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昆山路，悄然隐伏在苏州河北岸、虹口界内，是一条冷僻不起眼的街路。但这里的一所英语学校——朱厄尔女校却挺有名，被英美人略带夸张地称之为“亚洲最好的”。1896年建校之初，一位出资人夫人的妹妹朱厄尔小姐就被聘为老师，成为女校的校长，连校名都用了她的名字。
　　心高气傲的朱厄尔小姐，一心只想着办学事业的成功。她果然心想事成，把学校办成了“亚洲之最”，一时风光旖旎得很。
　　1909年初秋的一天，一位瘦弱腼腆的美国女孩来到了女校。女孩约十六七岁年纪，由她的母亲陪伴着来报名入学。母女俩走进用坚固的灰砖砌成的大楼里，步入一楼客厅，等待与校长见面。女孩闲着无事，悄悄打量起这个色调灰暗的客厅，发现窗户的一半低于外边的街道路基，上边安着防盗钢筋，密密麻麻的，显得很压抑也有点阴森可怕。还有那惨白的墙壁，墙上黑橡木做的框子，墙角乱糟糟堆放的旧家具，都让她看了憋得闷得难受。
　　女孩满怀疑惑：这真是亚洲最好的英语学校？母亲也顿时拉下了脸。
　　走进客厅的朱厄尔小姐，原来是一个肥胖矮小的女人，年纪已半老不轻。她身穿拖到地板的黑旗袍，脚上穿一双软底的布鞋，悄无声息地走进来，显出一副难以捉摸的样子。她用低幽的声音问候了这对母女，轻轻地与她们握了握手，女孩发现那手是冷冰冰、软塌塌的，既没有暖意，也显得很无力。
　　已经褪色的朱厄尔女校辉煌不再。雄心勃勃的女校长，这时也已一副疲态，打不起精神了。
　　一阵恐惧感向女孩袭来。与母亲吻别的一刻，女孩悄悄地提醒母亲，别忘了早先给她的承诺：如果不喜欢这所学校，就可以离开这里。
　　战战兢兢的她，跟着黑袍披挂的朱厄尔小姐，一步一回头地走上了光线幽暗的楼梯。

二

　　没有人会想到，多少年后，这个瘦瘦的女孩会成为一位世界名人。
　　她就是名重一时的赛珍珠，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一时刻，她的名字便开始朝日般地辉耀于国际文坛。
　　赛珍珠虽然是个美国人，却有半生的中国履历、萦绕一世的中国梦。就连伴随她终生的名字“赛珍珠”，也是一个十足地道的中国名。当传教士的父母带她到中国时，她刚出世三四个月，以后的十几个年头里，赛珍珠一直生活在使她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我的中国故乡”——扬子江边的古城镇江。镇江也有英租界，赛珍珠一家却没有住进去。赛珍珠后来回忆说：“我没去过租界内那种舒适的范围狭小的生活，而是和中国人混在一起，在讲英语之前我先学会了讲汉语，所交的第一批朋友也都是中国人。”而且她坦诚地说，汉语才是她的母语。
　　童年，生活在中国人中间的她，也像中国人一样生活。新年吃米粉糕，春天吃用芦叶包的粽子和切成片的咸鸭蛋，秋天温酒吃螃蟹，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精美的食物芝麻糖。门前的山坡是她和伙伴们玩乐的天堂，在这里打仗、“过家家”，累了就吃些橘子和花生，偶尔也到山上野餐或沿着山间小路追逐货郎担。村中打谷场上听说书，村头看江湖戏班演戏。春天，用糨糊、红纸和芦苇秆扎成风筝满天飞。元宵节玩兔子灯，还喜欢逗弄笼中的鸟儿，倾听夜莺唱歌。到了入学的年龄，一位北京来的、梳着一根黑亮辫子的老秀才孔先生给她当家庭教师，教她写中国字、读圣贤书、识天下事。课堂上她读孔夫子的书，在课堂外，就跟一些叛逆期的中国小孩一样，偷偷读着《水浒传》、《西游记》一类的“闲书”、“禁书”。她还能写一手秀美的行楷书，甚至能动手篆刻印章。
　　一个百分之百西方血统的女孩，被中国南方乡野的长久熏陶、浸染，已经越来越中国化了。而作为中国土地上的一座城市——上海，却被西方人调教得越来越西方化。上海对于年少的赛珍珠是陌生而疏远的。
　　更小的时候，她就已经到过上海，不是去玩乐、游逛，而是一次亡命出逃——1900年的义和拳起事，也在那座宁静的古城席卷起怒涛骇浪，逼使“洋鬼子”们纷纷出逃奔命。六月，赛珍珠一家匆匆搭乘一艘英国火轮向上海驶去。安顿好妻女们后，父亲赛兆祥又只身返回镇江，去继续布道，母亲凯丽和赛珍珠、赛珍珠的妹妹格蕾丝、保姆王妈一起，在静安寺涌泉路一带的一条幽巷内，租了一个有三间房、包膳食的公寓住下。逃难时的惊恐万状，瞬息消散于喧阗的都市生活。在临时住地，赛珍珠平生第一次看见装在墙上的水龙头，水从龙头里汩汩地流出来，觉得真是奇事，奇幻得就像是变魔术。夏日炎热，她和格蕾丝就会在一个放满冷水的大澡盆里玩耍，疯狂、快活得很。之前从未见过警察的她，在上海街头，还第一次看到头上包着红色头巾、脸色黝黑的印度巡捕，觉着特别好奇，闹不清那头巾是怎么缠上去的，也浑然不知他们又为何要站在大街上，奇怪地将棍棒向行人挥来挥去。
　　在上海住了近一年，那年她才八岁。一个八岁儿童眼里的上海，除了“好奇”就是“好玩”，但生活中也有沉重的遭遇。那天她和母亲凯丽上街去，大街上人挤着人，总也走不快，偏偏一个粗胖的中国男人还踱着方步，慢悠悠地走在前面，挡着路。那人的一条长辫子像马尾巴一样地在后脑勺晃来晃去，辫梢上还由黑丝带打了个大结。赛珍珠嫌那人走得太慢，轻轻拉了一下那辫梢上的大结，那人猛地转过身怒目圆睁地瞪着她，凶狠得似要一口吞下她。
　　小珍珠并不恐惧，只是感到惊异和困惑。
　　母亲凯丽却一团惊慌，一个劲儿地向那人道歉，乞求原谅。说完，就拉着赛珍珠拐进另一条街，又回头厉声呵斥女儿：“再不要这样做了，很危险的！”
　　赛珍珠一脸不解：“为什么怕一个中国人？她以前是从来不怕的。”在这座西方人统治的中国城市里，其实一直弥漫着中西方不同人种之间的紧张气氛，一个八岁的女孩，又怎么能洞晓如此复杂、深奥的世事。
　　走进朱厄尔女校的那座阴暗大楼，等着她的，又是更多的惊讶和疑惑。
　　进校后住进了一个阁楼，同住的还有两个美国女孩——露丝和弗洛伦斯。这两个女孩与赛珍珠一样，都是传教士的女儿，可赛珍珠与她们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儿。一直生活在森严的教会大院里的这两个女孩，根本看不起这个老学究孔先生的门徒、“混”在中国人圈里的野孩子。从冷脸相对开始，在床头终于爆发了一场“激战”。 　　“战火”是从一天晚上睡觉前，一起谈论佛教时燃起的。赛珍珠懂得不少佛教知识，因为她的父亲虽然是基督徒，却也潜心研究过佛教和亚洲的其他宗教。她父亲认为，佛教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两千年之前，所有的宗教都有手足之情。“在亚洲，人类文明很早之前就已在哲学思想和宗教方面登峰造极。”女儿完全接受了父亲的这个结论，那两个女孩听了却又惊又怕，霎时脸色都泛白了。
　　第二天，两个女孩就向朱厄尔小姐告发了赛珍珠，称她是个危险的“异教徒”。朱厄尔小姐也觉得事态严重，便把她赶出小阁楼，搬到另外一个小屋去独自居住。女校长可不愿让她传染、毒害了其他孩子。
　　为了“挽救”这个“问题少女”，女校长制定了一个重塑宗教信仰计划，努力向她灌输更严格的基督神教，三日两头带她去参加祈祷。祈祷地是一些教友的私人住宅，因为校长工作繁忙，通常每次都去得很晚。尾随着校长经过光线昏暗的大厅来到祈祷室时，每次总要跌跌撞撞地从人腿上或从俯卧的人身边走过。不一会儿，黑暗的屋子里伴着痛苦的叫声、叹息声，开始不时传出乞求上帝显灵、哀求上帝宽恕的声音。赛珍珠听来，这简直是来自魔鬼而不是天使的声音，太丑陋也太恐怖了。
　　她在镇江的家里也进行宗教活动，可那是多么美妙温馨。而在这里——女校长带去的地方，为什么要以下跪、匍匐来表现虔诚？祈祷时的动作为什么会如此奇形怪状、不堪入目？
　　几百里外的镇江也一片震惊。她父母给女校长写信，请求不要再带他们的女儿去参加祈祷，女校长只好作出让步。但她决不放弃对赛珍珠的管束，之后就让赛珍珠帮她一起做慈善工作，试图另开一条路来使她“皈依”。
　　学校附近，有一个被称为“希望门”的避难所，收留了一些饱受女主人虐待，创伤累累的女仆。赛珍珠被派到这里来帮忙，一个星期去一次，负责教她们缝衣、编织和绣花。这些女孩家里都很穷，大多随家人从北方逃荒来到南方，也有被人贩子卖到上海来的，小小年纪就被卖给富人家当家奴，受到恶魔般的女主人的虐待。她们已逃出“魔窟”还算是幸运的，听女孩们说，那些逃出来又被抓回去的女仆，就会遭受女主人残酷的鞭打，或用点着火的烟斗、香烟来烧灼、折磨她们，有的还被男主人或家中的少爷、男仆强奸，那才真叫是苦呢！
　　听着她们的故事，赛珍珠不禁直流眼泪。
　　朱厄尔小姐给她安排的另一个“教育基地”，是一家白人女子济贫院，赛珍珠很高兴能与这么多同胞一起相处。但被朱厄尔小姐领着走进济贫院，她才知道，这些所谓同胞，原都是些白人妓女。她们有的年岁已老，有的被病魔缠身，有的虽然年轻，还带着孩子，却也已经被折磨得只剩一副枯骨。赛珍珠不明白她们怎么会走上这条绝路的。想到她们连自己的灵魂都愿出卖，又不由地感到一阵阵恶心。
　　她负责教她们下棋、读书和缝纫，但每次走近她们，便迎来一片死一般的沉寂。似被一座无形的高墙阻隔着，她根本无法与她们沟通。
　　回到女校的小屋里，夜晚，常常从睡梦中醒来。白天的情景在脑海里一幕幕地闪过，使她想得很多，边想边流着眼泪。从那时起，她似乎知道了她应该怎么去做。“我下决心要从精神上以恶治恶了。每当我看到邪恶和残酷的事情发生时，我就要全力打抱不平，帮助弱者。这成了我终生的行为准则。”——晚年时她这样回忆说。

三

　　阴郁的女校，天地实在太狭小。但校门锁不住一颗青春驿动的心，有时她也走出学校，和同窗女友一起上街散步，或是坐着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去公园玩。她对大马路似乎兴味寡淡，而喜欢去逛那些狭窄的街道，喜欢去看到处张挂的横幅和五颜六色的灯笼，看卖鱼的铺子、水果摊和一推车一推车的货物。更吸引她眼球的是人——鱼铺和水果摊前的买主，街道上走过的所有人，她好奇地揣测他们是些什么人，有过什么样的人生故事，他们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这芸芸众生、攘攘世态，在她眼里皆是活泼泼的生活。
　　在朱厄尔女校，看到数学就头疼的赛珍珠，对文学的兴趣却越来越浓。她庆幸自己被驱逐到那间独居的小屋里，可以像躲进洞穴一样一个人静静地读书，天马行空地想像、思索，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在这间小屋里她开始学着写诗、写小说。那年《上海信使》杂志上，就发表过她的一首很长的诗，《上海信使》每月举行儿童写作竞赛，她几乎每次都能获胜。每当星期五学校文学俱乐部活动，她总会满带着感情，大声地朗读她写的小说，也总会深深打动一旁倾听的同学和老师。她感到这远甚于对上帝的情感体验。
　　第二年二月，她回镇江家中过春节，一去就再也没有回过这座阴森森的大楼。随后她去美国读大学，读完回到中国后，又经历了结婚、生子、当教师谋生的庸常生活。除了常居的镇江，也到过庐山的牯岭、淮河边的宿县和紫金山脚下的南京城，为了给病中的孩子找医生，又回过美国。总是在漫游、漂泊，却几乎很少与上海交集。
　　但上海毕竟留在了她心里。
　　与上海难以割舍的关联，早从赛珍珠的父母就开始了。赛兆祥和凯丽，一对怀着拯救众生灵魂使命的传教士夫妇，踏上开往东方的轮船来到中国，第一站就是上海。1880年秋天，夫妇俩一到上海就加入了基督教南长老会，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开辟传教点传播福音。七年之后，他们才辗转至上海北部约三百英里外的清江浦，去开辟新的传教点。后来又到了镇江。
　　在上海，一个用围墙圈起的小公墓里，掩埋着赛珍珠出生前父母生下的三个孩子——她的两个姐姐莫德和伊迪丝，一个哥哥阿瑟，在六年内他们一个个死于痢疾、霍乱和疟疾，也从此永留于这块土地。1892年10月，出生才四个月的赛珍珠由父母怀抱着，从美国老家西弗吉尼亚西斯波罗镇来到中国，在上海码头上岸，上海也就成为她踏上中国的第一个驿站。之后她每次出入中国，都绕不开这个必经之地。
　　但都是来去匆匆。让她真正深潜这座城市的腹地，已经是在1927年的秋天。那时赛珍珠和丈夫洛辛·布克都在南京当大学教师，也在南京开始了她真正的写作生涯。但1927年的春天，南京城内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三月，北伐军打到南京，全城都陷落在战火之中。蜂拥而至的国民军不仅攻打守城的北方军阀兵，也在四处搜捕“洋鬼子”。在大炮的轰鸣、激烈的枪声和逃难民众的哭喊声中，异类的白人只能选择逃亡。赛珍珠一家，与一群患难同胞一起躲进长江上的美国军舰，栖栖惶惶地逃到了上海——这个在华西方人的大后方。 　　在上海，那次只是过路人，在一个难民所里惊慌地度过了十多天。随后，一家人又飘洋过海来到日本长崎，在大山和树林里度过了一段宁静的生活。
　　重回上海，已经是这年秋风扫落叶的时节。来到上海后，赛珍珠一家，加上她妹妹格蕾丝一家和另一个美国人家庭，在法租界霞飞路合租了一栋楼房，她喜称这是“一座相当舒适的小楼”。赛珍珠家在三楼占用一小套房间。屋子里都是人，她一面埋怨“已经受够了那个拥挤的房子”，一面却还是闹中取静，找了个地方开始沉下心写作。
　　丈夫洛辛·布克待了没多久，已急不可待地赶回南京，去继续他的农学研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农学专家。但赛珍珠却选择了继续留在上海。望着丈夫归心如箭、匆忙离去的背影，心里顿时五味杂陈，乱纷纷地理不出一个头绪。
　　结婚十年后的今天，让赛珍珠越来越怀疑，这是否是一场错误的婚姻。布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兴趣和事业上，他发表文章、做演讲、参加会议，并利用假期考察中国各处的偏远地区，除了农业研究以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几乎抽不出时间陪伴妻女，更不要说关注家中的琐碎杂务。赛珍珠提出要投身写作，也遭到了他的反对。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作为女主人的赛珍珠就应当安于职守——做一个教授夫人、一个不计酬的翻译和助理研究员、一个称职的母亲，而不要作别的胡思乱想。
　　十年婚姻后，她发现她和布克之间已经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她留在上海而没有夫唱妇随，跟布克一起去南京，也许正是下意识的反应——与丈夫愿意少一点接触，离得远一点，甚至当丈夫匆匆离去时，她感到的是一种释放和自由。忽然惊醒时，不由让她猛觉一阵害怕。
　　还有让她更害怕的事，几年前她在美国刚生下女儿卡罗尔时，就有一个坏消息向她袭来：她的子宫里长有一块肿瘤。好在诊断是良性的，医院为她顺利地摘除了肿瘤，对健康无碍，但从此将失去再次生育的能力。而恰巧在宣判她不能再次怀孕时，一个更大的打击又骤然而至——她那时还不知道，女儿刚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湿疹，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智障的前奏。等到发觉一切都已晚了，卡罗尔成了智障儿，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她好像跌入了万丈深渊，精神几近崩溃。而布克却依旧沉醉于他的农学研究，只想着沃野千里的丰收，却让自己的家园荒芜了。
　　在美国时，赛珍珠又从孤儿院收养了一个女婴，卡罗尔有了个妹妹詹妮丝。在上海，两个女儿一直环绕在她身边，天伦之乐和难言的伤痛让她一并照收。她把母亲的关爱更多倾注在大女儿身上。她对卡罗尔并没有放弃，在上海的一年里，她着手开发女儿的智力，陪着她一起玩耍，一遍遍唱歌给她听，也教她唱歌、说话、辨别颜色，哄她识字，甚至还教她写作，虽然赛似对牛弹琴，她却仍不断重复着这样去做，每天都得花上十几个小时。她在绝望中仍怀着一丝微弱的希望，期冀奇迹能出现。
　　奇迹不会出现，只有难言的苦楚，如影随形般一直缠绕着她。卡罗尔对许多事都一脸木讷、毫无反应，却懂得母亲要写作了就会夺走陪她的时间，本能地会把碗里的粥或从花盆中铲起的泥土扔向打字机的键盘，不让母亲写作。晚上，几乎所有人都已上床睡觉，卡罗尔却还在楼上哇哇地叫喊，或者笨拙地不停走动，赛珍珠只得一晚上三番五次地起床，去哄她安静下来。
　　还要提防外界对智障女儿的伤害。上海的白人社区也很势利，邻居对卡罗尔不太友善，其他小孩子会嘲笑或者欺负她，在大街上走过，一些陌生的白人太太也会指指点点。一次她带着女儿去公园里玩，几个洋太太走过她们身边，竟然夸张地后退几步，嘴里还直喊着“小疯子、小疯子”，气得赛珍珠全身一阵阵发抖。
　　这就是赛珍珠在上海那一年的生活际遇：婚姻之树上已落叶飘垂，天伦之乐中掺杂着丝丝苦痛，更多的是无奈、憋屈、苦闷。只有写作能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世界，使她的心灵得到释放，治愈内心的伤痛。她把自己关在霞飞路的那栋三层楼上，开始更勤快地写作。
　　而且，给女儿治病需要大笔的钱，也只有靠她用写作去挣来。
　　这次在上海她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寄给她的美国代理人，在美国卖掉了。另一篇小说也在其他地方卖掉了。还收到了一笔稿费，让她偷偷地乐了一阵。
　　她指望能拓展她的写作事业。一天路过一家凯勒和沃尔什书店，在一堆书中看到一本脏污的小书《作家指南》，发现了纽约的两个文学代理人的名字。她给他们都写了信，开始频繁地与他们商讨她的出版计划。
　　然而一旦离开书桌，她又感到自己像是无根的浮萍，茫然无绪。这年她在上海过的圣诞节，她称这是她一生经历的最苦闷、最沮丧的圣诞节。圣诞夜，同住的三位母亲草草做了一顿晚餐，只用一枝冬青和几个小玩具衬托节日的气氛。她比以往更渴望有人给她送圣诞礼物，却偏偏一件都没收到，原本的不愉快更增添了一层伤感。第二天她忽然动了一个怪念头，一个人悄悄跑到街上，买了一本书、一块六英尺长的蓝色中国丝绸和一个饰有几枝梅花的白色陶瓷碗，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自己。收到的那笔稿费，便被她一日间全都用光了。

四

　　除了女儿和写作，除了霞飞路的那座小楼，她的视野里还耸立着她正置身其间的一座城市——上海。1927年11月到达后，赛珍珠在上海居住了八个月，一直到1928年6月才离去。不同于八岁那一年，也不同于在朱厄尔女校的几个月，这一年是一个三十五岁的成熟女性与一座城市的相遇、交合，她已不再有孩童的幼稚和少女的浪漫。
　　她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她也赞美过中国的许多乡村和城市。最让她萦怀难忘的，永远是她的“第一故乡”镇江。在从小居住的镇江，她总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生活得舒坦、快乐，趣味盎然。后来到了南京。这个古老的城市，从坚如磐石的城墙，直刺苍穹的紫金山，到古瓷砖宝塔遗址的琉璃瓦片，三姑庙深沉悦耳的钟声，玄武湖的轻舟，都让她觉得美不可言。她把它称为“第二故乡”，并一生眷念着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
　　但上海却没有这么幸运。
　　因为这不是一座纯粹的中国城市。
　　因为从小置身于底层劳苦大众中，与他们常年“厮混”在一起，早已使她培养起一种“穷人情怀”。她已经习惯用一个中国底层百姓的尺度，去衡量和判别这个动荡、混杂的世界。 　　而上海，是最让穷人愤世嫉俗的地方。因为是中国最富有的城市，穷富差别之大也就更加触目惊心。这一年她在上海，特别耿耿于怀于这种天差地别——军阀和富翁们与他们的家眷住进外国租界，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他们坐在脸色悲哀的白俄开的私人大轿车里招摇过市，从车里钻出来，又走进豪华的英国和法国商店，身边总有身着制服的高个子白俄青年跟随护卫。而另一边，街头到处都是各式各样逃难的人群，大街上，乞丐和为生计而挣扎的人们忙忙碌碌，四处奔波。“上海那年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厌恶。”许多年之后，在她的回忆录里还这样愤愤不平地写道。
　　1927年12月26日，过完圣诞的第二天，她在霞飞路的小楼里给纽约的一位朋友写信，语气更为激愤：“……在上海，中国的豪富们生活奢靡挥霍，对现实漠不关心，对此我感到惊恐。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生活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的路易时代的法国首都。”“如果这种局面再不改变，我们则赞同来一场真正的革命……现在人们已是怒火中烧，骚动不安了……”
　　不安同样在她身上骚动。因为在镇江时，有无数普通中国人成为她的朋友、伙伴、邻里，而在上海，她几乎没有一个中国朋友，只能蜗居在白人的狭小世界里。走进街头，置身中国人的人流中，她不能不时时提醒着自己——别忘了你只是个美国人，中国大地上的一个异邦客而已，没人能认同你的一颗中国心。
　　她担忧的正是她的白人身份。
　　上海已经很繁荣了。1927年，正是这座城市走向1930年代“黄金岁月”的前夜，这里的高楼大厦、十里洋场，这里的豪华大型商场、高级旅馆，洋人独占的公园、奢华的洋人俱乐部，以及各国巨富华丽的私人寓所等等，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黄金都市的神奇传说。但这一切却让她兴味索然，她也懒得去打量、光顾。
　　因为这只是洋人堆砌的“海市蜃楼”。当他们还在欢歌、美酒中乐不思蜀时，赛珍珠却已在估测洋人末日来临的时间表。
　　上海的华人区既拥挤又肮脏，相比外国租界判若两个世界，而表面富丽堂皇的租界，其实却是各国罪犯的庇护所。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完全无视中国人的尊严。踞守在长江口和黄浦江上的外国炮舰，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已经武断地剥夺了中国人的领土主权。在赛珍珠看来，这一切正在为慢慢燃烧的革命提供了一个口实。而那些“洋鬼子”坐在火山上却还浑然不觉。
　　父母多年前已发出过预示和警告。父亲赛兆祥就严肃地告诉过她：“在中国的传教士是不邀而至的，中国并不欠我们什么。我们从不平等条约中捞到不少好处，我想，当算账的日子到来时，我们肯定逃脱不了的。”不同的场合，母亲凯丽也以同样的语调告诉她：“总有一天，中国人会夺回一切的。”
　　同样是白种人，我们将被其他白种人的胡作非为而连累，不得不为之受到惩罚——想到这，她心里像被什么压迫着似的，感到沉重、窒息，也无比的委屈。
　　自然，也有使她开怀一笑的事，虽然很难得。那便是她家女佣李嫂子的“风流韵事”。
　　1927年12月，当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大华饭店举行“世纪婚礼”，轰动整个上海滩时，赛珍珠的寓所里，一段厨房罗曼剧也正在进行。某天早晨，李嫂子的地下室里传出一阵喧嚷声，一个男人在大声吵闹。原来，李嫂子爱上了邻居家的男佣，前年冬天两人就已海誓山盟，不料事情生变，一天那男人突然失踪了。李嫂子这天去菜市场买菜，偶然又遇见他，便将他带回她的房间锁了起来。
　　那男人还有一个相好，失踪的几个月，他就躲在另一个女人那里。后来那男人答应与李嫂子结婚，赛珍珠还为他俩办了婚宴。然而婚后不久，因为受不了李嫂子压制式的爱情，那男人越加怀念另一个女人的温情，又提出想离开。于是李嫂子只得又将他锁起来。第二天一清早，赛珍珠就被他又叫喊又砸门的声音吵醒了。
　　这时赛珍珠才知道，那男人想要两个女人都当他老婆。赛珍珠倒很开通，认为在中国，一个男人有几个妻子并不罕见，但李嫂子却一口回绝：“那不行，革命以后就不能这样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
　　在赛珍珠的劝导下，李嫂子才答应放走这男人，还为此哭了好几天。剧终却有个大团圆式的结局：那男人后来又回到了李嫂子身边，他什么也没有解释，却从此成了一个殷勤顾家的丈夫。
　　这场婚姻闹局，在赛珍珠，一个习惯“中式思维”、看惯中国旧式婚姻的白人女子眼里，却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感到兴奋：婚姻的自由度越来越大，女人对婚姻的发言权越来越多，现代文明不正在融化着这块千年的古土？她从污浊、纷乱的上海，多少也看到了几分亮色。

五

　　1933年秋天，再度回到上海的赛珍珠，已经完全改换了一副心情。洋人的末日，并没有像她预测的那样如期到来，而她自己却像一轮辉煌的朝日，已在文坛上耀眼升起。她已经捧出一部“构思了好几年并修改了很多次”、倾尽心血写成的长篇巨著《大地》。1928年从上海回南京后，她就一直埋头在《大地》上耕耘。1931年书在美国出版，迅疾刮起了一股源自东方世界的旋风。书出奇地畅销，好评如潮。1932年，凭借这部小说的成功，她又荣获美国普利策奖，将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卖给米高梅公司后，还得到了五万美元的巨额稿酬——为女儿卡罗尔治病，她可以不愁缺钱了。
　　从美国载誉返回中国的赛珍珠，是在10月2日抵达上海的。一上岸，就走进《中国评论》周刊为她接风洗尘的晚宴，第一次接受众星拱月般的盛情款待。她不喜欢张扬显摆，习性如此。这天也一样，在以她为中心的宴席上，她却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少发表意见。倒是陪席的那班文学界同行，高谈阔论，妙语连珠，把中国人爱喧哗热闹的本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席间她与作家林语堂却谈得很投机。似乎意犹未尽，宴会结束后林语堂又邀约赛珍珠翌日去他家作客。赛珍珠一口答应了。
　　第二天晚上，她如约来到林语堂家，品尝着林夫人准备的味道极好的晚餐，边吃边谈。饭吃完，深谈才刚刚开始。谈得更多的是关于中国，这是两人滔滔不尽的一个共同话题。林语堂吐露了他的一个“秘密”，告诉赛珍珠，他正在用英语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让西方人从一团迷雾中能看到真实的中国。
　　赛珍珠也想写关于中国的书，一本甚至几本书，三十几年的中国阅历使她有说不尽的见闻、感触要倾吐、表达。但经过这番客厅夜谈，使她看到林语堂诉说的中国，比之她眼里的有更多历史的追怀、文化的意蕴、睿智的灵光闪现，他写出的这本书一定更能动人心弦、传之久远。
　　她催促他，快把书写出来。很晚她才离开林家，一路上都颠簸在兴奋的激浪中。回到家里，马上就给纽约的约翰·戴出版公司写信，要他们尽量多关照这位中国作家和他将要写的书。后来，林语堂用了十个月时间将书写成，这就是以后驰名西方世界的畅销书《吾国与吾民》。书的序言作者就是赛珍珠，她称颂它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10月5日，月圆花香的中秋节，上海文学界举办了专门的招待会欢迎赛珍珠。此前的二月，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戏剧大师萧伯纳对上海进行的“闪电行”，也受到了同样方式的欢迎。不知是冥冥中的巧合，还是他们似早有预感，这一刻，似乎正回响起未来——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