骂人！”
陈伯钧问司机：“你为什么不让搭车？”
司机眼睛一瞪，说：“凭什么让他搭车，他算老几？”
陈伯钧一听就火了：“你知道他是去干什么的吗？”
“他干什么我管不着，他干什么关我屁事？”
这下把陈伯钧气坏了，“你说什么？”
谁知那个兵也跳起来说：“这关你什么屁事！”
陈伯钧气得挥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子。
……
打人之后，陈伯钧就后悔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
旅长打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把陈伯钧叫到了延安，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提出了严肃批评，陈伯钧日记中记载，毛泽东指出此事的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
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伯钧是完全接受的，他说，自己一定努力改正。
后来，陈伯钧去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和张闻天找陈伯钧谈话，谈主要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以及思想方法及工作方法等问题。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特别指出，“对待一切问题要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客观化”。
公开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的“老同志”
1938年秋末，延安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毛泽东与从上海来的演员江青谈恋爱了，还有的说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在中央和老同志那里引起了很多的议论。非议者众，支持者寡。多数人认为此事不妥。
这消息也传到了抗大，传到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陈伯钧耳朵里。一开始他并不信，后来得到了证实。一天清晨，他和郭化若说起这事，两个人都觉得很不合适，他越说越激动，觉得作为井冈山一起出来的老同志应该给毛泽东写信，劝他不要这么做。
回到屋里，他挥笔写下信的抬头——“亲爱的毛主席”几个大字，接着就把人们的议论、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写了下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感情，请毛泽东慎重考虑此事。
写完信，他找几个老同志看，也想联系几位老同志联名写这封信，但很快发现，别人并不愿意和他联名写这封信。陈伯钧说，别人不联名，我就自己写。于是这封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的信，就以他个人名义发走了。
几天之后，这封信有了反馈。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转来了毛泽东的回音。
就在陈伯钧给毛泽东信的眉边，毛泽东写道：“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
后面的话让陈伯钧感到意外。此时毛泽东已下决心和江青结合了，对人们的议论可说是动怒了！
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使我有无限感慨。因为我对大帅(指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
直呼“老毛”引来批评
1944年初，陈伯钧突然接到贺龙写来的一封信。贺龙在信中十分严肃地批评他，说他不尊重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称毛泽东为“毛先生”、“老毛”等等。
接到这封信，陈伯钧看了好几遍，也想了很多。他想起，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是引用过别人（特别是地方上的人）称毛泽东为“毛先生”的话；在与一些领导同志闲谈时，说井冈山时期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称呼，叫毛泽东为“老毛”，称朱德为“胡子”。这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了，在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
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 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们不能不说，称毛泽东为“老毛”，是同志间一种亲热的叫法，和动摇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毫无关系。如果大家把我军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作风保留下来，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传承下来，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
最后一次与毛泽东相会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陈伯钧已多次被造反派揪回高等军事学院批斗，令陈伯钧感到意外的是，他突然接到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的通知。当然，他并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那天，陈伯钧较早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不久，毛泽东穿着军装来了，和早已在城楼等候的人们握手。来到陈伯钧面前，他操着乡音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
陈伯钧敬礼，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
的确，陈伯钧在“文革”中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心，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他才没有受到更大的劫难。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毛泽东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毛泽东问其中一位：“你是何方人氏呀？”那代表回答：“四川达县。”“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那位代表没听懂毛泽东的话，问：“是哪位同志？”在场的周恩来当即解释：“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在那个年月里，毛泽东的一次提及，使造反派停止了对陈伯钧的批斗。
“陈伯钧”这个名字，现在的年轻人比较生疏，其实他年轻时绝非等闲之辈。请看1936年10月15日，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时，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在红军将领中，被毛泽东称为“干才”的人，寥寥无几。毛泽东为什么称之为干才？这恐怕要从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说起。
在井冈山，陈伯钧从排长、连长干起，一步一个台阶，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20岁任红二十团政治委员，21岁任红十五军军长，22岁任红五军团参谋长，26岁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他的长征，历时两年，是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的少数几个将领之一。
1928年4月，陈伯钧跟随毛泽东等人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暴动的农军。在汝城，第一团一营一连在陈伯钧带领下英勇作战，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多次猛烈反扑，使毛泽东转危为安。在酃县（今炎陵县），陈伯钧率领一连随第一团从侧翼阻击国民党3个团的追兵，挫败了敌人10多次进攻，坚持了3天，胜利完成了掩护任务。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期，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和徐彦刚去“绿林好汉”袁文才的部队帮助练兵、培养党的干部，改造这支队伍。
陈伯均到了那里，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团结、教育、改造他们，很快把这支地方农民军变成红军的基本力量。
一次，陈伯钧连长奉命带领袁文才部一个班的兵力，护送毛泽东下井冈山去茶陵寻找主力部队。
下山的第二天，为确保山上的安全，陈伯钧令这个班的战士回山归建，他和毛泽覃带3名战士继续执行任务。
经过一天急行军，他们来到距茶陵两三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由于人少，毛泽东亲自安排夜间轮流放哨，他与陈伯钧一起负责下半夜到拂晓的警戒。午夜，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攻城的红军部队好像停止了进攻。他们估计，队伍应该撤向井冈山，而他们所在的村子是回井冈山的必经之路。等了一阵，没有动静。相反的水口方向——也就是向南的方向有声音。毛泽东预感事态严重，决定立即起身向南追赶部队。
晨曦中，毛泽东问陈伯钧：“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
陈伯钧说：“我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
傍晚，他们终于赶到水口，追上大部队。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团长陈皓要叛变，把队伍带走。毛泽东当即召开干部会议，将陈皓等人撤职，押回井冈山受审。同时还决定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
开完会，毛泽东对陈伯钧说：“伯钧同志，你马上出发，抄小道到砻市，送信给永新县委，叫他们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
陈伯钧二话没说，连夜赶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砻市，圆满完成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长征路上的“铁屁股”
1934年10月18日夜，红五军团十三师在师长陈伯钧的率领下，从兴国曲利出发，开始长征。他们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纵队，为主力红军殿后。此时陈伯钧正在打摆子，不得不坐在担架上率部行动。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人员众多，携带大批辎重“大搬家”，行动迟缓。行军时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因此，殿后任务十分艰巨。
陈伯钧指挥十三师和兄弟部队一起边打边走，在下灌、红岭与敌遭遇。陈伯钧指挥得当，命令第三十七团迅速抢占制高点；第三十九团勇猛突击，冲入敌阵肉搏，给敌李云杰部以很大打击，掩护了友军第三十四师的安全。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场恶仗。向湘江挺进的过程中，红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陈伯钧率领部队天天打阻击，边打边跑，顽强阻击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同时负责收容其它部队掉队人员。快到江边时，收容的人数比第十三师全部人数多出了两倍。
这时，刘伯承派人给陈伯钧送来了中央代表陈云的信：“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
晚上9时，红军大部队渡过湘江，陈伯钧的红十三师离渡口还有45公里山路。侦察部队报告，敌人正从左右两翼向湘江渡口扑来。面对异常险恶的情况，陈伯钧果断命令：扔掉辎重，全师急行军，一定要在敌人到达之前渡过湘江。
陈伯钧知道，红五军团为了掩护全军渡江，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现在只剩下红十三师一个师了。他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支队伍带过江去！
红十三师拉着收容的队伍，紧跑慢跑，终于在拂晓前赶至湘江 子渡。
此时，江边已没有了浮桥和渡船。陈伯钧只能带领战士们趟着刺骨的江水，向对岸渡去。
1935年5月初，中央红军强渡金沙江。董振堂和陈伯钧率领红五军团仍然担任后卫，毛泽东命令他们在石板河一带布防，掩护红军主力从皎平渡过金沙江。
来到石板河看地形，陈伯钧才感到军委的决策是极其正确的。这里距金沙江皎平渡百余里，山峰陡峭，峰峦叠嶂，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是追敌必经之地。
刚刚完成设防，国民党军万耀煌第十三师赶到，向红五军团三十七团阵地发起猛攻，遭到猛烈反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5天后，敌人两个纵队尾追而来，云集山下，形势十分危急。红五军团已撤至最后一线阵地，身后已无路可退了。
为了使红一、三军团也赶到皎平渡渡江，毛泽东命令红五军团坚决阻住敌人，并派李富春到红五军团进行动员。
李富春告诉大家：数万红军正依靠几只小船，日夜渡江。现在已渡过三分之二，只要红五军团能再坚持三天三夜，红军就将跳出包围圈，蒋介石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就将宣告破产。
敌我力量悬殊，但红五军团浴血奋战，前赴后继，誓死不退。阵地上双方死伤累累，敌人始终没能再前进一步。5月8日傍晚，红五军团接到军委命令，他们撤出了阵地，星夜冒雨急行军赶至渡口，第二天全部渡过金沙江。
红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从而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鲁莽不该的“打人旅长”
1937年10月，洛川。
西北的冬天来得早，虽然只是10月中旬，早晚天已降霜，穿两件衣服都觉得凉了。
这几天，八路军一二O师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正着急上火，都这会儿了，部队的冬衣还没有着落。他给延安打了电话，派人去筹款领料。
这天，正在办公室开会的陈伯钧，听到外面吵吵嚷嚷，就问：什么人在吵？说着就和另一位领导跑出门去，只见摩托学校一个司机正和旅部会计老袁吵架。
“吵什么吵？”
袁会计见旅长来了，就说：“我要到延安去领款，给部队买冬衣，正好他们去那边，想搭车去，他不光不让搭，还骂人！”
陈伯钧问司机：“你为什么不让搭车？”
司机眼睛一瞪，说：“凭什么让他搭车，他算老几？”
陈伯钧一听就火了：“你知道他是去干什么的吗？”
“他干什么我管不着，他干什么关我屁事？”
这下把陈伯钧气坏了，“你说什么？”
谁知那个兵也跳起来说：“这关你什么屁事！”
陈伯钧气得挥手就给了他一个耳光子。
……
打人之后，陈伯钧就后悔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
旅长打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毛泽东那里。为此，毛泽东把陈伯钧叫到了延安，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提出了严肃批评，陈伯钧日记中记载，毛泽东指出此事的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
对毛泽东的批评，陈伯钧是完全接受的，他说，自己一定努力改正。
后来，陈伯钧去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和张闻天找陈伯钧谈话，谈主要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以及思想方法及工作方法等问题。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毛泽东特别指出，“对待一切问题要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客观化”。
公开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的“老同志”
1938年秋末，延安开始流传一个消息：毛泽东与从上海来的演员江青谈恋爱了，还有的说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这个消息在中央和老同志那里引起了很多的议论。非议者众，支持者寡。多数人认为此事不妥。
这消息也传到了抗大，传到抗大总校训练部部长陈伯钧耳朵里。一开始他并不信，后来得到了证实。一天清晨，他和郭化若说起这事，两个人都觉得很不合适，他越说越激动，觉得作为井冈山一起出来的老同志应该给毛泽东写信，劝他不要这么做。
回到屋里，他挥笔写下信的抬头——“亲爱的毛主席”几个大字，接着就把人们的议论、自己的看法，一股脑儿写了下去，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泽东的感情，请毛泽东慎重考虑此事。
写完信，他找几个老同志看，也想联系几位老同志联名写这封信，但很快发现，别人并不愿意和他联名写这封信。陈伯钧说，别人不联名，我就自己写。于是这封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合的信，就以他个人名义发走了。
几天之后，这封信有了反馈。抗大副校长罗瑞卿转来了毛泽东的回音。
就在陈伯钧给毛泽东信的眉边，毛泽东写道：“亲爱的伯钧同志：谢谢对我私人生活的关心，天塌不下来……”
后面的话让陈伯钧感到意外。此时毛泽东已下决心和江青结合了，对人们的议论可说是动怒了！
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使我有无限感慨。因为我对大帅(指毛泽东)所提出的，只是政治影响方面之部分，而且着重在这一部分，未从其他方面来一个比较观。所以在写信时未免多所直率与撞闯！这种不老当的习惯，以后还应更加注意。”
直呼“老毛”引来批评
1944年初，陈伯钧突然接到贺龙写来的一封信。贺龙在信中十分严肃地批评他，说他不尊重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称毛泽东为“毛先生”、“老毛”等等。
接到这封信，陈伯钧看了好几遍，也想了很多。他想起，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是引用过别人（特别是地方上的人）称毛泽东为“毛先生”的话；在与一些领导同志闲谈时，说井冈山时期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称呼，叫毛泽东为“老毛”，称朱德为“胡子”。这在他看来再正常不过了，在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这样称呼。
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绌。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 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们不能不说，称毛泽东为“老毛”，是同志间一种亲热的叫法，和动摇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毫无关系。如果大家把我军井冈山时期的优良作风保留下来，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传承下来，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
最后一次与毛泽东相会
1967年4月，“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得如火如荼。陈伯钧已多次被造反派揪回高等军事学院批斗，令陈伯钧感到意外的是，他突然接到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的通知。当然，他并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毛泽东。
那天，陈伯钧较早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不久，毛泽东穿着军装来了，和早已在城楼等候的人们握手。来到陈伯钧面前，他操着乡音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
陈伯钧敬礼，回答：“是的，谢谢主席的关心。”
的确，陈伯钧在“文革”中感受到了毛泽东的关心，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保护了他，他才没有受到更大的劫难。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毛泽东接见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毛泽东问其中一位：“你是何方人氏呀？”那代表回答：“四川达县。”“哦，那是伯钧同志的老乡啊？”那位代表没听懂毛泽东的话，问：“是哪位同志？”在场的周恩来当即解释：“主席讲的陈伯钧同志，是一位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在那个年月里，毛泽东的一次提及，使造反派停止了对陈伯钧的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