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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既有高昂的革命立场也有冷静的现实主义，同时包含浪漫主义因子，与十七年同期的作品有较为鲜明的区别。纵观作者周立波的人生经历，上海的亭子间生活、抗战前线的战争岁月以及鲁艺时期的自觉改造学习都为周立波积淀了丰厚和立体的经历，共同成为《山乡巨变》创作的历史语境。
关键词：《山乡巨变》 历史语境 人生经历
周立波从1956年开始《山乡巨变》的创作，在此之前，周立波曾在上海亭子间卖文为生，译介苏俄文学和世界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抗战前线。1939年，周立波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完成自觉的无产阶级改造，最终形成周立波对于现实主义与文学创作的理解与认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作者本人生活经验的融注，更离不开创作时作者身处的历史语境。历史语境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作者的生命视野，在产出文学作品时，作品也会以历史语境为基座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潮。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以“多因一果”的结构凝结在每个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当中。
一、译介——接触苏俄文学
周立波来到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起初的革命理想以及对真理的追寻在十年的亭子间生活中逐渐变为现实，使周立波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1]周立波曾说：“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厅堂和厢房的楼上是前楼和后楼，或总称统楼；灶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问；如果有三楼，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我在上海的十年，有两年左右在苏州和上海的监狱，其余年全部月便是在这亭子间度过的。”与其他左翼知识青年相同，他们把亭子间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卖文为生是他们共同的收入来源。周立波自学外语，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一经历成为《山乡巨变》最初的理论源泉。在亭子间，低廉的物价满足周立波的基本日常所需，与合租者一起打消孤独，成为一种苦中作乐的浪漫生活。
可以发现，大革命所带来的广阔的时代背景使周立波的文学视野能够集中在广大的底层民众身上，聚焦在自己和社会人生的联系之上，进入他的文学意识，因而，对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文学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俄国文学有着天然的继承关系。
二、报道——见证战争实况
当七七事变爆发，周立波离开上海走向抗战前线，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军来到抗日前线。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传达出的革命理想自信，周立波以高昂的革命情怀创作诸多战时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战场三记》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中的《战场三记》是周立波“从延安南下途中的几个场景和一些人物的札記，”[2]以一名军人战士的视角和参与作战的“斗争情怀”歌颂着革命事业。周立波曾说：“军队中，我不断了解了作为中国革命中的主要一环的武装斗争的剧烈和艰苦，也目击了我们的百炼成钢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崇高的品质。在党的教育之下，他们勇敢、坚强，不怕困难，不畏任何凶恶的敌人，是视死如归的铁汉。”
在小说中，大量充分而具体的细节构建出清溪乡的时代质感，成为小说中的典型环境，而且并非一味地树立党员干部的先进形象，还着力塑造出盛佑亭等“中间人物”，提升小说农业合作化的真实性和可感性，将“非虚构”的因子注射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题材小说中。因而《山乡巨变》以更贴近人性需求，承袭“活泼健朗”的农民形象，同时也灌注着五四时期批判国民性的启蒙思路，以辩证的阐释方法叙述人民群众这一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心动力，让国家的联盟阶级真正当家做主，书写出新一轮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阶级动摇问题和人性的复杂。
三、学习——完成自觉改造
1939年周立波来到延安，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长兼文学系教育员，在教学期间周立波得出“冷静的现实主义，主观的浪漫主义”这一著名论断。在鲁艺，周立波将教学与自学结合在一起，在学校开设名著选读课，将自己在亭子间时期所积累的文学养料传送给“革命的预备军”，同时将自身融入底层群众，以平视甚至是仰视民众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在这期间，周立波享受着鲁艺的平等、自由与民主，为自身广阔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形成找到了沉淀的现实场域，正如周立波夫人林蓝所述：“在讲稿上细小难辨的密麻的字里行间，倾注着周立波同志为党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无尽的赤诚和心血！……解放后，在全国各条文化战线奋斗的延安鲁艺的老同志，每每回想起在延安鲁艺一同度过的可贵的青春岁月时，必然会谈到周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课，大家都会对立波同志怀有深切的尊敬之情。”[3]
参考文献：
[1]姚时珍，邹理.百年周立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180.
[2]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五卷报告文学[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88.
[3]林蓝.林蓝作品选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258.
（作者简介：张超，男，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
关键词：《山乡巨变》 历史语境 人生经历
周立波从1956年开始《山乡巨变》的创作，在此之前，周立波曾在上海亭子间卖文为生，译介苏俄文学和世界文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赴抗战前线。1939年，周立波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完成自觉的无产阶级改造，最终形成周立波对于现实主义与文学创作的理解与认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诞生都离不开作者本人生活经验的融注，更离不开创作时作者身处的历史语境。历史语境以不同的方式走进作者的生命视野，在产出文学作品时，作品也会以历史语境为基座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潮。作家、作品、世界和读者以“多因一果”的结构凝结在每个历史阶段和文化语境当中。
一、译介——接触苏俄文学
周立波来到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是在上世纪20年代末，起初的革命理想以及对真理的追寻在十年的亭子间生活中逐渐变为现实，使周立波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1]周立波曾说：“上海的弄堂房子采取的是一律的格局，幢幢房子都一样，从前门进去，越过小天井，是一间厅堂，厅堂的两边或一边是厢房；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到了灶披间；厅堂和厢房的楼上是前楼和后楼，或总称统楼；灶披间的楼上就是亭子问；如果有三楼，三楼的格式一如二楼。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我在上海的十年，有两年左右在苏州和上海的监狱，其余年全部月便是在这亭子间度过的。”与其他左翼知识青年相同，他们把亭子间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卖文为生是他们共同的收入来源。周立波自学外语，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这一经历成为《山乡巨变》最初的理论源泉。在亭子间，低廉的物价满足周立波的基本日常所需，与合租者一起打消孤独，成为一种苦中作乐的浪漫生活。
可以发现，大革命所带来的广阔的时代背景使周立波的文学视野能够集中在广大的底层民众身上，聚焦在自己和社会人生的联系之上，进入他的文学意识，因而，对于上世纪30年代的苏联文学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俄国文学有着天然的继承关系。
二、报道——见证战争实况
当七七事变爆发，周立波离开上海走向抗战前线，以战地记者的身份随军来到抗日前线。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传达出的革命理想自信，周立波以高昂的革命情怀创作诸多战时报告文学。《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战场三记》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中的《战场三记》是周立波“从延安南下途中的几个场景和一些人物的札記，”[2]以一名军人战士的视角和参与作战的“斗争情怀”歌颂着革命事业。周立波曾说：“军队中，我不断了解了作为中国革命中的主要一环的武装斗争的剧烈和艰苦，也目击了我们的百炼成钢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崇高的品质。在党的教育之下，他们勇敢、坚强，不怕困难，不畏任何凶恶的敌人，是视死如归的铁汉。”
在小说中，大量充分而具体的细节构建出清溪乡的时代质感，成为小说中的典型环境，而且并非一味地树立党员干部的先进形象，还着力塑造出盛佑亭等“中间人物”，提升小说农业合作化的真实性和可感性，将“非虚构”的因子注射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题材小说中。因而《山乡巨变》以更贴近人性需求，承袭“活泼健朗”的农民形象，同时也灌注着五四时期批判国民性的启蒙思路，以辩证的阐释方法叙述人民群众这一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心动力，让国家的联盟阶级真正当家做主，书写出新一轮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阶级动摇问题和人性的复杂。
三、学习——完成自觉改造
1939年周立波来到延安，后任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处长兼文学系教育员，在教学期间周立波得出“冷静的现实主义，主观的浪漫主义”这一著名论断。在鲁艺，周立波将教学与自学结合在一起，在学校开设名著选读课，将自己在亭子间时期所积累的文学养料传送给“革命的预备军”，同时将自身融入底层群众，以平视甚至是仰视民众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在这期间，周立波享受着鲁艺的平等、自由与民主，为自身广阔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形成找到了沉淀的现实场域，正如周立波夫人林蓝所述：“在讲稿上细小难辨的密麻的字里行间，倾注着周立波同志为党培养文艺接班人的无尽的赤诚和心血！……解放后，在全国各条文化战线奋斗的延安鲁艺的老同志，每每回想起在延安鲁艺一同度过的可贵的青春岁月时，必然会谈到周立波同志的名著选读课，大家都会对立波同志怀有深切的尊敬之情。”[3]
参考文献：
[1]姚时珍，邹理.百年周立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180.
[2]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五卷报告文学[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288.
[3]林蓝.林蓝作品选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258.
（作者简介：张超，男，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