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知青，1969年我们是顶着知识青年的“头衔”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的。可我和其他七个一起插队的同班同学只上了一年初中。初一还没结束，“文革”开始，中断了学业。正当该好好读书，接受全面基础教育的时候，我们却失了学。
　　虽然离开了学校，我们求知的欲望反而变得更加强烈。记得那会儿我们八个人都有一本《新华字典》，看到不认识的字就查。我自己的汉字词汇有相当一部分是离开学校之后补充的。我们那时还订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除了看书读报，对生活中的自然现象也努力追逐背后的原因。
　　记得一次劳动时，我们听老乡说，在一个深井或山洞里，即使是白天也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如果赶得巧还会看到月亮。所以，有一天，队里的一只羊掉入山里一个山洞后，我们好几个都腰上系一根绳子，争着吊坠到山洞里去一探究竟，结果当然没有看见了。面对着社员的信誓旦旦和亲身体验的结果，想来想去实在想不通这里面的道理。结果，我们决定给北京中国科学院写了一封信，信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信封上写的收信人是“北京中国科学院”我可记得真真的。
　　我们曾经幻想，八个人分成两组，四个人干活，供另外四个去上高中，等这四个毕了业再去供那四个人。当然了，我们自己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个梦想罢了。但我们还是想出一个比这个梦想更实际的办法——八个人按照特长分成四个小组，两人一组，分别负责语文、数学、历史和地理。大家各自去准备，用自己所知道的相关知识给大家讲课。
　　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堂课，是古虹江讲的地理课。她上来第一句就是“你们知道埃及是哪个洲的吗？”我脱口就说“当然是亚洲了”“错了，埃及是一个非洲国家。”她拿出了书，把埃及在书中地图里的位置指给大家看。同时我们也讨论了虽然苏联大部分领土在亚洲，可因为它的首都莫斯科在欧洲，所以它也是一个欧洲国家。
　　负责数学的祝虹想方设法地找来数学书，给我们讲“勾三股四弦五”定律。这也是我第一次学到的知识。其实讲课内容有许多也是讲课同学自己第一次学到的，在查找相关书籍后再讲给大家。因此，每个人都学到了知识。可惜这种努力，因种种原因并没有持续很久。
　　除了我们自己互相帮助、积极努力学习之外，我们也从朝夕相处的农民身上学到了很多的生活常识和真谛。插队之前我是读过《水浒》的，知道武松打虎的故事，当然也知道李逵搬母打虎的故事，但从来没有把这两个故事连在一起想过。有一天，我和一位干大聊天，他跟我说：“武松打死一只虎，天下闻名！李逵打死了四只虎，没人知晓。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接着跟我说：“武松打死一只虎，天下闻名，是因为他为民除害！李逵打死四只虎，沒人知晓，是因为他为自己报仇。”多么直接的表述，多么朴实的真理！
　　招工的机会来了，僧多粥少，社员们的解释是“娃娃都是好娃娃，国家需要不了这么多的人才”。这难道不是当年的社会现实吗！我们中间有人因为被招工单位不理想而闹情绪时，社员就会劝说：“娃娃，人是不能一步就登天的。”现在知道了，人生哪能事事如意。当我成了村里最后一个留下来的知青时，社员们鼓励我说：“澄澈在后，碗底有肉。”可不是，光明总是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后。这些话虽然朴素，道理却是直截了当。
　　15岁的我，该上学时失了学，失掉接受基本知识的正规教育和训练机会，这是我一辈子的痛！然而提前进入社会，一步就迈到中国最贫困地区的最底层农村，艰苦的生活、朴素的农民，还有我的同学伙伴，这些都深深的影响了我，改变了我。
　　插队六年，这是我最好的人生课堂！
　　邢蕾，女，北京八中1968届初中毕业，1969年2月到延安县李家渠公社王庄大队插队，1974年9月推荐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