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及央行的其他主要官员就“金融改革与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很多人认为这可能也是周小川的告别记者会。
　　今年政府换届后，周小川或许就不再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结束其15年有余的任期。周小川应该是建国以来担任央行行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如同其他金融领域的政策制定和监管的高级官员一样，评价他的任职水平，可以采用其任职时间这个标准—可以这么看，任职时间短的官员水平不一定低，但任职时间非常长，本身就是对其完成任务水平的一种肯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担任证监会主席时间长达9年的尚福林。
　　在周小川任内，中国央行除了在金融、汇率等方面相对前期的改革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其职责和管理范围也一直在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需求而调整。首先是在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央行原先具有的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大部分职责划入银监会，央行则更加专注地制定、调整和执行货币政策。
　　在2011年后，中国开始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一些年间货币政策有过相对小幅度的调整，但基本上是这样的表述），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并不“积极”，而央行作为货币政策相对宏观的把握者在很多时候往往直接出手。首先是在2015年到2016年间，为了平息资本市场上可能的问题，而数次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2015年，更是从其工具箱中拿出各种货币调控工具，对金融市场，甚至对经济部门的问题展开调控。2016年，央行虽未广普性调整利率，但是对某些商业银行的某类贷款加以指导性干预，以便贷款的释放更有针对性。在这个阶段，央行实际上变得更加强势了。
　　2017年7月14日到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宣布设立旨在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强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确保金融安全与稳定发展。其领导人由国务院副总理担当，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这个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其实就是在此前市场中流传的“超级央行”。其管理者由副总理级别的官员担任，也是为了在协调诸多部门关系和行动上效率更高。据此推论，周小川的接任者很可能会主持一个更强势的央行，也会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
　　下一任中国货币管理机构的主持者也将面对比其前任更复杂的经济形势。就像中国经济决策者所认识到的，中国面临着长期信贷扩张积累带来的高杠杆风险。去杠杆、审慎地防止经济活动中金融风险的爆发，将成为其首要任务。根据当前诸多风险的特征，挤压影子银行系统，使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转入表内，以及抑制泛滥的流动性刺激产生的金融创新所造成的资产间的转换套利行动，都将延续。
　　在利率方面，央行很可能在是否跟随美国而加息问题上持谨慎的态度。这种态度与除美国外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有一定关系。
　　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最近都对其下一步货币政策实施表了态。3月8日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在利率会议后表示欧洲经济增速快于预期，而基础通胀已经得到抑制，如果需要，很可能继续实施大规模释放流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但欧洲央行在同时公布的政策声明中称，调整了有關资产购买的措辞，去掉了“如果展望恶化，将增加购债规模或持续期限”的表述。这被市场认为是欧洲央行很可能已经有退出量化宽松（QE）的打算，并且在2019年有可能进行加息。
　　日本央行在3月9日的表态类似于欧洲央行。市场普遍认为，日本央行有可能在2019年结束其QQE（日本版 QE）。
　　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情况实际上给了中国面临的加息两难问题一定的时间，央行很可能把广普的加息问题推移到2019年。而在接下来挺长一段时间，仍可能以结构性和局部利率调整为主，更何况在更强势的央行时代，其工具箱里的工具组合也会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