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那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献身的那个乌托邦的幻灭，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变成了她的自我实现
　　
　　我的第三位岳母，名字叫纪宇。一九二八年出生在北京城里一个基督教家庭，祖上有羌族血统。日本入侵、华北沦陷时，全家逃难，经武汉、西安，到了兰州，住在黄河边上的一个果树园里。日夜河声浩荡。她晚年的回忆录，是从这里开始的。第一句是，“浓密的树林，遮断了漫天烽火。”
　　她从小没心眼，大大咧咧。别的孩子很容易地就可以把她手里的食物哄过去吃掉。常独自爬上摇摇晃晃的羊皮筏子，或率先走上咔咔作响的冰河，不知道害怕。父母亲曾担忧，她是不是有点傻。后来上了学，功课很好，才放心。
　　父亲在美孚石油公司做经理，常带她到他们的交易场所——茶馆、酒楼，有牌桌和大烟榻之类的地方吃饭。说等她长大了，要送她到美国留学，她都不感兴趣。战时后方，共产党地下组织活跃，学校里私底下流传着不少禁书。她床头点支蜡烛，一读就是大半夜，把共产主义理想和改造世界的事业，当做了新的上帝。十六岁那年，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搞了个读书会，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
　　还是不知道害怕，同审问她的人对嚷。女监里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叫王方玉，一个叫樊桂英，都对她关心爱护无微不至。从她们那里，她学到很多东西。以小孩子的身份，用各种方法，帮她们同狱中其他党员联络。大家都喜欢她照顾她，她对党更有了感情。解放后，王方玉当了铁道部劳资局长。樊桂英当了“右派”。八十年代我在北京她的家中，见过这两个人。命运虽迥异，一样是平常老太婆。丝毫也看不出那个英雄时代的传奇历史。
　　父母亲用金条上下打点，把她救了出来。半年多的铁窗生活，摧毁了她的健康，却坚定了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康复后告别父母，一个人到了北京。一面上学，一面寻找地下党。后来做了学工委（中共地下组织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书记宋汝棼（曾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秘密交通员。就这样，一个没心眼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与学工委男同事李昌绍成了朋友，生死与共的那种。但是不久，她就同其他几个年轻人一起，被组织上送到解放区，上华北联大去了。
　　去革命根据地，要偷越封锁线。大家都很兴奋，特别是她。乘车时把座位让给别人，步行时抢着帮掉队的同志背行李。休息时集体唱歌，她站着打拍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推倒三座大山／填平苦难的深渊……”。唱得热血沸腾，打拍子的两手，不觉都握成了拳头，紧得发痛。
　　但是到达目的地以后，一切和想象的不同。干部吃饭，分大中小灶。开斗争会，场面很血腥。连扎两根小辫子、穿一件花衣服，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很远。不少同学情绪低落，她也是。在党的教育下，学会了“自我批评”，取下了“有色眼镜”，才又振作起来。
　　一九四九年学校随军进京，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与昔日的男友分手，她大病一场，几乎死去。学校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同志们轮流值班看护。每次要输血，都有满满一卡车人来排队验血，更使她深深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出院后，与一位在病中照顾她无微不至的同事结婚。丈夫在经济系，她在哲学系。得一子一女。女儿小雨，后来是我的妻子。至今保存着一些他们当年的老照片，男女都穿着一式四个口袋的宽大军服，生活简单，精神充实。
　　五七年“反右”时，她是系总支副书记。经手把一个个同自己从前一样百无禁忌的青年送往京西煤矿劳改，感到不安。昔日男友李昌绍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在外语学院教授任上被打成“极右派”，更使她困惑。到回龙观精神病院去看望“右派”学生刘大骁，回来后更有了一种负罪感。
　　二十多年后，在人大哲学系建系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她作为嘉宾上台讲话：“在座的各位，有许多是反右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我当时盲目执行政策，伤害了许多无辜，一直十分内疚，请求大家原谅。”说着向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
　　下来有两个人找她，一个是主持会议的人大副校长，一个是中宣部理论局局长，都是她当年的学生。他们说，纪老师你今天不应该这么说，我们没必要向他们道歉。她回答说，我不那么认为——这是后话。
　　丈夫原则性强，不爱听她的牢骚。从五七年起，生活和工作都越来越压抑。一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辆长途汽车里坐着些不知什么人，外面风雪茫茫，她缩在后座，要到东北大兴安岭劳教农场去找李昌绍，只为了说一声“我相信你是好人”。车不停地开，变成一间屋，没门没窗，一地没头的小动物，吓醒了。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分手十几年，同李已毫无联系，梦揭开的秘密，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几年后，她离婚了。同哲学系一个同事结婚，一起调离了人大。她调到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丈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家也先后搬到了永安里八号楼和大北窑一号楼。新生活并不更好，唯物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种种差别，使他们相处日久，相违日深。她依然寂寞。常在假期里带着孩子到各地走走看看。道路艰难，满目荒凉，每次远行归来，都感到身心俱疲。但她下次还去。来回于乡土中国的苦难，和学院生活的单调压抑之间，不知舍此安归？
　　“文革”开始时，她“靠边站”。她在农大畜牧系当总支书记的姐姐被打得很惨，向她求助。她帮助姐姐逃到一位朋友的山西老家，太行深山里的一个小村躲藏。村干部和民兵来问这问那，姐姐很害怕，又跑回北京。瞒着她，向红卫兵自首，把一切都招供了。她被揪斗时毫不知情，矢口否认一切。直到人家说出她的朋友乌子瑞（前北京市铁路局局长）和他的老家、太行山里那个偏僻小村的名字，才傻了眼。面对革命群众的滔天怒火，当年在国民党监狱里英勇不屈的她，低头弯腰，任人推来搡去，像换了一个人。
　　但是本性难移，依然没心眼，依然大大咧咧，依然生活在别处。“拨乱反正”以后，我到社科院哲学所时，她的先生是我的领导，常邀我到他们家吃饭，我因此认识了她和她的女儿小雨。她头发已经花白，目光依然单纯，待人依然真诚。凡有进京鸣冤的熟人、学生来访，她都鼎力相助。或供食宿盘缠，或代申诉陈情，忙得不得了。但帮助他人的快乐，治不好亲人背叛的创痛，更不能充实信仰和爱情破灭以后留下的双重真空。我发现她只要一静下来，就陷入忧郁之中。眼瞳里映着那个精神宇宙中的黑洞。
　　我和小雨结婚时，她告诫我不要涉入政治。说政治太肮脏了，书呆子掺和不起。说小雨身体单薄，出了事也担当不起。我们走后，她提前离休，和先生分居，开始写回忆录。孤灯继昼，废食忘寝。写到写不动，就喝浓茶。手指写麻了，揉一揉继续写，像一种自我施加的刑罚，但于她是一种快乐。
　　我们每次回去看她，她都有新东西给看。历史资料丰富，个体经验独特。文字清澈透明，就像她纯净的目光。但是读着读着，我忽然感到悲哀：这分明是为了抗拒黑洞的引力，在寻找失落的自我。
　　一九八九年秋天，我被迫与家庭隔绝，最惦念的还是小雨。后来才知道，这期间她每天给小雨写一封长信。家常琐事、往日经历、读书心得、传奇故事、刹那间的感觉，梦……，除了政治无所不谈。两纸箱信十几万字，正是小雨亟需的精神支持。那年她骨折卧床，请了个保姆做家务。这些信都是在床上写的，可信上却只字未提。
　　我自由后，和小雨去北京看她时，她还在卧床。人瘦了许多，眼睛更大了，但神采已不复奕奕。一直在床上写作，近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已接近完成。她说精力不济，越写越慢了。楼外一面是立交桥工地，一面是国贸大厦工地，噪音山响，煤烟、沥青、机动车废气和尘土混合的气味，强烈浓厚。只有在她的书稿里面，才闻得到清新的空气：奔河，秋林，万树梨花一片香雪海，沉沉雪夜里炉火的温暖，和漫长而又崎岖的献身路上，号角声声，红旗飘飘，马鸣风萧萧……
　　我的一个在报社工作的好朋友，带着新婚太太去看望她。太太拿走了岳母刚刚完成的书稿，说可以帮助出版。不久又单独前来，要岳母补充人大“反右”部分的资料。取走补充稿后，从此音信全无。
　　一九九二年五月，我们得到噩耗赶到北京时，岳母已借助安眠药摆脱了黑洞的压力。遗容安详，嘴角上游走着一个形而上的微笑。遗书很平静，说我是自我解放，你们不要悲伤。嘱我们为她要回书稿。我去找我的朋友。朋友真诚依旧，诉说了许多外界不知的苦楚，让我直接找他的太太。他太太比他小三十六岁，可能是有代沟吧，很难说话。那些天，我天天在大北窑和金台西路之间，顽固地来回奔走，终于要回书稿，但已残缺不全。
　　好在这些得失，已经于岳母无损。写作把她的人生，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这就够了。手段大于目的，过程大于结果，意义的追寻，大于意义本身。正如她小时候独自远行，投身于不可知的命运，那份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早已把她所献身的那个乌托邦的幻灭，作为一个被扬弃的环节，变成了她的自我实现。如此美丽，又如此刚毅。
　　一种不向庸俗和空虚低头的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