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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可以说只是为了苟且偷生，将这些微不足道的记忆吐露在纸上，我却意识到完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行动。我注定为回忆而生。
——引自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
中国的历史确实有过它的黄金时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清代康乾盛世。只是这样的辉煌与荣幸并不曾留给南京。历朝历代的南京也盘桓缭绕过帝王气象，但终究难以善始善终修为正果，顶多只能落一个偏安一隅的半壁河山。往事不可谏，作为过来人回眸历史，总觉得自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来，南京就不可能再被选作都城了。
提起历史总难免惆怅。再久远的历史都不必说了，偃蹇多难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天生不合北地风水，民初那段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平，使先生伤透了心。他一方面把结束纷乱局面的愿望寄托于和中共联手，另一方面他又心烦意乱地想逃离北平。据史料记载，在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二天，他在紫金山一带狩猎。谁会想到此时的他居然立下遗嘱：“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这是负气的举动还是神圣的选择？真是拆不穿的谶语，仿佛从此现代中国历史就成为只是为了完成这一寓言而展开的命定的不可逃避的旅行。
鉴于此，我们就该明白那虎踞龙盘与秦淮风月，大江东去与金陵脂粉，中山陵、栖霞山、灵谷寺、雨花台，以及孙楚楼边武定桥边乌衣巷钞库街里那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王谢燕子，在胜王败寇的历史铁律指戳下，将会发散出怎样的美学意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论述历史遗迹在人类文明语境中的审美功能时说得好：“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性灵的融会，神态的感触。”“无论是哪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平郊建筑杂录》）。纪果庵《两都集》里的金陵满目疮痍：“自经丧乱，更精华消尽；徒见诗人咏讽六朝，倦怀风雅，实则秦淮污浊，清凉废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
夕阳下的南京城一定曾无数次地打动过苏童、叶兆言他们。悠悠六朝古迹，再加上近现代风月风云的轮番涂抹，无言独化的南京城使他们的灵魂不得安生。他们于是辨识遗痕，悲悯苍生，独上高楼，拍遍阑杆，却不能扯起嗓门如京韵大鼓那般吼出“我的南京（北京）城啊——”这或许正是南京写作的尴尬，在现代中国文明的语境里。
就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生态结构与人文肌理而言，中国当代的城市文明只是作了一篇京海对峙的“双城记”。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写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话语”的代言人。上海是作为香港的他者而存在于大陆的，作为殖民地文化的产物，上海的影响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事实上，建国以来权力话语对上海的渗透改造，其成效不甚显著。上海人对政治一向淡漠，骨子里布尔乔亚的优越感就像掩不住的狐狸尾巴随时就可以露出来。上海人始终以一个现代文明人自诩自居，尤其在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因此，京沪之间由来已久的相轻，在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习以为常。而南京是作为台北的他者存在于大陆的，这样尴尬的语境决定了南京写作语义的暧昧。以前文坛流行一笑话：北京流氓当作家，上海流氓当哲学家。南京写作即使有才高八斗者，也没有这撒野的份儿。南京作家只能落寞地说“我的命运是写作”。在一个只谈风云不谈风月的年代里，南京写作扮演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角色。当代文学的主旋律无法统摄历史精神在运作过程中分裂出的碎片，南京写作也难与亢奋浮躁、一路凯歌的当代艺术精神保持步调的一致。
在苏侬软语地长大的苏童曾到水土很硬的北地求学，家学渊源的叶兆言文革时也在其祖父居住地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何时归看秦淮月？芒鞋破钵无人识。当这些江南才子在游学时深味了北地的雄强与荒凉之后，再回到那山温水软的秦淮，对生长于斯的故土一定不会没有重新的领悟吧。原来黄土高坡的兰花花与我童年的阿娇也竟有云泥之别的不同。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与回荡着秦腔的咸阳古道面前，峨冠博带的中山陵毕竟英雄气短，反倒成为一个闲坐说玄宗的宫女，仿佛有吃了错药的感觉。意识到这样的身世与命运，心里就有些无处话凄凉的感觉。如日本永井荷风在他的《江户艺术论》里的一段话，似乎在某种意义上颇能借代南京作家的心态：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魏尔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命运与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使魏尔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依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在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轻抑着这样的颤抖，惆怅便合成了别样滋味，灵魂顺着袖管汩汩流出，在铺平的稿纸上留下痕迹。昔日帝王的风水宝地，一个试图成为中心却永远被挤压为边缘的废都，在时间沧桑的抚摸下，成为一块最宜生长文学的热带雨林。
“小帘灯火屡题诗，回首青山失后期。小红低唱我吹箫，两处沉吟各自知”（集姜夔诗句）。苏童与叶兆言提供了南京写作的典型文本。为了被回忆，南京在往昔的岁月已经植下无数值得追忆的碎片。这些碎片一旦为灵感触发便不招而至，在他们艺术创造的空间复活，并落英缤纷地飘坠。前朝遗恨与今世悲欢，沧海月明的千年苦梦与近世中国的百年孤独相互纽结升腾为莫辨彼此的情感荒原。无论是苏童缛丽幽深的鬼魅世界，还是叶兆言疏朗丰润的模拟世情。他们都是深爱这座城市的孤独的精神守望者，寂寞的守灵人。
苏童的小说温柔、沉思、忧生伤世，一味沉溺于对颓败历史细枝末节处的沉潜把玩。他把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艺术的变形：过去江南古典中优雅的抒情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以及米兰·昆德拉式的抒写结合起来。“我梦想，因此我存在”〔1〕，是梦想提供了苏童建构小说审美空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又把梦想发挥到了艺术的极致。他的小说除了想象的自由外，还能看出多少现实的合理性和逻辑意义的真实呢？那些被历史挤出正轨的庸常琐屑，在他诗意梦想的照耀下，不经意间成为他小说中有效的审美判断与艺术凝定。
历史如一匹白马一如既往向那神秘的夜幕远去，而人却只是在梦中。苏童为我们描摹的这样一幅幅暧昧尴尬的画面，和着江南那座古城颓圮腐烂的气息，梅雨青苔的气息，脂粉与女体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于是白马非马的古老命题在苏童小说里逐渐浮凸起来，梦想中的人穿越人所有的年纪，所有的历史横断面，没有衰老，绵绵无尽。这种写作已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启蒙主义的传统貌合神离，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或吊诡。正如本雅明的发现，艺术中对历史颓败的再现，是撕开黑幕敞亮本真，打开隐蔽的悲剧世界寓言的关键所在。对于永恒的死亡来说，生命其实是不断地对于死尸的虚无抗拒或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说，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仪式的完成》、《我的帝王生涯》都是可圈可点的文本。
著书惟剩颂红妆。苏童的另一类小说还流露着倦说前尘的慵懒与欲深究历史冲动的遗民心态。譬如作者通过涵贞（《叙农或者南方的生活》）、绮云（《米》）、颂莲（《妻妾成群》）、秋仪（《红粉》）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描绘，流露了作者难以自遣的悲悯苍生的情怀。那些性格各异却天生丽质的女性，无一不是那乱离时世里沦落天涯的风尘女子，在喜欢捉弄人的盛衰浮沉的历史河床上，她们难逃“红颜薄命”的劫数。在这红巾翠袖鬓香钗影的抚想中，繁华落尽的悲凉更加肥腴得可以。这不禁使人感慨万端，卷起人生多少思绪：那丛残红粉香丸一缕的寇白门，舞衫歌袖后飘然而去削发为尼的卞玉京，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无奈，花间词派的纤秾与婉约，春花秋月何时了的绵远的惆怅，白先勇《谪仙记》《游园惊梦》弥散着因历史无常所导致的落寞乡愁（这可能是苏童有幸成为大陆作家在台湾唯一走俏的原因吧），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闲愁。而作品审美空间的另一极，则是那杨柳岸晓风残月、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白衣卿相。
异曲同工的叶兆言，不像苏童那样以诗意的梦想去点染历史的空灵，他是模拟世情的写实高手。他深谙这座古都的历史掌故与世态人心，他用大量的作品为他深爱的南京城立言立传。穿行于历史的断壁残垣之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苦苦寻觅，无论是掷笔三叹还是怅然低徊如清明上河图式的涂抹，叶兆言都有他自己的风致。在改朝换代的暴风雨袭击下，南京的历史心性与价值根基连根拔起，无所依凭，只留作一片氤氲朦胧的六朝烟水。于是苏童式的白马非马的苦苦寻觅，在叶兆言的笔下便演绎为不可定位的逻辑悖论。
从“夜泊秦淮系列”（据说叶计划用金、木、水、火、土作象征，分别撰写五部中篇，来描摹从清末到解放前后南京市民的悲欢离合，但至今我们只看到四个中篇）至《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为老照片撰文的《旧影秦淮·老南京》，叶兆言已在无意识中被遗民情结和怀旧情绪，把妓能兴邦也能亡国以及风流不忘爱国、爱国不忘嫖妓的逻辑悖论推到了欲盖弥彰的极致。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我们从那个“嫖妓不忘忧国，忧民难碍宿娼”的丁问渔身上，又一次目睹了明末四公子的风采。那位美艳绝伦的白虎星雨媛也一样深具意味，历史又一次险些把它颓败的命运归咎于那个光洁如玉的雨媛。一代天骄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新婚燕尔的丈夫余克润，只要是上天执行任务，保准晚上不敢和雨媛同床交欢。对雨媛身体的迷恋和恐惧，成为一面风月宝鉴、一道不可逾越的心理屏障，只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雨媛的身体，在蜜月期间余克润竟然公开与其他女人同居，但仍然不能抵消内心的恐惧。于是，一道深深的裂痕，使一个无可挑剔的姻缘危机四伏。风流成性的丁问渔乘虚而入，终至于和雨媛佳期如梦柔情似水了。接着便是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流血成河的南京大屠杀，雨媛和丁问渔魂断蓝桥的别离。历史虚幻得如一段皮影戏、连一个背影都没逮着，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惊鸿一瞥、徒生奈何。在叶兆言的眼里，煌煌一部民国的历史也不过是一个不知春秋的蟪蛄。
在这部企图写成纪实体长篇小说里，有一篇冗长的“写在前面”的话，叶兆言不无伤感地谈到了南京的审美功能：“我的目光凝视着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已经有许多年头，故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作为故都的南京，仿佛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已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青睐。这座古老城市的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让人感叹让人回味。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化石，人们留念的，只能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蓄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的地理名称，譬如‘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中的台城，譬如‘王谢堂前双飞燕，飞落寻常百姓家’的‘乌衣巷’。南京似乎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在感伤中才觉得可爱。”“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同样的论述还见于艺术评论家李小山《大于想象的事实》：“南京是比较好的，它至少还符合我的心境需要，南京是有文化底蕴的，优雅、文气、不温不火，带有人情味，而且保持着对文化的一贯重视，南京有美丽的树林，使人们感到自身与自然界的血肉之脉未断，南京有众多的古迹，使人想起它曾有的历史地位。”
这一悖论真是南京文化的死结。叶兆言在《老南京》中为老照片撰文说：“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候真没出息。……只能一头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团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也怪。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
为了说明这一点，叶兆言还煞有介事征用了有关这方面的世界文化的例证。他说：“据说当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访问英国，在一军港上岸后，发现市面很萧条，一打听，得知是禁娼所致，归国后便宣布英国海军不可怕。英国人听说了，想想很有道理，立刻解除娼禁，市面随之繁荣。”自卑掩饰下的自尊，使叶兆言偶尔也一反常态，言不由衷地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抑或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一类的话，夸耀南京都市的艺术化与南京市民艺术化之生活：“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字眼，让北京和上海去享受吧，南京将成为一个优美典雅的城市，这个城市以人的舒适和温馨为第一位。”这也难怪，穷到极处，暗伤春发。自然红肿之处，便是艳若桃花；自然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真便是假、假便是真。逻辑的悖论犹如美丽的陀螺，在叶兆言鞭子的驱使下旋转起来。
我固执地猜疑，苏童、叶兆言是蘸着《板桥杂忆》或《陶庵梦忆》的墨汁去涂抹这些小说的。读读张岱的《陶庵梦忆》，再读苏童和叶兆言，你就该明白决定南京写作的家传和渊源、一以贯之的宿命轮回和历史血脉。不妨引述一段张岱《陶庵梦忆·序》作为比照旁证：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终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好像提前就有了约定。作为先人的张岱在前面静静地等了几个世纪，后来者的苏童、叶兆言又与他们在这里陌路相逢，不可逃避的宿命使其相遇并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知遇。斜阳中的南京，远离历史，远离现实，像座被遗弃的孤岛。有时我们和它又邂逅于某一并不熟稔的星座。在夹缝中生存自然长成的鸵鸟心态与犬儒哲学，其中有着最值得人们原谅或不言自明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个要求作家成为战士的时代，他们却成了勾栏瓦肆的茶客。南京不必为自己的位卑仍自行其乐的活法而自惭形秽，相反，历史应为那一次次流血成渠的杀戮而忏悔。南京人的这种活法由来已久、无可救药，既是文人的也是民间的。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说到南京城里有一副对联最能概括南京人的心态，上联是“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下联是“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南京人这种活法早有生动的描写：有两个挑粪的南京平民，每日照样卖完了粪，就到永宁泉茶社喝一壶茶水，然后照样再回到雨花台来欣赏落日。他们的这种举动，被小说的主角杜慎卿讥笑为：“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都不差！”叶兆言称这是文学作品中，写南京人最洒脱最传神的一笔。
感伤的忆旧与遗民心态是南京写作的重要血脉。这是任何其他区域写作不曾有的现象。我们常常认同于南方写作这种大言无当的归纳。这样虚幻欺世的提法抹杀了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特性，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重弹北方写作老调一样，我们应该把南京写作从南方写作的概念中剥离抽取出来，还原它独特的真实意味。虽然南京写作与南方写作有着难剪难理的双边交叉关系，抑或某种被包容的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南京写作所具备的自足与完整。忧伤的南京，它那拂不去的沧桑和在近现代文明中的特殊遭遇，赋予其别有情调的气质与风韵，与欧风美雨吹拂下一夜间便出落成的上海比肩而立于中国的南方。相对于北京，南京是边缘写作，不具有话语霸权的中心意义。南京写作是幽禁深宫迟暮的美人，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它只能扮演闲坐说玄宗的宫女。这样暧昧的处境，强化了南京写作一贯的优雅与顾影自怜，以此种姿态消极地对抗中心。相对于上海，南京写作少了一些欧化和中西杂交的血统，以及由此带来的布尔乔亚的优越感，南京写作也因此而保存了许多江南历史人文的幽怨与东方优雅的古典意味。
南京写作向人不断昭示，南京的命运是怀旧。
注释：
〔1〕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2页。
——引自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
中国的历史确实有过它的黄金时段，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中叶的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清代康乾盛世。只是这样的辉煌与荣幸并不曾留给南京。历朝历代的南京也盘桓缭绕过帝王气象，但终究难以善始善终修为正果，顶多只能落一个偏安一隅的半壁河山。往事不可谏，作为过来人回眸历史，总觉得自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以来，南京就不可能再被选作都城了。
提起历史总难免惆怅。再久远的历史都不必说了，偃蹇多难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天生不合北地风水，民初那段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北平，使先生伤透了心。他一方面把结束纷乱局面的愿望寄托于和中共联手，另一方面他又心烦意乱地想逃离北平。据史料记载，在袁世凯称帝后的第二天，他在紫金山一带狩猎。谁会想到此时的他居然立下遗嘱：“百年之后，愿向国民乞此一抔土，以安置躯壳。”这是负气的举动还是神圣的选择？真是拆不穿的谶语，仿佛从此现代中国历史就成为只是为了完成这一寓言而展开的命定的不可逃避的旅行。
鉴于此，我们就该明白那虎踞龙盘与秦淮风月，大江东去与金陵脂粉，中山陵、栖霞山、灵谷寺、雨花台，以及孙楚楼边武定桥边乌衣巷钞库街里那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王谢燕子，在胜王败寇的历史铁律指戳下，将会发散出怎样的美学意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论述历史遗迹在人类文明语境中的审美功能时说得好：“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性灵的融会，神态的感触。”“无论是哪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河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平郊建筑杂录》）。纪果庵《两都集》里的金陵满目疮痍：“自经丧乱，更精华消尽；徒见诗人咏讽六朝，倦怀风雅，实则秦淮污浊，清凉废墟，莫愁寥落，玄武凋零！”
夕阳下的南京城一定曾无数次地打动过苏童、叶兆言他们。悠悠六朝古迹，再加上近现代风月风云的轮番涂抹，无言独化的南京城使他们的灵魂不得安生。他们于是辨识遗痕，悲悯苍生，独上高楼，拍遍阑杆，却不能扯起嗓门如京韵大鼓那般吼出“我的南京（北京）城啊——”这或许正是南京写作的尴尬，在现代中国文明的语境里。
就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生态结构与人文肌理而言，中国当代的城市文明只是作了一篇京海对峙的“双城记”。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北京写作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话语”的代言人。上海是作为香港的他者而存在于大陆的，作为殖民地文化的产物，上海的影响在全国仅次于北京。事实上，建国以来权力话语对上海的渗透改造，其成效不甚显著。上海人对政治一向淡漠，骨子里布尔乔亚的优越感就像掩不住的狐狸尾巴随时就可以露出来。上海人始终以一个现代文明人自诩自居，尤其在商品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因此，京沪之间由来已久的相轻，在中国当代文化生活中习以为常。而南京是作为台北的他者存在于大陆的，这样尴尬的语境决定了南京写作语义的暧昧。以前文坛流行一笑话：北京流氓当作家，上海流氓当哲学家。南京写作即使有才高八斗者，也没有这撒野的份儿。南京作家只能落寞地说“我的命运是写作”。在一个只谈风云不谈风月的年代里，南京写作扮演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角色。当代文学的主旋律无法统摄历史精神在运作过程中分裂出的碎片，南京写作也难与亢奋浮躁、一路凯歌的当代艺术精神保持步调的一致。
在苏侬软语地长大的苏童曾到水土很硬的北地求学，家学渊源的叶兆言文革时也在其祖父居住地北京生活过很长时间。何时归看秦淮月？芒鞋破钵无人识。当这些江南才子在游学时深味了北地的雄强与荒凉之后，再回到那山温水软的秦淮，对生长于斯的故土一定不会没有重新的领悟吧。原来黄土高坡的兰花花与我童年的阿娇也竟有云泥之别的不同。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与回荡着秦腔的咸阳古道面前，峨冠博带的中山陵毕竟英雄气短，反倒成为一个闲坐说玄宗的宫女，仿佛有吃了错药的感觉。意识到这样的身世与命运，心里就有些无处话凄凉的感觉。如日本永井荷风在他的《江户艺术论》里的一段话，似乎在某种意义上颇能借代南京作家的心态：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魏尔哈伦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命运与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使魏尔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葡萄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依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在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
轻抑着这样的颤抖，惆怅便合成了别样滋味，灵魂顺着袖管汩汩流出，在铺平的稿纸上留下痕迹。昔日帝王的风水宝地，一个试图成为中心却永远被挤压为边缘的废都，在时间沧桑的抚摸下，成为一块最宜生长文学的热带雨林。
“小帘灯火屡题诗，回首青山失后期。小红低唱我吹箫，两处沉吟各自知”（集姜夔诗句）。苏童与叶兆言提供了南京写作的典型文本。为了被回忆，南京在往昔的岁月已经植下无数值得追忆的碎片。这些碎片一旦为灵感触发便不招而至，在他们艺术创造的空间复活，并落英缤纷地飘坠。前朝遗恨与今世悲欢，沧海月明的千年苦梦与近世中国的百年孤独相互纽结升腾为莫辨彼此的情感荒原。无论是苏童缛丽幽深的鬼魅世界，还是叶兆言疏朗丰润的模拟世情。他们都是深爱这座城市的孤独的精神守望者，寂寞的守灵人。
苏童的小说温柔、沉思、忧生伤世，一味沉溺于对颓败历史细枝末节处的沉潜把玩。他把中国艺术的写意与西方艺术的变形：过去江南古典中优雅的抒情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以及米兰·昆德拉式的抒写结合起来。“我梦想，因此我存在”〔1〕，是梦想提供了苏童建构小说审美空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又把梦想发挥到了艺术的极致。他的小说除了想象的自由外，还能看出多少现实的合理性和逻辑意义的真实呢？那些被历史挤出正轨的庸常琐屑，在他诗意梦想的照耀下，不经意间成为他小说中有效的审美判断与艺术凝定。
历史如一匹白马一如既往向那神秘的夜幕远去，而人却只是在梦中。苏童为我们描摹的这样一幅幅暧昧尴尬的画面，和着江南那座古城颓圮腐烂的气息，梅雨青苔的气息，脂粉与女体的混合气味扑面而来。于是白马非马的古老命题在苏童小说里逐渐浮凸起来，梦想中的人穿越人所有的年纪，所有的历史横断面，没有衰老，绵绵无尽。这种写作已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启蒙主义的传统貌合神离，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或吊诡。正如本雅明的发现，艺术中对历史颓败的再现，是撕开黑幕敞亮本真，打开隐蔽的悲剧世界寓言的关键所在。对于永恒的死亡来说，生命其实是不断地对于死尸的虚无抗拒或再生产。在这个意义上说，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罂粟之家》、《仪式的完成》、《我的帝王生涯》都是可圈可点的文本。
著书惟剩颂红妆。苏童的另一类小说还流露着倦说前尘的慵懒与欲深究历史冲动的遗民心态。譬如作者通过涵贞（《叙农或者南方的生活》）、绮云（《米》）、颂莲（《妻妾成群》）、秋仪（《红粉》）等一系列女性形象的描绘，流露了作者难以自遣的悲悯苍生的情怀。那些性格各异却天生丽质的女性，无一不是那乱离时世里沦落天涯的风尘女子，在喜欢捉弄人的盛衰浮沉的历史河床上，她们难逃“红颜薄命”的劫数。在这红巾翠袖鬓香钗影的抚想中，繁华落尽的悲凉更加肥腴得可以。这不禁使人感慨万端，卷起人生多少思绪：那丛残红粉香丸一缕的寇白门，舞衫歌袖后飘然而去削发为尼的卞玉京，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无奈，花间词派的纤秾与婉约，春花秋月何时了的绵远的惆怅，白先勇《谪仙记》《游园惊梦》弥散着因历史无常所导致的落寞乡愁（这可能是苏童有幸成为大陆作家在台湾唯一走俏的原因吧），以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闲愁。而作品审美空间的另一极，则是那杨柳岸晓风残月、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白衣卿相。
异曲同工的叶兆言，不像苏童那样以诗意的梦想去点染历史的空灵，他是模拟世情的写实高手。他深谙这座古都的历史掌故与世态人心，他用大量的作品为他深爱的南京城立言立传。穿行于历史的断壁残垣之间，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苦苦寻觅，无论是掷笔三叹还是怅然低徊如清明上河图式的涂抹，叶兆言都有他自己的风致。在改朝换代的暴风雨袭击下，南京的历史心性与价值根基连根拔起，无所依凭，只留作一片氤氲朦胧的六朝烟水。于是苏童式的白马非马的苦苦寻觅，在叶兆言的笔下便演绎为不可定位的逻辑悖论。
从“夜泊秦淮系列”（据说叶计划用金、木、水、火、土作象征，分别撰写五部中篇，来描摹从清末到解放前后南京市民的悲欢离合，但至今我们只看到四个中篇）至《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和为老照片撰文的《旧影秦淮·老南京》，叶兆言已在无意识中被遗民情结和怀旧情绪，把妓能兴邦也能亡国以及风流不忘爱国、爱国不忘嫖妓的逻辑悖论推到了欲盖弥彰的极致。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我们从那个“嫖妓不忘忧国，忧民难碍宿娼”的丁问渔身上，又一次目睹了明末四公子的风采。那位美艳绝伦的白虎星雨媛也一样深具意味，历史又一次险些把它颓败的命运归咎于那个光洁如玉的雨媛。一代天骄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新婚燕尔的丈夫余克润，只要是上天执行任务，保准晚上不敢和雨媛同床交欢。对雨媛身体的迷恋和恐惧，成为一面风月宝鉴、一道不可逾越的心理屏障，只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雨媛的身体，在蜜月期间余克润竟然公开与其他女人同居，但仍然不能抵消内心的恐惧。于是，一道深深的裂痕，使一个无可挑剔的姻缘危机四伏。风流成性的丁问渔乘虚而入，终至于和雨媛佳期如梦柔情似水了。接着便是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流血成河的南京大屠杀，雨媛和丁问渔魂断蓝桥的别离。历史虚幻得如一段皮影戏、连一个背影都没逮着，在不可勾留的片刻中惊鸿一瞥、徒生奈何。在叶兆言的眼里，煌煌一部民国的历史也不过是一个不知春秋的蟪蛄。
在这部企图写成纪实体长篇小说里，有一篇冗长的“写在前面”的话，叶兆言不无伤感地谈到了南京的审美功能：“我的目光凝视着故都南京的一九三七年已经有许多年头，故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早就淹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时过境迁，斗转星移，作为故都的南京，仿佛一个年老色衰的女人，已不可能再引起人们的青睐。这座古老城市的民国年间的瞬息繁华，轰轰烈烈的大起大落，注定只能放在落满尘埃的历史中，让人感叹让人回味。南京是逝去的中华民国的一块化石，人们留念的，只能是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标本。南京的魅力只是那些孕蓄着巨大历史能量的古旧的地理名称，譬如‘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中的台城，譬如‘王谢堂前双飞燕，飞落寻常百姓家’的‘乌衣巷’。南京似乎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在感伤中才觉得可爱。”“我的目光在这个过去的特定年代里徘徊，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同样的论述还见于艺术评论家李小山《大于想象的事实》：“南京是比较好的，它至少还符合我的心境需要，南京是有文化底蕴的，优雅、文气、不温不火，带有人情味，而且保持着对文化的一贯重视，南京有美丽的树林，使人们感到自身与自然界的血肉之脉未断，南京有众多的古迹，使人想起它曾有的历史地位。”
这一悖论真是南京文化的死结。叶兆言在《老南京》中为老照片撰文说：“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候真没出息。……只能一头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团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也怪。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
为了说明这一点，叶兆言还煞有介事征用了有关这方面的世界文化的例证。他说：“据说当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访问英国，在一军港上岸后，发现市面很萧条，一打听，得知是禁娼所致，归国后便宣布英国海军不可怕。英国人听说了，想想很有道理，立刻解除娼禁，市面随之繁荣。”自卑掩饰下的自尊，使叶兆言偶尔也一反常态，言不由衷地讲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抑或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一类的话，夸耀南京都市的艺术化与南京市民艺术化之生活：“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字眼，让北京和上海去享受吧，南京将成为一个优美典雅的城市，这个城市以人的舒适和温馨为第一位。”这也难怪，穷到极处，暗伤春发。自然红肿之处，便是艳若桃花；自然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真便是假、假便是真。逻辑的悖论犹如美丽的陀螺，在叶兆言鞭子的驱使下旋转起来。
我固执地猜疑，苏童、叶兆言是蘸着《板桥杂忆》或《陶庵梦忆》的墨汁去涂抹这些小说的。读读张岱的《陶庵梦忆》，再读苏童和叶兆言，你就该明白决定南京写作的家传和渊源、一以贯之的宿命轮回和历史血脉。不妨引述一段张岱《陶庵梦忆·序》作为比照旁证：
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终成一梦。今当黍熟黄粱，车旅蚁穴，当作如何消受？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好像提前就有了约定。作为先人的张岱在前面静静地等了几个世纪，后来者的苏童、叶兆言又与他们在这里陌路相逢，不可逃避的宿命使其相遇并产生了惺惺相惜的知遇。斜阳中的南京，远离历史，远离现实，像座被遗弃的孤岛。有时我们和它又邂逅于某一并不熟稔的星座。在夹缝中生存自然长成的鸵鸟心态与犬儒哲学，其中有着最值得人们原谅或不言自明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一个要求作家成为战士的时代，他们却成了勾栏瓦肆的茶客。南京不必为自己的位卑仍自行其乐的活法而自惭形秽，相反，历史应为那一次次流血成渠的杀戮而忏悔。南京人的这种活法由来已久、无可救药，既是文人的也是民间的。叶兆言在《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里，说到南京城里有一副对联最能概括南京人的心态，上联是“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下联是“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南京人这种活法早有生动的描写：有两个挑粪的南京平民，每日照样卖完了粪，就到永宁泉茶社喝一壶茶水，然后照样再回到雨花台来欣赏落日。他们的这种举动，被小说的主角杜慎卿讥笑为：“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都不差！”叶兆言称这是文学作品中，写南京人最洒脱最传神的一笔。
感伤的忆旧与遗民心态是南京写作的重要血脉。这是任何其他区域写作不曾有的现象。我们常常认同于南方写作这种大言无当的归纳。这样虚幻欺世的提法抹杀了不同文化区域的文学特性，正如我们不能笼统地重弹北方写作老调一样，我们应该把南京写作从南方写作的概念中剥离抽取出来，还原它独特的真实意味。虽然南京写作与南方写作有着难剪难理的双边交叉关系，抑或某种被包容的关系，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南京写作所具备的自足与完整。忧伤的南京，它那拂不去的沧桑和在近现代文明中的特殊遭遇，赋予其别有情调的气质与风韵，与欧风美雨吹拂下一夜间便出落成的上海比肩而立于中国的南方。相对于北京，南京是边缘写作，不具有话语霸权的中心意义。南京写作是幽禁深宫迟暮的美人，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它只能扮演闲坐说玄宗的宫女。这样暧昧的处境，强化了南京写作一贯的优雅与顾影自怜，以此种姿态消极地对抗中心。相对于上海，南京写作少了一些欧化和中西杂交的血统，以及由此带来的布尔乔亚的优越感，南京写作也因此而保存了许多江南历史人文的幽怨与东方优雅的古典意味。
南京写作向人不断昭示，南京的命运是怀旧。
注释：
〔1〕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