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汉北地郡内徙问题的再讨论

来源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fancyyeast1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安帝时,由于滇零羌乱,北地郡内徙至冯翊。羌乱平定后,顺帝令复郡旧境。此时北地诸属县较西汉时已大多被裁撤,剩余六县复归旧县境。顺帝后期,羌乱再起,北地再度内迁至冯翊,大概在桓帝时,又迁回了旧境。灵帝后期西北陷入战乱,直到曹操平定关陇,才恢复对那里的控制。曹操曾迁徙边境上的五原、武都等郡置于内地,北地郡彻底内迁至关中平原并确定魏晋时期的版图,亦应在曹操主政的建安年间。
其他文献
北宋时期,汉族人口进入西部民族地区和境外民族政权的情形十分普遍。其中包括逃犯、逃兵、落第士子、流民、普通百姓、妇女各色人等,数量庞大。通过逃亡、民族政权和民族首领招诱、战争掳掠、人口买卖等方式和途径,这些人有的进入沿边少数民族地区,有的投向境外民族政权怀抱,成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他们的到来,加剧了边疆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促进了沿边民族力量的活跃状态。西部沿边各少数民族希望与北宋王朝建立各种交往关系,甚至法宋建国立号以表达更高层次的政治诉求,从而表现出一种前所少见的西部民族地区的
广海选制度是元朝在南部边疆推行的一种特殊的官员铨选制度,与南部边疆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密切的关联,也与当地的战略地位有关。广海选制度下,特使的委派、官员的铨选均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广海选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元朝也适时对其进行了调整。广海选制度是元朝蒙古统治者汉法政策的内容之一,反映了蒙古统治的特点。
明代嘉峪关是东西方陆上交通线的枢纽。但嘉峪关创建于洪武五年(1372)的说法于史无征,从史源学的角度看,实际出自明末的错误认识。冯胜西征结束后的20年中,明朝以军事胜利为前导,继之以军卫建设,终于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以后完成了对河西全境的军事控制,嘉峪关创建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此时。永乐朝东西方陆路交通全面展开,使团往返不绝于路,延续至明末。其间,中国的官私史料,域外人盖耶速丁、赖麦锡、白斯拜克、鄂本笃等人都有涉及嘉峪关内外交通状况的记录。结合东西方对陆路交通的记载,加以比较分析,既可以相互印证,又能够
在“文德以化远人”治边文教政策的指导下,明朝在边疆地区兴办儒学以化导边人,施乡约行旌表以感召边民,建立起一个完备的边疆文教体系,将儒家文化远播边疆,实现对边疆的有效治理。明朝在边疆地区大兴文教是以边疆治理为依归、以“安边”为核心,文教乃“兴太平”之手段,兴教是为安边服务,一旦有悖于此,儒学即失去存在的意义。
“大一统”是秦汉以降历代王朝遵循的治国理念,也是封建君臣追求的至高目标。疆域统一成为“大一统”内涵的重要元素。清代以前,受“华夷之辨”思维的影响,历朝构建的“大一统”疆域观未包括边疆地区尤其是长城以外的“三北”。至清代,始突破“华夷之辨”,把边疆地区纳入到“大一统”疆域内,实现了“中外一家”局面下真正的国家“大一统”。三部《大清一统志》的编纂以昭示“一统之盛”、“一统无外之盛”为宗旨,是清代疆域“大一统”观念变革的重要体现。
审美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提出已有5年时间,在各位同仁的努力下,这门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已基本确立了自己的学理依据、理论框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如果用简单的话语来归纳审美人类学的理论成果和学术主张,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一、将美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考察审美现象与其他意识形态的联系和特殊之处;
《日出》借助于老子“天之道”加“人之道”的宗教神道,表达了对于高度宗教化的人间地狱黑社会的此岸社会的神圣诅咒和对于天堂净土东方红的彼岸世界的神圣追求,从而再一次推演出了曹禺戏剧“人间地狱之黑暗+强权社会之革命+男权家庭之反叛+男女情爱之追求+舍身爱人之牺牲+替天行道之罚罪+天神救星之拯救+天堂净土之超度”的创作模式与人生模式。一句话,曹禺《日出》实际上是一部宗教化的社会剧和社会化的宗教剧,而不单单是人们一直强调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
在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前,中锡间以分水岭以外的日纳为界,并不存在边界争议。中锡边界争端的根源在于英国和英属印度武装打开西藏通商门户的战略意图与行动,引发边界争端的隆吐归属争议不过是英国和英属印度发动侵藏战争的托词。《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是强权政治的结果。该条约“以分水岭划界”,将日纳宗划入英国保护下的锡金,是英国和英属印度提出并压迫中方接受,中国作出了重大妥协而达成的。该条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该条约中的“分水岭划界”是双方认同的。
光绪中期至民国十八年(1929)是广西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土司地区的行政长官经历了土官—弹压委员—县知事(县长)的转变历程。弹压委员的设置,是这一变革期的关键。弹压委员设立以后,当地在行政区划地理单位上仍以旧有的土司地方相称,但却为之后改设为正式政区奠定了行政与地理上的基础。弹压委员地位不高,又受到已废土官势力及承审州、厅、县的内外制约,加之清末民初的时局,其在土司地方施政艰难,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及与外界的交流。在废土设县之时,弹压委员又成为积极推动者,使得土司地区最后可以正式
文章利用传统文献与档案资料,首先就吐鲁番直隶厅的设置时间(乾隆说、咸丰说与光绪说)进行了考辨,兼论作为行政区划厅的标准问题;其次论述了传统文献及“遗留性史料”档案记载中的“吐鲁番厅”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边疆直隶厅;最后论述了光绪三年(1877)清军收复吐鲁番后,善后局与吐鲁番厅两个并行权力机构的情况及其关系问题。光绪七年(1881)善后局归并同知后,完全意义上的吐鲁番行政直隶厅得以出现。吐鲁番直隶厅的历史嬗变正是清朝治理西北边疆社会在民政领域由“因俗而治”到边疆与内地行政体制一体化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