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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学专业的研究生。最近，我们正围绕“学习与脑的可塑性”这个核心问题做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学习、记忆时它们和情绪、应激相互作用的大脑机制。我们的实验过程相对来说比较漫长，而且很多时候都需要跟人打交道。不过，支撑着我们坚持下去的，除了对于人类大脑探索的欲望，还有与人互动中发生的许多有意思的事情。
选择性遗忘是怎么回事？
时下最火的电视节目《最强大脑》里涌现出了一批在记忆力方面超强的天才，足以见得拥有一个好的记忆力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但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事情，我们在经历后是不愿意记得那么深刻的，比如亲历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是曾经遭受的身体的、心理的伤害。有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说的是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许多创伤后的生还者恢复正常生活所需时间不长，但一些人却会因应激反应而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甚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糟糕，这些个体就会发展成 PTSD。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不少人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我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都失去了亲人，其中的一位朋友很快就振作起来，另一位朋友却久久不能释怀，本来喜欢唱歌的他，变得沉默寡言，经常突然哭泣，情绪不稳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容易忘掉不愉快或者痛苦的经历，而有的人却很难对这些带有负性情绪的记忆做到选择性的遗忘？选择性遗忘的脑机制又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和实验组的小伙们决定用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把实验题目为“记忆抑制”（memory suppression），首先要对被试者发放前筛问卷即抑郁自评量表，通过对被试者的情绪调查来区分不同个体的情绪特质，筛选出抑郁症状被试和健康被试，区分过程则参照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和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SDS）。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收集被试者的唾液来辅助分析；在前期区分了不同情绪特质之后，实验的第二阶段就需要被试者在实验室中完成。我们在材料库里遴选了一些照片，分为面孔图片和特定场景图片，后者包含了大量的、会唤起被试强烈负性情绪的内容，比如腐烂的动物尸体、一些血腥暴力的场景等，当然我们并不会提前告知被试者这些图片的目的，而是引导被试尽可能地把面孔和场景配对关系记住，达到只看面孔图片就能立刻想起场景图片的效果。
再接下来，被试将会被要求对之前记过的图片进行选择性的遗忘，这个过程需要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配合下进行。我们会在仪器的显示屏幕上提前录入提示语和相关问题，例如在给出之前的场景图片之后提示被试者闭上眼睛忘记刚才的内容，然后在“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忆模糊”“我完全记不起来”这三者间做出选择，然后记录下被试者进行记忆抑制时的大脑活动情况。最后，我们还会让被试做再认和回忆的测试，目的是检验被试者对面孔和场景的配对记忆情况，分为正式试验当天和24小时之后两次记忆实验。
被试者趣事多
招募被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件比较痛苦的事情。一般我们先会在论坛上发招募贴，出于对被试者的尊重，我们会提前说清楚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比如说“核磁共振”“幽闭恐惧症”等。有很多同学都是被这个叫做核磁共振成像的仪器吓跑的，也有胆子大一些的同学打电话——“哎，我说同学，你们这个实验会不会造成基因突变？会不会致癌？会不会造成脱发？会不会”虽然有些时候会被同学的疑问哭笑不得，但是对于这些有疑虑的被试我们都会耐心地跟他们解释：“同学呀，不要谈核色变呀，此‘核’非彼‘核’，我们说的是细胞核，可不是原子核呀，我们天天赖在实验室，要是原子核辐射我们早就变异了。”其实，我们所用的成像仪器利用的是磁场，比在医院做CT、X光等辐射剂量比较大的成像仪器安全，不过最大的风险也许是，如果我们未经“安检”就携带了金属物质进入成像室，这些金属物质会在强磁场的吸引下“飞”出来，伤到人或者仪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要求被试穿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衣服，用安检器反复查验有没有金属物质，查验过后才能允许被试者进入仪器。
好不容易招到了十几个被试者，我们仍不敢松一口气，因为临近实验时被放鸽子是时有发生的事情。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位被试的同学来得很早，他前面的被试者还正在参与实验没有结束，于是我们安排他在成像室外稍事休息，等候的过程中他一言不发，只是在实验室周遭反复转悠，我心里想，“这真是一位好同志，来得早问题少！”谁料到，半小时后，半晌无语的他结束徘徊的步伐，步履沉重地走过来，严肃地对我说：“同学，你们这个实验我不做了，拜拜！”然后转头就走了，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
被试者终于进了实验室，是不是终于可以放松了？也不是呢。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师大的校园被慵懒的日头和蝉鸣萦绕，被试者换上了轻薄舒服的实验服躺进了核磁共振成像仪器里。“控制室里好像没信号了，你检查下机器坏了吗？”师姐突然对我说，我急忙检查了下设备，并无异常，于是我们停下来，通过麦克风询问被试是否睡着了。在打开通讯设备的那一刻，果然听到了均匀的呼噜声，当我小心地尝试叫醒他时，突然惊起的他大喊道：“啊，我这是在哪？”
虽然实验过程状况百出，会出现招募被试困难、被试爽约、被试者中途退出导致前期投入白费等各种情况，但是招募的同学大部分还是很靠谱的，他们会认真完成实验，并且也很关注参与实验效果，实验效果不好也非常耐心地完成补试，我们对这样的小天使们感激涕零。和人打交道，和不同回路的大脑打交道，真的为我们这些粘在实验室的“实验狗”们平添了几多趣味。
坐得住冷板凳
从招募被试者到全部实验测试结束，持续了大概十天时间。实验后期我们需要对行为指标和脑成像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这个统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三个月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人，对过去记忆抑制的过程，尤其是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肯定是有差异的。那么，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我们开始了反思甚至是自我推翻。
我们从被试者环节开始检查。因为实验是和人打交道，但有时我们总习惯于把被试当成是一堆孤立的刺激接受器和数据输出器，而忽略了有可能决定实验成败的场景因素、主试因素、被试群体因素乃至时间因素，这也是许多研究出不了显著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因为样本量太小导致统计检验力不足？”样本量太小这个问题是我们最不想提出的，而且实验做到这一步，整个实验组都有些疲惫了，但为了使数据更有说服力，我们还是做了再次招募被试的决定。导师给我们打气说：“虽然我们发的文章不多，但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既然下决心要搞研究，就一定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得坐得住冷板凳。”于是我们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征程——重新招募被试，重新做实验，重新分析数据。
这一次，我们又招募了15位被试者，加上之前的样本总共为30个，可以说样本量不算小了。又经过一轮漫长的实验分析过程，实验结果终于有了起色。同步进行的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当被试者抑制记忆时，大脑有些区域，主要是枕骨和大脑颞叶（temporal lobes）区，异乎寻常地“安静”；与此相对照，外侧前额皮质（ros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区的活性（与记忆的恢复有关）在这期间却升高了，就是说可能是外侧前额皮质区这一区域影响了人们的记忆恢复过程，起到了记忆抑制作用，那么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深挖，我们将可以探索出“控制记忆”的途径。
然而，我们在实验中设置的抑郁症状被试和健康被试这一对照组却没有在记忆抑制的过程中显示出太明显的差异，这给实验的深入带来很大的困难，更多的疑问也开始被提出来——“在分析结果时，为什么要拘泥于一种统计方法呢？”“如果不显著就是事实呢？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找原因会不会就有新发现了呢？”虽然疑问众多，但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不断地找原因，换方法，统计数据。
科研，既令人感到兴奋，同时也困难重重。借用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要踏踏实实做实验，我相信这样的漫漫长夜总会看见光明。
责任编辑：曹晓晨
选择性遗忘是怎么回事？
时下最火的电视节目《最强大脑》里涌现出了一批在记忆力方面超强的天才，足以见得拥有一个好的记忆力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但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些事情，我们在经历后是不愿意记得那么深刻的，比如亲历的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或是曾经遭受的身体的、心理的伤害。有一种常见的心理疾病叫做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说的是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许多创伤后的生还者恢复正常生活所需时间不长，但一些人却会因应激反应而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甚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更加糟糕，这些个体就会发展成 PTSD。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不少人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我的两位朋友在这场可怕的灾难中都失去了亲人，其中的一位朋友很快就振作起来，另一位朋友却久久不能释怀，本来喜欢唱歌的他，变得沉默寡言，经常突然哭泣，情绪不稳定。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有的人容易忘掉不愉快或者痛苦的经历，而有的人却很难对这些带有负性情绪的记忆做到选择性的遗忘？选择性遗忘的脑机制又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和实验组的小伙们决定用实验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把实验题目为“记忆抑制”（memory suppression），首先要对被试者发放前筛问卷即抑郁自评量表，通过对被试者的情绪调查来区分不同个体的情绪特质，筛选出抑郁症状被试和健康被试，区分过程则参照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和自评抑郁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SDS）。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收集被试者的唾液来辅助分析；在前期区分了不同情绪特质之后，实验的第二阶段就需要被试者在实验室中完成。我们在材料库里遴选了一些照片，分为面孔图片和特定场景图片，后者包含了大量的、会唤起被试强烈负性情绪的内容，比如腐烂的动物尸体、一些血腥暴力的场景等，当然我们并不会提前告知被试者这些图片的目的，而是引导被试尽可能地把面孔和场景配对关系记住，达到只看面孔图片就能立刻想起场景图片的效果。
再接下来，被试将会被要求对之前记过的图片进行选择性的遗忘，这个过程需要在核磁共振成像仪的配合下进行。我们会在仪器的显示屏幕上提前录入提示语和相关问题，例如在给出之前的场景图片之后提示被试者闭上眼睛忘记刚才的内容，然后在“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忆模糊”“我完全记不起来”这三者间做出选择，然后记录下被试者进行记忆抑制时的大脑活动情况。最后，我们还会让被试做再认和回忆的测试，目的是检验被试者对面孔和场景的配对记忆情况，分为正式试验当天和24小时之后两次记忆实验。
被试者趣事多
招募被试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件比较痛苦的事情。一般我们先会在论坛上发招募贴，出于对被试者的尊重，我们会提前说清楚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比如说“核磁共振”“幽闭恐惧症”等。有很多同学都是被这个叫做核磁共振成像的仪器吓跑的，也有胆子大一些的同学打电话——“哎，我说同学，你们这个实验会不会造成基因突变？会不会致癌？会不会造成脱发？会不会”虽然有些时候会被同学的疑问哭笑不得，但是对于这些有疑虑的被试我们都会耐心地跟他们解释：“同学呀，不要谈核色变呀，此‘核’非彼‘核’，我们说的是细胞核，可不是原子核呀，我们天天赖在实验室，要是原子核辐射我们早就变异了。”其实，我们所用的成像仪器利用的是磁场，比在医院做CT、X光等辐射剂量比较大的成像仪器安全，不过最大的风险也许是，如果我们未经“安检”就携带了金属物质进入成像室，这些金属物质会在强磁场的吸引下“飞”出来，伤到人或者仪器，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要求被试穿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衣服，用安检器反复查验有没有金属物质，查验过后才能允许被试者进入仪器。
好不容易招到了十几个被试者，我们仍不敢松一口气，因为临近实验时被放鸽子是时有发生的事情。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位被试的同学来得很早，他前面的被试者还正在参与实验没有结束，于是我们安排他在成像室外稍事休息，等候的过程中他一言不发，只是在实验室周遭反复转悠，我心里想，“这真是一位好同志，来得早问题少！”谁料到，半小时后，半晌无语的他结束徘徊的步伐，步履沉重地走过来，严肃地对我说：“同学，你们这个实验我不做了，拜拜！”然后转头就走了，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
被试者终于进了实验室，是不是终于可以放松了？也不是呢。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师大的校园被慵懒的日头和蝉鸣萦绕，被试者换上了轻薄舒服的实验服躺进了核磁共振成像仪器里。“控制室里好像没信号了，你检查下机器坏了吗？”师姐突然对我说，我急忙检查了下设备，并无异常，于是我们停下来，通过麦克风询问被试是否睡着了。在打开通讯设备的那一刻，果然听到了均匀的呼噜声，当我小心地尝试叫醒他时，突然惊起的他大喊道：“啊，我这是在哪？”
虽然实验过程状况百出，会出现招募被试困难、被试爽约、被试者中途退出导致前期投入白费等各种情况，但是招募的同学大部分还是很靠谱的，他们会认真完成实验，并且也很关注参与实验效果，实验效果不好也非常耐心地完成补试，我们对这样的小天使们感激涕零。和人打交道，和不同回路的大脑打交道，真的为我们这些粘在实验室的“实验狗”们平添了几多趣味。
坐得住冷板凳
从招募被试者到全部实验测试结束，持续了大概十天时间。实验后期我们需要对行为指标和脑成像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这个统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三个月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不同的人，对过去记忆抑制的过程，尤其是大脑中的神经活动肯定是有差异的。那么，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错误？我们开始了反思甚至是自我推翻。
我们从被试者环节开始检查。因为实验是和人打交道，但有时我们总习惯于把被试当成是一堆孤立的刺激接受器和数据输出器，而忽略了有可能决定实验成败的场景因素、主试因素、被试群体因素乃至时间因素，这也是许多研究出不了显著结果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因为样本量太小导致统计检验力不足？”样本量太小这个问题是我们最不想提出的，而且实验做到这一步，整个实验组都有些疲惫了，但为了使数据更有说服力，我们还是做了再次招募被试的决定。导师给我们打气说：“虽然我们发的文章不多，但每一篇文章都应该是经得起推敲的！既然下决心要搞研究，就一定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就得坐得住冷板凳。”于是我们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征程——重新招募被试，重新做实验，重新分析数据。
这一次，我们又招募了15位被试者，加上之前的样本总共为30个，可以说样本量不算小了。又经过一轮漫长的实验分析过程，实验结果终于有了起色。同步进行的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当被试者抑制记忆时，大脑有些区域，主要是枕骨和大脑颞叶（temporal lobes）区，异乎寻常地“安静”；与此相对照，外侧前额皮质（ros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区的活性（与记忆的恢复有关）在这期间却升高了，就是说可能是外侧前额皮质区这一区域影响了人们的记忆恢复过程，起到了记忆抑制作用，那么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深挖，我们将可以探索出“控制记忆”的途径。
然而，我们在实验中设置的抑郁症状被试和健康被试这一对照组却没有在记忆抑制的过程中显示出太明显的差异，这给实验的深入带来很大的困难，更多的疑问也开始被提出来——“在分析结果时，为什么要拘泥于一种统计方法呢？”“如果不显著就是事实呢？顺着这个线索往下找原因会不会就有新发现了呢？”虽然疑问众多，但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不断地找原因，换方法，统计数据。
科研，既令人感到兴奋，同时也困难重重。借用一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要踏踏实实做实验，我相信这样的漫漫长夜总会看见光明。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