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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制度激烈变革的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为“诸子林立”，“百家争鸣”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社会条件。其中对法律思想贡献较大的主要有儒，墨，道，法四家，特别是儒，法两家。
法家起源晚于儒家，以批判儒家思想而独立士林，最诟病儒家的伦理文化。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提出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 强调圣人、君子的人格感召力、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以道德教化、人格感化为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秩序建构方式；法家则认为，儒家的道德假设纯属无稽之议，道德圣人、君子皆属虚妄，人性“好利恶害”，众人均是恶之聚集，焉有君子善端凸出，法家不相信道德的功用，主张“以法治国”，极端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
法家法治思想的源头起于管仲治齐，管仲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的主张。后来经过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人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
重刑思想是法家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源于西周周公旦“治乱国用重典”的主张。商鞅认为“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禁奸之过，莫若重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他认为，人生来是畏刑而趋利的，以重刑处罚轻罪，可以使人畏惧慑服，不敢妄为，从而达到禁奸止过的目的。若罪刑相当，甚至重罪轻刑，则必然国弱事生。实行重刑的根本目的是为治奸惩恶，只有实行重刑才能消除社会弊端，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法家的重刑主义在商鞅变法中有重要的实践，成为“商鞅变法”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法家理论的重要体现，主要有：（1）轻罪重罚，反对儒家的“以罪量刑”，更反对“恤刑”主张。商鞅提出，轻微犯罪违法须以严厉惩罚，刑重，民不敢犯小罪，更不敢犯重罪，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维护秩序的目的。（2）刑用于将过，在人们已经犯罪的情况下，施以刑罚，就不可能禁止犯罪；只有在将要犯罪的时候加以惩处，犯罪行为才不会发生，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3）不赦不宥，执行刑罚对任何人都不准赦免和宽大。不管谁犯法，都要依法严惩，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得赦免。这一刑无等级的理论是对西周社会“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否定。（4）族刑连坐，一人犯罪，全家、全族、有关系之人都得受到惩罚，罪及无辜。商鞅亲定罪三族、什伍连坐之处罚，并为法律的主刑。（5）奖励告奸，鼓励民众告发罪犯。对于国家官吏犯法也毫不留情，知而不告者，处以严刑；告奸者，不仅本人免罪，而且不分贵贱，都可以承袭官长的全部官爵和财产。这些对于整顿封建吏治，惩治官员腐败，起到了一定作用。
商鞅的这些法律理论与实践，奠定了秦国法制的基础，使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朝以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指导自己的治国实践并把法家思想推向极端。然而，随着秦朝的迅速灭亡，法家思想也迅速退出了统治舞台，法家重刑治国的思想受到许多政治家、法律家的严厉批判。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法家重刑治国的主张，既要看到其中的消极因素，又要看到其中含有的合理，科学因素，尤其是这一思想的核心观点，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法家思想的产生契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林立，群雄割据，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对抗奴隶主贵族，必须以法律为武器，用公开的，划一的法取代奴隶制的礼和秘密的刑，在“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强盛的国家。秦朝灭亡后，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稳定，百姓祈盼休养生息，于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成了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盛世——文景之治，但是黄老思想的弊端日益显现，于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封建时代结束。但是，此时的儒家思想，已不同于先秦，它是以儒为主，儒法合流的新的法律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尤其是重刑主义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巨大的问题。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剧烈，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诚信缺失，信仰危机，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变革都是通过血族复仇，暴力革命实现的；而西方国家则通过对话与妥协，通过温和的革命，渐进式的改革达成新的平衡，建立民主国家。暴力革命的弊端是显而易见，通过血腥屠杀，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是巨大的，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在一党执政的当代中国，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人民不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推翻政府达到改革的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推进社会的改革，党内的民主推动社会的民主和政治民主，自上而下地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其次，法家重刑主义提倡的“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思想，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执政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至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
再次，法家倡导的“严刑峻法”，“轻罪重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刑罚具有一般预防的社会功能。惩罚犯罪和威慑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和任务之一，刑罚通过告诫犯过罪或没有犯过罪的任何人刑法之实际威力，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当代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崇尚废除死刑，减轻重刑，但是如果“重罪轻罚”，不仅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在当今社会，企业不讲诚信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从红心蛋到地沟油，从毒大米到皮革奶，从“瘦肉精”和达芬奇家居“洋马甲”事件，问题企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这不能不让人深为愈演愈烈的社会诚信危机而担忧。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千百年来处世为人的基本准则。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诚信是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主要根基之一。诚信缺失不但使企业道德泯灭、良知沦丧，成为贪得无厌的疯狂逐利者，而且流毒社会、腐蚀人心、导致国家公信力下降，社会失去安全感，极大地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企业行为正在无耻地向社会各领域弥漫扩散，无孔不入地扰乱着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并演变为普遍的信任危机，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有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事实表明，在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里没有赢家。诚信不能仅仅依靠商家的道德自律，而应该依靠严格的法律监督。借鉴法家的重刑主义，对违法企业严惩不贷，使其倾家荡产，付出高昂的犯罪成本，是实现惩罚犯罪和威慑犯罪的重要手段。商鞅所说的“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致，重者不来”，现在看来仍有其合理的一面。重建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就是要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让失信者受惩、守信者得益的机制，引领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总而言之，我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在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律教育的情况下，在社会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不能实行轻刑，应该实行重刑，“仓廪实而知礼节”，西方国家废除死刑是因为有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律思想和人文背景。其次，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家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会出现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的问题，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这正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关键时刻。为了避免血腥的暴力革命，也要求执政党“以党管党”，“从严治党”，实行重刑。最后，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要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秩序，这也要求对人民和执政党，对党内和党外，实行重刑，自加压力，埋头奋进，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朱勇.中国法制史（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
[2]艾永明.法家的重刑思想值得借鉴.法学论坛,1996,(11).
[3]林丛.论法家重刑的法学思想及其影响.东岳论丛（第30卷）,2009,(8).
[4]庞凌,缪岚.法家重刑思想浅析.江南社会学院报,2001,(2).
[作者简介]李国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
法家起源晚于儒家，以批判儒家思想而独立士林，最诟病儒家的伦理文化。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提出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 强调圣人、君子的人格感召力、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以道德教化、人格感化为最重要的政治社会秩序建构方式；法家则认为，儒家的道德假设纯属无稽之议，道德圣人、君子皆属虚妄，人性“好利恶害”，众人均是恶之聚集，焉有君子善端凸出，法家不相信道德的功用，主张“以法治国”，极端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
法家法治思想的源头起于管仲治齐，管仲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的主张。后来经过李悝，商鞅以及韩非子、李斯等人不断补充和发展，法家思想最终在秦朝达到顶峰。
重刑思想是法家法律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源于西周周公旦“治乱国用重典”的主张。商鞅认为“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禁奸之过，莫若重刑”。“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他认为，人生来是畏刑而趋利的，以重刑处罚轻罪，可以使人畏惧慑服，不敢妄为，从而达到禁奸止过的目的。若罪刑相当，甚至重罪轻刑，则必然国弱事生。实行重刑的根本目的是为治奸惩恶，只有实行重刑才能消除社会弊端，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
法家的重刑主义在商鞅变法中有重要的实践，成为“商鞅变法”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法家理论的重要体现，主要有：（1）轻罪重罚，反对儒家的“以罪量刑”，更反对“恤刑”主张。商鞅提出，轻微犯罪违法须以严厉惩罚，刑重，民不敢犯小罪，更不敢犯重罪，从而达到“以刑去刑”、维护秩序的目的。（2）刑用于将过，在人们已经犯罪的情况下，施以刑罚，就不可能禁止犯罪；只有在将要犯罪的时候加以惩处，犯罪行为才不会发生，这样才能有效地预防犯罪。（3）不赦不宥，执行刑罚对任何人都不准赦免和宽大。不管谁犯法，都要依法严惩，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得赦免。这一刑无等级的理论是对西周社会“刑不上大夫”原则的否定。（4）族刑连坐，一人犯罪，全家、全族、有关系之人都得受到惩罚，罪及无辜。商鞅亲定罪三族、什伍连坐之处罚，并为法律的主刑。（5）奖励告奸，鼓励民众告发罪犯。对于国家官吏犯法也毫不留情，知而不告者，处以严刑；告奸者，不仅本人免罪，而且不分贵贱，都可以承袭官长的全部官爵和财产。这些对于整顿封建吏治，惩治官员腐败，起到了一定作用。
商鞅的这些法律理论与实践，奠定了秦国法制的基础，使秦国逐步走向强盛。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朝以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指导自己的治国实践并把法家思想推向极端。然而，随着秦朝的迅速灭亡，法家思想也迅速退出了统治舞台，法家重刑治国的思想受到许多政治家、法律家的严厉批判。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法家重刑治国的主张，既要看到其中的消极因素，又要看到其中含有的合理，科学因素，尤其是这一思想的核心观点，在强调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首先，法家思想的产生契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林立，群雄割据，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对抗奴隶主贵族，必须以法律为武器，用公开的，划一的法取代奴隶制的礼和秘密的刑，在“以法治国”的法治理论指导下，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强盛的国家。秦朝灭亡后，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稳定，百姓祈盼休养生息，于是“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成了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盛世——文景之治，但是黄老思想的弊端日益显现，于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登上政治舞台，占据统治地位直到封建时代结束。但是，此时的儒家思想，已不同于先秦，它是以儒为主，儒法合流的新的法律思想体系。法家思想，尤其是重刑主义对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代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巨大的问题。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剧烈，国民收入分配失衡，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诚信缺失，信仰危机，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历朝历代的社会变革都是通过血族复仇，暴力革命实现的；而西方国家则通过对话与妥协，通过温和的革命，渐进式的改革达成新的平衡，建立民主国家。暴力革命的弊端是显而易见，通过血腥屠杀，摧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对于一个民族的伤害是巨大的，是人类文明的倒退。在一党执政的当代中国，尽管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但是人民不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推翻政府达到改革的目的，而是希望通过执政党自身的改革推进社会的改革，党内的民主推动社会的民主和政治民主，自上而下地作出顺应历史潮流的变革，从而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
其次，法家重刑主义提倡的“刑无等级”，“不赦不宥”的思想，对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执政党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腐败”问题。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至当代，执政党领导层一再强调“腐败要亡党亡国”的道理。
再次，法家倡导的“严刑峻法”，“轻罪重罚”，在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也有一定借鉴意义。刑罚具有一般预防的社会功能。惩罚犯罪和威慑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和任务之一，刑罚通过告诫犯过罪或没有犯过罪的任何人刑法之实际威力，从而起到预防犯罪的最终目的。当代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崇尚废除死刑，减轻重刑，但是如果“重罪轻罚”，不仅使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且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在当今社会，企业不讲诚信的现象可谓司空见惯。从红心蛋到地沟油，从毒大米到皮革奶，从“瘦肉精”和达芬奇家居“洋马甲”事件，问题企业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名气越来越响，这不能不让人深为愈演愈烈的社会诚信危机而担忧。人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千百年来处世为人的基本准则。在市场经济制度下，诚信是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主要根基之一。诚信缺失不但使企业道德泯灭、良知沦丧，成为贪得无厌的疯狂逐利者，而且流毒社会、腐蚀人心、导致国家公信力下降，社会失去安全感，极大地加大了社会运行成本。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企业行为正在无耻地向社会各领域弥漫扩散，无孔不入地扰乱着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并演变为普遍的信任危机，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有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事实表明，在一个诚信缺失的社会里没有赢家。诚信不能仅仅依靠商家的道德自律，而应该依靠严格的法律监督。借鉴法家的重刑主义，对违法企业严惩不贷，使其倾家荡产，付出高昂的犯罪成本，是实现惩罚犯罪和威慑犯罪的重要手段。商鞅所说的“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致，重者不来”，现在看来仍有其合理的一面。重建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就是要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让失信者受惩、守信者得益的机制，引领诚实守信的社会风尚，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总而言之，我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在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和法律教育的情况下，在社会物质基础和精神文明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不能实行轻刑，应该实行重刑，“仓廪实而知礼节”，西方国家废除死刑是因为有以自然法为基础的法律思想和人文背景。其次，从一些国家的发展脉络来看，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家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会出现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的问题，当前的中国正处于这个阶段，这正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关键时刻。为了避免血腥的暴力革命，也要求执政党“以党管党”，“从严治党”，实行重刑。最后，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和政治强国，要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和社会秩序，这也要求对人民和执政党，对党内和党外，实行重刑，自加压力，埋头奋进，使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朱勇.中国法制史（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
[2]艾永明.法家的重刑思想值得借鉴.法学论坛,1996,(11).
[3]林丛.论法家重刑的法学思想及其影响.东岳论丛（第30卷）,2009,(8).
[4]庞凌,缪岚.法家重刑思想浅析.江南社会学院报,2001,(2).
[作者简介]李国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