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对于国人来说是个耳熟能详的词。三十余年来,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转型中,起点是计划经济,目标则几经变易,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选择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的标的,是为了解决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高效率。接下来的问题是,效率提升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包含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相对技术性:效率意味着有输有赢,是赢者通吃,还是给输家也编织一个安全网?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效率之后的公平问题。考虑到公平问题牵涉到一系列配套的社会制度,由此引申出第二层含义:如何应对由经济形态的转型而引发的社会转型?或者从更能动的角度来说,人们应如何以主动的社会转型来应对经济的转型。
　　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在提升效率上着力甚多,而在打造公平方面乏善可陈。这其中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逻辑,但也跟如下思维模式不无关联: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以中产阶级的壮大为显著特征的利益群体的多元化,而不同利益群体按照市场经济所内生的契约精神彼此互动,必将促进法治社会的成长,而法治社会必然去除种种不公不义。总之,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福利国家是三位一体,互促互进的,市场经济即使不是“一抓就灵”,至少也是纲举目张。
　　当然,关于市场的神话近年来褪色不少。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市场派知识分子也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认为市场经济未必一定带来法治与公平正义,市场经济也有好坏之分,坏的市场经济将带来权贵资本主义和贫富日益分化,长此以往中国将陷入拉美化陷阱等等。
　　最近一段时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出现的富士康N连跳和本田停工事件,几乎是在以极端的方式为人们对坏的市场经济的忧思给出现实的注脚。
　　此时,读一读英国女学者桑德拉·哈尔珀琳的《现代欧洲的战争与社会变迁》一书,对理解中国当下的转型不无裨益。在这部关于欧洲如何“驯服”市场经济的巨著中,哈尔珀琳将矛头直指西方社会学界关于市场经济兴起的各种神话,认为把这个过程描绘成“祛除了暴力和冲突的进步和发展”并没有给出全部的真相。
　　为此,哈尔珀琳在追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详细记录了从1789年到1914年发生在欧洲的种种冲突,其中包括发生在欧洲的14场国内战争和12场国外战争,以及发生在欧洲外部的58场战争、536次中小规模冲突。这些战争和冲突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达到顶峰,从而引发了欧洲基于社会阶级结构大规模变化基础上的“大转型”。换言之,欧洲人通过不懈的抗争,实现了基于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妥协,从而阶段性“驯服”了市场经济,实现了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福利国家的相对融合。
　　在这本副标题为“大转型再探”的书里,哈尔珀琳直接呼应了另一名英国学者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人们应该从“陈腐的市场观念”中解放出来,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理念,从而让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都从属于民主政治的道路得以敞开。
　　对于正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中国而言,哈尔珀琳的书无疑起到一副清醒剂的作用: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到来,是一个多么复杂而艰巨的任务。★