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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以市民社会理论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市民社会理论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当前中国意识形态建设中至为关键的一个理论缺陷便是忽略了市民社会理论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 市民社会 文化领导权
一、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论述
“意识形态”概念最早于1796年被法国观念学家特拉西在法国国家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用以说明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但是直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虚假性产生根源的批判，才真正奠定了正确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方式，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观念形态都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都是社会政治关系的反映，因而，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抹煞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企图建立一种超阶级、脱离现实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那就只能是幻想，即“虚假的意识”。资产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理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都是“虚假的意识”，必须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即在考察社会意识起源及其与社会实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把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利益和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定阶级的思想形式和观念上层建筑。
但是，正如弗洛姆所认为的，马克思虽然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概念，并指出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但是“并没有说明经济基础是怎样转变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指出经济基础是如何转变为意识形态的，但是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了。”①由此可见，马克思指出要完整地理解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过程，就必须要以市民社会，即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交往形式为出发点。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②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在创立其学说时使用较多，在此后也一直从未放弃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人们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③虽然，后来马克思从实质的意义上指出，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产关系总和或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当马克思在实质上将市民社会归结为社会的经济结构时，他也并未因此而拒斥一般意义的市民社会概念。这里所讲的市民社会应是一般的、普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即 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成员物质生活交往方式及社会自主生存方式。也就是把市民社会当作不同于普遍利益或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关系、私人领域、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等等。
总之，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作完整“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只有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和阶级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再结合市民社会理论，才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
二、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从马克思以后，由于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是“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代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市民社会”则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消灭。但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葛兰西却坚持运用“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并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正是在对这一概念的分析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精明扼要地指出：“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来执行的。”④这里，政治社会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它由自由民主的复杂机构——议会、法庭、警察和选举机关等构成。市民社会则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它是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布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机构和技术手段，这些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可以说：“‘市民社会’是一个进行旨在获得整个社会的舆论的意识形态——文化的或伦理的——政治的活动的地方。”⑤由此可见，葛兰西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的角度与马克思的理解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是从物质生活关系方面来说明这一概念的，葛兰西是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的；马克思重视的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而葛兰西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家一样，葛兰西的思考也是开始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提出新的革命战略。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葛兰西的着眼点在东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这个巨大的差异就在于市民社会在国家中所处地位不同。首先，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有一定的市民社会”⑥。在葛兰西看来，在东方国家，市民社会处于初生和尚未形成阶段，东方社会生活中没有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独立的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这样东方社会的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强权和暴力，是以强制的手段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而西方社会，市民社会早已发展成熟。在西方社会有着人类政治的最优秀的成果——议会民主制，这种制度使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有通过社会舆论与选举申诉自己要求的机会。同时，国家制订的一切措施和法规，也获得了市民社会的认可。市民社会是整个国家及政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的保护。“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進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现自己面临的仍然是有效的防御工事。” “因此这里的问题是‘深刻’研究市民社会的何种因素对应阵地战的防御配系。‘深刻’一词意味深长，因为人们虽然研究1917年，却要么从肤浅无味的角度出发，如某些社会历史学家研究妇女时装的变迁；要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人们确信一旦‘现实地’解释了某些现象，这些现象就会遭到破坏，就像民间的迷信一般（而无论如何，仅仅解释一下，现象还是遭到破坏）。”⑦那么，究竟是市民社会中的什么因素使市民社会具有如此的稳定性呢？葛兰西在“集体人”或“墨守成规”的问题中，指出“市民社会无须‘法律约束’或强迫的‘义务’就能运转，但是照常可以带来集体压力，并且通过风俗的演化、思想和行为方式及道德风尚等产生客观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以暴力夺取政治社会的领导权，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市民社会仍然会竭力对抗政治领导权，从而导致革命失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获得市民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然后才能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
在论述了领导权问题后，葛兰西进一步指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战略。在这里，葛兰西引用了西方军事史上的术语“运动战”和“阵地战”来说明政治斗争中的战略。“运动战就是面对面地、直接地向敌人发动进攻，政治上的运动战就是直接发动革命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什么是阵地战呢？阵地战不是主动出击，而是坚守自己的阵地，并逐步扩大，以逐渐夺取敌人的阵地。在政治含义上，阵地战是指在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⑧同样由于西方社会独立的市民社会具有很强的“抗震”能力，即使无产阶级通过运动战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仍不会瓦解，从而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获得成功。因而，要想在西方社会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运用阵地战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堡垒”和“要塞”，逐个击破，在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国家的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伟大理论创新。首先，他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他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他相信经济结构虽然决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以及观念的上层建筑，但是他更强调上层建筑，特别是市民社会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比政治社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其次，葛兰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时将阶级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运用到市民社会中，指出要用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葛兰西指出，“阶级产生党派，党派组成国家和政府的人手，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领导”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阵地战中要组成自己的政党，通过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交往形式、生活方式和其文化结构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从而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一道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总之，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是意识形态的在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正是在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又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之上，葛兰西为我们勾勒出了经济基础是如何通过市民社会这个中介转变为意识形态这种观念的上层建筑的。
由于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市民社会持排斥态度，因此市民社会理论遭到长期冷落。而现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必将崛起。而传统的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必将随着阶级意识的淡化和阶级属性的模糊而陷入理论的困境。只有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阵地，深刻理解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才能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第一卷,1972年版.
［2］陈学明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3］葛兰西.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41頁.
④ 葛兰西.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7页.
⑤ C.穆福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英文版）.伦敦， 1979年, 第6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 第477页.
⑦ 葛兰西. 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1页.
⑧ 陈学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96页.
⑨葛兰西.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4页.
关键词：意识形态 市民社会 文化领导权
一、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意识形态的论述
“意识形态”概念最早于1796年被法国观念学家特拉西在法国国家研究院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提出，用以说明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但是直到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虚假性和虚假性产生根源的批判，才真正奠定了正确理解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者，也是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奠基者。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生产方式，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及其观念形态都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又都是社会政治关系的反映，因而，任何意识形态理论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抹煞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企图建立一种超阶级、脱离现实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意识形态，那就只能是幻想，即“虚假的意识”。资产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理论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因此都是“虚假的意识”，必须进行批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即在考察社会意识起源及其与社会实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把意识形态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利益和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考察，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定阶级的思想形式和观念上层建筑。
但是，正如弗洛姆所认为的，马克思虽然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概念，并指出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但是“并没有说明经济基础是怎样转变为意识形态这种上层建筑的”。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指出经济基础是如何转变为意识形态的，但是他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了。”①由此可见，马克思指出要完整地理解意识形态的产生发展过程，就必须要以市民社会，即一定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交往形式为出发点。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只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何等荒谬。”②
“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在创立其学说时使用较多，在此后也一直从未放弃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人们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这样判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生活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③虽然，后来马克思从实质的意义上指出，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产关系总和或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当马克思在实质上将市民社会归结为社会的经济结构时，他也并未因此而拒斥一般意义的市民社会概念。这里所讲的市民社会应是一般的、普通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即 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成员物质生活交往方式及社会自主生存方式。也就是把市民社会当作不同于普遍利益或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关系、私人领域、非官方的社会组织、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等等。
总之，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作完整“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只有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和阶级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再结合市民社会理论，才能真正理解意识形态。
二、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从马克思以后，由于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市民社会”的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是“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代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市民社会”则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所消灭。但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葛兰西却坚持运用“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并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正是在对这一概念的分析的基础上，葛兰西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葛兰西精明扼要地指出：“目前我们能做的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一方面，这两个层面在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执行‘领导权职能’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统治集团的‘直接的’统治或命令是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来执行的。”④这里，政治社会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政治上层建筑，它由自由民主的复杂机构——议会、法庭、警察和选举机关等构成。市民社会则指民间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它是创建新的意识形态和散布统治阶级思想的社会机构和技术手段，这些社会组织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可以说：“‘市民社会’是一个进行旨在获得整个社会的舆论的意识形态——文化的或伦理的——政治的活动的地方。”⑤由此可见，葛兰西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的角度与马克思的理解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是从物质生活关系方面来说明这一概念的，葛兰西是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的；马克思重视的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而葛兰西强调的是市民社会的文化意义。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思想家一样，葛兰西的思考也是开始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提出新的革命战略。与其他人不同的是，葛兰西的着眼点在东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这个巨大的差异就在于市民社会在国家中所处地位不同。首先，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有一定的市民社会”⑥。在葛兰西看来，在东方国家，市民社会处于初生和尚未形成阶段，东方社会生活中没有形成发达的商品经济和独立的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这样东方社会的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强权和暴力，是以强制的手段维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而西方社会，市民社会早已发展成熟。在西方社会有着人类政治的最优秀的成果——议会民主制，这种制度使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有通过社会舆论与选举申诉自己要求的机会。同时，国家制订的一切措施和法规，也获得了市民社会的认可。市民社会是整个国家及政治社会的基础，同时也受到政治社会的保护。“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進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现自己面临的仍然是有效的防御工事。” “因此这里的问题是‘深刻’研究市民社会的何种因素对应阵地战的防御配系。‘深刻’一词意味深长，因为人们虽然研究1917年，却要么从肤浅无味的角度出发，如某些社会历史学家研究妇女时装的变迁；要么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也就是说人们确信一旦‘现实地’解释了某些现象，这些现象就会遭到破坏，就像民间的迷信一般（而无论如何，仅仅解释一下，现象还是遭到破坏）。”⑦那么，究竟是市民社会中的什么因素使市民社会具有如此的稳定性呢？葛兰西在“集体人”或“墨守成规”的问题中，指出“市民社会无须‘法律约束’或强迫的‘义务’就能运转，但是照常可以带来集体压力，并且通过风俗的演化、思想和行为方式及道德风尚等产生客观效果”。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以暴力夺取政治社会的领导权，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市民社会仍然会竭力对抗政治领导权，从而导致革命失败。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获得市民社会的认可与接受，然后才能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掌握政治社会的领导权。
在论述了领导权问题后，葛兰西进一步指出了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战略。在这里，葛兰西引用了西方军事史上的术语“运动战”和“阵地战”来说明政治斗争中的战略。“运动战就是面对面地、直接地向敌人发动进攻，政治上的运动战就是直接发动革命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什么是阵地战呢？阵地战不是主动出击，而是坚守自己的阵地，并逐步扩大，以逐渐夺取敌人的阵地。在政治含义上，阵地战是指在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战略。”⑧同样由于西方社会独立的市民社会具有很强的“抗震”能力，即使无产阶级通过运动战暴力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市民社会的领导权仍不会瓦解，从而使无产阶级的革命不能从根本上获得成功。因而，要想在西方社会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有运用阵地战的方法，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堡垒”和“要塞”，逐个击破，在获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国家的领导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在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的伟大理论创新。首先，他坚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他反对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他相信经济结构虽然决定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以及观念的上层建筑，但是他更强调上层建筑，特别是市民社会及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而且，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导权比政治社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其次，葛兰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时将阶级的分析方法进一步运用到市民社会中，指出要用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来取代资产阶级的领导权，葛兰西指出，“阶级产生党派，党派组成国家和政府的人手，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领导”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阵地战中要组成自己的政党，通过夺取市民社会的领导权，通过改造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交往形式、生活方式和其文化结构来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市民社会，从而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一道最终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总之，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阵地，是意识形态的在社会结构的物质载体。正是在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又创造性地发挥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础之上，葛兰西为我们勾勒出了经济基础是如何通过市民社会这个中介转变为意识形态这种观念的上层建筑的。
由于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模式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将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理论界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市民社会持排斥态度，因此市民社会理论遭到长期冷落。而现在，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必将崛起。而传统的建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必将随着阶级意识的淡化和阶级属性的模糊而陷入理论的困境。只有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作为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建设的阵地，深刻理解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导权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才能真正的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第一卷,1972年版.
［2］陈学明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3］葛兰西.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41頁.
④ 葛兰西.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7页.
⑤ C.穆福编.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英文版）.伦敦， 1979年, 第6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7卷， 第477页.
⑦ 葛兰西. 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1页.
⑧ 陈学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296页.
⑨葛兰西.狱中札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